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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四十周年纪念版，致敬大时代狂飙中迎风而立的几代学人。
★ 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本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更是梁漱溟深刻认识和独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展现。
★ 本书精辟总结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从伦理本位到历史延续，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作者以比较视角，揭示了中西文化差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中国文化图景。
★ 本书从哲学视角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强调其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哲学视角，丰富了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理解的维度。
★ 本书精准剖析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特征，对比旧中国与新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独到见解，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
★ 32开精装版，双封设计，护封采用烫黑、压凹印刷工艺，纹理立体，触感丰富，是个人收藏和赠送他人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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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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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著作，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理解，对今天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作者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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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司法部部长机要秘书，同年发表《究元决疑论》。1916年12月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邀请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1921年在北大和山东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整理出版。1931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在山东乡村从事乡村建设，著《乡村建设理论》。1939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曾任秘书长。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出版。1950年后写作《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述结集《梁漱溟全集》。1950年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984年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首任主席、导师。
陈越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副主编；历任《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谦卑》、《以公益为志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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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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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二章?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 031
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 053
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077
第五章?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093
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115
第七章? 理性——人类的特征 149
第八章? 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 171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195
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 229
第十一章? 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263
第十二章? 人类文化之早熟 291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323
第十四章? 结论 349
梁漱溟学术年表（马勇）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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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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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马勇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先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学术名著。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好几本书中的观点，都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中得到了集中阐释。梁漱溟先生最突出的几个学术观点，像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发展，中国既不应该走资本主义的路，也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都在这本书中有系统阐释。
不过遗憾的是，这本书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为过去几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知识界的关注点都被“文化热”所吸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遮蔽了《中国文化要义》。研究者的精力、兴趣，都在古今中西文化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梁漱溟最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用他在这本书中具有广告性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篇导言将集中讨论梁漱溟先生的这部名著《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背景、写作主旨，以及若干重要的论点。
一、梁漱溟先生之为人
要讲清楚梁漱溟这部书的意义，还是应该读其书而知其人，从梁漱溟的家庭家族，以及他那不一样的人生经历说起。
梁漱溟原本并不姓梁，他是地地道道蒙古人的后裔，而且是蒙元帝国宗室最正宗的传承。
大蒙古帝国兴起于成吉思汗铁木真。大蒙古帝国第五位可汗，就是元朝创建者忽必烈。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和克齐有子也先帖木儿。至元十七年（1280），也先帖木儿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这位也先帖木儿为“梁氏始祖”。当然，他们此时还不姓梁。
元亡，蒙元宗室重臣大都随元顺帝逃回漠北，然也先帖木儿一系滞留河南汝阳，无意北归。他们不愿北归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已经在中原生活了上百年，晚近一两辈甚至就生于南方、长于南方，早已习惯于农业文明、山清水秀，而不甚熟悉草原文明，更不愿意重回祖辈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于是，明初留居中原蒙元宗室后裔纷纷落地生根，更名改姓，一从汉人。也先帖木儿一系五世成公便以所居之地汝阳旧属魏都大梁之故，遂取“孟子见梁惠王”一语以梁为氏。也先帖木儿就被后来梁氏族人视为始祖，五世成公始入明，改姓始于成公。始祖也先帖木儿，实为此时梁氏族人之追封。
梁成在明初官至钱塘县尉，其实只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梁成有三个儿子，长子铭，次子镛，三子鉴。
六世梁铭当靖难之役，追随燕王朱棣征战，积功为都督佥事，后任参将，出镇宁夏。《明史》本传称其英勇善战，以典兵建功封保定伯。梁铭有子梁珤，也就是梁氏七世祖。梁珤继承乃父封爵，从小兵至副总兵，参与镇压邓茂七起事。景泰二年（1451），又以“平蛮将军”名义镇压湘贵苗民起事，进爵保定侯。
梁成二子梁镛从河南汝阳移居四川保宁阆中，并在那里繁衍出阆中梁氏。梁镛移居此地时，据说乃父梁成也一并迁移到四川，而梁成老伴则随三子梁鉴迁居江宁葛仙乡。此后梁氏家族在四川、江宁等地代代繁衍，人丁兴旺，族姓大蕃。
清乾嘉年间，梁氏第十八代兆鹏为广东永安县令。兆鹏三子梁譞始自江宁迁居广西桂林。此后其子宝书、其孙承光、其曾孙梁济等皆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
梁譞之子宝书为梁漱溟曾祖父，1840 年进士，历任直隶定兴、正定、清苑等知县，以官定兴最久。
梁宝书之长子承光，1849 年十八岁应顺天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承光娶妻刘氏，直隶通永道贵州毕节刘延熙之女，通书史，能学问，惜毕生未育。承光后续娶侧室陈氏，没有多少文化，但为梁家生有一男，即梁漱溟尊人梁济。
梁济生于咸丰八年（1858），字巨川，光绪时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1918 年投水自杀，留有长篇遗书，引起广泛争议，《新青年》有集中讨论。
很多时候，许多人一说到中国，好像都是纯粹的汉人。如果仔细分辨，或者像排比梁漱溟的家族史，就可以看到，其实早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汉人了。不论是底层，还是高层，生活基本上就是随遇而安，在婚姻、家庭等问题上，人们依据的是直觉，而不是算计，追根溯源，问清来路。就其大要而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各族群多得不得了。雁过留声，走过的也就留下来种子，因此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非常严格的种族、民族，各个部落、人群之间的通婚普遍而自然，特别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这几百年更是如此。所以到了梁漱溟这一代，如果不是读书人，不是刻意究心于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并不知道，也不必要弄清自己的来路。从这个观点讨论梁漱溟，我们很容易认同他自己的判断，他们这一系久已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族群的因子，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
……
自序
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 1920—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 1929—1931），《乡村建设理论》（作于 1932—1936），而后之第四本书。先是 1941 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 1944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1946 年 11 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作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至今—1949 年 6 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前后四本书，在内容上不少重见或复述之处。此盖以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特别第四是衔接第三而作，其间更多关系。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书，是明白第四本书的锁钥。第三本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内容分上下两部：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
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的家庭环境和最挨近的社会环境，都使我从幼小时便知注意这问题。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于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虽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著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
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刺激，行动反应之间，自是不错。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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