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是我国外语界一代宗师李赋宁先生的晚年回忆录。第十一章“忙碌的十年”，简要概述了李先生从1977到1987年人生顶峰时期的工作与生活。这部分中，李先生谈论最多的还是“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专门把自己的五位博士生的情况分别做了介绍，足见其对自己学生的关爱之情。这恰恰迎合了李先生的话，“我为选择了教学这个职业感到幸福”。事实上，李先生所培养的不仅是自己身边的学生，他的英语人生也是培养我国英语人才的一生。 阅读这部书时，我的头脑中会不断涌现出李先生的音容笑貌。早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我有过两次和李赋宁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令人难以忘怀。 1987年，我还是在外地求学的一名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导师是我国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贺祥麟先生，从而有机会接触到李赋宁先生。那年夏天，我手持贺老的亲笔信，到北京来拜访李先生。 当时北大已经放假。走在北大人员稀少的校园里，四处打听着李赋宁先生的住处。问到一位女老师时，她看我学生模样，用一种训斥学生但又敬仰和疼爱李先生的口吻说道：你们学生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找李先生……因为我来自遥远的地方，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不肯就此罢休。最终还是打听到了李先生在未名湖畔的住处。 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先生那个时候住在二楼。上楼右侧。我敲门，居然是李先生亲自开的门。看到李先生慈祥地站在我面前，我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贺祥麟先生的学生，专程来拜访您，说着呈上贺老的亲笔书信。李先生接过信微笑着说，贺先生是我的朋友，快进来。进去后，他询问我家乡哪里，学习生活，贺老的情况等等。 那次在先生家里停留了多久，后来怎么离开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李先生的谦谦君子之风，令我为之倾倒。想想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一名站在学术圈外的稚嫩青年，见到李先生并能当面求教本身，似乎比和李先生交谈了什么更重要。 第二次登门求教，已经是我硕士毕业3年之后的1992年了。当时我在一所大学任教。那一年我想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美国著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 Buck）研究为题。当时我还只是名讲师，而国家有规定，非高级职称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需要两位高级职称者的推荐信。当时，我专程跑到北京，今天看来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又一次敲响了李先生的家门。记得是李先生的太太徐述华教授开的门，李先生走到门口来，依旧是慈祥地微笑着把我迎进室内。 我刚说明来意，提到赛珍珠，坐在面前的李先生温和地微笑着说：哦，研究Pearl Buck。然后，李先生用极其标准的英文娓娓道来： Liu， the farmer， sat at the door of his one-room house. It was a warm evening in late February， and in his thin body he felt the coming of spring. 就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旧记得自己当时被李先生的出口成章和对赛珍珠作品如此熟悉震惊到张口结舌！敬佩到五体投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赛珍珠研究，自然读过她的不少小说，也发表了几篇论文了，很有一番雄心壮志想把这个被中美两国学术界“抛弃”的作家研究好。但说来惭愧，要让我来背诵一段她的作品，我做不到！ 李先生背诵的是赛珍珠的短篇作品《贫瘠的春天》（“The Barren Spring”）的第一句。该篇是当年《西南联大英文课》的课文之一。虽然李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对此有所了解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半个世纪之后依旧记忆犹新且能出口成章，除了令人惊叹其超人的记忆力之外，那里面一定存有对赛珍珠创作的欣赏乃至热爱。 之后，我跟李先生阐明了我们的研究目标、研究计划，拿出了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为佐证，然后表达了渴望得到他的推荐信的愿望。李先生说，你把材料放在这里吧，我先看一看。当时，我对李先生这种认真的态度非常敬佩，但也心怀忐忑，不知李先生在看完之后还会不会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推荐信。 幸运的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李先生的推荐信，他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其中一句话是：“本课题企图对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做出积极贡献。”这话令我感到无比振奋。我知道，这样的目标不单是为本课题提出的，更是对中国学者的一个期望。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年代，学术界对赛珍珠依旧有偏见与误解，我们的项目申请未能获得成功，但还是要感谢李先生以及另外一位为我们写推荐信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已故的吴冰教授，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的赛珍珠研究后来获得了J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的资助，而这已经是当时赛珍珠研究所能获得的最高层次的科研项目了。 在我自己的赛珍珠研究道路上，一直朝着李先生所确立的努力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这个目标不断前进。可以告慰李先生的是，经过这30年的发展，经过众多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填补赛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这一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今日回想起来，1987年我登门拜访的时候，李先生已经70岁了；第二次上门求援的1992年，李先生已经75岁高龄了。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年少无知冒失莽撞，不知李先生的时间有多么宝贵而竟随意前往打扰，今日想来真的是不禁羞惭而汗颜。我想，李先生之于我的厚爱与提携，自然是托贺老之福，但也是李先生关爱后学提携后进的慈爱之举。 2019年，国内出版社再版《西南联大英文课》，邀请了一些专家专门讲解每篇课文。当时我专门挑选了赛珍珠的《贫瘠的春天》来讲，我想借此怀念于我有恩，也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李赋宁先生。 李先生和贺老当年对学生的这种关爱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今天，能够为奋斗中的青年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我是件快乐的事！我们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不仅有可能使他们获得进步，更有可能使学术有传承。期望以此回报当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些前辈学者！
第三章 转学入清华
1935年，我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大一的开学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潘光旦先生。他是清华的教务长。潘先生是社会学家，也是优生学家。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他因踢足球而伤腿，鲁迅曾叫他作“拐杖先生”；又说他见人便说：“拿家谱来。”冯友兰先生说潘先生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我想也是称赞他博学的意思。
我入学时，清华外文系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可能是最好的之一。系主任是王文显先生。他原是苏州一个孤儿，幼年被一位名叫昆西（Quincy）的英国传教士带往英国求学。他的英语和英国人一样流利，会说苏州话，但不会讲普通话。他在清华学堂时期已来清华任教。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出任外文系主任。由于爱好戏剧理论、导演和创作，他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进修。返校后，他讲授“西方戏剧史和理论”，自己用英文创作反映中国大学生活的剧本，培养了剧作家曹禺和导演张骏祥。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曾上他讲授的“西方戏剧”课，读了一些西方戏剧名著，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莫里哀的《伪君子》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先生未去后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听说后来他去了美国。
吴宓先生本来打算学习化学工程。校长周贻春先生知道他爱好文学，送他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吴先生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四年级转入哈佛大学。本科在哈佛毕业，入哈佛研究院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白璧德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主张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倡“新人文主义”，来补救物质文明之不足。
吴先生是诗人，国学根基很好。在哈佛获得比较文学系硕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讲授
“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为了宣传“新人文主义”，办《学衡》刊物，在国内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胡适先生提倡“新文化”，主张写白话文。吴宓先生提倡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次在
燕京大学演讲，胡适称在座的吴宓先生为“My Literary enemy”（我文学上的敌人）。
1925年，清华曹云祥校长请吴宓先生回母校办国学研究所，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和考古。吴先生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吴先生受命制定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他从东南大学请来早年的同事温德（Robert Winter），他们参照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芝加哥大学欧洲文学系的方案，结合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而清华外文系的确实现了这个理想。例如，曹禺研究西方戏剧，创作了《雷雨》《日出》和《原野》。钱锺书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精深，写出《管锥篇》《宋诗选注》以及讽刺小说《围城》。除了这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外，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吴先生对清华外文系的发展功不可没。
一般来说，南方学生（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考清华较多，北方学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考北大较多。我上清华一年级时，同室三位同学都是浙江人。我同专业的人中，周珏良祖籍安徽，王佐良祖籍浙江绍兴，许国璋祖籍浙江海宁，只有牛其新是河南人，毕业于北平志成中学。
清华大学的大一新生都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我的“大一国文”分在B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我读过朱先生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对他十分景仰。现在能够聆听先生亲自授课，感到荣幸和兴奋。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批评。朱先生喜欢新文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卞之琳先生的新诗，让学生分析，最后他来总结。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卞之琳先生的作品。
我的“大一英文”课分在工学院入学英语成绩最好的一组。读本由陈福田先生讲授，作文由朱木祥先
生批改。陈先生是夏威夷华侨，他的英文名字是 F. T. Ching。他原先学理工科，毕业后到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物理。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到哈佛大学读了一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到清华外文系教英语。他主管全校“大一英文”，自编了教科书。第一课选自赛珍珠写的反映中国农村贫苦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这部小说30年代在美国是一本畅销书。其他课文有毛姆写的《哲学家》（The Philo sophe r），纽曼写的《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爱默生写的《自立》（Self-Reliance）等。这本教材的内容和深浅程度对大一学生来说还是合适的。陈先生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讲解，而是讲课文的大意。另外，他讲一些与课文无关的常识，例如火警、棒球规则等。他让学生预先准备一个五分钟的英语小故事，有一次轮到我讲，我准备了一个18世纪英国文学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轶事，可能由于我的英语语音语调比较好，陈先生问：“Where did you study ？”（你的英文是在哪儿学的？）我回答道：“Nankai Middle School.” （南开中学）。
清华大一还有一门课“西洋史”，对我读西方文学大有帮助。授课教师为刘崇鋐先生，他毕业于哈佛大
学，对西洋史和西方文学都有研究。刘先生每周都要指定课外阅读的参考书，包括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专
著。例如，耶鲁大学俄裔历史教授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写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罗马帝国的衰亡，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原因外，还有“心理因素”。我当时18岁，对这个解释十分好奇。刘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年人看待，善于激发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例如，他曾问我们一个问题：“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历史会不会重演？），这种教学法是很难得的。另外，他也多次提到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名著，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名剧，法国民族史诗《罗兰之歌》，名画家乔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梵高，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等，我听得津津有味。这些世界名人，我最初都是从刘先生那里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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