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说母语者》读起来像一部伟大的小说。透过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与当代场景，周蕾为后殖民和流散研究再次做出宝贵的贡献。这次她面对的是尽管棘手却至关重要的“言语”问题，即母语或口音的丧失导致的身体种族化。她审视了那些身处不平等语言和政治经济之间的人所遭受的损失与影响。她的学术态度一如既往地无畏、诚实、审慎。
——斯马洛·坎布雷利（Smaro Ka
周蕾（Rey Chow），出生于香港，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杜克大学。目前的学术工作集中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遗产、语言作为后殖民现象的政治，以及视觉技术与数字媒体时代生存经验和知识范式变迁。著有A Face Drawn in Sand: Humanistic Inquiry and Foucault in the Present，Entanglements， or Transmedial Thinking about Capture，The Rey Chow Reader等。已出版中译版的有：《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世界标靶的时代》《原初的激情》《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
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开始的地方，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场遭遇：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他注意到，这双手“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好像血液从肌肉中被抽掉了一样”。奥巴马继续讲述道：
我想，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病得很严重。一个辐射的受害者，或者，也可能是患白化病的人。几天前我在街上曾经看见过一个那样的人，我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在我读了这张照片的配文后，才发觉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根据文章的解释，这个男人接受了一场医学处理以淡化其肤色。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治疗费用。他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表现出一些懊悔，他为事情出现如此糟糕的结果表示难过。但事情的结果是不可逆的。为了广告里承诺的作为白人的幸福，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像他一样，回到美国做了同样的治疗。1
成年后的奥巴马仍然记得，当年那个九岁小男孩发自内心的感受：“我感到我的脸和脖子都发烫了。我的胃开始痉挛；这一页上面的字体开始模糊……我恨不得从椅子中跳出来……想要某人来给我解释并保证。”他的具身反应转变成了失语症：“像是在梦境中，我对自己新发现的恐惧发不出声音。”2这种失声正是我后面将要继续讨论的，是可被称作“极限体验（limit experience）”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说法来自福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已经抵达了其确信的事物的尽头，并触碰到了深渊的边缘。虽然这样的描述已经足够直接，但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失语症（发声或言说遭到限制）与种族化关联在一起时，该如何理解？种族化是这个故事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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