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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四十周年纪念版，致敬大时代狂飙中迎风而立的几代学人。
★ 比较文学开拓者乐黛云深刻洞见之作，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参考，她的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推崇和引用。
★ 本书通过跨文化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和精神世界，从魏晋到20世纪，跨越时代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从本书中可以读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今中外巨大张力中的挣扎与追求。
★ 通过对林纾、王国维、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的个案研究，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思想、风习和追求，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历史跨度广泛且深刻的重要材料。
★ 本书为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提供了一面镜子，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定位自己。
★ 32开精装版，双封设计，护封采用烫黑、压凹印刷工艺，纹理立体，触感丰富，是个人收藏和赠送他人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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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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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乐黛云是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人物，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她在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本书通过《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名士，通过《浮生六记》剖析封建末期的文人，通过《孤独者》《伤逝》《蚀》《财主底儿女们》来了解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外，还分析了现实生活中几位对现代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如林纾、王国维、鲁迅、茅盾、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他们都是挣扎于古今中外巨大张力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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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乐黛云（1931.1—2024.7），贵州贵阳人。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法合办学术集刊《跨文化对话》杂志创刊主编，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导师，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等。荣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获得“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荣获首届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
陈越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副主编；历任《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谦卑》、《以公益为志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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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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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晋人之美—反映中国文人生活的最初结集《世说新语》 002
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文人面影—《浮生六记》 025
五四前后的孤独者和零余者 ：谈鲁迅的两篇小说 045
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心态探索 ：茅盾的《蚀》和《虹》 068
四十年代的叛逆知识分子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095
（二）
翻译怪杰林纾 124
汇通古今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先行者王国维 138
青年爱国者鲁迅 162
穿行在西方文学中的青年茅盾 185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吴宓 213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230
探求真理精考事实的汤用彤 241
站在古今中西文化坐标上的朱光潜 253
乐黛云学术年表（张辉）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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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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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和而不同，多元之美：试说乐黛云先生的学术与思想
张辉
2024 年，是海内外知名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四十周年。书院同人发起编辑出版“导师名作丛书”，我的老师乐黛云先生是创院导师之一，专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自然入选。我受命做此卷导言以及学术年表，因此想就乐黛云先生的学术与思想与各位同人做一些讨论，以就教于各位师友以及广大读者。
多年前，《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乐黛云卷》带有总结意味的最后一部分（第五部分）—《展望世界》，由六篇文章构成，标题分别如下：《文化转型与文化冲突》《世界大变局与文化自觉》《和谐社会的追求》《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发展问题》和《文明冲突及其未来》。这个组合，以“文化冲突”开头，以“文明冲突”收尾，凸显了冲突的现实；又以“世界大变局”“全球化”标识我们的时代特征；以“文化自觉”“和谐社会”“中国梦”“多元文化”指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也许是不经意的安排，却事实上彰显了乐先生直面时世、心忧天下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主题。这并非偶然巧合，而恰恰提示了我们进入先生比较文学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通道。
先生1980年代最早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思想的联系，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在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同人也对先生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上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特别是对她为建立并发展壮大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现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做的艰苦而具有建设性、开创性的卓越工作致以敬意。而如果说上面两个方面更多地侧重于先生在立言、立功方面的成就的话，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关注的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生命热度”，她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因而与立德密切相关。
当然，先生其实并不看重自己个人的得失、成败、毁誉，她看重的是与学术同人乃至学术晚辈之间“多年来的相互理解与一往情深”，看重的更是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未来前景，乃至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前景。正像杨周翰先生所说，中国比较文学是“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从来不仅仅是学院中的存在而已。她的困惑和思考，是学术的，同时也是与她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的深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着力关注的，正是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关切与她的学术思考之间的内在联系，她的比较文学观念形成的外在与内在双重动因。她依托比较文学研究，试图既直面当下又接通中西传统，提出了超越文化与文明冲突的思想方案和哲学追问。这或许是现有讨论乐先生比较文学成就的学人，较少涉及的问题。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题。首先简要回顾乐先生的几个重要研究个案，分析她选择这些个案的问题意识，以及时代语境对她的激发与启示；其次，追索她的师承，特别是她与北大精神的血肉联系，对她比较文学观念形成的决定性意义；最后，讨论她突破中西现代思想困境，从古典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倡导“和而不同”原则的一系列尝试。由此，我们将再一次体味比较文学的真精神，既向世界的多样性勇敢开放，同时又在对话中寻求和谐共生的真正可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前言
小说不完全是史实的记载，但却有重要的社会史料价值。小说不仅呈现它所描写的那个世界，而且提供作者的理想、评价和追求，因此也是研究某一时代、某一部分人的生活、思想、风习的重要材料。当然，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但即使是这种片面与歪曲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代人的偏见、生活态度、道德束缚以及独特的思想形式。特别是在那种不能自由议论的社会情况下，小说提供的信息就更为真实，更为重要。在中国，可以自由议论的时代毕竟不多，而有价值的小说的作者又往往是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历尽坎坷，因此，通过小说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常常会发现一些新的层面，为其他史料所不曾提供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作品所揭示的人物或作者的悲欢离合所激发的喜怒哀乐，很多至今也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较为宽泛，凡“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a。西方关于知识分子则有较为严格的定义。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三点定位也许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基础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指这样一些人：1. 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2. 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3. 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论述的“精神生产”，也就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的“积累知识”“传播知识”“研究和接受这些知识”。中国古代早有“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c 的说法，意思是说通晓古今知识，并能据以明辨是非的人就叫知识分子。《世说新语》的作者概括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对象说：“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也就是积累、传播、研究和接受知识的意思，这与莫兰所说的第一点相通。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的传统是很突出的。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或是“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始终企图以自己的政治行为或自身的道德完善，作出榜样以影响社会。关于第三点，讨论的文章很多。莫兰提出的“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就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也就是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半真理”妥协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追求成为政治家，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仍然有明显的界限。齐国的“稷下学士”虽然受到官方的奉养，但他们自居“不宦”，强调“不治而议”，也就是《盐铁论》所载的“不任职而论国事”，即只热衷于对社会政治的批评而尽量不掺和到具体的施政中去。孟子谈到“士”时，总是把“德”和“位”与“道”和“势”并立起来。“德”和“道”是理想和原则，“位”和“势”则是代表当前利益的政治权力。明儒吕坤把“权”分为两类：“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势”就是“执政”“国事”，或“制统”；“理”则是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原则或理想或“道统”。“理（道）”和“势”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Mannheim 所提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故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认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这“不召之臣”就是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绝不与政治家的“半真理”妥协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们为坚持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直到 20 世纪中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还因为捍卫“以德抗位”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忍辱负重 20 年！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确有与西方类似之处，但其间又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其中被称为“士”的部分更是相异。“士”大多以做官为最后之归宿，少有对自由的追求。他们结局或是放弃知识分子的“以德抗位”传统，屈从于官僚体制；或是坚持知识分子的品位而弃官远行。另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文人”。一般说来，知识分子都可泛称文人，但“文人”有其独特的定义。在《诗经·毛传》中，“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后来就泛指“读书能文”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护细行”，也就是不拘小节的读书人。他们也许淡泊世事，不问“俗务”，但他们却传承着中国的琴棋书画、气韵情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无论是作为作品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作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知识分子和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动范例，而小说远比别种资料更能提供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情形。例如通过《世说新语》来研究魏晋“名士”，通过《孤独者》《伤逝》《蚀》和《财主底儿女们》来了解 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作品中的许多篇章都提供了在任何别的史料中都无法找到的具体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这类作品以它自身特有的价值而独立存在，有着远比他种文类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中国文学有悠久的“演义小说”的历史，明清之际的刘献廷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广阳杂记》卷2）他把小说看作“小人”所爱好的历史。所以有人称《水浒传》为《宋元春秋》，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正传”，吴敬梓把他的小说称为“外史”。如果按照列宁所说的任何民族文化都包含着两种文化的观点或是雷德菲尔德（Redfield）提出的农民社会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不同传统的理论 ，那么，好的小说总是比较接近于普通人民的小传统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因而也往往反映了一些从别的资料所不能看到的普通人民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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