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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文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线索,在详细梳理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阿尔都塞、奈格里等主要思想家评论斯宾诺莎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了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传承关系。本文认为,斯宾诺莎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返本开新”的重要方式,为深入理解辩证唯物论的要义提供了有用的抓手;但同时要充分主义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区别,避免用形而上学思想误解唯物辩证法。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筑牢当代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防范国外学界矫枉过正、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斯宾诺莎哲学思想完全混同的研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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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苏振源,男,1995年生,广东湛江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2016)、南京大学(2019)、南京大学(2022)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代表论文:《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中“斯宾诺莎迁回”的三重难题》《斯宾诺莎无神论介入辩证唯物主义形成史的双重渠道》《“巨大的历史感”: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根本特征的阐发》。
代表译作:(苏)埃·瓦·伊里因科夫著《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法)鲍德里亚和纪尧姆著《他异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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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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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篇马克思吸收斯宾诺莎思想的主要渠道
第一章斯宾诺莎其人其言
第一节斯宾诺莎的成长环境
第二节斯宾诺莎的立言之路
第三节斯宾诺莎的身后沉浮
第二章马克思直接阅读和评论斯宾诺莎学说
第一节摘抄斯宾诺莎著述
第二节便宜运用斯宾诺莎的思想精髓
第三节专题评论斯宾诺莎
第三章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学说的间接吸收
第一节鲍威尔对“法国斯宾诺莎学派”的诘难
第二节从批评鲍威尔到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实体”环节
第三节阐发彻底战胜黑格尔思辨体系的19世纪唯物主义
第二篇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斯宾诺莎因素”的回溯
第四章反对唯心论的唯物论
第一节普列汉诺夫关注斯宾诺莎因素的历史语境
第二节普列汉诺夫回溯斯宾诺莎因素时的哲学逻辑
第三节以斯宾诺莎主义为源头的唯物主义谱系建构
第五章学习辩证法的借力点
第一节列宁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定位
第二节列宁在改造唯心辩证法过程中邂逅斯宾诺莎
第三节列宁唯物辩证法与斯宾诺莎实体的关系
第三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学说的嫁接
第六章唯理论的断裂式想象
第一节结合精神分裂的生命体验批判“实体”的自在
第二节运用“规定即否定”迂回地阅读马克思的哲学
第三节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永恒断裂中的精神寄托
第七章从自因实体到自治主义实践
第一节在黑格尔哲学史以外解剖斯宾诺莎实体
第二节建构纯粹肯定与自因建构的实体动力学
第三节颠倒实体与样式关系跃向“实践唯物主义”
结语 辩证唯物论中“斯宾诺莎迂回”的界限
附录一 辩证唯物论发展史中“斯宾诺莎迂回”的难题性
附录二 主体限度的探索———评《辩证唯物论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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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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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我国学界对斯宾诺莎学说的接受情况
斯宾诺莎长期以来被认作辩证唯物主义的鼻祖。通过考究斯宾诺莎学说来迂回地诠释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内涵,早已成为学界见怪不怪的事情。当前我国学界对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探讨,可从两条线索追溯其起源。
(一)第一条线索:苏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普列汉诺夫出于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论战的目的,率先提出“斯宾诺莎主义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该观点在苏俄哲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包括阿克塞罗德、德波林、米丁在内的学者都力图回应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国学界在译介苏俄哲学著述的同时也吸收了苏俄专家们的基本判断,大体上把斯宾诺莎归入唯物主义阵营,并进一步将他界定为唯理论的唯物主义者。国内学者总体上围绕该判断各抒己见,极大地推进了关于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
1.20世纪上半叶斯宾诺莎哲学的引介 (1900—1949)
(1)早期引介与本土消化
19世纪末,梁启超的《斯片挪莎学案》在汉语学界首次介绍了斯宾诺莎其人其论。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刊载了斯宾诺莎的肖像,并加以简要评点。该报将斯宾诺莎归为唯心论者,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神学政治论》。1906年,王国维作《荷兰哲学大家斯披洛若传》,仍注重凸显斯宾诺莎的人生阅历及其高尚情操。同年,章太炎发表《无神论》,把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泛神论观点同佛教世界观相联系,共同反对基督教的“崇奉一尊”的神创论,以引出“众生平等”的政治立场。可见在20世纪伊始,国内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斯宾诺莎的政论,对其哲学逻辑研究较少。
1928年,伍光建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英译本翻译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是斯宾诺莎第一本以汉语全译本形式独立出版的作品。有学者指出,当时商务印书馆专门选择这本斯宾诺莎论述最为严密的书籍予以汉译,反映出国内学界对斯宾诺莎的著述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1932年斯宾诺莎三百周年诞辰之际,国内学界刊发了一系列专题性研究斯宾诺莎哲学的论文。其主题涵盖斯宾诺莎本人的哲学诠释、斯宾诺莎与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比较、斯宾诺莎与中国思想家的比较等,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
当时国内流行的哲学史教科书是梯利所著的《西洋哲学史》。在该书中,梯利把斯宾诺莎定位为唯理论者,对其几何学方法、实体、属性、样式、情感、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及彼此间的逻辑演绎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梯利整体上把包含斯宾诺莎在内的近代哲学总特征概括为“反对旧的经院哲学,却是未曾,并且还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范围”。这个判断深深地烙刻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记忆当中,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哲学史教科书仍反复提及。
与此相较,贺麟则更侧重于在科学与宗教相调和的语境下解读斯宾诺莎的思想。1933年他发表的《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提出:“(斯宾诺莎)使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的探讨与求安心立命的宗教的生活调合一致,使神秘主义的识度与自然主义的法则贯通为一,使科学所发现的物理提高为神圣的天理,使道德上宗教上所信仰的上帝或天理自然化作科学的物理。”当时不论西方还是俄苏学界,都倾向于把斯宾诺莎看作反宗教的先锋,贺麟的阐发可谓独树一帜。其中渗透的是深邃的民族情怀与敏锐的世界眼光。作为深受传统儒家精神浸染的新式知识分子,贺麟先生深知西学要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不能单以科学理性驯服本土文化,而要谋求双方之结合。再者,西方片面强调科学理性的弊病也在世界大战、贫富分化等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它万不能作为唯一的人生指南。当然,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只从斯宾诺莎等资产阶级哲学家与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中寻找药方,是治不好西方理性主义之病症的。
(2)俄苏研究文献的译介
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俄一批研究斯宾诺莎的重要论述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普列汉诺夫阐发斯宾诺莎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间的思想关系的主要文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多次出版,包括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秦邦宪在内的多位著名革命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承担过该书的翻译工作。德波林《斯宾挪莎的哲学观》一文被翻译并刊载于1932年的《突进》杂志上。这篇文章出自德波林的专著《近代物质论史》的第三章。该书中译本于1935年问世,除去介绍斯宾诺莎生平与反宗教立场的第三章,还设第四章专门谈论斯宾诺莎的宇宙观。德波林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定性为唯物主义者的判断,同时也批评斯宾诺莎学说里缺乏发展的观点。德波林认为斯宾诺莎倡导实践的立场,其伦理学要求人人皆友、利益合一、把人类整合为集体,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德波林有些言过其实。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空谈人类普遍友爱而无视阶级矛盾,恰恰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幼稚病。
1939年,米丁的《斯宾诺莎与辩证法的物质论》经由日译中介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这位观点更为正统、直接参与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创建工作的学者值得我们详细关注。米丁主张应基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三者为节点的思想脉络来评判斯宾诺莎学说。斯宾诺莎虽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却是用抽象理性的方法考察世界,他的自然界缺乏感性品质。费尔巴哈前进到感性自然,但他依然陷于形而上学的抽象自然。斯宾诺莎和费尔巴哈的自然中的人都是孤立、静止、抽象的人,只有马克思才把一般人类看作具体的历史的本体,看作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呼应了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评:斯宾诺莎的实体没有自己运动、发展、个体性原则、具体性等方面。黑格尔通过批评斯宾诺莎而形成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米丁的观点既是对普列汉诺夫与德波林诠释的吸收,也是对他们的纠正。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不假,但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混同于斯宾诺莎唯理论的唯物论;斯宾诺莎缺乏发展的观点,此种缺失直接导致他把唯物主义同神学混同起来,只讲抽象的同一性而忘记了历史中的阶级对立及其现实变化历程。米丁的诠释是20世纪上半叶探讨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一座思想高峰,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该问题的重要参照点。
1947年,读书出版社发行了苏联专家薛格洛夫主编的《西洋哲学史简编》。该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再版并长期流行。刘放桐教授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时他曾购得此书。该书内容比市面上其他哲学读物内容更丰富,深深地吸引了他。该书的特点是,完全围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诠释西方哲学史,并时刻注重谈论哲学家的阶级性。薛格洛夫的编纂思路呼应了日丹诺夫主义的哲学史定义:“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反映。”斯宾诺莎的学说也被设置在“17—18世纪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章节之下。斯宾诺莎的哲学史贡献被定性为从唯心主义唯理论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无神论。该书十分认真地对待了《神圣家族》对斯宾诺莎的基本判断: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脱离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但由于它非要把哲学史写作唯物主义如何战胜唯心主义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随后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便被当作了斯宾诺莎实体的延续——这恰恰是《神圣家族》所竭力反对的、来自鲍威尔的观点。
2.斯宾诺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哲学史教材中的定位(1949—1978)
(1)苏联教材的引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引入的苏联西方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亚历山大洛夫主编《哲学史教学大纲》(1955)、奥伊则尔曼等主编《哲学史教学大纲(初稿)》(1956)、萨坡什尼柯夫主编《哲学史》(1957)、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1959)。
亚历山大洛夫1945年苏联出版的《西欧哲学史》受到日丹诺夫的直接批判。在新的教学大纲草稿里,他完全接受了日丹诺夫的批评。教学大纲从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哲学斗争即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之形式的两大立足点出发,根据这两大原则阐述和评价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斯宾诺莎哲学被归入“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唯物论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论的斗争”。斯宾诺莎归属于唯物论的阵营,其唯理论的方面不再提及,只批评其无神论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与神学杂质。应当说,1955年教学大纲的哲学史框架是比较粗糙的,它只注重梳理本体论层面的“两军对垒”,忽视了应在认识论上关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在实际运用中,苏联和中国都将它作为高等学校非哲学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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