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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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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多民族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经历了600年盛衰兴亡，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随着近年来世界格局的迅速变化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涛动，奥斯曼土地上的后继者土耳其的特殊地位日益凸显。本书为厘清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变迁，打造青年学者交流平台，推动国内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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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全球秩序重新调整并日趋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土耳其迎来建国百年。土耳其是较早赢得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结构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新一代青年学者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更多自觉地以中国为方法、运用全球视野研究世界、回应中国关切。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办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意在为奥斯曼-土耳其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鼓励和提倡基于原始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探讨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变迁和延续，在比较历史研究的视野下，立足中国，体现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与本位意识，推动以中文为载体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回顾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历程，它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和转型？以此为背景，奥斯曼帝国又在哪些方面呈现出作为历史镜像的意义？如何在不断变动的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中研究和认识土耳其？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本专辑从宏观上讨论了百年土耳其的历史特征和世界史意义，更多关注到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包括足球运动的百年发展之路、“征服伊斯坦布尔”纪念仪式的变迁、对于帝国的历史记忆和书写等重要问题，也站在百年节点上回顾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涉及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不同侧面，包括现代医学、边疆领土、身份认同以及生态环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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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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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曾获jyu部“青年长江学者”、“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等荣誉。兰台青年学者。研究领域：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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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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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百年土耳其:历史视野下的变迁………………… 昝 涛 (3 )
土耳其现代国家的诞生
从边疆到边界:奥斯曼帝国与伊朗边疆领土的现代转型
……………………………………………………郭欣如 (37)
帝国遗产与土耳其意识的形塑
帝国历史与民族记忆:征服伊斯坦布尔纪念仪式的变迁
……………………………………………………赵馨宇 (83)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作为奥斯曼历史遗产的巴尔干与土耳其
的“新奥斯曼主义式”认同书写 ………………尤诗昊 (112)
医学、体育与现代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现代医学的早期缘起、发展特点及政治影响论析
……………………………………………………杨冰冰 (141)
西方舶来品的内化:土耳其足球运动的百年发展之路
…………………………………………………… 阿 迪 (175)
土耳其学者专论
奥斯曼帝国的身份认同:突厥、穆斯林还是罗马
…………阿斯利·厄尔古勒(F.Asli Ergul) 龙 沛 译 (209)
评析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时期的活动
…………纳迪尔·乌兹别克(Nadir ?zbek) 蒲小平 译 (246)
书评
从环境史的角度审视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一隅
———评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
环境史》一书 ………………………………王玉树 (271)
作为奥斯曼帝国臣民的阿尔巴尼亚人
———评《新月与山鹰:奥斯曼统治、伊斯兰与阿尔巴尼亚人，
1874—1913》一书 ………………………… 刘新越(287)
附录
第三届“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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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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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模式的土耳其，既特殊，也多样。从亚洲的觉醒，到凯末尔主义改革，包括20世纪40年代末的政治民主化，再到90年代冷战结束初期，先是作为突厥语国家，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国家的学习榜样，到了21世纪初，又成为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中所力推的土耳其模式。今天，原有的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的两分法，还在研究视角上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它将当代由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加以看待。然而当今，在原有的西方中心“榜样”失去光环的背景下，以及通过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暴露出越来越多弊端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沿用原有的一套理论去解释今天的土耳其呢? 而所谓的“埃尔多安主义”，能否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实则有待讨论。从长期实践来看，埃尔多安执政时期，除了在经济、金融上的某些问题，土耳其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强国，其制造业也相对完善，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土耳其为何能够长期保持中等强国地位，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在全世界都充满忧虑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评价，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事实上，我们需要摆脱一些传统的认知框架。过去我们习惯于使用世俗与宗教、科学与信仰、威权与民主这样的评价方式。在此意义上，关于土耳其的近现代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改革思想史，都涉及从坦齐马特、青年奥斯曼、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主义的线性历史叙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线性发展模式，主要因为其标准是西方模板，也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世俗主义，到了土耳其这样一个近东国家，要消化这种外来的思想，就要进行如格卡尔普那样地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分，它很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体—用论”。到了凯末尔的时代，则走向了更加激进的西方化道路。而在百年土耳其的背景下来看，今天很多人把当下定义为一种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时代，甚至将它说成是“开历史的倒车”。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是说土耳其的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尽管格卡尔普只讲了西方文明，但在今天的意义上，西方也在重新评价自身。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潮流的出现，也意味着不再时时处处以西方作为标准和模式。当我们不再以西方的评价起点来看待东方，土耳其自身是否可能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即是否可以“以土耳其为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以前往往是“以欧洲为方法”来研究土耳其，回答的也是欧洲历史提出的问题。那么现在，可否是土耳其向欧洲提问，让欧洲来回答呢。从方法论的角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寻找一个研究世界历史的可能途径。当时，沟口雄三有感于日本学术界总是以欧洲的意识来研究中国、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故而提出能否以中国作为方法，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和经典很熟悉，却仅仅将其作为古典修养，而没有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来研究世界，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经验来研究世界、研究日本。
作为土耳其研究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土耳其的历史已走过一百年，对于该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应当将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相对完整的案例来看。毕竟，土耳其是非西方国家中较少也较早地赢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较早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同时也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的国家，现在又有了百年的历史，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以这一研究对象，生发出一些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研究非西方国家历史的经验呢?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有无可能以土耳其为方法，去研究诸如中东其他国家、非洲国家的历史。毕竟如果是以中国为方法，中国的体量太大，地理位置遥远，文化传统差别较大，但土耳其则不同，它与中东北非国家共享许多历史传统。因此，是否能够“以土耳其为方法”来进行相关学术和理论的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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