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录的12篇论文拥有共同的作者和一致的观点，虽然这些论文的标题并不相同，但它们所关注的都是“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它们尤其关注“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人们试图通过这些组织来实现价值观、传统和信仰，并且大多数人（尤其是当代受过教育的人）要通过这些组织维持生计、成就事业，以此在社会上立足。在这些论文中，我认为，在过去10年中的某个时刻，“社会生态”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最显著的，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变化。除此之外，那些成立时间较长、看似稳定的社会组织实体，如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医院、学校的董事会，它们的角色和表现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还包括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那些被广泛视为“已被揭示的真理”的基本理论。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当代”的书，它关注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老年人的退休政策、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我为本书挑选的12篇论文来自本人过去10年的著述，但我尽量只挑选学术论文，而摒弃了通常在媒体上发表的所谓的时事文章。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风格、篇幅或学术水平，而在于写作的意图。一篇好的时事文章能够准确地描述事实，但它只关注“此时此地”。然而，论文关注的是作者写作时的整个时代—我们身处的时代，每一篇论文都在试图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通过观察当下所发生的事件及其演变过程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并预判其长期走向。我相信这一点在本书收录的第一篇论文《迈向经济新纪元》和最后一篇论文《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也有着相同的意图。一幅优秀的肖像画，即便它所描绘的主人公是几个世纪前的人物，它依然能够让观看的人对画中的人物有清晰的认知和直观的理解，我非常希望本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都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关切与挑战，至少是所有发达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论文是在美国写就的，它们的作者是美国人，并且要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所以它们大量使用了美国的案例和数据。不过，对于美国之外的读者来说，只有一篇论文可能会稍稍显得难以理解，那就是提交给197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的文章《科学与工业：在对抗中相互依赖》。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意识到不同国家在构建有组织的“大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德国人来说，在今天的美国，这两者之间的摩擦肯定显得很幼稚；对于英国人或日本人来说，却恰恰相反，无论存在何种摩擦，这两者之间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流。在以实用主义著称的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有组织的“官方科学”一直沉溺于一种极端的纯洁之中，这可能会让这三个国家都难以接受。然而，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使用者与消费者（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分歧日益扩大，这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同样明显，并且呈现出同样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对科学而言。
本书的最后两篇论文较为特殊，它们论述的不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而是关于日本的。近50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感兴趣，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对于我来说，日本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它是如此独特，既不能被完全视为“亚洲的”，也不能被完全视为“西方的”，而且有时它兼具这两种特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理论家所认为的“普遍规律”很少适用于日本。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只有在日本，除了君主（天皇）和寺庙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土地，而只能对土地的产出享有权利，直到100年前这种情况才改变；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日本是唯一自愿与外部世界隔绝两个多世纪的国家，但它对外部世界的艺术、知识和技术保持着最大的兴趣，并对其示以最大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只有日本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经历战争，无论战争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尽管在那段时间里它被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民众生活在军事道德准则之下。最重要的是，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国家和文明中，只有日本是需要通过眼睛而不是头脑来了解的，尽管从1600年到19世纪晚期的漫长岁月里，日本是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尝试，即通过感知，通过设计和视觉艺术，来认识和了解日本，正如通过哲学家和研究机构的分析来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一样。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将留给读者去判断。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西方世界不能不注意到它。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让一些西方或日本的读者去欣赏日本绘画，无论是去博物馆参观，还是去看现在可以买到的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我相信我们都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我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重新安排了第2篇到第10篇论文的次序，这似乎是最容易使人理解并且最不做作的安排。开篇论文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和我长期合作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 & Row）的编辑小卡斯·坎菲尔德建议我把它放在本书的开头，因为这篇论文论述的主题可能是绝大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当前许多文章对这个主题的解读过于艰深，这是由于经济学家对专业术语的偏爱，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也会觉得晦涩难懂。第11篇论文比第1篇论文的定稿时间还要晚一些，它是我在1980年夏天最后一次日本之旅后写就的，其目的是回应西方关于日本在工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诸多问题，并解读日本成功的“秘密”所在。因此，第12篇论文《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只有放在这篇论文之后并放在全书末尾，看起来才合乎逻辑。
在整理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总是有重写的冲动，但我克制住了。我所做的只是澄清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内容。例如，在1978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去年秋天”，我把它改成了“1977年秋天”，其他的均保持原样。我认为应该让读者来判断作者的观点、偏见和预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才是公平的。但《透过日本艺术看日本》这篇论文，我不得不做了大量的修改。最初，这篇论文是我为宣传一本名叫《画笔之歌》（Song of the Brush）的书撰写的，这本书是哈佛大学的约翰·罗森菲尔德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亨利·特鲁伯纳为1979年和1980年在纽约、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丹佛、旧金山和西雅图举办的大型日本画展撰写的。该论文原文大量引用了此次画展中展出的画作和《画笔之歌》中的插图，此次修改时都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精美绝伦的图片的文字描述。不过我相信，读者仍然能够从文字中领会这些艺术作品的内涵。
本书是我的第三册论文集。前两册论文集选取了我近30年来的著述，《技术与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 & Society）于1970年由纽约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人与商业》（Men， Ideas & Politics）于1971年由伦敦的海尼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出版。这两册论文集最初以精装本面世，最近又推出了平装本，它们都很受欢迎，读者众多。现在的这本新书让我和众多老读者可以再续前缘，同时，我希望它能够让我结交新朋友。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最挑剔的读者亦是朋友。
彼得·德鲁克
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州
于198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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