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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存在主义?
因为我们在纠结该不该“躺平”,痛斥为什么要“内卷”,剖析 “厌女症”的根源,担心工作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时……正是在进行存在主义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压迫女性的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术,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时,会觉得像是在看最近的新闻……
★ 经典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史全新图文修订,重装上市:开本增大,版式更新,精装裸脊,文字优化,并添加70余幅照片和150多条注释,只为带给读者更畅快、更自在的阅读体验!
★ 中文旧版畅销7年、口碑爆棚,热门哲学史图书第5名,近2万读者在豆瓣打出8.6的高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作者王小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李钧鹏,《南风窗》和《中国周刊》前总编辑朱学东,特为新版撰写推荐序或推荐语。各大媒体、书评人鼎力推荐,荣登多个“年度好书” 榜单。
★ 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做?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运动之一,现代存在主义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在战后世界的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了解存在主义,就是了解我们想成为怎样的
內容簡介:
巴黎,1933年……
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着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
在本书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纷争不断、技术驱动的世界里,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绝对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问题时,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
關於作者:
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1963年出生在英国的伯恩茅斯,后随父母在亚洲旅行多年,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长大。返回英国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毕业后在伦敦的一家图书馆做了十年图书管理员。2002年,贝克韦尔辞去工作,开始专职写作。除本书外,她的作品还包括Humanly Possible(2023)、How to Live(2010)、The English Dane(2005)、The Smart(2002)。她目前生活在伦敦。
目錄 :
推荐序 有血有肉的存在主义 I
推荐序 我们远比想象的更需要存在主义 IV
第一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 1
第二章 回到事物本身 33
第三章 来自梅斯基尔希的魔法师 49
第四章 常人,呼唤 73
第五章 嚼碎开花的扁桃树 97
第六章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 119
第七章 占领,解放 135
第八章 破坏 171
第九章 生平考述 201
第十章 跳舞的哲学家 221
第十一章 像这样交叉 235
第十二章 在处境最困难之人的眼中 263
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 289
第十四章 无法衡量的白霜 309
出场人物表 320
致谢 324
注释 326
参考书目 350
图片来源357
內容試閱 :
第一章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
在本章中,三个人喝着杏子鸡尾酒,很多人熬夜讨论自由,而更多的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们还想弄明白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更像一种情绪,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那些痛苦的小说家,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惧怕无限空间之寂静的布莱士·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自我反省的奥古斯丁 ?,追溯到《旧约》里沉闷乏味的《传道书》,以及胆敢质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戏,但最终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约伯。简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任何事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 1932 年与 1933 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位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后来最详细讲述这件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时 25 岁左右的她,喜欢透过优雅而内双的眼睛近距离地观察世界。她旁边坐着男朋友让-保罗·萨特,时年 27 岁,塌肩弓背,嘴唇像石斑鱼一样下翻,面色斑驳,两耳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他的右眼几乎失明,而且患有严重的外斜视。与他交谈时,你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但如果逼着自己注视他的左眼,就会发现一个温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这个男人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
萨特和波伏娃的兴趣这时上来了,因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诉他俩。这个人是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的老同学、温文尔雅的雷蒙·阿隆。和他俩一样,阿隆也是来巴黎过寒假的,但不同的是,萨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国教书(萨特在勒阿弗尔,波伏娃在鲁昂),阿隆却是在德国柏林学习。他正要告诉两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 Phenomenology (现象学)——这个单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皆是冗长而雅致的,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扬格诗句。
阿隆也许讲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把自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问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充满事物外观,也就是“现象”(phenomena,来自希腊语,意为“可见的事物”)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干脆忽略其他,专注于同现象的相遇上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身呈现在你面前的“那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另一位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补充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他认为,纵观历史,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而忘了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我们说某物存在是什么意思?说你自己存在又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坚称,要是你不问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什么进展。他一再推荐现象学的方法:无须理会智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我的小同志(mon petit camarade,阿隆自学生时代起对萨特的昵称),如果你是现象学家,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面色唰一下就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张,仿佛是在暗示他俩从未听说过现象学,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试着读过一些海德格尔的文章。1931 年,海德格尔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的译文, 就曾与萨特早期的一篇论文一起出现在《道岔》杂志的某期里。但波伏娃写道:“因为我们一个字儿也看不懂,所以也看不出现象学有什么好。”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它的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
他们早已准备好迎接哲学的新开端了。在中学和大学,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 知识论的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 我觉得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这种思考费劲而又无用,尽管这三位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足于此,尤以萨特为甚。毕业后,他透露说自己正在酝酿一种新的“破坏性的哲学”,但是对这种哲学会采取什么形式却又含糊其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当时只是刚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说萨特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
反正, 萨特从没忘记那一刻, 在 40 年后的一次采访中, 他评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按照波伏娃的说法,萨特冲到了最近的书店,然后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讲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书,是胡塞尔的学生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撰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这本书是未裁开的毛边本,但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在街上走边读起来。那一刻的他可能变成了济慈*,初次读到查普曼 ? 翻译的荷马作品时的那个济慈:
那时我觉得自己有如观星者,
视野中游入了一颗新行星;
或如矮胖的科尔特斯用他那双鹰眼
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面面相觑,心中满是猜测——
静默无语,在达利安山巅。
萨特没有鹰的眼睛,也不善于沉默,但无疑心里同样满是猜测。看到萨特的热情后,阿隆建议他在当年秋天时来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就像他自己那样。萨特可以去学德语,读现象学家的原版论著,并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
随着纳粹刚刚掌权,1933 年或许不是搬去德国的好年份,但对于想改变生活方向的萨特来讲,却正是好时候。他已经厌倦了教书,厌倦了在大学所学的一切,厌倦了尚未成为自己从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这一现状。如果要写他想写的东西——小说、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须去冒险。他曾想象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作,去阿陀斯山* 同僧侣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随贱民一起躲藏,去纽芬兰岛的海岸跟渔民一起同风暴搏斗。不过, 眼下不在勒阿弗尔教学生,也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
萨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过后,便去了柏林学习。当年末返回法国时,他带回了一种融合而成的新哲学:德国的现象学的方法,调和了 19 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又加入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萨特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但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