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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者旧学精深，兼收新学。吕思勉先生生于诗书传世之家，通晓经、史、子、集，尤其精通史部文献，读过数遍二十四史，撰写读史札记百余万言。同时又受梁启超“新史学”运动影响，积极研读当时传入的新学说、新理论，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唯物史观等显学，又能以本土化术语加以使用，“新旧交融，似旧实新”（《吕思勉全集·总序》）。
◎导读辨析文本，表彰读本。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先生做了全文审读，并撰写《导读》。张教授为国内研究吕思勉的专家，已出版多部研究论著，近十余年来花巨大心力整理出版吕先生的手稿文献。《导读》重点从作为教科书的文本特点出发，强调这本《中国通史》作为“读本”，优于习见“教本”“考本”的特色所在，指出历史学习中“读本”在揭示微妙变化、历史内情方面的价值，帮助读者“读出”“读懂”。
◎通史出版九十余年，合力再塑新经典。吕思勉先生这部通史读本出版已有九十余年，重印、再版难有准确计数。《中国通史》原名为《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分为上下两册，最早出版于1934年，先后印行近两百次，中间亦有修正。此次新版，文字上仔细审校，改正部分形近和出处讹误，生僻字词加注音义，长段落适当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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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吕思勉先生是民国史学大家，所撰写的历史读本广受读者青睐。《中国通史》原为吕思勉先生为复兴高级中学撰写的本国历史教科书，自出版以来畅行九十余年。这部通史分为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结论共六编，概述了从上古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用白话文书写，行文舒畅，史事与史识兼备，是公认的通史佳作。
此次再版重印，一方面据修正本增补了八章内容，将时间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使第五编现代史部分的内容更加充实；另一方面改正了个别文字和引文出处讹误，对生僻字词增加注音和简释，较长段落适当分段；还配有近二百六十幅图片，又特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先生撰写导读。图文导读版不仅极大提升了通史“悦读”的体验，而且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该书学术地位之认识，是广大读者研读中国历史、了解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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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至1951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历史学一级教授。195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2018年，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吕思勉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为教学与研究互动之楷模。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贯通与专精兼具，在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教学之余，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典籍》《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后被汇集为《吕思勉全集》。
张耕华，1952 年生，浙江鄞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思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参与、主持吕思勉先生学术著作的校订和出版，以及吕先生各种学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史学大师——吕思勉》《历史哲学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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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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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张耕华
例言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
第四章 本国史时期的划分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
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第三章 唐虞的政治
第四章 夏代的政教
第五章 商代的政教
第六章 周初的政治
第七章 古代的封建制度
第八章 我国民族的滋大
第九章 春秋的霸业
第十章 战国的七雄
第十一章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
第三编 中古史
第一章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第二章 秦汉之际
第三章 前汉的政治
第四章 新莽的改制
第五章 后汉的政治
第六章 两汉的制度
第七章 秦汉的武功
第八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九章 两汉的学术
第十章 佛教和道教
第十一章 两汉的社会
第十二章 三国的鼎立
第十三章 晋的统一和内乱
第十四章 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
第十五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第十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九章 隋之统一与政治
第二十章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
第二十一章 隋唐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 隋唐的对外交通
第二十三章 隋唐的制度
第二十四章 隋唐的学术和文艺
第二十五章 佛教的分宗和新教的输入
第二十六章 中外文化的接触
第二十七章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第二十八章 隋唐的社会
第二十九章 五代的混乱
第三十章 宋的统一及其初年的政治
第三十一章 变法和党争
第三十二章 辽夏金的兴起
第三十三章 宋和辽夏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 宋和金的关系
第三十五章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三十六章 宋的制度和社会
第三十七章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第三十八章 中西文化的交通
第三十九章 元的制度
第四十章 元帝国的瓦解
第四十一章 明初的政局
第四十二章 明和北族的关系
第四十三章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第四十四章 明末的政局
第四十五章 明的制度
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四十七章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际
第二章 欧人的东略
第三章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四章 清初的内政
第五章 清初的外交
第六章 清代的武功
第七章 清中叶的内乱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第十章 英法联军之役
第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十二章 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
第十四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十五章 中日战争
第十六章 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第十七章 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第十八章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十九章 远东国际形势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第二十一章 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
第五编 现代史
第一章 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第二章 清季的革命运动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四章 二次革命的经过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外交和蒙藏问题
第六章 帝制运动和护国军
第七章 “二十一条”的交涉
第八章 复辟之役和护法之战
第九章 参战的经过和山东问题
第十章 华盛顿会议和中国
第十一章 军阀的混战
第十二章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十三章 五卅惨案和中国民族运动的进展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的经过
第十五章 五三惨案和对日之交涉
第十六章 关税自主的交涉经过
第十七章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第十八章 中俄的龃龉
第十九章 日本的侵略东北
第二十章 全面抗战的前夕
第二十一章 抗战建国的经过（一）
第二十二章 抗战建国的经过（二）
第二十三章 抗战建国的经过（三）
第二十四章 抗战建国的经过（四）
第二十五章 战时外交与国际合作
第二十六章 国民政府的政治
第二十七章 现代的经济和社会
第二十八章 现代的教育和学术
第六编 结论
第一章 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
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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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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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 张耕华
一
严耕望先生曾在《治史三书》中说到过民国时期的史学四大家。他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这“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是说四大家的共性；又说“风格各异”，当是说四大家在治史风格上又各有个性。四大家的治学，“各异”在哪里？严先生没有展开论说。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想：有一个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即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的教学工作，在文史方面写过很多种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还发表过不少引导学生和职业青年学习历史的文章。换言之，吕先生特别重视文史教育，在文史教学和文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他与其他三位先生的一个不同点。
吕先生自二十二岁起就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最初任教的是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其后由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生没有离开过课堂的讲台。他先后任教过的学校有：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8）、南通国文专修科（1909）、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安徽大学（1932）、常州青云中学、常州辅华中学（1942、194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52）等。他讲授过的课目，最多的当然是历史与国文，此外还有地理、文字学、商业经济等。编著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涉及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好几个门类，其中尤以历史教科书为最多。
吕先生编撰并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目前能找到的共有九种：（1） 《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历史教授书》（六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2） 《高等小学校用 新法历史参考书》（六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3）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4） 《高中本国史》（二册，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5）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二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6） 《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7） 《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四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8） 《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版），（9） 《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据李永圻先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4年所记，“先生编著的《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此书至今尚未找到。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此外，还有为青年学生自修学史而编著的《白话本国史》、为光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而编写的《吕著中国通史》，以及用于历史教学的各种油印教科书，总计有十五六种。《白话本国史》全称《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其编著就是为了提供给学生和职业青年自学中国史之用。此外，还有当年学校的油印讲义，以及几种由当年学生记录成册的讲义，现在经过整理出版成书的，也有四种：（1） 《本国史（元至民国）》（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本国史讲义，黄永年记），（2） 《中国文化史》（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课程讲义，黄永年记），（3） 《中国近百年史概论》（1942、1943年任教常州辅华中学［今常州市第三中学］的油印讲稿），（4） 《本国史复习大略》（1944、1945年在常州郊外湟里［今常州埠头］博文中学“中国史讲座”油印讲义）。吕先生以一己之力，在研究和著述学术著作之外，还编写了这么多历史教科书、参考书，这在同时代的史学家里，是很罕见的。这些文史教科书，近年来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各出版社已有多次的重印和再版。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就是上文所列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文简称《中国通史》）。
这部《中国通史》，原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上册初版于1934年2月，下册初版于同年的8月。此书在当时颇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十多年间曾一再再版重印。如上册在1946年9月已加印到第七十九版，1948年5月又有修正本的第二十版；下册在1941年6月加印到第五十八版，1948年10月又有修正本的第八十二版等。《中国通史》上起远古社会，下止1930年代。1947年，应出版社的要求，吕先生对《中国通史》做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和增补。此次增补而新版的封面与版权页上，在书名之前都标有“修正本”三字。目前所能找到的“修正本”，有1947年12月第七十九版和1948年10月第八十二版，而1947年5月的第一百版，还是按初版重印。增补集中在该书的现代史部分，在第十九章“日本的侵略东北”之后，增加了“全面抗战的前夕”“抗战建国的经过（一）（二）（三）（四）”“战时外交与国际合作”等六个章节，用来补写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一段史事，原“国民政府的政治”以下的三个章节，也有不少修订和增补，年代的下限延伸到1946年。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选用的就是这个修正本。
二
与今日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今日通用的教科书，都可以称之为“教本”或“考本”，而吕先生写的这部《中国通史》，虽然也用作高中历史课的教科书，但它可称为历史学习的“读本”。什么是历史学习的“教本”“考本”与“读本”呢？大体说来，“教本”“考本”主要是用作历史教学和考试的依据；而“读本”虽然也可用作“教本”和“考本”，但相对而言，又多了一层历史学习的拓展阅读和参考资料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不能做绝对的理解，只是就其主要特征和差异来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有“教本”“考本”与“读本”的区分，实在与历史学习上的特殊性有关。学过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许多在“教本”“考本”或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历史知识，其实都还不能太确定，有许多并不能成为定论，并不能“一锤定音”。然而，为了顾及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编写给中小学生的历史“教本”和“考本”，就不得不将不太确定的，写得确定一些；不甚清晰的，写得清晰一些；不能“定论”“定音”的，则往往下了“定论”“定音”式的论断。而另一方面，在对史事的存疑、质疑上，则多有省略或淡化。吕先生的这部著述，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高中学生，他们的历史知识已有一定的积累，文史的素养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在编写上就可以“教本”兼有“读本”的属性。有些该存疑、质疑的地方，就可以径直地向读者说明；有些虽经过精细的考证，但也告诉学生“不能径作为事实”（例言，第3页。下引《中国通史》均引自本书，仅注页码）。这种情况，在“教本”或“考本”上是看不到的，而在“读本”上却成为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本书的上古史一段说汉族的由来，吕先生就坦言：
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毋宁阙疑了。（第22页）
写黄帝与炎帝的阪泉、涿鹿之战，也明说此事“未可断定”：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者多以为一地。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第26页）
虽然是“未可断定”，又说“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第26页）。这里，吕先生在存疑、质疑之中，仍分辨出存信、可信的史事真相，这就与一味的疑古大不相同。同样，写尧、舜、禹的禅让，也说史籍上的记载“颇多可疑之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读出史事的真相：
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第33页）
又如，“教本”“考本”中叙历史的制度，总是写得比较“实”。而吕先生却叫读者注意它“虚”的一面。如中古史“隋唐的社会”一章，涉及晋朝户调式、北魏均田令和唐朝的租庸调法，吕先生在陈述这些制度的内容之后，又说：
此等制度果能尽力推行，亦足使农人都有田可种，而且无甚贫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无实的措施，敌不过社会上自古相沿的习惯。所以民间的兼并如故。而史称“开元之世”，其兼并，且过于汉代成、哀之时。授田之法，既已有名无实……（第235页）
其实，文本上的制度，总是偏于理想、偏于规整，而实施上却常常是有名无实，或大打折扣。又如“宋的制度和社会”一章，说到当时的“商税”：
商税，起于唐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就很难言之了。（第281—282页）
古人说“读书不受古人欺”。明白了文本的记载不同于实际的施行，明白这里的差距——甚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你就不能照着文本去推想史实，不会照着所“说”去推想所“做”。读了吕先生的这些论述，你就不会掉入史书中的这些“陷阱”。这是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优于现在通用的各种“教本”“考本”的地方。
...
又如，从乘车到骑马的变化，看出古代文化的传播和疆域的开拓：
古代交通多乘车；即战阵，亦以车战为主力。战国以后，则骑马的渐多；战阵上，亦渐用骑兵和步兵。这因古代交通只及于平地，而战国时开拓渐及于山地之故。当时汉族多居平地，所谓夷、蛮、戎、狄，则多居山地。开拓渐及于山地，即是杂居的异族和我国民族同化的证据。（第67—68页）
至于史事间的因果关系，史事的成败得失，吕先生的评述也都中允、冷静而不偏于义愤。如叙林则徐查办禁烟，“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第398页）。观此可知当时的禁烟如此之难，而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说清初的中俄交涉失败，都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第373页）。“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第414页）如何会想到立国于欧洲的俄国会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至于无税通商，关税和财政的关系，应允之后无可挽回等等，都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近代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实在是中西文化、国情上的差异所造成，怪不得哪一个人，也怪不得哪一件事。这类中允、客观而又冷静的评述，书中甚多，读者如能细细阅读，一定能获得不少启发和帮助。这又是吕先生的这部书优于一般的“教本”“考本”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的租界，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停办。次年8月，先生便携了家眷回到常州的旧居，在城郊的青云、辅华两所中学里任教。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正好在这时就读于青云中学的高二，这一学年，他听了吕先生讲授的本国史、国文、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四门课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吕先生“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9、140页。“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黄永年：《治学浅谈》，《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黄先生能在高二时就听到名师、名家的授课，那是何等幸运的机遇；但“三生有幸”的事，那是“可遇而不可期”！名师、名家或不可遇，但名师、名家的著述仍在，且随时可以阅读。如此，读吕先生的这部著述，无异于“有幸”聆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历史课。这就是我们今日仍要重印，并向读者推荐这部《中国通史》的原因。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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