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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shou部详细探讨“读书杂志派”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影响的专著；
作者广泛地收集了相关资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揭示了“读书杂志派”重要人物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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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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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读书杂志派”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组织和推动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战，通过学理上的思想论辩，他们达成了对中国出路的共识。尽管该派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但他们的愿景在当时不断碰壁。然而，在抗日救亡、维护国家利益、探索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复兴等方面，该派与左翼理论家共同构成了当时普遍追求民族独立思潮的民族主义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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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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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贺，1979年12月生，河南平舆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等20余项荣誉。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省级项目近10项，在《学术月刊》《江汉论坛》《民国研究》《湖北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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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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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申晓云1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1
一、研究对象1
二、选题缘起1
三、研究意义3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4
一、大陆地区4
二、港台及海外地区12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书的创新14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16
第二章 “读书杂志派”思想透视19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19
一、《读书杂志》筹办背景19
二、《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21
三、《读书杂志》的社会影响25
第二节 “读书杂志派”思想倾向分析30
一、“读书杂志派”透视32
二、“读书杂志派”思想倾向44
第三节 “读书杂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传播48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思考48
二、“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52
第三章 抗日救亡思潮下“读书杂志派”的应对策略64
第一节 “读书杂志派”与十九路军的渊源64
一、陈铭枢与十九路军的历史沿革64
二、“读书杂志派”与十九路军的互动69
第二节 “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72
一、在争夺中国“著作者抗日会”领导权上的分歧与冲突73
二、是为民族斗争而联合抗日，还是以工人运动为先？78
第三节 “读书杂志派”对抗日救亡的初步思考90
第四章 “读书杂志派”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理论探讨98
第一节 “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98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对社会性质的认识99
二、《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战场103
第二节 “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106
一、“读书杂志派”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思考与探索106
二、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评价125
三、对“读书杂志派”的中国社会发展路径探索的评析130
第五章 “福建事变”与“读书杂志派”的民族主义诉求138
第一节 “读书杂志派”与“福建事变”138
一、《读书杂志》被禁与“福建事变”发生的背景139
二、“读书杂志派”在“福建事变”中扮演的角色143
第二节 “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的思想分歧146
一、“第三党”的改革主张及其实践147
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的思想分歧150
第三节 对“读书杂志派”探索中国出路的评析157
一、“读书杂志派”受到批判的原因探析157
二、对“读书杂志派”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审视160
第六章 “读书杂志派”的抗战建国思想164
第一节 “读书杂志派”抗战建国的价值理念164
一、政治诉求164
二、全民抗日的主张167
三、抗战建国的诉求179
第二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242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243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思考253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264
第七章 “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274
第一节 “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274
一、“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审视275
二、“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评价305
第二节 “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311
参考文献318
后记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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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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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欣闻霍贺的辛勤之作《“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31—1945）》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作为霍贺读博期间的论文指导老师，由衷地为他高兴。他用快递给我寄来了他的这部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结项报告，并来电话希望我能为这部书稿写个序。最初，我有所迟疑，概因手上丛书编撰项目亟待完成，千头万绪，似有难以分身之感，加上近年来因关注重心转移至其他方面，对该著的中心议题渐感生疏，若草草作序，恐言不及义，有负所托。但仔细阅完其结项报告全文后，我倒是深有感慨。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在这部书稿中所论述的史实，以及所做的一些论述和表达的一些观点，令我陡生共鸣；另一方面当然是欣慰于霍贺这几年来在学术上的长足精进，作为曾经的导师，焉有推辞之理，于是我不再犹豫，将写序的任务应允了下来，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一个学习机会，与大家一起就该著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史实和论题做一共同探讨。
从我跟霍贺的师生缘分谈起吧。2011年，霍贺从福建某大学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从考分看该生基础不错，但来校后，我在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他本科专业为中国汉语言文学，是就读硕士研究生时才转向历史学的，但主攻方向在中国古代史，而今攻博的专业方向又转向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尽管专业方向由古代史转为中近史的学生并不少见，但毕竟到了需要学有专精的攻博阶段了，起点就高，要顺利完成读博期间的各门课程的学习，并在一定期限内交出一篇史料扎实、方法严谨，且有新见的博士论文来，谈何容易？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做专业的不同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在对发生在近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动因、背景的把控与了解，尤其是在对史料熟悉程度上，较之已在本专业领域摸索、耕耘多年的硕博学生来讲，无疑是有短板的，这必然会给他攻博阶段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
我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进入读博阶段的论文设计时，霍贺果然陷入了一时的困顿，概因博士论文的撰写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新意，在选题上最好具有某种原创性。换言之，在选题时光有研究价值还不行，还要尽量选那些既具研究价值，但却出于种种原因，学界尚未予以足够关注或未做过多涉足的课题，这样做出的论文在原创性上就不会失分，写成的论文因而也更具研究意义。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对专业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有足够的了解。此外，对史料的熟稔程度也很重要，否则，对研究对象难有准确的把握。而这两点对其时的霍贺来说，恰恰是有所欠缺的。于是我和他就论文选题有过多次交流，作为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为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对学生的研究兴趣和长处所在要有充分了解；而作为学生，对自身能力也要有清醒评估，以便尽快为自己博士论文的写作找到一个既具研究价值，又能尽快上手去做的论文选题。可喜的是，在论文选题上，我们师生对有无研究兴趣都看得很重，因为有此共识，我们很快就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目光投向了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呢？就研究现状而言，中近史研究中思想史研究可说是最为薄弱的一块。曾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的郑大华教授在他所著《民国思想史论》一书前言中，曾对大陆民国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做过这样的叙述，他认为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还是很快的，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检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民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党派史等方面，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著作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大憾事”。原因何在呢？郑教授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他认为做思想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抽象思辨能力，因而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如“要求研究者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不说精通古今中外的思想，但至少都要有所了解和涉猎”。正因为此，郑教授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者一定要有思想”。在他看来，“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有新的材料，并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就有可能写出一篇精彩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或其他什么史的文章，但不一定能写出精彩的思想史的文章，因为思想史文章的特点是分析和说理，它要求研究者本人要有思想。自己没有思想的人是写不好思想史文章的”。郑教授所言极是，我深以为然。
具体到霍贺同学，从他过往的求学经历上看，在主攻方向上曾有过两次大的转换，故客观上较之本科和攻硕阶段都以近现代史研究为主业的同学来讲，会有一些短板，但他的优点和长项在于肯动脑筋，具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过往的学历也让他较一般本科同学多了不少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积累，这正是做思想史研究者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素养。而目前民国思想史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就意味着可做开拓的方面很多，只要潜心去做，或许反能扬长避短、收化劣为优之效。于是，我将此想法和选题的利弊得失与霍贺做了交谈，没想到他的态度十分果决，表示很有兴趣，也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主攻方向一旦明确，下一步就是为自己的论文写作找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以及备选课题的切入点了。
目开始的，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史研究离不开对思想家人物的研究，故以往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多有从人物研究入手的。人物研究有从单个思想家人物考察入手的，但近些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领域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研究者在研究视野和手段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尤其是在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已从原先以单个思想家人物及其思想主张考察为主，转为对一些持有相近或相同思想特征的文化人群体的考察，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也因此从单个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思想史研究界近些年来在研究取向上的这一动向，也让霍贺在为他的博士论文确定重点研究对象时，把关注目光投放在了五四前后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而大量涌现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上。然而，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是十分复杂的，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中国思想界有过一个空前开放的时期，但随着各种外来思潮的涌入，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
面对社会变乱动荡依旧，内忧外患仍在不断加深的现实，陷入迷惘中的中国知识界在面对“出路何在”问题时，经历了一个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进行深刻的分化组合阶段。由于路向选择上的不同，知识界的分化和分流成为普遍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新青年》杂志内部的分化，进而导致了“李大钊派”与“胡适派”的分流。这一分流现象为近些年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不少研究者所关注，对这些因分化、分流而出现的在价值取向上迥然不同的学人群体的考察，成为一些思想史研究者选题时的热门。而其时的我正在学校为本科生开设一门叫作“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思潮历史演进”的通识课程，该课程着眼于对20世纪在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思潮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讲述。故对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在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并起到引领作用的三大思潮流派的旗帜性代表人物，以及聚集在这些人物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是我当时关注的重点。因此我发现就思潮代表性人物研究而言，由于五四后左翼激进思潮的一路高歌猛进，对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的研究一直是较受重视的内容。
改革开放后，基于对以往左翼激进思潮的反省和反思，对于力主“固本开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主张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也多了起来。相比较而言，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始终高扬“民主、自由”旗帜的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的研究，反而一直是思想史研究中禁锢较多的内容。即便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营垒中的领军人物胡适及其追随者身上，而对在影响力上并不亚于“胡适派”的“二张派”（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则相当不够。他们与“胡适派”这一群体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在于他们的“行动性”和“入世性”，更在于他们既是“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力倡者，不过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德式的，而非俄式的。正是他们的这一始终不渝的“社会主义”诉求，我开始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二张派”人物产生了特别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对他们所力倡和践行的“中道”立国主张。为此，我还专门申请了学校的人文社科基金，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以张君劢和张东荪这两位“舆论巨子”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他们博士论文的写作。而这时的霍贺面临着博士论文选题的问题，既然他的研究兴趣明显集中在思想文化史方面，能不能也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再择一目前尚乏人研究，但本身却具有重大考察价值和意义的思想界人物来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呢？
在我与霍贺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这就是关于胡秋原与“读书杂志派”的研究。胡秋原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的人已很陌生，但他和聚集在其周围的一帮被称为“读书杂志派”的学人，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曾是极具影响力的。近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两场大讨论，就发生在以该派主要人物胡秋原、王礼锡等人为主笔的一份由神州国光社创办的《读书杂志》上。杂志是民国时期不少的著名学人群体阐述、表达和交流思想主张的前沿阵地，如同“二张派”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是因创办《再生》杂志而出名，被称为“再生派”一样，胡、王等人也因担任《读书杂志》主笔，以及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引起思想界高度关注的重要文章而被称为“读书杂志派”。我对胡秋原与“读书杂志派”的注意最初就是因对这两场大讨论的关注。
在对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及其群体考察时，我注意到了“二张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推崇，与此类似，胡秋原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学人群体也一直是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张为诉求的。不过，与“二张派”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信念和立场不同，“读书杂志派”中有不少人曾一度被“俄式革命”所吸引，后虽回归自由主义，但由于受到过“俄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浸淫，在自由主义营垒中，又由于“妾身不明”，他们常被视为“异类”。我认为，这部分人虽然在对社会改造的主张上偏于激进，但将其思想底色归类于自由主义当属无疑，这也是他们虽曾与“俄化派”一度同路，却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而在左翼激进派眼中，由于他们对“俄式革命”的最终背弃，他们又被视为革命的“背叛者”。正因为此，这一群体实际上同时受到了左、右两翼势力的排斥，他们的一些思想主张和历史上的活动轨迹也因此被忽略了。但若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去看，关于这一派的研究实乃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在我看来，如果霍贺同学对此课题能有研究兴趣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可作为博士论文选项的好题目。不过，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不仅要看研究价值和意义，还要视研究条件而定。
由于长期以来对这一派的认知一直以政治定调为依据，有关这一派人物的史料，以及刊有他们文章论著的报章刊物在大陆极难寻觅，台湾地区或许会有一些相关资料保存了下来，其时的大陆学界与台湾有关学术机构虽已恢复了学术交流和正常往来，但年轻学子能否有机会赴台去找资料却是一个未定之数。而既有研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涉猎者都甚少，因此没有多少前人的研究可作借鉴。这就对有兴趣的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较为扎实的学养基础，还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勇气，霍贺同学作为这一领域的初涉者，能否驾驭这一题材，他又是否有信心和能力去啃这块硬骨头呢？对此我是有担忧的，但在我与霍贺同学做了交流后，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热烈的响应，他痛快地接下了这个课题，并立即付之以行动，开始了艰难的论文写作准备，其间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的夫人生孩子，他回去后很快就返校了。其实肯下功夫还在其次，除广泛搜集、阅读、整理、消化史料外，增强问题意识，把握精神，以及准确严谨地表述思想才是必须一步步过的关卡，但经过不断地攻坚克难，终于在攻博的最后一年，他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霍贺的博士论文以《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为题，是一篇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切入，对胡秋原这样一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影响，又为当时得到广泛传播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并一度卷入革命大潮，同路一阵后重又回归自由主义的人物之思想演进作为考察重点。由于该论文考察的对象是以往大陆史界研究的处女地，资料尤为零星分散，收集不易。加上人物本身思想的复杂性，所涉领域的广泛性，论文作者需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学养，仅资料搜集一项，做到全面就不易。但霍贺同学不畏困难，不避挑战，从点点滴滴的史料搜集做起，利用赴台研习期间所有的空余时间，走访胡秋原的亲友故交，尽可能对胡秋原生平的主要著述和所办刊物做了全面的搜寻和整理，并广泛涉猎和参阅了一些相关人物的史料。在对史料全面消化的基础上，他进行认真解读，力争做到言之有理，引之有据，从而使论文基本做到了内容充实、新颖，评价客观、中肯，立论高屋建瓴。可以说，论文作者选择胡秋原这样一个曾经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文艺论坛和思想理论界，却长期被遗忘的“中间人物”并对其思想做研究，是作者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表现。
概因论文作者考察的对象的心路历程，既是胡秋原独特的个人经历，又是那个时代一大批怀抱改造社会、救国拯民之志，却对现实政治不满，彷徨、困惑于各种对立思潮的冲撞之间，苦苦求索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尽管他们身不逢时，在激进和保守两大势力的对立和博弈中，每每左右碰壁，但他们的理想与诉求，以及为国家发展所做的路径探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胡秋原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无疑也给当下中国现代转型和道路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正因为此，对霍贺的论文，我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以往学界对在政治观点上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甚至有过激烈论战的对立面人物，往往多取一言以蔽之的批判态度，甚少对他们持论中的合理因素和有价值的思想主张进行客观分析。尤其是对那些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更少客观研究和评析。而霍贺同学的论文选择了胡秋原这样一个既具普遍性，又有典型性，但却长期被摒弃于大陆文史工作者研究视域之外的‘中间人物’作为考察对象，应该说是别具慧眼和具有相当原创性的研究。这样的选题因甚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作参考，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霍贺在为博士论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后，走上了教书育人的新岗位，成为一名思政课教师，博士论文的写作给了他很好的锻炼，不仅对他胜任教学工作大有裨益，也为他的进一步研究打好了基础。在2023年末时，我收到了霍贺的好消息，知道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和精进，几年中又完成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31—1945）》的大作，还由此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将交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导师，听到此消息，我深感欣慰。仔细阅读了全文，即将付梓的这部书稿，较之原来的博士论文又多了很多亮点，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评价：
一是从研究视野和方法探讨的创新意义上去看，较之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进了一大步。霍贺的博士论文是从研究胡秋原单个思想家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的形成轨迹入手的。而现在这一研究成果则以把对单个思想家及其思想主张的考察扩大到了对“读书杂志派”这个著名文化人群体的研究，这就把研究的主轴从对个别思想家人物的分析考察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一般而言，单个思想家的思想只能代表他自己，他的活动也只是一种个体的活动，在分析和说明其思想产生的原因时，因没有比较，研究视野受局限，以致很难从整体上窥见社会思想的全貌，因此也很难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当时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做出准确的揭示。但当把对人物思想的研究延伸到对一定历史时期中一群具有相同思想特征和政治文化取向的文化人及其同类思想进行剖析时，不仅能从根基上揭示思想主张的渊源，更深入地去揭示和把握个别思想家人物及其思想主张在群体中的地位和意义，还可以对这一人物思想主张所代表的思想在时代思潮中所达到的具体高度和深度进行极好的比照，这无疑是作者在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不断走向深入的表现。
二是从开掘和还原真实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上去看，本书让“失语者”也有了发声的机会。霍贺的这部著述是对“读书杂志派”同人群体民族主义的思想研究，但考察的进路却兼顾了学理探讨和史实梳理两大方面。就学理探讨而言，该著着重对“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主张的来源、他们的自由主义诉求与民族主义救亡情怀是通过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打通，以及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做出了探索和揭示。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做出这些理论探索时，还将对“读书杂志派”思想脉络的梳理置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亟谋应对之策的历史场域之中加以系统考察。在叙述和探索“读书杂志派”建构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发展观的同时，还通过一系列历史史实的开掘和叙述，还原了很多以往历史记载中未曾提及，被有意无意屏蔽的重要内容和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其中如国难当头时，“读书杂志派”本着其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诉求，不仅率先捐弃前嫌，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而且直接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修订，在推动促成“全民抗日”上，“读书杂志派”实有首倡之功，也是“抗战建国”口号的最早提出者。至于一些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如发生在“读书杂志派”与“左联”之间的那场争论和冲突，在前似已有结论，但却是经不起历史拷问的，因为其后的历史已证明“左倾关门主义”是行不通的，“读书杂志派”的口号似更符合其时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的救亡要求。在20世纪4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读书杂志派”坚持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立场，不乏先见之明地指出“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损害中国利益的产物，是丧权辱国的行为”，力倡“自由和平”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所有这些与“读书杂志派”有关的重要史实，因受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禁锢，不是被误判就是被遮蔽了，而“读书杂志派”因其为历史的“失败者”，在当下的历史记载中也就此成了“失语”或“失踪”的一方。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说乃挖掘史实真相的学问，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重要史实，包括一些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但在历史上曾对国家民族做出有益贡献的人，如果将他们的功绩一笔勾销，其实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霍贺的研究和著述公正地为这些“失语者”的历史功绩记下了重要的一笔，为还原部分历史真相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是从纠正认知误区和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未来发展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上去看，鉴于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和阶级对立、新旧政权更迭的历史现实，在国共两党之争中持“中间立场”，提倡走“中间路线”的势力从来就是被批判的对象，更不用说“读书杂志派”这一曾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却又在途中分道扬镳的群体了。然而，“读书杂志派”究竟是怎样的一伙人，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诉求，又应用怎样的眼光去对“读书杂志派”的政治诉求和行为逻辑做出评判呢？这个问题既是霍贺博士论文问题意识所在，同样是霍贺这部关于“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著述要通过考察用历史史实加以回答的问题。对此，霍贺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读书杂志派”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在他看来，“读书杂志派”多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且热衷于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命，带有某种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学究气，其内部情况比较复杂，但这并不奇怪，这也是在那个大时代中很多以学人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的内部实态。
可以肯定的是，“读书杂志派”一应人物，无论处在历史的哪个阶段，其地位、处境和所扮演的角色有何不同，他们对国事都会加以一以贯之的关注，并保有救国拯民的热切情怀与自觉担当。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五四时期一度为“苏俄道路”所吸引，还是此后因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与左翼激进势力的分道扬镳，及其后对“自由、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和以“超越俄化和西化”，走“中道之路”为诉求，以及日本侵华时，投身民族救亡，为全民族共同抗战而奔走呼号，及至抗战胜利后，为实现民族独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路径探索，提出“构建中华新文明”和“文化建国”的主张，其实都离不开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国家未来负责的思考。尽管他们在寻求出路时，会走弯路，会有曲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拳拳情怀和爱国之心。
...................
第二章 “读书杂志派”思想透视
大革命失败后，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知识分子，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和革命热情的消沉，怀有忧国忧民情怀的他们为中国前途担忧。他们既不满国民党通过不断强化一党专制权威主义政治要求的党治文化，又对共产党的激进主张不满，纷纷从“政治人”转向“文化人”，试图通过理论探讨达成革命道路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初，在外有日寇强敌入侵导致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内有国共两党内争的背景下，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使胡秋原、王礼锡、陆晶清、王亚南、梅龚彬等知识分子，以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为依托，创办《读书杂志》等，以思想自由和独立姿态宣扬抗日救亡思想，出版翻译传播新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颇具影响力的“读书杂志派”。在高扬党派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场域中，他们的思想倾向何方？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思考中国出路？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1931年4月，《读书杂志》依托“神州”，在上海创刊发行。王礼锡、胡秋原先后主持“神州”和《读书杂志》，担任总编辑，陆晶清、王亚南、梅龚彬、彭芳草等人参与编辑，形成依托“神州”的颇具影响的“读书杂志派”。《读书杂志》虽存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但以此为阵地形成的“读书杂志派”，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还是学术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
一、《读书杂志》筹办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政治热情退却，失望消极愤懑之情弥漫，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陷入空虚苦闷中的知识分子重回书斋，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寻找革命新道路。据王凡西自述：“不少知识分子被迫从积极活动中退出来，从街道回进书斋”，“痛定思痛”，思考革命前途。1928年起，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开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前途问题进行讨论。由国共的政见之争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进而转向学术探讨。在这种思想场域中，既不满国民党，又不认同共产党，致力于探寻革命前途的王礼锡、胡秋原等人也参与其中。他们以独立、自由的思想者与行动者的姿态，站在超越左右的中间立场，为各派提供思想争鸣的舞台，积极诠释其主张，凝聚共识。《读书杂志》依托“神州”，由此创刊发行。
神州国光社是1901年由邓实、黄节等人创办于上海，出版的书籍主要有《神州国光集》等，推崇“民族大节”。在新文化运动中，该社受到批判，且经营不善，不得不转手抛售。“‘神州’出版物大量滞销，业务一蹶不振，终于不得不走‘招盘一途’。”1930年，黄节等人商议以40万元转让给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接办“神州”有“挽救中国文化”意蕴，继承“学问经世的抱负和民族主义”之传统。
陈铭枢具有“全国性的视野和人际关系广泛”，“嗜好和思想都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据他自述：“我在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交游甚广，但在政治上我是独来独往，自己有自己的主张，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一向爱好文学艺术，且喜欢同文人往来。”他不仅结交文化人，接受新思想，而且将“神州”视为营造舆论的阵地，以此作为构建文化权势网络的舞台。“神州”成为“十九路军的文化与宣传基地，它所创办的杂志，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十九路军诸领导人的政治见解”。“神州”在民国文化史、出版史上颇具影响，依托该社的《读书杂志》是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战场”，“读书杂志派”由此声名鹊起。该社因出版大量左翼书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随着政局演变，陈铭枢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长久统一与抗日期望的彻底破灭” 是其从拥蒋转向反蒋的根本原因。据他自述：“接办神州，当然与此有密切关系。同时因我担任广东省政，与各方面的接触比较广泛，且有条件接办像神州这样规模的企业”，并延揽文化人到“神州”旗下。1927年，陈铭枢与王礼锡相识，“为他的言论风采倾倒，由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聘请王礼锡为“神州”总编辑，“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梅龚彬对此评价道：“陈铭枢涉足文化事业，无非是为他在政治上独树一帜造舆论和招募智囊。”
从王礼锡担任总编辑伊始，“当局对文化正在加紧箝（原文如此）制”，将“神州”办成“一个为争取起码的民主而斗争的书店”成为其初心使命。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创立《读书杂志》《动力杂志》《文化评论》等。此时，在日本留学的处于穷困，且倾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胡秋原翻译的《艺术社会学》，被王礼锡纳入“神州”出版计划之中，此举使他们倍加珍惜彼此的感情，随后胡秋原扮演起该社的思想灵魂人物。1930年12月，王礼锡赴日本筹办《读书杂志》，“为各种立场的人开一个公共的战地，我们是为读者介绍一切精炼（原文如此）的学问与一切不同的主张”。王礼锡到东京后与留日青年交游，决定通过《读书杂志》“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还邀请留日学生中以学问和文章知名的胡秋原、王亚南、梅龚彬等人一起商谈刊物的计划、名称、宗旨、内容、组织、编辑等。
二、《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
王礼锡尽管是国民党人，但由于对国共两党皆不满，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颇有兴趣，“急于对中国前途问题有一自信答案”，“最关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问题”。要获得中国社会前途问题的答案，“必须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阐明其规律性并挝住其特殊性”。胡秋原回忆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必须确定中国社会现阶段性质，才能决定中国社会前途。”中共受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成分占优势，所以主张土地革命”。“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可以直截了当实行社会革命；如果不是，便要‘过渡’。怎样过渡，马克思没有说。”据斯大林的理论，应通过“土地革命过渡”。这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等人与左翼理论家争执的焦点问题。
胡秋原在翻译苏联文艺理论家弗里契（佛理采）的论著《艺术社会学》时，通过比较中西文艺与社会，根据马克思“亚洲社会”之论，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自非封建社会”，而是相当于西洋史上的“专制主义社会”。马克思的“亚洲社会”应为“专制主义社会”，至于中国的将来，“自应走社会主义之路，但社会主义不可无自由，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是可行的”。胡秋原敏锐地提出不可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中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据王礼锡自述：“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上的阶段问题，从前和很多人讨论过，总得不到相同的意见，不料秋原却早有和我相同的见解，因此我们决定再长期的下一番精审的研究，去充实我们的见解。不过在事实上发现我们错误的时候，我们不恤拖弃我们的意见。”这是王礼锡服膺胡秋原的起点。
王礼锡在解释使用《读书杂志》时坦言，由于国内正在为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而激烈争执，唯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确定革命前途。他们就办刊宗旨达成一致，推选胡秋原、朱云影主持文艺专栏，介绍西方文艺思想和文艺动态，王亚南、王洪法负责经济专栏，上海的彭芳草和张竞生负责国际政治和心理学，由此形成“神州”函授学会的雏形。1931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由“神州”出版发行，王礼锡在发刊告白中指出：“中国目前是思想极复杂的时代，不过缺少诱发的导线，我们无偏袒的发表各方面的批评，来做诱发思想争斗的导线。”“我们公开这园地给一切读书的人，公开耕种，公共收获，公共享用”；“我们的研究，不限于一个国度，不限于学术的一个门类，不限于几个人主观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够适用客观的需要的一切。”“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我们这里尽管有思想的争斗，但编者不偏袒争斗的那一方面以定其取舍。……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为读者忠实地摆出许多人们已经走过，正在走着，或正想去走的许多途径。”《读书杂志》的立场充满自由主义的精神，但纵观其此后的编辑方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较多，而自由主义派的论述相对较少。出现这种现象既与《读书杂志》的编辑群体即“读书杂志派”的研究兴趣密不可分，也体现出当时思想理论界和出版界的潮流。有论者评价道：“拓宽思想视野、注重现实问题、探索发展道路是该刊的主要办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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