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比较穆斯林社会项目主任、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主任，在近代东南亚史、亚洲海洋史等领域耕耘多年。除了《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外，另著有《最漫长的旅程:东南亚人及其麦加朝圣》(The Longest Journey:Southeast Asians and the Pilgrimage to Mecca)、《亚洲海洋大历史:从叶门到横滨的跨海域世界》(In Asian Waters:Oceanic Worlds from Yemen to Yokohama)等，并主持编写多部研究东南亚和亚洲历史的著作和期刊。
1890年5月22日，北苏门答腊岛亚齐（Aceh）一个受荷兰控制的小国统治者，用马来语写了一封短信。收信人是一个叫峇峇曾（Baba Seng）的华人，他住在马六甲海峡对岸的马来半岛上的英国殖民地。亚齐头领告诉这位华商，他需要一些东西：20支后膛枪、20条俄罗斯制肩带、火帽、枪油，还有其他东西。作为回报，头领承诺从他自己的农作物收成中拿出一批胡椒，这在马六甲的公开市场上可以为峇峇曾带来不错的收益。这封信是通过两名担任信使的亚齐女人送出的。至于这笔交易是否真的发生过，这趟将武器和弹药走私到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再从当地运出胡椒）的旅程是否遭到殖民当局的阻挠，如今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东南亚殖民地的英荷边疆经常发生这类走私活动，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未遭发现。从1865年左右开始，到1915年大致结束，英属和荷属东南亚殖民地之间3000公里的边界一直处在变动当中。这50年间，虽然这两个殖民地国家并不乐意，但走私商品经常越过边境。
这封100年前写给峇峇曾的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第一，所运输的货物是什么性质？当货物穿越国际边界等不稳定空间时，它们的性质是否固定？时间、地理和其他因素如何帮忙确定货物何时被视为违禁品，何时不是？第二，文化在“走私”中扮演什么角色？开展此类活动的伙伴关系是怎样以及何时建立的？谁参与其中？种族、语言和阶级在这些商议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三，国家是如何“看待”的？哪些因素影响了国家（尤其是边疆诸国）的视角？技术对国家和走私者而言扮演什么角色？大多数情况下，“走私者”使用什么规避机制，瞒骗掌握大量优势资源的国家？
在本书中，我按年代顺序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前后50年英荷边疆上各种“秘密贸易”的性质、实践和程度。这一走私环境的动态是怎样的？从种族、地理和社会阶层的角度看，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新加坡，以及槟城（Penang）、马六甲和纳闽（Labuan）等港口会成为这种商业活动的理想中心？它们的经济触角越过边境，延伸到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多远的地方？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以下五个部分中得到解答，它们又分为大致相等的两编。第一编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这两个殖民地国家在1865年至1915年间是如何通过各种监管、拦截和执法机制（如测绘、勘探和武装力量）来构建边境的。第二部分追问殖民地国家认为边疆地区的哪些群体和现象具有威胁性，特别是跨境走私和迁徙等活动带来的危险。本书的后一编探讨各种各样打着不同算盘、有着不同顾虑的走私者，怎样跨越这一条在实际上和殖民想象中被建立起的边界。第三部分通过三种违禁商品的例子来讨论此类越境：毒品、伪币和人口贩卖。第四部分随后将视野缩小到单独一种走私买卖上，即非法武器和弹药的跨境贸易。最后，第五部分通过一桩案件来讨论这些问题，即1873年“金万安”（Kim Ban An）号帆船因在亚齐海岸涉嫌“走私”而被抓获。在此后的25年里，这一案件的法庭记录，包括参与者自己的陈述，打开了一扇了解当时的走私世界的独特窗口。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英国和荷兰两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政权之间边境的变化与通过这一边疆的大量走私活动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这本书展示了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边界的产生和与之相伴的（通过走私）逾越边界。1865年至1915年间，欧洲人构建和维护边境的能力有所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应用技术和组织方式的进步，我将在后文对此进行探讨。然而，正如第二部分所指出，在这半个世纪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荷兰对边疆地区“蛮荒之地”的恐惧，从未真正减弱。走私的许多表现形式（毒品、武器、人口和货币，这是本书提出的四个主要例子）与这种矛盾的动态有很大关系。尽管两国对其中一些“秘密贸易”（如伪币）发起了相当成功的反击，但在本书所讨论的半个世纪中，其他贸易（如毒品）却从未得到控制。还有一些违禁品，如娼妓、“苦力”和奴隶等各种形式的人口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或多或少地转入了地下。在本书中，我按年代顺序记录了边境如何被这些现代化的英属/荷属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构建、滋养和巩固，又如何被走私者刺探并最终渗透的。
J.V.普雷斯科特（J.V. Prescott）等学者指出，边境（Borders）、边疆（frontiers）和边界（boundaries）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过，出于本书的目的，我多多少少地混用了这些术语。这是因为，50年来英国和荷兰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不断变化演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边疆变成了边境甚至边界。这片区域的某些角落，即使在欧洲人已经认定某个特定地方存在边境概念很久之后，仍然是未被开发的边疆地带。每一条边界都有两侧，因此人们很容易以同等的重视程度对待英荷边境线两侧的资料和观点。然而，在研究走私的历史，以及走私活动与边界在这座舞台上的出现有什么样的关系时，这将是个错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总是比在英属东南亚地区的英国人更担心边界和越界者。理由很充分：由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绝大多数的走私活动都是越过边境进入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因此，尽管我从不同来源的英语资料中使用了大量的档案和史学资料，但本书的主要视角是荷兰人的。荷兰人，凭借其垄断经济倾向及其与边境沿线地方政治势力的持续斗争，为研究这片共有边疆的动态变化留下了最多的资料。只要有可能，我也会强调当地人对边境构建和走私的看法，尽管这类文献鲜见记载，就算有，往往也很难找到。
本书使用了来自东南亚这一不断演变的边境两侧的荷兰和英国定居点和领地的数据与信件，来概述这一特殊地区的边境和走私故事。我收集并提供了一些我认为可靠的统计数据，有时，它们虽然并未告诉我们关于特定商业线路或整体交易环境的信息，我仍认为它们是有用的。不过，关于走私（尤其是那些跨越不断变化的敏感国际边界的走私）的信息，在性质上充其量也只是零散、支离破碎的。因此，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并没有完全依靠宏大的经济和政治叙事。相反，我还关注许多个人和地方，好让读者对边境和走私在当地的实际互动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因此，我介绍了荷兰伪币专家G.C.鲍曼（G. C. Bouwman），以及伟大的婆罗洲殖民探险家G.A.F.莫伦格拉夫（G. A. F. Molengraaf）。书中还提供了被贩卖到苏门答腊岛沿岸的华人伐木工的证词，以及船只在亚齐海岸附近遭海盗袭击的受害者的证词。我仔细考察了邦加岛（Bangka）水域，将之视为窥见直至20世纪初帝国在边疆地区的水文测量能力变化的窗口。本书分析了1906年槟城的吗啡缉获情况。本研究的实际地点是东南亚岛国的英荷边界，但故事涉及的范围，偶尔会穿透边境，到达距离边疆有一段距离的陆地，如爪哇、东帝汶，甚至中国、阿拉伯和日本。因此，不妨把这一特殊的边境视为一个由人、地貌和联系组成的旋涡，它们不仅将这一地区越来越多地束缚在一个新的网格当中，同时也维持着该地区与外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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