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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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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广西历史地理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边疆和民族问题始终是历朝历代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边疆经略与民族事务治理因此成为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本书凝结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心血，史料翔实，观点明晰，论述严谨。全书共十二章，以明清时期的正史、杂史、实录、文集以及广西地区相关史志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王朝国家主导下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开发与改土归流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阐述，再现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野下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持续推进边疆经略和边疆地区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的历史图谱。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广西，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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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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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武，广西马山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分会会长、广西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等。长期从事岭南教育史、区域文化史、西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1项，其他各级各类纵横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5部，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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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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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 言
上 编 国家治理视角下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开发
27 第一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开发的基础与条件
29 第一节 王朝国家的边疆经略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32 第二节 壮族地区相对完备的行政建制及其作用
38 第三节 壮族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其影响
41 第四节 壮族地区明清以前历代开发奠定的基础
45 第五节 壮族地区外来移民的空前增多及其贡献
53 第二章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的政治管理
55 第一节 土司兴废对壮族地区开发进程的影响
56 第二节 壮族地区土司政区设置与空间分布的历史情形
66 第三节 王朝国家强化对壮族土司管控的思想与方略
130 第四节 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双重作用
161 第三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主导下的壮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162 第一节 壮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186 第二节 壮族地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95 第三节 壮族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
215 第四节 壮族地区交通的空前拓展
223 第四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的文教政策及壮族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225 第一节 王朝国家的文教政策
229 第二节 壮族地区官学教育的发展
250 第三节 壮族地区书院教育的发展
275 第四节 壮族地区科举考试的发展与鼎盛
343 第五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主导下壮族地区的军事治理与边防建设
345 第一节 壮族地区卫所制度的建立
351 第二节 壮族地区巡检司的设置
358 第三节 壮族地区的边防建设
365 第六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主导下壮族地区开发的历史评价
367 第一节 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开发的积极作用
374 第二节 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开发存在的问题
下 编 国家治理视角下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391 第七章 明清时期壮族地区改土归流起始时间辨析
393 第一节 关于壮族地区改土归流起始时间的讨论
397 第二节 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最早开始于明朝初年
401 第八章 明清时期朝廷内外关于壮族地区改土归流问题的论争
403 第一节 明代关于壮族地区设土与设流的论争及其结果
417 第二节 清代关于壮族地区改土归流问题的争议及其决策
425 第九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
427 第一节 明代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局部改土归流的原因
430 第二节 清代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
455 第十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456 第一节 明代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461 第二节 清代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465 第十一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特征及其成因
466 第一节 明代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反复性与不彻底性
477 第二节 清代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规模化与彻底性
481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壮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评价
484 第一节 明代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499 第二节 清代改土归流对壮族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520 结 语
527 参考资料
547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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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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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状况的一门学问，历史地理反映历史时期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的过程与规律。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人类历史的进程都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通过研究历史地理了解这一环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中华文明赖以起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壮大的共同家园，是了解和理解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不仅产生了像《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样里程碑式的巨著，也完成了一系列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综合性的论著，填补了在目前条件下可能填补的空白，已基本形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体系。但中国历史地理涉及一千多万平方千米的空间和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时间，没有区域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全国性的研究必然会存在诸多空间和时间上的空白。此外，全国性、整体性的研究，往往只能择其大端，述其概要，无法全面顾及区域性的、局部性的现象或演变过程，即使它们对于某一区域而言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一种产生在某一区域的地理现象或景观，一种发生在某一区域的演变过程，在全国性的研究成果中，或许只能显示其中某个片断，或者仅仅是其中某一阶段。
文献考证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手段。限于体例和篇幅，全国性的文献记载只能着眼全局，以记载全国性的内容为主，对区域性的内容不能不有所省略，甚至完全不予记录。但在区域性文献中，不仅会有更详细的记载，而且还可能提供可资考证的不同记录，有的甚至是相关内容的唯一出处。对于近百年来的人文地理现象，当地还可能保留着未曾搜集整理的口碑资料，足以弥补文献的缺漏。就田野调查而言，一些局部的、较小的自然地理演变往往不为全国性的、综合性的自然地理考察所注意，却是区域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证据。一些未被记录的历史人文地理的遗址、遗迹、遗物，也可能在现场被发掘或发现。
中国历史地理是由各区域的历史地理构成的，所以有些区域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就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研究中唯一的、独特的部分。这些问题的研究如能深入，如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就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突破和进展，有助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范围而言，秦朝疆域的界线划在哪里，就取决于象郡郡治的位置定在哪里。由于两条最早的史料说法不一，象郡郡治的位置一直有在广西境内或今越南境内两种意见。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采用了广西境内说，将象郡郡治临尘定在今广西崇左，因而秦朝边界的最南端就划在今越南海防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式出版不久，《历史地理》编辑部就收到持不同观点的论文，作为刊物主编的谭先生立即予以发表。在谈及此事时，谭先生说：“关于象郡郡治的两种说法都有史料依据，虽相互矛盾，但不能相互否定。我取广西说只是认为相对比较合理，图上这样画比较稳妥，也不是有十分把握。如果将来找到更可靠的根据，完全可以改。”
这条界线不仅是广西的界线，也是历史上中国的重要界线，因为它曾经是中原王朝内部政区间的界线，以后又成了中原王朝的边界。在南越政权期间，或许它是南越不同政区间的界线，或许并不存在这条界线。到汉武帝统一南越后，它大致是交趾刺史部内部郁林郡、合浦郡与交趾郡之间的界线。到唐朝，这条界线大致还是岭南道内部不同政区间即安南都护府与其他州之间的界线。但到公元10世纪吴权脱离中国，这条界线就成为南汉政权与越南的界线，也是以后宋、元、明、清王朝的南部边界。但随着明初永乐五年（1407年）至宣德二年（1427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这条界线又曾成为明朝不同政区之间即广西与交趾两个省级政区间的界线。所以研究清楚这条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走向，不仅是广西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题目，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也有利于解决历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汉书·地理志》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这是从广西到海南岛的海上交通路线的最早明确记载。又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国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迄今为止史料所载最早、最具体的对外海上交通路线。《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也提到，孟尝任合浦太守时，“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证明在东汉后期，还有大量珍贵的商品从海上输入中国，所以合浦的地方官掌管着巨大的财税收入。尽管今人对其中一些古地名的现今属地有不同的判断，但这条路线的存在确定无疑，并且已经得到大量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这条海上交通路线究竟是何时形成的？是为了满足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王莽“欲耀威德”的需要，还是起着经常性的作用？合浦、徐闻这两个海港的腹地有多大，有什么输入的产品和可供输出的产品？西汉以后的情况如何？诸如此类，如果广西的历史地理研究能够取得成果，自然也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贡献。
秦始皇命史禄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是中国运河史上的大事，早已列入历史课本，可谓尽人皆知。由于原始史料极其有限，也由于对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从未做过深入研究，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从此就有了一条连接南北的水路通道。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就有人提出恢复灵渠，作为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并希望以此推动广西的“一带一路”建设。其实，《后汉书·郑弘传》说得很明白：“建初八年，（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直到建初八年（83年），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岭南交趾七郡与中原的交通运输主要还是靠海运，即从南海沿海岸经过福建、浙江，进入杭州湾或长江口，再转陆路运输。而在郑弘建议开通桂北、湘南翻越南岭的山路后，才以这条陆路交通为主，根本未利用过灵渠。所以即使有良好的愿望，有为现实服务的热忱，但如果不了解历史地理的实际，想当然地“复原”“重构”，就难免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1987年冬，先师谭其骧先生应邀至南宁、崇左及中越边境考察，与相关专家座谈交流，还作了学术报告，我有幸随行。在此期间，谭先生经常与当地学者、耆旧探讨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地理问题。他寄希望于当地学者的深入研究，也寄希望于新史料、新证据的发现。
多年来，广西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对广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发表出版了一批有全国性影响的论著，如《广西历史民族地理》等。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高度重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启动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程，并委托广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广西历史地理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规模大、门类全、品种多，不仅有综述性的广西历史地理著作，而且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城市、人口、旅游等历史地理各个分支，还有诸如《中国南方历史地理考论》等专题性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将及时进行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转化，编著一批普及性的读物，讲好广西的历史故事。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广西历史地理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将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全国历史地理学界和我热切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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