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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有关希伯来圣经的新锐研究
★展示近东考古发掘与圣经研究的诸多面向
★集语言、文本、历史、艺术、当代思潮研究为一体
內容簡介:
《希伯来经典:语言、文本、历史》分为三大部分,共计十四篇论文。第一部分聚焦于《希伯来圣经》相关的“语言”。第二部分围绕《希伯来圣经》相关的“文本”展开讨论。第三部分引入更多的经外文献史料,将之与《希伯来圣经》进行比对,以探究《希伯来圣经》背后的“历史”世界。作者既有国内外知名学者,亦含本土新秀学人,充分展现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在《希伯来圣经》研究领域的兼容并蓄。
關於作者:
李思琪,1988年3月生,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一类),博士生导师。2016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古代东方学博士学位,后获国际奖学金在南非西北大学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2019),前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2019—2022)、副教授(2022—2024)。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以色列历史、《希伯来圣经》和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CSS006),著有英文专著Mapping Judah’s Fate in Ezekiel’s Oracles against the Nations,并在Biblical Interpretation、Religions、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圣经文学研究》等国内外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书评等近二十篇。基于谷歌引用数据(Google citation),专著与论文共被引用66次,H指数为5。
目錄 :
壹、 语言
003 古典叙利亚文与希伯来圣经 陈 湛
021 格厄兹语——非洲之角的古典闪语 张泓玮
贰、 文本
053 死海古卷与《希伯来圣经》 Michael Segal
073 《七十士译本》研究概览 Kristin De Troyer
087 三大亚伯拉罕宗教与《塔纳赫》汉译 刘 平
134 南北国分裂开端的不同历史书写——《列王纪》与《历代志》的对比研究 李辛榆
184 关于《以斯帖记》3:9中金钱交易性质的探讨 胡雅婷
198 抵抗与忏悔,隐匿与显明——《以斯帖记》4:1—3哀悼的多重含义 王怡心
叁、 历史
215 考古学与《希伯来圣经》 Matthieu Richelle
234 希伯来等西亚创世神话中的杀蛇战斗 王昶欢
264 《列王纪》玛拿西王的“污名化”历史与原因考证 张鑫宇
283 敦煌希伯来语祷文研究 季小妍
314 红妆与白刃——析文艺复兴到象征主义时期犹滴的画中形象 阿 慧
336 处境化圣经诠释 黄 薇
內容試閱 :
序言
《希伯来圣经》作为古老的传世文献,在漫长的创作与传抄过程中,难免掺杂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或传抄者的误读错抄等元素,在复原史实方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仍是关于古代以色列历史最丰富的文字记载,不仅有助于揭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精神思想,还在展现希伯来文明与古埃及、亚述、新巴比伦、古波斯等西亚文明之间的互动联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此外,古代希伯来语言文字最主要的载体为《希伯来圣经》,其中一些古老的诗歌,如“底波拉之歌”(《士师记》第5章)、“雅各对十二支派之祝福”(《创世记》第49章)、“巴兰预言”(《民数记》第23—24章)、“摩西的临终遗言”(《申命记》第32—33章)等,在语法风格上展现古风圣经希伯来文(Archaic Biblical Hebrew)的特点,与一些早已消亡的迦南文字颇有相似之处,是理解人类文字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史料。而且,《希伯来圣经》的影响力不仅触及西方世界,亦深入亚非拉等地。在历史长河中,《希伯来圣经》被多次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包括希腊文、叙利亚文、拉丁文、格厄兹文、德文、英文等,而敦煌藏经洞的希伯来文祷文(公元8世纪左右)、河南开封的《以斯帖记》希伯来文卷轴(公元19世纪左右)以及中文《圣经·和合本》(公元20世纪初)等文献更是证明《希伯来圣经》有助于重构与理解中外文明交流史。
在此背景之下,培养能在上述领域和国际前沿学术研究对话的中国本土学者是为要务。2020至2023年间,本人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明”“古希伯来经典导论”“初级古希伯来语(上)(下)”“世界古代宗教文化研究”等课程,不时邀请来自中国、奥地利、比利时、以色列等地的海内外专家以及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为复旦师生进行课程拓展讲座,亦在各个课程结束之际收获若干篇学生的优秀论文。本辑《世界史论丛》将以上讲座内容、优秀论文以及一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所著之特稿集结成册,全册分成三大部分,共计十四篇论文。
第一部分聚焦于《希伯来圣经》相关的“语言”。《希伯来圣经》主要由古典希伯来文写就,亦含较少的阿拉米文,而这两种文字同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与叙利亚文、格厄兹文关系密切。唐朝时期传入中土的《圣经》便为叙利亚文版本,景教徒更是以之为底本译为中文。陈湛助理教授指出,叙利亚文传统在近代欧洲人文学科教育当中常被边缘化,其学科地位远不及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等经典语文,但若追本溯源,从更早的历史说起,叙利亚文传统在《希伯来圣经》研究的许多方面,如重构希伯来文底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叙利亚注经者对《圣经》的阐释更是有别于希伯来与希腊传统,使《圣经》的接受史更为异彩纷呈。张泓玮助理研究员则针对存在于非洲之角的闪米特语——格厄兹语展开论述,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角梳理其文字、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的代表性特征。此外,由该篇论文可知,格厄兹语在非洲之角承载着埃塞尔比亚、厄立特里亚的传统文化,而且以格厄兹语书就的《圣经》译本和以《以诺书》为代表的非正典经卷更是使得格厄兹语成为对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语言。
第二部分围绕《希伯来圣经》相关的“文本”展开讨论。《希伯来圣经》的成书时间较长,最初的叙事或以口述方式传承,再以文字形式记录,各个文本单元(诗歌韵文、历史叙事、律法条文)不断叠加、互动,最终形成今天的样貌。西格尔(Michael Segal)教授透过死海地区库姆兰洞穴出土的希伯来文古卷,举例说明希腊化—罗马时期(公元前3—公元1世纪)“圣经类”文本的多样性,这些文本之中不乏与现有《希伯来圣经》抄本相异的元素,而这些异文或为有意识的改动,或为无意识的抄误,而另一类古卷针对“圣经类”文本进行大胆的改写创作,进一步展现《希伯来圣经》文本的历史动态发展。文本流传的动态性不只存于希伯来文原文经卷之中,还现于其后发展的各类译本之中。德·特洛耶(Kristin De Troyer)教授介绍其中一类译本,即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历史由来与传抄过程,这部作品涵盖《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或曰“古早希腊文翻译”),还包括希腊化时期以通俗希腊文书就的犹太文献。译文在公元2世纪左右被不同犹太修订者改动,映射出不同书写风格。有意思的是,部分希腊文修订内容与死海古卷中的希伯来衍文遥相呼应,因此公元2世纪及之后的希腊文修订版本有时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文本或修订传统。刘平教授则介绍另一类翻译,即《希伯来圣经》(或曰《塔纳赫》)的汉译,依据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华的宗派、教派(其中在华的基督教又分景教、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新教),将《希伯来圣经》的汉译使用兼出版情况进行分纳归类与细致解说,有助于深化未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上述三篇论文以宏观视角透视《希伯来圣经》相关的文本在历史上的抄写、翻译、传播等情况,而后三篇论文则运用微观视角,针对《希伯来圣经》中的特定书卷(即《列王纪》《历代志》《以斯帖记》),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揭示文本中的主题旨趣。李辛榆同学指出,希伯来传统的历史文学《列王纪》与《历代志》在描绘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分裂之初(公元前10世纪末)时,内容多有重合,甚至是逐字对应,但亦有迥异之处。透过语言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对读,可以推测两者叙事差异实际反映了两派作者(“申典学派”和“历代志作者”)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意识形态。相较早期的“申典学派”,后流放时期(公元前6世纪末及后)的“历代志作者”从犹太人回归故土的现实角度出发,在撰写南北国分裂的历史时,有意识地提升南国犹大的地位,以便重塑“以色列”的民族身份。胡雅婷同学聚焦希伯来历史小说《以斯帖记》3:9中反派角色哈曼称银入库的行为,探讨哈曼的动机、国王的反应、金钱的性质、叙事安排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该篇论文从“一万他连得白银”作为诱因和作为补偿两个角度出发,总结部分释经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而将哈曼的行为放入古代西亚的“巴克希什”(bakshish)传统中进行考察,并通过与4:7和7:4中末底改和以斯帖的串联揭示3:9中金钱的叙事伏笔作用。王怡心同学在细读《以斯帖记》4:1—3的基础上,观察到该段落所刻画的哀悼与其他经卷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参考并分析相关学者针对哀悼所提出的代表性理论后,指出文中哀悼主题蕴含抵抗与忏悔双重内涵。
第三部分引入更多的经外文献史料,将之与《希伯来圣经》进行比对,以探究《希伯来圣经》背后的“历史”世界。早期历史研究者多视传世文献《希伯来圣经》及其译本为唯一或主要的史料,以此重构古代以色列文明的历史发展。19至20世纪出土的西亚考古发现,如石碑铭文、文字陶片、死海古卷等促使史料革命,带动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部分学者开始加入出土资料来理解古代以色列历史,但这也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里歇尔(Matthieu Richelle)教授在探讨传世文献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具体关系时,并不否认考古学相比传世文献的研究在特定情况,尤其是在了解古代以色列的日常生活方面,更具历史价值,但也指出物质遗存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非不证自明,而是有待进一步阐释,最终的阐释推测亦非绝对真理。况且,物质遗存与传世文献所能解答的历史问题很多时候迥然相异,两者所提供的答案的相交部分相当有限。综上,需要以一种更平衡、开放与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希伯来圣经》与以色列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
余下五篇论文的顺序是根据其主题内容所呈现的时间年代来排列,它们透过具体例子,阐释《希伯来圣经》与其他经外史料之间的互动与关联。王昶欢同学指出,《希伯来圣经》中的创世神话,如《创世记》1—9章、后先知书、赞美诗等,与两河流域《埃努玛·埃利什》(Enūma Eli.)等创世神话在关于原初世界形态、创造过程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其中皆存在创世时的“杀蛇战斗”。《希伯来圣经》不同章节的作者既继承、亦改造西亚创世神话中的“杀蛇战斗”这一母题。受到不同写作目的与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一创世神话母题的语境不断转化,可被归纳为创世、出埃及时分开红海、击打广义的外敌、末世审判等,由此展现以色列民族对此神话母题极为多样的历史记忆。张鑫宇同学注意到希伯来传世文献《列王纪》中的玛拿西王(Manasseh,约公元前697—前643年)被描绘为无恶不作的暴君,但却维持了五十五年和平统治,最终寿终正寝。该文将传世文本的矛盾点与考古发现结合,试图还原玛拿西王在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贡献,继而推测《列王纪》中的玛拿西王叙事经历了大流亡时期的扭曲与“污名化”,再借助跨学科的思维路径来探究这“污名化”的具体原因。季小妍同学深入分析公元9世纪的敦煌希伯来语赎罪文,即目前唯一一件出土于丝绸之路东段的希伯来语文书。该祷文以YYY代指耶和华神,这一圣名替代形式或源于巴比伦魔法咒语传统。祷文借助暗指不断回溯《希伯来圣经》传统,并使用犯罪、流散、赎罪、回归、奖赏的叙述模式,反映了犹太文明的延续性。对此祷文的释读研究,可深化学界对中亚犹太族群及中古时期犹太商路的认知。阿慧同学着眼于希腊化时期犹太历史传奇《犹滴传》的后世影响,以书中女英雄犹滴的形象发展为切入点,重点分析该形象从文艺复兴时期至象征主义时期(公元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洲绘画作品中的演变方式,并发掘这一系列演变背后的历史语境与时代风潮。最后一篇论文来自黄薇讲师。她指出,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虽然学者往往更关注《希伯来圣经》文本写作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希伯来圣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批判史或诠释史也值得深究。当代学者不仅认识到任何诠释都是处境化的,而且还有意识地将处境化诠释带入学界,从而使《希伯来圣经》研究更为丰富。比如,中国学者李炽昌提倡带着中华文明的传统底色去理解《创世记》《诗篇》等经卷。又如,女性主义学者布伦纳受到以色列现实社会处境的启发,重新解读《路得记》。该文透过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阐明处境化圣经诠释在现当代《希伯来圣经》研究领域的意义。
虽然《希伯来圣经》的汉译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公元619—907年),而民国时期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冰心、茅盾等,在其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汉译·和合本》的影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希伯来圣经》展开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应该始自1980年代。令人欣喜的是,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中国学人快速成长,也吸引了海外同行的关注。上述十余篇专论,便是这一成长的见证和缩影。其中内容涉及和《希伯来圣经》相关的语言
文字、文本流传、考古发现与后世影响等专深议题。作者既有国内外知名学者,亦含本土新秀学人,充分展现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在《希伯来圣经》研究领域的兼容并蓄。
本论文集得以付梓,有赖多方支持。论文的作者们慷慨赠文,论文内容翔实且精彩,值得我们学习与赞美。社会善心人士默默奉献、匿名资助了本论文集的出版费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欧阳晓莉教授热心关注本论文集的出版进展,并协助本人与复旦历史学系沟通,获取国内作者的稿费。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在本人访问期间提供幽静的工作环境,使本人得以专注于本论文集最后阶段的编译工作。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在本人入职后,给予
本人良好的办公空间以及充裕的科研经费,用于论文集刊出前的校样处理与国外作者的稿费。中西书局作为本论文集的出版社,透过李碧妍副总编辑,提供了专业且高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虽然编者全力以赴,但仍惶惶不安,唯恐本论文集存在偏颇谬误之处。倘若发现论文集中的缺陷,诚望诸位读者不吝雅正。
李思琪
2025年1月
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