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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远方的“雷烨树”》追寻浙江金华籍战地记者雷烨的足迹,叙述雷烨进入抗大学习、到抗战最前线进行文艺工作直至牺牲的经历,记录其光辉壮丽的短暂一生以及雷烨亲人、战友、热心人士寻访雷烨的感人故事。作者在多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参考珍贵史料,挖掘浙江深厚的革命历史、丰富的红色资源。该作品的出版旨在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生动感人的历史,铭记英雄的故事,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革命前辈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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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报告文学作品,分两条主线展开:上半部分为“战地”,叙述浙江金华籍战地记者雷烨进入抗大学习、到抗战最前线进行文艺工作直至牺牲的经历,记录其光辉壮丽的短暂一生;下半部分为“寻访”,写的是雷烨亲人、部队战友及河北热心人士,尤其是高永祯老人寻访雷烨的感人故事。本书参考了大量珍贵史料和优秀作品,在河北、北京等地进行了实地采访,追寻雷烨的足迹,走近红色历史,讲好中国故事,让雷烨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从本书的感人故事中汲取的力量,也可以激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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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省作协报告文学创委会副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江南》《电影文学》等发表作品多部,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孟祥斌,一个人感动一座城》《感动之城》《第三种权力》《大国治村》等多部,先后荣获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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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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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延安抗大的日子
一
1938年初,沐浴在春色中的延安,芳草滴翠,鲜花遍地,春深似海,生机勃勃。
年轻的雷烨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奔波,终于来到陕北高原的延安小城。
宝塔山高高地耸立在黄土坡上,像一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俯瞰着延安小城,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延安城门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城墙门洞两边分别写着标语—“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标语的底部刷了白白的石灰,衬托出苍劲有力的黑体字。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年轻的军人们在进行队列操练,不时扬起黄土;街头走过整齐的队列,齐声高唱着铿锵的《抗大进行曲》;树荫下的露天课堂,学员们正全神贯注地听课。
雷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那一刻,他的眼眶有点湿润,他为自己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兴奋不已。
雷烨来到延安城门的接待处,向工作人员递上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东南总队开具的介绍信。
工作人员经过严格检查和询问后,让他去抗大报到。
这时,边上的一位小号手主动帮雷烨提上行李,领着他往抗大方向走去。
小号手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穿着还有些宽松的八路军服,腰里别着系着红绸的号子,显得特别精神。
雷烨说:“小号手,谢谢您!”
小号手主动介绍说:“我是随营学校的文艺兵,以前在戏班子里吹唢呐、拉二胡。因为有这特长,队里就叫我当了吹号手。”
雷烨就问:“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小号手说:“也不长,去年底来延安的。”
雷烨就说:“那您是老兵,我以后还要多向您请教。”
小号手说:“以后,我们是一家子了。”
来到抗大门口,雷烨还想再谢谢这位小号手。不想小号手放下行李,已经一溜烟地跑走不见踪影了。
雷烨站在抗大门口,看到门口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门口有两位扛着长枪的哨兵战士。
雷烨奔赴延安,是由“民先”东南总队介绍,因此一切都比较顺利,他很快就在延安抗大办理了入学手续,被编入第四期第三大队学习。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原东北军、西北军部分爱国军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能进入抗大学习,原则上都经过各地党组织推荐,或者是其他联合会负责人的推荐。也有大学生是自行投奔延安的,但必须有人担保证明身份才行。
一个月前,雷烨从金华孝顺出发,途经武汉,一路昼夜兼程,风尘仆仆,奔赴延安。
他在武汉作了短暂停留。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有“东方芝加哥”之誉。但雷烨无心在此长留,只是将此地作为去延安的中转站。
雷烨挑选了一个小客栈住下来,然后到街上买了食物充饥。他匆匆地行走在街上,目光往两边的店铺扫过去,终于找到一家寄售行,那里有一台徕卡相机出售,虽然价格不菲,但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还在老家时,他就迷上了摄影,但那时没钱买相机,只能带着弟弟妹妹到镇上的一家照相馆去拍照。而现在,他从随身带的路费中省下来一部分钱,买下了这台相机,还购买了一些冲印材料和相纸等物品。他想,不管到延安后从事什么工作,会照相也是一门技术,总会有用的。
他在武汉的小旅馆里,分别给家人和好朋友许为通写了一封信,向他们报个平安。他在信中署名“雷雨”。他原名叫项俊文,家里人喊他的小名为“金土”。他想,到延安后就改名为雷烨,或者雷雨、雷华,这样参加工作后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同时也能够避免连累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在当时很流行。
武汉当时是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地处中国腹地,是水陆交通枢纽,民众抗战呼声日趋高涨。
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声震四方;1938年4月,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赢得了胜利,鼓舞了民众。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在武汉成立,号召文艺家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独立,寓文略于战略。艾青曾经于1937年12月旅居武汉,与早已来到武汉的文艺界朋友见面。他在武汉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虽然雷烨未曾与艾青这位老乡谋面,但艾青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他早已有所耳闻。艾青的诗歌表达的正是雷烨郁结在心里的惆怅和不快,他在内心深处为日寇侵略战争给中华大地带来的巨大伤害而忧伤和悲愤。
那时,武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战标语,各界人士走上街头抗议,这是中华儿女倔强与抗争的呐喊,这是中华民族奋起与抗战的吼声。
雷烨心中再一次激起斗志,他更加坚定了投奔延安的决心。
延安是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来延安前,雷烨典卖房屋,得到 100 枚银圆作为路费。学员中有许多青年像他一样变卖家产作为路费,有一个青年沿路贩卖灯草作路费从四川走到延安,还有一个女工躲在火车上最危险的角落,才艰难地来到延安。
延安抗大的前身,是 1931 年在江西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32 年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 年在陕北安定县(今陕西省子长市)瓦窑堡镇米梁山岗闾家大院恢复开学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又迁址保安县(今志丹县)。1937 年迁址延安二道街,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是一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高级别的学校,既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也培养政治工作人员。
抗大创办初期,只有 3 名专职教员,后迅速增加到 250 多人,教师队伍中既有像哲学家艾思奇这样的专家学者,又有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的来自党政军一线的领导干部。
学校开设的科目,突出政治和军事。政治科目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军事方面,着重讲解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雷烨在这里经过系统学习,从一个热血青年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团体。雷烨所在的第四期是空前发展的一期,共设 8 个大队,43 个区队,学员猛增到 5562 人,其中知识分子就有 4655 人。由于学员大量增多,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除二、三、四、八大队留在延安外,其他大队分布在延安蟠龙镇、安定瓦窑堡镇、洛川县和甘肃合水庆阳镇。
由于学员队伍庞大,加上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他们的宿舍都很简陋,一间房子里住着十几名学员,但没有一名学员有抱怨。那时候的教学设施也十分匮乏,教室里除了一块黑板外,几乎没有什么教学仪器,讲义都是油印的,字迹模糊不清,要仔细辨认才能读懂。
雷烨对这里简陋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根本不在乎,只是如饥似渴地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这样,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学员名单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字——“雷烨”,他很快成为抗大的著名学员,而那个叫金土的乡土青年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还原了真实身份。
延安聚集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聚集了大批中华优秀儿女。雷烨在延安抗大开始了他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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