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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既汇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也滋养了几代国人的阅读生活，被誉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汉译名著”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朱光潜、宗白华、潘光旦、贺麟、王玖兴、潘汉典、何兆武……“汉译名著”的翻译事业，既有前辈学人开路，也有后来学人接续。致敬历代译者们的辛勤专研，为我们搭建一座文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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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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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开始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到100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译者和出版人的心血。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翻译的专业和准确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本书为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数十位“汉译名著”译者的合集，通过这一系列访谈，意在向读者展示“汉译名著”译者一些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及其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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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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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菁霞，中华读书报资深编辑、记者。安徽安庆人。早年为文学青年，从17岁发表第一首新诗起，陆续在一些地方及全国性报刊发表诗作几十首（篇），其间有作品被收入冰心主编的诗集。1994年被地方文联推荐入读复旦大学作家班。华东师大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从2019年开始着手做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译者系列访谈。目前正在进行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作者的系列访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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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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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纪瑜：为一个小问题，我查了整整30年孙周兴：翻译是一件严肃又好玩的事许明龙：译书难，重译经典最难吴模信：布罗代尔夫人对我的帮助，此生难忘方福前：汝果欲学译，工夫在译外米 健：翻译是译者和作者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张卜天：在中国科学史界，哥白尼形象从未被刷新过郑 戈：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洪汉鼎：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梁治平：法律与宗教实是人类经验的两个方面王 宇：我希望将更多的世界经济学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晏绍祥：翻译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贡献更大鲁旭东：学术翻译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韩水法：学术经典翻译对我的学术生涯具有基础性意义王荫庭：习四门外语，毕生俄译名著四百万言蔡运龙：借他山之石，打开地理学理论宝库的大门张祥龙：它激发我去理解中国哲学中神秘体验的向度蓝 琪：《草原帝国》为我揭开中亚的神秘面纱郑永流：译事之难，犹如一仆之侍二主汲 喆：翻译是“真诚的背叛”张维佳 田飞洋：今天，我们应在全球大视野下研究东亚语言左大培：这本译著是我近20年学习和研究的“副产品”黄燎宇：翻译《艺术社会史》是一项浩大的“拆建工程”高建平：《艺术即经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姚小平：洪堡特是我考察中西语言学史的一大起点杨春学：李斯特对我更重要的影响是他的精神形象周流溪：继续完成吕叔湘先生未竟的事业李秉勤：中国的社会政策，要学习西方经典，更要寻找自己的方向徐家玲：以郭守田先生为榜样，甘当“垫脚石”廖申白：会通中希伦理学思想的源头活水邵 宏：我们要对重译有一个开放愉快的心态一篇未完成的采访稿—纪念任允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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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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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译的这两本汉译名著，之前都有人译过。”因为这个缘故，对我采访提纲中关于重译的话题，他感触尤其深。《艺术批评史》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是邵宏的硕士导师迟轲（迟译本书名为《西方艺术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而《视觉艺术中的意义》此前的译者是曾任中国日报高级英文编辑的傅志强（傅译本收入“美学译文丛书”，是该丛书中唯一一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译作）。“有千年的著作，没有千年的译作。”由于不同时代的文风变化，对经典的理解会随着学术的发展有所深入和变化，因此，同一部著作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译本，是情理中事。这也正是邵宏重译《艺术批评史》的因由。在邵宏看来，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迟轲，其汉语训练和自己这代人不同，比如迟译《艺术批评史》中，将 Idealism译成唯心主义，而Idealism对应的只能是materialism，而在作者文杜里那儿，与Idealism相对的却是naturalism。如果将naturalism译成自然主义，则Idealism应该译成理想主义。“像这一类问题，老一辈都会遇到，估计以后下一辈译者推翻我的翻译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邵宏说，这样的时候，就要求译者要尽量地还原到作者那个时代的词汇形态和观念形态，才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汉语表达过时了的问题。此外，迟轲将《艺术批评史》译成《西方艺术批评史》，明明是“艺术批评史”，翻译时不能随便加字，文杜里虽然在书里没有介绍中国的艺术理论，但在导论里却专门提到了喜龙仁的《中国画论》。
“重译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译者都会犯错，比如时代语境没对上，一般的译者要想有这种感觉不容易，需要训练很长时间。第二，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迟轲是美术专业出身，所以《艺术批评史》翻译中基本没有专业术语的错误，而这恰恰是傅译《视觉艺术中的意义》中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邵宏在几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艺术史翻译时呼吁：希望专业人员（专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从事学术翻译工作。“因为语言上的问题不麻烦，麻烦的是专业问题。”
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翻译，邵宏认为最好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汉语世界中几乎达到了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商务的汉译名著系列都是由专业人员翻译，这个传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美术史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这样子的。80年代以后，慢慢地就有一些外语专业的人来做（翻译）。”邵宏说，翻译界有个现象，那就是，只要是多人参与翻译的书，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眼里，这是翻译界的“大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年里翻译了那么多书，却没有几本能够留存下来。
“这样，凯恩斯三部最重要的著作就剩这本《货币改革论》没有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所以商务印书馆在2003年就联系了我，希望我把《货币改革论》翻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遴选译者一贯是非常慎重非常严格的。在这之前他们征求了很多经济学同行的意见，了解我的专业水平和翻译水平，因为我原来虽有译著和译文出版，但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译作。商务印书馆希望找到一位既对凯恩斯经济学有研究又有较好的英文翻 译水平的人来翻译《货币改革论》，经济学界有同行推荐了我。” 奠定方福前在凯恩斯经济学研究领域声誉的，是他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 想发展过程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专门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演变过程的专著。 香港《明报》和《亚洲周刊》曾经介绍过这本书，称方福前是内地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专家。当年，为了写这篇硕士学位论文， 方福前在1983年秋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一边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修研究生课程，一边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很高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整理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卷《凯恩斯全集》（当时尚缺第30卷《文献目录和索引》，该卷于1989年才出版）。“当时北大和人大图书馆也有这套书，但是都不全，只有北京图书馆最全。”“我在北京图书馆借阅《凯恩斯全集》时， 发现这套书只有一两本（卷）被人借阅过，其他各卷都没有被翻过。”第一手的、丰富的资料奠定了论文的写作基础。论文提交以后，已经回到安徽老家的方福前收到导师刘涤源教授的来信 （那时传递信息主要靠书信），刘涤源在信中夸赞了他的论文，说 “我和谭崇台老师都看了你的论文，我们对你的论文很满意。你引用的很多资料我都没有看到过”。刘涤源和谭崇台都是20世纪40年代留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而哈佛大学又是美国凯恩 斯主义的发祥地。刘涤源教授1947年年底回国后，毕生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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