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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从民族文化角度的独特解读
☆ 详实的史料支撑与严谨的考证
☆ 对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
从民族文化角度的独特解读：
本书最突出的学术价值、最独特的学术贡献，是作者并未以传统的中外政治关系、国家关系，而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作为思考中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变化、评价历史功过的思维逻辑理路。
不同于以往将“同治中兴”简单视为清王朝回光返照的观点，芮玛丽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在清中晚期，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社会和统治阶层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一次自我调整和抵抗。这种视角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更深层次思考。作者在引言部分专门说明中国语境中的“保守主义”与西方政治学“保守主义”的异同， 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题。
详实的史料支撑与严谨的考证
芮玛丽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清廷奏折、官员书信、外交档案等原始资料，并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这使得她的论述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为读者了解同治时期的历史细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于从整体上解释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意义。
书中对曾国藩、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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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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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是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的一部力作。作者详尽论述了同治时期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扶大厦之将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以及近代西方国家如何对待这些改革措施，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原因，指出“他们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当地局势和现实问题，不能透过千年积累的细枝末节去认清维系儒教体制持续存在的基础。他们坚持整体保留现存秩序，这样做却只会导致它的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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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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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玛丽，本名玛丽·克莱博·赖特（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年），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曾任胡佛研究所中文图书馆馆长。师从蜚声国际的史学家费正清，又是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老师。20世纪40年代，曾以胡佛研究所代表的身份来到延安，收集延安和边区出版物。主要著作包括：《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重新评估它的过去》《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等。《同治中兴》和《革命中的中国》都是芮玛丽研究近代中国的经典之作，一经出版，就备受学术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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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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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新纪元
1859—1861年的危机
《天津条约》的批准
恭亲王摄政
镇压载垣阴谋集团与巩固恭亲王的地位
外国对于新秩序的反应
第三章 合作政策
世界政治与中国内部发展的关系
英国的作用
其他列强的对华政策
驻华外交官的中国化
中国人对合作政策的反应
结论
第四章 中兴的思想
朝代循环中的中兴阶段
中国历史上在同治之前出现过的中兴时期
“中兴”一词在同治时期的适用性
皇帝的角色
满人的利益与汉人的利益
地方分治主义与中央集权制
中兴思想的哲学基础
社会稳定的思想观念
社会变化的观念
中兴的总体计划
第五章 文官政府的恢复
人员的使用
中兴官僚体制的总体特征
中兴时期的杰出京官
中兴时期最杰出的地方官
求才
科举制的复兴
限制卖官鬻爵
惩戒官僚机构
打击腐败
回避制度
专才与全才
衙门胥吏
结论
第六章 平乱
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镇压太平天国
镇压捻军
平定西北
平定云南
平定地方暴动
迈向中兴的第一步
第七章 地方行政的重建
传统平衡的根源
为恢复士绅作用所做的努力
恢复儒教和办学
争取民众——社会福利政策
共同责任网
法律的作用
地方管理体系的基石——地方官
西方列强对中国地方统治施加的影响
第八章 中国经济的复苏
传统政治经济
咸丰年间的经济崩溃
中兴时期的总体经济计划
土地政策
中兴时期对于传统商业的态度
经济发展政策
公共财政机构
经济停滞问题
第九章 自强运动
问题的范围
中兴之前清朝的军事制度
新组建地方部队的国家化
新型军事领导
胜任中层领导岗位的军官数量不足
军队士气与民众拥护
复兴绿营的失败
团练
中央的军事管理
削减军队规模
武器的现代化
中国人对外国军事援助的态度
结论
第十章 中国对外关系的现代化
中国对于外交政策的传统看法
总理衙门
中兴时期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外交专家
中国对条约体系的接受程度
对俄关系条约中的失策
国际法的引进
西学的进步
同文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结论
第十一章 功败垂成
为达成一份平等条约的初次努力
三个利益相关方
外国人眼里的问题
外国对于“中国复兴事业”的建议：威妥玛-赫德条陈
英国为修约所做的准备
中国为修约所做的准备
中国人眼里的谈判问题
蒲安臣使团
修约谈判
《阿礼国协定》的具体条款
《阿礼国协定》遭到否决
天津教案
中兴的终结
第十二章 中兴的遗产
全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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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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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本名玛丽·克莱博·赖特。1917年出生，193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先后出版有《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重新估价它的过去》《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等。
《同治中兴》初版于1957年，再版于1962年，曾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批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批评该书作者将“对中兴时期领导人的钦佩之情，转嫁到国民党身上”，但也有人将本书誉为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被指定为美国大学习修中国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芮玛丽本人对此书颇为自信。在1962年的再版序言中，她虽表示本书出版后的几年之中，史学界涌现出几十种有关清代历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她本人通过研读这些成果以及读者对她这部著作所提出的评论，使自己受益匪浅。但她同时却也指出，“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要我修订本书并为再版作序时，我最初设想着通过这篇序言，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读者对我在书中发现的肤浅或欠妥的观点加以注意。然而，当我再次阅读这本书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叹的是，书中的主要观点至今看起来仍然有效。”
《同治中兴》出版后，不但引起国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瞩目，而且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译本。二十年后，重庆出版社再次重译出版，于此，可见该书在中国学界的深刻影响、价值与地位。
初译本和重译本，都是根据1962年版本翻译的。初译本计约32万字，重译本近50万字。两个译本出现十余万字的差异，除翻译文字详略有异，主要原因是，初译本删除了许多为研究者提供指导的注释；重译本则完全保留了原书的结构与内容，仅最后的注释部分即多达13.5万字。就译本的结构内容而言，重译本保留了芮玛丽给老师费正清的“致谢”，更接近于原书原貌。初译本和重译本的文句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文意却相同或相近。两个译本文笔各具特色，各有优长。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大多侧重于讲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大历史事件，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从根本上说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这一历史描述，并不能向人们展现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仅仅讲到了历史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涉及矛盾的另一方面，即清朝统治阶级方面，是如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
《同治中兴》一书，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督抚大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而引导清王朝摆脱了政治统治的危机，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所有这些，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以致一些学者称赞此书弥补了我们历史知识的空白，读来受益匪浅。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最早的中译本可能是1914年），中国学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初版于1931年），虽曾论及同治中兴，但却并未对其成功或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美国学者芮玛丽，没有或很少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立场观点、叙事方法等的影响，有可能比较客观超脱，提出自己独到的分析与见解。作为中国人，不可妄自尊大，应该从中有所借鉴。“他山之石”，或“可以攻玉”是也。
此即重庆出版社重译再版此书的原因与价值之所在。
中外学者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未必一定存在水平或层次的高低上下之分，但却可能存在认识与思考问题的指导理论、研究视角与维度之别。
芮玛丽的个人独特见解，在各章节中皆有所表述，但更集中体现于第1章“引言”及第12章“中兴的遗产”之中，读者可特别注意研读。
“中国保守主义”，既是一个与“激进主义”对应的政治概念，又是一个松散无形的政治派别，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价值取向。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特别是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冲击，一些封建官员与士大夫，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他们试图进行抵抗的凭借与武器，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文化。他们相信，“儒家的社会秩序、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都具有永恒价值……它们是稍加调整就能适应所有新情况的基本原则，永远有效，一成不变。”
芮氏还强调指出了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机会主义的区别。“前者因尊崇儒教的内在本质而珍视儒家秩序；后者却把儒家遗产要么当作刺激中国人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要么当作遮掩法西斯主义的面纱。”这一分析，不但有意思，而且有启示意义。
作者认为，国民党在其统治时期，极力称赞清代同治中兴的前贤，力图仿效中兴的理论和政策。然而，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芮氏认为，“国民党发动的这场新派中兴运动，完全就是一个凄惨的败局，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它所努力效仿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完成它的最后抵抗的真实事件经过，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而将国民党的效仿称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不但“将会辱没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而且是在“歪曲历史”。
本书有关历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的两个问题，亦值得关注和思考。
芮玛丽表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需要警惕、摒弃两种错误的倾向或研究方法。
一是“要防止开展‘搬砖式’研究。这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研究方法，将会误导我们产生‘一切社会现象都值得注意、任何课题的深入研究都有助于积累知识’的主观设想；等所有的砖都搬运到位了（几个世纪过去了），它们就会自动形成一个设计精美的建筑物，而不会是一个瓦砾堆。”也就是说，她认为那种只注重各个历史细节的研究，然后可升华为对历史整体研究的方法与途径，错误而不可行。
二是“要防止开展‘魔法式’研究。”意即反对那些试图发明或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以此解释、说明所有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颇有些类似于人们常说的“以论带史”的方法。
芮玛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不是走了这个极端，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表示不满。“有的是针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微小侧面所做的带有预测性的评论，有的是针对中国政权运行的内部机制所做的震古烁今的一揽子解释……运用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取得成效。”她认为自己对同治中兴这一个案的研究，摒弃了上述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因而“对于从整体上解释中国现代史具有重大意义”。
芮玛丽上述说法的价值，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向我们展示了外国学者的学术思维视野，可为我之镜鉴。
本书最突出的学术价值、最独特的学术贡献，是作者并未以传统的中外政治关系、国家关系，而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作为思考中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变化、评价历史功过的思维逻辑理路。
作者认为，清王朝同治中兴的“这种奇迹距离成功实现，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其成功的内部机制、内在机理，在于儒家文化，而导致其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贯穿于全书的一条核心主线，是详细叙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
芮玛丽多次强调，“即使处在最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也无法把一个现代化的高效政权嫁接到一个儒教社会的根基之上。”“同治中兴既要求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又要求恢复儒家秩序，而事实证明，这两个要求完全是一对南辕北辙的矛盾，因此导致了同治中兴的失败。”
芮玛丽摒弃了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对儒家文化如何直接影响并严重阻碍着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分析，视角是独特的，论析是深刻的。对此，人们可以乐山乐水，可以见仁见智，但无疑开拓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另一视野。
我以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或制约着中国顺利步入近代社会，但其只是起到某种密切的关联作用，但不一定构成必然的，更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二者不可混淆。同治中兴的失败，以及近代中国未能顺利步入现代国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芮玛丽力图从同治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中寻找中国未能步入现代社会的自身原因，这当然是一个研究与解释历史的视角，但将其原因全部归结为“儒家制度自身固有的本质”，则值得商榷斟酌。“导致中国不能成功适应现代世界的障碍，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朝廷的统治、满清官吏的愚蠢，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偶然，而是儒家制度自身固有的本质。”
通观全书，作者不但明确断言“一个已经出现崩溃迹象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非凡努力而得以复兴……中华帝国在1870年后的痛苦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所谓的同治中兴从未出现’，反而映衬出中兴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且明确以“同治中兴”标示书名。据此，可以理解为作者认为清王朝出现过同治中兴，实属无疑。
但在另一处，作者又说，“同治中兴是上述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显然又认为同治中兴没有取得成功。
究为矛耶？盾耶？抑或矛盾一体耶？芮玛丽上述认知的矛盾，是中国近代复杂而混沌历史状况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反映。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王朝度过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皇位争夺危机；镇压了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各地起义，恢复了在全国的政治统治；掀起了洋务运动，国力有所增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相对稳固下来。就此而言，似乎可说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
但清王朝所面临的外国侵略的危机始终未能解除。
1871—1900年，先后发生了沙俄侵占伊犁、日本侵略台湾、英国入侵云南等事件。爆发了中法战争、英军第一次侵藏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外国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中国就会丧失部分国家利权，同治、光绪两朝，是中国半殖民地日渐加深、逐渐向下沉沦的时期，何中兴之有？
就此而言，在清代实际上并未出现过同治中兴。
其实，清王朝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兴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已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均开始渐入中国社会，清王朝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历史上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或是周边落后的蛮夷之国。面对社会制度更为先进、社会经济更为发达、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清王朝不可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王朝那样，凭借自身的力量战而胜之，转危为安，实现王朝的中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侵略，使清政府陷入了回天乏术、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与挑战，清王朝将永无王朝的中兴、复兴之日。
另外，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诞生，且日渐壮大，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们迫切希望以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这就从根本上，或政治方向上，遏止了封建王朝再次中兴的可能。
许多历史问题，不可能一次穷尽、发现最终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根据个人的知识积累与储备，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各自的分析。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进步以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愿与各位读者共思、共勉焉。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4年12月
引 言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是一个极其稳定且保守的国家，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冠以“中国保守主义”的这种很随意的提法充斥于近期召开的大多数现、当代中国事务问题研讨会上。有的说，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导致这次改革、那场变法宣告失败；也有的说，“保守分子”为了维持旧秩序，通过获取外国列强提供的援助，与外国列强联手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还有的认为，表面现象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当代中国仍存在着“潜在的保守主义”，如果遇到适当的社会激励因素，它们就会卷土重来。上述提法，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中国保守主义”这个提法很重要，无论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开展比较政治学研究，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研究者就会“张冠李戴”、轻易地给研究领域贴上一个错误的概念标签，从而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其中，关于“保守”的含义，如果被理解为“保持安全状态，使之免受伤害、腐烂或损失”，那么，我们可以确信：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旧中国，那些封建官员和士大夫们为维持儒家秩序而秉持的一整套观点立场，都属于保守主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西方现代保守主义，二者不可混淆。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西方政治术语中的“保守主义”，创立于法国大革命之初。当时，伯克的追随者为了寻求维持欧洲社会启蒙运动之前的包括基督教、反理性主义和贵族政治在内的封建世袭体制而采取了保守主义。而中国的保守主义则是在西方提出保守主义数十年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独立形成的，其目的在于维持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中包括儒教、伦理纲常、士绅阶层等要素在内的非封建世系。与中国的激进派不同，中国的保守派从不关心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想，当他们终于对西方世界产生兴趣时，也仅仅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准则。他们并没有读过伯克的书。
19世纪及20世纪西方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相信神的意志可以创造历史；相信原罪论的观念；怀疑理性的推断，却笃信“世俗惯例和固有偏见”；相信私有财产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喜爱独居封闭的生存方式，不相信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观点。与之相反，中国的保守主义却在捍卫一种合乎理性、世界大同的社会秩序，就很大程度而言，他们所捍卫的社会秩序，是被西方保守主义者百般诅咒的“根本性的错觉”，即：认为人类历史是和谐而又理性的社会自然发展规律中的一部分；愿意让私有财产从属于集体利益；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并且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实现尽善尽美；崇尚社会习俗，使之成为理性的载体而不是理性的阻碍；执念于“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信仰。
如此看来，欧洲的保守主义与中国的保守主义相比，二者之间的最大共同点，仅在于保守的意愿。这两种制度都推崇沿袭固有的为人处世方式；都阻挠彻底变革而提倡在充分权衡风俗习惯因素的前提下推行规模小、进度慢的社会改良。对中国的保守主义分子来说，儒家的社会秩序、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具有永恒价值，其真实性和正确性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它们是稍加调整就能适应所有新情况的基本原则，永远有效，一成不变。
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肇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儒家学说总是以一种形式或别的某种体制主导着清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就像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所表现的那样。但儒家学说的支持者起初并不能称之为“保守派”，只有在他们为维护其社会地位而与太平天国及西方势力展开斗争之后，才获得了“保守派”这个恰如其分的头衔。因为从那时起，他们关于人类生活及社会本质的基本命题再也不能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社会局势迫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关于儒家理论可行性的争论中来，探索新的途径去证明儒家学说在解决政府实际事务中的优越价值。最终，在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一众投机分子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前者因尊崇儒教的内在本质而珍视儒家秩序；后者却把儒家遗产要么当作刺激中国人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要么当作掩盖其法西斯主义本质的面纱。在投机分子手中，儒家学说就是一个无效的刺激工具、一张薄薄的面纱，最终只能沦为一个笑柄。他们的观点立场与真正的儒家保守派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判若云泥。中国近代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礼教，即所谓的礼，指的是“社会习俗的准则”。在儒家的行为规范体制下，对于如何评判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是否得体，礼教提供了宗法和世俗的标准。儒家的行为规范体制是一种既稳固又灵活的等级秩序，每个人在思想观念上都理解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并将其视为充满理性和普遍性的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来予以承认。在中国为期先后三代人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保守势力始终都把维护礼教当作首要目标，而中国激进派势力却把废除礼教视为其首要目标。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把礼教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从他早年成长为一名思想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者时起，乃至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那些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反对礼教的立场从未出现过动摇。
一个以儒教思想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工商业及经济领域内出现的任何形式的发展，都会使整个社会如临大敌。人们认为，儒教社会在总体稳定的社会秩序中通过不断更新和调整，而使其历史呈现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僵化的社会秩序中，不可能产生基础性的矛盾冲突。而小规模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妥协和让步来解决，藉此便可实现完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儒教社会中，士大夫阶层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他们不尚武力、不事农耕、不求创新，却能引领民众参与社会生活并使全社会维持其固有的自然发展进程。他们既不是狂热的鼓动家或政治运动的组织者，也不是贵族、神父、有钱人，更不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被统称为君子，也就是这些道德高尚、饱读诗书、注重修养、深谙世故、思想保守的精英人士。对此，中国的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曾专门作过一段论述：
一个眼里只有人与人关系的人不免是保守的，因为人与人的关系的最终结果常常是互相协调。调整的均衡只能建立在人与自然稳定不变的关系基础上。另一方面，单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几乎没有限制。在强调技术进步的同时，人对自然的控制也随之不断改变，变得更为有效。然而技术的变化也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人和人的关系看待世界，由于缺乏技术知识，他们就不会赞赏技术进步，看不出任何意图改变人与人关系的理由来。
就农民的社会地位而言，如果在中国的保守派与欧洲的保守派之间作个比较，则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要远比欧洲农民高。首先，中国保守派的领袖们知道“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农业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所有负责治理国家的人都会对此高度重视。而且，尽管他们都是一些只顾自身利益的地主，但经过治国理政方面的多年历练，他们会把农民的事情也当成自身利益中的一部分。儒家社会的国家治理者不可能像西方社会的许多官员那样，一边沉溺于专注工业商贸及国际事务的都市生活，一边自我陶醉于歌颂田园生活福祉和农民拥有古老智慧的伤感论调。其次，根据中国保守派所遵循的儒家教义，农民都是明事理的人，并且通过教化可以实现尽善尽美。地主所享有的特权都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他们按照公认的准则去指导农民的行为，他们告诫农民的话，都是理性的训令。农民如果表达出不满情绪，外界可以感知——军官通常会受到警告，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惟恐农民士兵得到嘲笑或非议他们的口实；地方官员也要定期依据上级命令对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进行检查和整改，以便平息民众的负面舆论。
中国保守派认为农民天性纯良，绝非西方保守派所认为的那样，人一生下来就背负着原罪。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保守派几乎从不害怕对民众开展那种令西方保守派倍感困扰的普及教育。儒家社会在开展教育时，主要依据经济条件对民众设限：农家子弟很难从田间劳作中抽出时间去学习。那种认为农民一旦学会读书便会误入歧途的观点，人们无法想象，人们更愿意相信，如果农民学会了读书，他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家的说教，而且这也有助于儒家学说的宣扬。如果他能力出众，人们都会满怀信心地期待他能成为一名官吏，而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从理论上说，如果他刚好具备从政所需的个人能力，他就完全有可能当上仅次于皇帝的高官；如果皇帝在位期间违背了确立皇权合法性的理性道德原则的话，皇帝就会丧失其统治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还有可能登基做皇帝。
关于对待私有财产的看法，西方保守派持有的基本原则，是认为私有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此，中国保守派的看法与西方保守派之间似乎毫无相通之处。诚然，中国的绅士阶层攫取了土地方面的既得利益，并且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与欧洲的情况相同，中国保守派也认为财产私有化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分散是阻止皇帝产生独裁专制思想的重要手段，因为如果皇帝手中的权力过大，他就有可能拿来滥用。但是，按照中国保守派的观点，私有财产与社会上的万事万物一样，都属于社会责任体系的一部分，它并不能给财产的所有者授予“天赋权利”；如果私有财产引发了民众失业，导致了物价上涨，造成了食品短缺，或者引起了民众不满，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籍没私有财产的做法就是恰当且合理的。
当然，在这动荡不安的一百年里，中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可能一成不变，尽管中国保守派曾经竭尽全力地想要维持、调整，乃至恢复儒家生活方式的本质属性，却仍无法遏止这种改变。第一代保守派静观时局，安之若素；他们坚信儒家学说是普遍真理，不仅会在中国持续传承，还会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传播并发扬光大。国内发生的叛乱和外敌的入侵，迫使他们以在太平天国之前的儒家著述中极为罕见的敏锐视角，去审视和重新论述他们的儒家观点，即便如此，他们仍不会质疑自己所持有的儒家立场。他们虽然在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同目标这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却都受到大一统的儒家社会传统价值观的激励，都把儒家学说视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和共同努力实现的未来。
关于这个问题，约瑟夫·列文森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第二代保守派不像第一代那样安于现状，他们遭遇了时局困顿和现实疑惑的双重考验，对于欧洲思想，他们虽然从情感上完全排斥，而现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对其高效运转的执政理念甘拜下风，于是，他们只能付出长期而又艰辛的努力，为的是探索一条可实现儒家准则向欧洲思想相妥协的发展之路。第三代保守派上台后，统治阵营之间出现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早年间第二代保守派对儒家思想的坚信已经被怀疑所取代，那么如今，随着中国持续衰败、即将亡国灭种，这种怀疑已经演变为恐慌。选择哪一条正确的路线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新的中国？激进派——人数很少——主张彻底抛弃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保守派则坚持他们复兴儒家学说的理想。
中国的第一代保守派对自己的儒家思想原则怀有高度自信，其自信程度超过了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保守派，他们可以结合执政实践，充分而彻底地检验其儒家原则；而在西方世界，欧洲保守派即使尽最大可能去检验其思想原则，也没有中国第一代保守派做得那样充分和彻底。然而，中国的第三代保守派在执政表现上，却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保守派都显得更加惊恐万状、失魂落魄。其原因在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像中国第三代保守派那样，曾经在为期一代人的时间内，被迫去面对生存状况的恶化、自我尊严的受损，以及一切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沦丧。由于他们曾认为无所不能的儒家准则并不是那种可以让信仰者谨记于心的宗教原则，而是只有通过社会实践运用才能得以留存的社会原则，一旦被锁进保险箱或沦为流亡者的珍藏品，这些儒家准则就会失去活力、无人问津。
在一切社会学研究领域，需要时刻保持对两种错误倾向的警觉：一方面，要防止开展“搬砖式”研究。这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研究方法，将会误导我们产生“一切社会现象都值得注意、任何课题的深入研究都有助于积累知识”的主观设想；等所有的砖都搬运到位了（几个世纪过去了），它们就会自动形成一个设计精美的建筑物，而不会是一个瓦砾堆。另一方面，要防止开展“魔法式”研究，亦即反对那些试图发明或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以此解释、说明所有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颇有此类似于人们常说的“以论带史”的方法。
在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尤其需要保持这种学术警觉。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让人感到既艰难晦涩，却又引人入胜。由于我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以致把研究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任何细枝末节都当作值得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所列举出的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看起来似乎有必要迅速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对该领域核心问题的研究中去，开展针对中国农民、中国思想、中国商业阶层等课题的研讨，从总体上探讨中国保守主义、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不是走了这个极端，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有的是针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微小侧面所作的带有预测性的评论，有的是针对中国政权运行的内部机制所作的震古烁今的一揽子解释。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哪个都不能轻视，但对于分布在广阔领域内的最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而言，运用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取得成效。单纯使用一般术语去探讨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对于研究工作毫无裨益，因为我们将不可避免、不厌其烦地查明谁是保守派的领导人，谁是保守派的幕后支持者，保守派想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社会，保守派在政府各个部门都采取或提出了哪些措施，以及保守派的结局怎样等问题。这些问题或许看起来都有限定性，也都很具体，但是，将其与任何一个历史瞬间相对应，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分别从不同角度构成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如果想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作出解释，我们在试图把握不同历史瞬间中国保守主义特征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纷繁复杂的各种困难。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将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因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或多或少带有可操作性的成分，而且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足以阐释那些一般意义上的问题。
1860年，中华帝国及其传统体制似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起义军和外国侵略军面前，帝国政府显得孤立无援、士气涣散。面对着国内革命和外国侵略，帝国政府表现得毫无斗志、陷入绝望。已持续了10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彻底打破了中国经济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几个省份的生活秩序。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后期实力复苏阶段，起义军横扫华北平原，直接威胁帝国首都。与此同时，英法海军突破了曾让中国人自鸣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一支小规模外国军队竟然击败了由当时中华帝国名气最大的将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野蛮的外国兵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把宏伟壮丽的避暑行宫——圆明园化为灰烬。咸丰皇帝公开承认彻底战败，尔后便带着文武大臣、后宫嫔妃逃到热河。翌年，他病死在那里，从而给中国历史上若干个最令人伤感的十年中的一个十年划上了一个恰当的句号。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清王朝大厦将倾，一个混乱年代即将到来。按照一些中国人持有的一种观点，清王朝的悲惨命运不仅在劫难逃，而且理应如此，除非清朝整合各方力量，创造出一个奇迹来，这个奇迹指的就是：镇压革命、抵挡外来侵略和恢复国内秩序。要想创造这样的奇迹，不仅需要统治者按照传统路线，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恢复对国家的高效统治，还需要创立一套新政，从而能够化解现代条件下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同时还能维护儒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19世纪60年代，这种奇迹距离成功实现似乎已经近在咫尺。19世纪50年代发生于咸丰年间的衰败与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同治中兴，二者之间存在鲜明反差。满汉上等阶层高度一致地团结在不久前刚刚遭受重创、现已威风扫地的朝廷周围，由才能出众的大臣来掌管政府主要职位。朝廷于1864年收复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这标志着唯一可以给国家生存带来威胁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彻底失败告终。捻军、回民起义及其他不太严重的叛乱也都逐渐被镇压了下去。军队规模逐渐精简，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提高。政府降低了土地税率，财政总收入却得到了增加。经过艰辛的努力，新的土地即将得到开垦，昔日因遭受战火而废弃的地区得以恢复重建。重新确立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标准，教育学术系统再度出现繁荣景象。在处理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竞争中，与外国商人相比，中国商人的表现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在沿海贸易的竞争中完胜外国商人。外国军队撤走了，放眼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史，这一时期是外国施压和干预最少的时期。中兴时期的政治家把一个名为“总理衙门”的现代外交机构成功地移植到中国古老的官僚体制之中，总理衙门设立仅数月，其成员就通过熟练运用条约款项和国际法与外国势力巧妙周旋，为中国争取到了利益，这标志着他们已经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他们意识到，从今往后，中国既不能闭关锁国、拒绝同西方国家发展外交，也不能再以“中央王国”自居、吸引它们加入到以统一道德体系为基础的朝贡附属国行列中来。他们开始读外国书，了解世界消息，还创办学校以便传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与此同时，中国开启中兴事业的这十年，正值西方国家的社会反帝运动达到历史高潮期。由于对中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深感忧虑，以前曾经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现在却开始愿意为中国政府提供支持和保护，从而为重建中国的保守主义提供重要的帮助。
之所以要对同治中兴问题展开个案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1）这项研究对于从整体上解释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伟大的中兴时期，同治中兴既是其中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中国人为了改革国家体制使其有效适应近代世界，在无需发动革命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或推翻体现这些价值观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关于如何看待同治中兴这一历史时期，这个问题曾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争论热点，然而在西方史学界，大家却实际上对此一无所知。
（2）这项研究对于围绕这一时期开展政治及社会方面的比较性研究，具有潜在学术价值。同治中兴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组织最严密、推进最持久、记载最完善的一次保守派改革运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可与欧洲保守派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相媲美。
（3）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而阐明20世纪的许多问题。历史不会重蹈覆辙，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供政策制定者阅读的工作简报。但是，正如拉尔夫·林顿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河流总是在两条堤坝之间流淌，它有可能会改变河道，却不可能恣意泛滥。每当引进一个新生事物时，所有文化都会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分化和重组，但在多数情况下，所有文化都只能吸收那些看起来与之相似的外来事物，而不是那些看起来与之存在差异的事物，尔后沿着符合它们长久利益的路线，继续发展下去。那种认为中国不受新生事物影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那种认为新生事物对国家发展毫无作用的说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近期，相当多的美国人都把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中国政坛出现的新事物上，然而，直到最近，他们仍既不重视限制中国历史之河近期流向的堤坝的构造，也不重视研究中国政治行为的固有模式。本书并不打算为东西方对峙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本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属正确，那么这些成果似乎可以为解决一些高度相关且尚未提出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我的观点吧！人们常说，中国的儒教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稳如泰山的，然而这个社会却在19世纪出现了明显的土崩瓦解迹象，究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无法应对西方列强从外交、军事、商业领域发起的全面挑战，彻底吃了败仗；那么，接下来应该承担罪责的，就是清政府及大清帝国统治阶层，因为他们阻碍了国家在上述领域取得发展。如果说这种解释可以站得住脚，那么要想纠正清政府在19世纪所犯下的错误，进而建立一个自强自立的新中国，就应该从以下三点入手：一是倾力打造一支装备精良的本国军队，二是对已经西化了的中国商业阶层实施鼓励扶持，三是积极争取国际力量为中国保守主义政府提供友好援助。基于这种解释，中国奉行的民族主义路线尽管也很重要，但是，仅凭社会革命不仅无助于实现现代化和国家“自强”，而且显然会阻碍发展。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以上关于中国19世纪近代史的解释究竟能否成立？当前形成的个案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与上述解释截然相反的概括性结论。
（1）在处理与现代国家的外交、军事及商业问题中，清政府最初的表现是相对成功的。这三大领域，是同治时期的中国政府大获全胜的地方，而不是获利最小的地方。
（2）中兴事业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在于，儒家社会对于稳定的要求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3）现代中国的保守势力曾在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完成了对实现中兴事业的尝试；尝试过程中的表现堪称精彩，而最终结果却是惨败；导致中国不能成功适应现代世界的障碍，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官吏的愚蠢，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偶然，而是儒家体制自身固有的本质。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并不敢确信他们所支持的中兴保守主义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中国被阻挡在通往革新和突变的道路途中，许多国家只有在内战和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实现革新和突变。”为了实现中兴事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中兴事业不能成功，中国将面临的，要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会逐渐虚弱、衰败，直至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问题不仅牵涉中国的未来，也牵涉享有在华利益的列强的未来安全。英国公使报告说：
关于改变中国现状以及引进大规模、全方位改革的这个问题，西方列强既满怀希望又深感恐惧。提到这个问题，无疑也会牵涉中华帝国的未来命运，以及她那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必须作出决定的是，这个塞满破旧物品的老迈的政治系统，能否有望获得再生的机会？能否获得一个适应现代要求及外国文明的新生？或者说这个政治系统是否会在经历逐步解体、退化、取得或多或少的进步以及消除帝国内外一切影响的阶段后，实现彻底的消亡？
本书后续内容将涉及中国在1860—1870年对于这个问题所作出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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