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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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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近现代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为背景，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概念出发，将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作了全面的、提纲挈领的论述。作者对20世纪学术的知识谱系、知识流变和典范性人物、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等进行了详细梳理，打通古今，链接多学科，所论大气、精要、文采斐然，是少见的博采要论之作，无论在体例、话语，还是涉及学术评述方面，均与流行的“八股”学院文体有本质区别。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和流变，书中前四章亦有胜义纷陈的叙论。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各学科现代一流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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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梦溪，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1941年生于辽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1级中国文学专业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文化史和学术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著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寅恪的学说》、《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王国维与陈寅恪》、《马一浮与国学》、《大师与传统》（上中下三卷）、《八十梦忆》等。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45卷，2500万字），主编《<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800万字）等。
陈越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副主编；历任《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谦卑》、《以公益为志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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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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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 001
第二章 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 011
第三章 多元并立的中国传统学术 035
第四章 域外思想的引进与学术变迁 047
第五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甲骨学和敦煌学 065
第六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经今古文学的互动 083
第七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史学与哲学 097
第八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新儒学和新佛学 119
第九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 131
第十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与繁盛 141
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 153
第十二章 追寻学术史具有恒在意义的价值 167
初版后记 177
附录四篇 201
刘梦溪学术年表（刘梦溪）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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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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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序其微妙，论其大体
卜键
要略，乃概要、主旨之义。作为一种文体，当创自《淮南子·要略》，著者于《原道训》《俶真训》等正文后，担心读者离本就末，特加简括，以表明各卷之主题。许慎注称“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可知体例之高格。忽忽两千余年流逝，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行于世，亦以明要指，识大体，见精微为追求，在同类著述中可谓标标特出。
著者刘梦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早年与冯其庸、李希凡二老过从密切，应邀参加《红楼梦》校注组。其时他在治学方法上已显露出个人特色：先是受到这部伟大小说的吸引，论秦可卿，论晴雯，论抄本的回前回末诗，阅读深细，阐解时见精采；接下来博览和选录前贤已有之作，辑成《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同时撰写《红学三十年》，将一项专书的研究，提升到学术史的层面。此乃治学之循序渐进，也是摒弃轻巧、竭泽而渔的笨功夫，与四库馆臣、乾嘉学人的路径深相契合。而红学实为王国维、胡适等前贤曾经深耕之地，由此进入现代学术的场域，应属自然亲切，略无阻隔。作者尝述及由文入史的契机，称“桥梁是王国维、陈寅恪与钱锺书”，若具体论列：应是受钱锺书先生影响较早，曾将《管锥编》《谈艺录》作为日课，食髓知味，沉浸其中；受陈氏影响较大，著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论稿》等，搜剔抉发，也在精神上体悟会通；至于对王国维，既有专论，亦“采取王陈并治的办法”，比照映带，充满理解之同情。所著《七十述学》第九章写道：
王、陈、钱学问世界的渊深博雅，不仅可为学术立范，也可为学者为学立则。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评，他们三位都当得，而后学无法不以之为楷模也。
温情络绎，感慨兴会，标举陈氏的“文化托命”之言，自也隐含着一种接引和担当意识。与此相牵接，刘梦溪也将目光扩展到与王、陈、钱同时代的诸位大家，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天地。可推想，那是一段新的疯狂阅读，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一份沉甸甸的获得感。他开始广邀学界朋友，以名家、名著、名篇为纲领，编纂一部大型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凡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七历寒暑，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梦溪先生为这套丛书撰写了长序，畅言研读百年来名家名著的心得，曰：
中国现代学者群中，有一大批杰出的硕学巨子，为人特立独行，论学兼通中西，著文妙解神会，真正是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和现代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他们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分明可作为现代学术经典而当之无愧。
立论精当，说理通透，文字亦气象阔大。那是中国人迭经乱离的百年，而学术上则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杰出人物，思来是何等的幸运！此文题为《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可视为一代杰出学人的心史，颇见其理性光华，而一经刊载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那场著名的“东塾雅集”即因此而设，李泽厚、李慎之、戴逸、汤一介、庞朴、余敦康等大家相聚论争，火花迸溅，成为当代学术的一段佳话。越十年，梦溪先生由总序扩展为同名专著，再十年又有修订本问世。修订本者，一以见学术生命之顽强，一以见作者治学态度之端严，想读者诸君应有同感。
《要略》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教科书，设题命意偏又逸出“现代”的藩篱，循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谈玄、佛教东渐、宋朝理学之路径，既见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又见“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多元化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意在彰显中国学术的传承流变之迹；而作者所拟之现代概念，则是以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为肇始，大异于史学圈通常的以“五四”为界。他说：“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中国现代学术从发端到结出丰满的果实，道路并不平坦；现代学者在‘五四’前后创造的学术实绩，证实中国学术迎来了新的繁盛期和高峰期。”其所称繁盛期和高峰期，在胡适笔下则是“凋敝零落极了”，评价的差异应出于作者回望百年的复杂感受，当也有着与时下学界情状的比较。
……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
二十一世纪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纪呢？谁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时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
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一九一一年，梁启超（1873—1929）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
严复（1854—1921）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严复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1883—1967）则又云：“大凡学术有个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条理；得其条理才可以得其统类。然后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昭然不惑，秩然不乱，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备。”马先生强调的是学术的根源、条理、统类，因此研究学术必须“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而且马一浮先生对学术有一基本假设，即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而“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如果学者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识，不知向内求自心之义理”，就是不能明体。所谓“体”，就是自心本具之义理。换言之，须先行“立身”，尔后才能“立国”。这是马一浮的学术主张，属于中国学术的向内体究的一派，对启解中国学术的思想流变来说，不愧是明体达用的典要之见。
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如《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贾谊（前 200—前 168）《新书·道术篇》：“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也视“道”和“术”为体和用的关系。“道”标志着学问的方向。学各有别，学中之道是相通的。章学诚（1738—1801）尝言：“学者，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他由此抽绎出治中国学问的三要素，即义理、考据、词章。此三者，最重要的是义理，即学者必须有思想。戴东原对三者的态度，前后有变。早年视考据第一，义理第二，词章第三。晚年则改为义理第一，考据第二，词章第三。戴氏的态度，足使后世学者为学而思过半矣。
但对一个学人来说，比这三者更重要的是为学的目的。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写道：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
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是为对春秋士风的批评。盖春秋时期之为士者，惶惶而为天下谋，所致力不在学问本身。严复之论议，是想返回孔子所倡导的为学古道，即重建“为己之学”。因此他认为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为学的态度。
“为人”之学自降学术为工具，是不自由的，所以不能达之于道。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术，又讲道。道这个概念，讲起来很麻烦。“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话，一言九鼎。《庄子·人间世》也说：“唯道集虚。”现代一点的说法，倘若撇开历史上各家各派赋予道的特殊意涵，不妨可以看作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理性认知，甚至也可以包括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感悟。学中之道，兼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因此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理性认知的思想结晶。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可以视马先生之论是给学术思想下的一个极为精要的定义。主要是建构系统的思想，同时还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创性的品格。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精华，并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原道》引《易·系辞》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学术思想的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据说元朝时，罗马教皇曾把欧西之“七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但介绍之书后来已不传，直至明末方有随耶教而来的数学和历学为中土所采用。王国维（1877—1927）由此得一结论：“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可见形下之学与我们所说的学术思想亦尚有别。
一个民族或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在社会习俗方面，第二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社会习俗固然影响学术思想，同时有赖于学术思想对社会习俗加以提升。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具雅量通怀的包容性和迈越天人的超越精神。早在周秦时代，自觉的学术思想就产生了。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沿革，学术思想越来越走向成熟，就中经过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性标志的学术思想。
当中国社会由晚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与变乱固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学术思想。于是我们知道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管子、公孙龙子，这些闪光的名字成了我们民族智慧的象征，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创造的学说，影响到后代，影响到世界。他们给一个民族带来的骄傲以及其学说所具有的永久魅力是不可替代的。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繁盛，又出现一批新的大师巨子。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马融、郑玄这些名字，稍涉历史文化者，无不翘首以观。而魏晋南北朝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时代，更造就了一批格调全新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锋。陶渊明、王弼、何晏、嵇康、向秀、郭象、范缜等是此一时代的弄潮儿。而当历史的挂历翻到唐宋和明朝这一页的时候，又一批思想巨子的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孔颖达、韩愈、刘知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司马光、郑樵、沈括、李卓吾、王阳明、王廷相、方以智、王船山，他们继先哲之遗绪，发潜德之幽光，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进入了更加辉煌的时期。宋朝的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或有不能令人满意处，但学术思想多支并秀，堪称吾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试想，如果没有了宋明理学和宋代的史学，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甚或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将呈现怎样的缺憾呢？
这说明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性。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她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她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正如章学诚所说：“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相反，学术思想是引导风尚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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