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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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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作者的著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基础上，更为聚焦重要的学术范畴，在上一部提出的逻辑体系和命题结构的系统中，针对更为具体的学术问题和范畴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范畴基础研究。本书所讨论的重要范畴并未包含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但都是来自实践的重要凝练，共分为十章，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本书适宜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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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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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作者的著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基础上，更为聚焦重要的学术范畴，在上一部提出的逻辑体系和命题结构的系统中，针对更为具体的学术问题和范畴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范畴基础研究。本书所讨论的重要范畴并未包含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但都是来自实践的重要凝练，共分为十章，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本书适宜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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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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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等。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等。发表学术论文逾四百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多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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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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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特殊性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性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的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方位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讨论——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历史特征
第一节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特征
第二节 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和实现方式
第三节 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
第四章 “资本”范畴的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特殊性
第一节 “资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的融合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社会结构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本发展的规范和引导
第五章 “全要素生产率”范畴的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新内涵
第一节 讨论“全要素生产率”范畴的理论前提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思想源起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的实践检验
第四节 新发展阶段必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六章 “新质生产力”范畴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新发展
第一节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时代性突破
第二节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
第三节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第七章 “宏观经济治理”范畴的讨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创新及提升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突破和实践特征
第二节 “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任务
第三节 “稳中求进”是新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治理的工作总基调
第八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的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型开放
第一节 “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演变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理念
第三节 高水平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九章 “高质量发展”范畴的讨论——新发展阶段首要任务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
第二节 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三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十章 “中国式现代化”范畴的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
第二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第三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
第四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任务
第五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阐释了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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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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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理论的探索，又是实践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性突破，是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之后。我们党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到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和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既是理论的探索，又是实践的探索。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结合起来的创造，不仅实现了旧中国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而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使命“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实现这一深刻变革的基础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有许多不同，尤其是在土地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君封臣关系基础上的土地封授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多层封授形成的一田多主、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及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清晰；而中国封建时代则不存在大量的土地层层封授，普遍存在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排他性更严格，土地可以继承和买卖。又比如，中世纪西欧封建制的重要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合一，公法与私权的合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即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封建地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经济上的权利而无行政司法权力，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相对而言是分离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同样具有封建性质。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可以进行土地交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因素历史更加悠久。进入近代以来，虽也萌发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一进程。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发，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发展至资本主义的可能。中国因此而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吗？显然不能。虽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排斥，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具有与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联合形成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可能，但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强大压迫下，他们异常软弱，具有严重的妥协性，不可能领导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则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对立，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为联盟，不可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否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直接走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其基本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道路的革命。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具有怎样的经济基础？一是没收大资本，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二是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存在；三是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反封建的小农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农业制度。后来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制定的《共同纲领》(《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又一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具有过渡性的，并且这种过渡方向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党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作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阐释)。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即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过三年的所有制改造(1953—1956年“一化三改”)，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长期性的认识有所改变，但在实践中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也比毛泽东同志原先设定的十五年要快得多，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总的来看，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顺应历史进步的方向，在所有制改造进程中，也并未因为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使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践中的重要理论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遵循苏联的经验。因此，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苏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计划经济。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基本结束的1956年4月，就深刻指出，不能再照搬苏联的一切，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突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率领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言，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基础性成就，没有这种基础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革命和发展，进而创造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性突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之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表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获得了历史性的提升，“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重要的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直到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上。经过几十年改革探索，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原则和实现方式，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及调节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三方面是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而言，在所有制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理论，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同时承认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打破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僵化行政体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使国有企业在制度上适应市场竞争，进一步提出并逐渐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为基础，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同时保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权性质，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要求，明确提出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上，既区别于传统僵化体制，又根本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私有化。在经济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重要突破性发展。
就收入分配制度理论而言，改革开放伊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理论，从强调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到承认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前提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尤其是承认按要素贡献进行收入分配(由市场机制确定贡献，按贡献程度进行分配)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从打破平均主义传统，到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并遵纪守法)先富起来，到强调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强调收入分配领域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强调效率与公平在发展中的均衡、强调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直到提出“共享”并将其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等等。这一探索进程，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认识和改革的进展有深刻联系，因为归根到底，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另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有深刻联系，因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与其实现机制的变化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就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突破，在于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并以此作为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在经济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兼容或统一的可能；在经济发展史上，无论是苏联建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后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针对这一体制的改革，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直至最终回到以私有化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立场，即退回到“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打破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传统，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逐渐培育市场，并根据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一般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起，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认识的创造性发展。与之相适应地，在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上，打破计划与市场根本对立的传统，在改革和完善计划体制的同时，逐渐引入并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打破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和调节方式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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