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导读 /费乐仁 中国圣书（四） THE L? K?， XI-XLVI 礼记（下） 索引 /费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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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理雅各对第二十八篇《中庸》和第三十九篇《大学》的古本进行的翻译和诠释。理雅各大胆将前者的标题改译为“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这一事实让我知道他自己是多么缜密，以及他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最重要的儒家文本的总体目标，不惜改变已经出版过的标题。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理雅各选择翻译古本《中庸》和《大学》对英语世界读者的重要性，在于它向外国人打开了一段特别的儒家学术史，以及它在儒家亚传统中接下来的发展。因此，我建议任何不熟悉这些差异的人对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翻译的“新本”和本卷中的“古本”一起阅读，并比较其中的差异，以感受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有哪些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差异。有关理雅各的译本仍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他指出了这些文本差异，并说明了这些差异是如何在朱熹编订的“四书”问世近 700 年后成为争论焦点的。
我再一次深切感受到了理雅各所说的“同情但不中立”的深刻智慧和敏锐的诠释立场。尽管有时他可能会觉得这一态度很难实现，但随着对他作品的研究，我越来越欣赏这种态度。这种诠释态度也挑战了那些欧洲、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的汉学和中国学学者，他们将译者和诠释者的“同情”，作为判断他们对儒家经典文本翻译或诠释的关键性价值。这样的评论者倾向于否定那些被视为“仅仅是批判性的”和“在文化上不敏感”的人，但也会将理雅各的作品与那些远比他更没有同情立场的作品混为一谈。有时，这些评论者对于同情与批判性评价之间的平衡并不欣赏，这种平衡不仅是理雅各诠释立场的一部分，也是不同的中国儒家学者和评注者所曾明确表现出来的。理雅各充分意识到，中国儒家学者对自己的经文的解释有一个关键性的诠释学维度，但是一些后期的汉学家和中国学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忽视或者没有公平地对待它们。那么最终，理雅各“同情但不中立”的诠释学立场为他提供了一种诠释敏感性和智识上的可靠性，这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批评他的人。我将其看作是一种智识和文化上的标准，它可以在 21 世纪古典儒家传统诠释、后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的当代表达，以及儒家传统的国际性表述中重获价值。尽管如此，在对于理雅各的翻译和诠释赋予了如此高的价值之后，我提醒自己，我需要再次反求诸己，寻求上帝在我的内心生活中所赋予的东西，以便在我自己的生活、学术和精神世界中更多地实现这一“同情但不中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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