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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所收录论文基本囊括了《永乐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涵盖以下内容：
——《永乐大典》的辑佚价值，
——《永乐大典》引文史源的探索，
——《永乐大典》正副本的纂修过程，
——《永乐大典》物质形态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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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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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旨在为《永乐大典》研究者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共同推进《永乐大典》研究和整理工作。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报告论文18篇，从内容上涵盖了《永乐大典》的辑佚价值，《永乐大典》引文史源的探索，《永乐大典》正副本的纂修过程，以及《永乐大典》物质形态的分析等等。这些议题基本囊括了《永乐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展现了与会学者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即为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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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库学、《永乐大典》和历史文献学。在《文献》、《文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六部，其中《四库全书馆研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复原”。
项旋，福建连城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思想文化史。出版学术著作《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馆研究》，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课题多项。
葛小寒，江苏南京人，理学（科学技术史）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科学技术史研究，对古农书、地方志、《永乐大典》尤为关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史学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先后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一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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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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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代前言） ………………………… 张 升 1
关于《永乐大典》易学典籍整理研究的思考 ……………………… 张 涛 10
《四库全书》本《考古图》底本考
——兼论《永乐大典》中所录《考古图》的文本来源 ………… 李振聚 23
从《皇览》到《永乐大典》
——中国古代官修类书的历史与传统 …………………………… 刘全波 39
《永乐大典》纸张问题浅述 ………………………………………… 易晓辉 53
由《永乐大典》所存《周官讲义》论宋孝宗与史浩的
君臣帝师关系……………………………………………………… 张 涛 61
《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
——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 ……………………………… 张 良 79
有关《汉隶分韵》《声音文字通》的几个问题
——兼议《永乐大典》小学文献的编纂与辑佚 ………………… 高树伟 121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寓庵集》来源考 ……………………………… 史广超 136
一册《永乐大典》的翰林院到亨廷顿之旅 ………………………… 李成晴 144
《永乐大典》副本署名页价值考论 ………………………………… 项 旋 154
《永乐大典》引《仪礼》考实
——兼论《大典》编纂来源的复杂性 …………………………… 杜以恒 177
再论《永乐大典目录》 ……………………………………………… 葛小寒 214
《永乐大典》等书所见明太祖敕撰《存心录》辑考 ……………… 周中梁 234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 李思成 247
《永乐大典》征引《汉书》版本考 ………………………………… 成运楼 274
《永乐大典》所引邹霆炎《衍义》考 ……………………………… 范俊坡 285
《永乐大典》“姓氏”引《千家姓》考 …………………………… 王雪菲 296
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残本《重添校正蜀本书林事类韵会》考述 杨仕君 319
作者简介（按姓氏首字母排列）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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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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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 升
《永乐大典》共 22937 卷（其中目录 60 卷），装成 11095 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自明成祖六年（1408）抄成后，没有印行。嘉靖末年又抄一副本，正本于明末流传已不清楚，副本则历尽劫难，至今只有八百余卷存世。
《永乐大典》（以下省称《大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和知名度的古书，其收罗资料丰富，卷帙浩繁，影响深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说，都堪称中国古代之经典性巨著，实为书籍史上的长城和丰碑。
当前，《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整理与出版工程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由中宣部古籍办牵头，集中全国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攻关。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复原”是该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有序推进。为了进一步推动《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本项目组承办的“《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0月14日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长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报告论文18篇，涉及《永乐大典》与《永乐大典目录》的编撰、《永乐大典》征引文献、《永乐大典》副本流传与署名页、《永乐大典》的物质形态等方面内容，展现了与会学者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基金的支持，我们将此次会议论文汇编出版，以供学界同仁交流，或可备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之一助。
本人借此机会，谨将关于《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的思考和认识汇报如下，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大典》研究
《大典》研究，从缪荃孙《永乐大典考》（1908 年）开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其成就是显著的。例如，对《大典》编纂人员的考证，已可得四百多人；对正本下落的研究，大致可推断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对副本数量与收藏地的调查也基本清楚；大典本与《四库全书》（以下省称《四库》）关系密切，其相关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此外，对《大典》编纂体例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对《大典》引书的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其基本共识为：《大典》所引有出自原书者（如全书、全文之引录），有出自前代类书或汇编之书的（如节录部分。这部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纂修官从原书摘出的）。
本人研究《大典》二十余年，就个人的体会而言，《大典》研究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新的、重要的研究问题难以发现、提出； 另一方面对已有研究的推进比较缓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材料有限。《大典》研究的主要材料不外乎三类：其一为现有的《大典》残本。这些残本已有多种数据库、影印本，有的甚至有整理本，最近又有很多高清影像资源，十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以从事辑佚、校勘、研究等工作。其二为大典本，尤其是清末《大典》大规模散亡之前所辑出之大典本。学界目前对《四库》大典本的研究比较深入。其三为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这方面的材料，从袁同礼集中搜辑开始，经学者不断积累和添加（本人亦曾编有《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其基本和主要的材料已为研究者所熟知，且容易获得。
如果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一方面需要发现新的《大典》残本和大典本（事实上，每次有新的《大典》残本的发现都会引起《大典》研究短暂的热潮）；另一方面找到更多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材料（如有的学者从方志、家谱中找材料，有的学者从外文书档中找材料）。前者偶然性很大，可遇而不可求。后者虽有可能，而且确实能获得一些新材料，如最近刘波利用方志补充考证《大典》参修者，高树伟利用家谱考证参修者和录副者，刘怡飞利用英文材料考证莫理循旧藏《大典》的流传与下落，本人亦曾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材料考证该馆入藏《大典》之时间与数量。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材料所起的也是小修小补的作用，而重要的材料还是难以觅得。
既然今后发现更多、更重要的《大典》研究相关材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我们如何寻求突破呢？我认为有两条途径：
其一，就现有材料进行“精耕细作”，仍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做的主要工作。本人最近撰写了《〈永乐大典〉录副本的誊录、圈点及总叶数》一文，其基本材料即是《大典》残本的署名页。依据对誊录、圈点者署名方式和人数的统计分析，拙文认为，《大典》录副本誊录由官员与非官员组成，在署名页中分别著录为：写书官 官名 姓名，书写 身份 姓名；誊录的来源有二：从两房官（包括中书舍人及带衔办事官员）中选派，从在京的举人、监生、生员、儒士内考选。日常在馆的誊录数为110名（每馆各11名），日常在馆圈点者共20名（每馆各2名）。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录副之进程、运作，乃至于正本的誊录情况。
其二，创新思路，以大典本为抓手，通过复原《大典》，寻求《大典》研究的新突破。一般来说，大典本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是出自《大典》的， 如果能将其复原回《大典》，即可视为《大典》之新发现。然而，目前关于大典本（主要是《四库》大典本）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存大典本有6000余卷，其中有一些是标明《大典》出处的。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大典本复原回《大典》，既可以新获得一部分《大典》之内容，亦可以据此更清楚地了解大典本之辑佚过程（主要指四库馆辑佚）及《大典》之编修情况。例如，通过复原，可以考证《大典》录入各书的底本，事目是如何编排的，材料是如何搜集的，参修者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等等，从而全面推进《大典》研究。
二、《大典》复原
《大典》一直以来颇受人们重视，尤其是清乾隆年间从中辑得佚书数百种，此后《大典》辑佚之风甚盛，影响至今，仍有人乐此不疲，形成了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典本。可以说，大典本是中国典籍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很特殊，也很有意义。它是辑佚的范例，也是版本学上独有的一类。但是，我们都想从《大典》中辑佚书，而《大典》本身也是佚书（即残佚，部分佚），是否需要辑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典》虽已亡佚绝大部分，但是在其亡佚之前，人们已从《大典》辑出很多佚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已辑出之佚书来复原《大典》，也即是通过大典本来复原《大典》。这是一种反哺式的辑佚：大典本辑佚书为《大典》之子，兹又回馈《大典》。事实上，这样一种文献整理方法和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推广，成为今后辑佚的一个新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谈《大典》辑佚，均指从《大典》中辑佚书，而这里谈《大典》辑佚，是指对《大典》本身的辑佚，因此，为与之前的概念相区别，故称《大典》复原。当然，这种复原并不是文物意义上的复原，不是物质层面的复原，而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复原，是文本（包括文字内容、体例、形式）复原。因此，《大典》复原只是内容上的“重生”与发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书重现。
（一）总体思路
如前所述，大典本是《大典》复原的主要材料，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存世的大典本。此外，清朝有些非大典本书籍也或多或少会引用到《大典》，这些材料虽然比较零散，但也应该注意。尤为重要的是，《大典》所引书仍有很多存世，这些书也可以作为复原《大典》的主要材料。在以上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制订了如下复原计划。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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