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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融通中西方文化：本书从价值结构、思维方式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通。通过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对比，揭示了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影响。
★儒家、道家思想的现代发展：作者探讨了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及其现代意义，提出了修道、尽性做“成人”，守道、复性比“赤子”以及体道、见性有“真人”的人生智慧新见解。
★新轴心时代与天下主义的世界新秩序：本书侧重中华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抓住中西古今之争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以中华信仰作为打开新轴心时代之门的钥匙，以天下主义作为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
★全球视野下的文化自信：强调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替代的作用，认为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秩序的重要资源。
★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当代解读：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如《论语》《孟子》《老子》等，同时结合郭店楚墓竹简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内容既具权威性又不失时代感。
★中华文明引领人类未来文明发展：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出了中华文化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力量的观点，并描绘了中华文明引领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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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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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以全球视野、历史眼光、时代关怀和理论深度揭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大变局”以及人类未来文明的走向，是作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全书分为五篇十七章。前两篇紧紧抓住中西古今之争这个晚清以来一直困扰中国学术界的核心问题。其中第一篇从价值结构、思维方式、自由观念等角度阐释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提出了解决中西之争的思路；第二篇从当今中国的历史处境、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复兴、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等角度探讨了传统与现代整合的态势，提出了解决古今之争的线索；第三篇进一步以中华信仰作为打开新轴心时代之门的钥匙，以天下主义作为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来说明中华文化何以开启人类未来文明；第四篇以人生和社会两个面向为例，展示了中华智慧永恒魅力；第五篇则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之重建以及国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角度，展望中华文化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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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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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沂，首尔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科隆大学客座教授、威斯康星大学富布莱特研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致力于先秦哲学、先秦文献、儒学与中国哲学的重建等领域的研究，提出道哲学和五经七典等学说，出版《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子曰全集》《孔子集语校注》等著作，并在《德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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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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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
第一章 从价值结构看中西价值系统的差异与融通
第二章 从思维方式看中西文化风格的差异与融通
第三章 从自由的层次看中西自由观的差异与融通
第二篇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
第四章 从中国历史分期看现时代
第五章 从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复兴看中西古今之争
第六章 从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看儒学与民主的关系
第三篇 中华文化何以开启人类未来文明
第七章 中华信仰——打开新轴心时代之门的钥匙
第八章 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
第四篇 永恒的中华智慧
第九章 修道、尽性做“成人”——儒家的人生智慧
第十章 守道、复性比“赤子”——道家的人生智慧
第十一章 体道、见性有“真人”——庄子的人生智慧
第十二章 “为政以德”——儒家的政治智慧
第十三章 “无为而治”——道家的政治智慧
第五篇 中华文化再生之路
第十四章 受之以荀 纠之以孟——儒学重建的方向
第十五章 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新尝试
第十六章 价值本原与人类生存——道哲学的新进展
第十六章 价值本原与人类生存——道哲学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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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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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时代
郭沂
方今之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十字路口上。在这历史关头，中华文化将扮演什么角色？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西古今之争
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疾呼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所谓的“三千年”何所指呢？从李鸿章的时代上推三千年，正好是殷周之际，因而李鸿章眼中的“三千年”就是指从殷周之际到清末这个时段。那么他又是依据什么把这三千年当作一个整体呢？或者说他是从哪个方面来界定这三千年的呢？纵观这三千年，虽然朝代频繁更迭，疆域分分合合，但中华文化却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李鸿章的“三千年”当以文化立论。
然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即使从第一个王朝夏朝算起，至清末也有将近四千年的历史，李鸿章为什么从周代算起呢？其实这不难理解。虽然此前中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并没有本质不同，无非是以早期宗教为主体意识形态。然而，到了殷周之际，中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在广义上，文化包含制度。因此，殷周之变，实质上是文化之变。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殷周之变是中华文化史上的最大变局。正是通过殷周之变，中华文化才形成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从而为此后三千年的文化发展奠定基础。
那么，李鸿章的“大变局”又何所指呢？既然“三千年”以文化立论，那么“大变局”当然亦就文化而言。当时中华文化所经历的最大变化，莫过于西方文化的介入，因此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指中西文化之相遇。在李鸿章看来，只有三千年之前的殷周之变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一大变局中，中西之争成为近代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
起初，人们的关注点在中西文化之不同。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流行，人们进而判断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和先进的，而中国文化则是传统的和落后的。由此，古今之争便和中西之争交织在一起了。
二、轴心时代对价值的发现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存在严重的缺陷，于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的确，现代化虽然造就了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和制度文化的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诸如文明冲突、战争威胁、精神危机、道德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核弹危机、人工智能危机等等。但我以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价值危机，其他危机都是由此引起的。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无法回避雅斯贝斯的轴心文明学说了。他对人类的命运有两种表述。一是“起步”，认为人类从新的基础起步了四次：第一次始于人类刚刚诞生的史前时代；第二次始于古代文明的建立；第三次始于轴心时代；第四次始于科技时代。二是“呼吸”，认为人类历史进行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史前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时代；第二次从科技时代开始，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综合“起步”和“呼吸”二说，可以得知，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分为五大时代，即史前时代、古代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和第二个轴心时代。
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发生在先秦诸子时代，也就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然而，史华慈对这一断代提出异议，他根据西周时期的天命观念，将中国的轴心时代提前到西周时期。二者孰是孰非呢？这要看轴心文明的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又是什么时期出现的。根据雅斯贝斯和史华慈的描述，轴心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探询根本性的问题”“超然存在”“反思的产生”“精神过程”“超越性”“超验性”等等。近年来我通过对西周学术思想的研究，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征其实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因此史华慈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沿着史华慈的思路，我进一步推断，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迄于周秦之际，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而已。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像雅斯贝斯所说的那样始于公元前800年。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雅斯贝斯和史华慈对轴心时代特征的描述虽然都是正确的，但略显笼统。在我看来，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因而轴心时代更根本性的特质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价值，并形成人类基本价值系统。
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建构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宗教，二是哲学。各个轴心文明运用这两种途径的方式有所不同，由此造成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大致地说，希伯来采用了宗教的途径；希腊采用了哲学的途径；印度也采用宗教途径，但其宗教是具有哲学性的宗教；中国则同时采用了宗教和哲学两种途径，而且这两种途径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致使这种宗教是带有哲学色彩的宗教，这种哲学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价值学说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范畴，二是价值本原，或者说价值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就价值本原而言，世界上各种宗教都认为价值来自神或崇拜偶像，如中国传统宗教认为价值来自上帝，基督教认为价值来自“God”等。各种哲学则认为，价值来自宇宙之本源、世界之本体，如道家的道、儒家的天、柏拉图的理念等等。总之，价值来自超越世界，并由此获得了神圣性和必然性。
三、我们的时代与价值的式微
从雅斯贝斯的“呼吸”说看，人类将进入新轴心时代，从而“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那么新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现在是否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了？目前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就是现代性。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开展，现代性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人类历史早已进入新轴心时代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雅斯贝斯地下有知，会断然否定的！雅氏曾经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做了符号性的总结：“‘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这就是说，和第一个轴心期一样，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精神过程”。在雅斯贝斯眼中，新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是精神创造、精神突破。我认为新轴心时代类似于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因此它并没有到来。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定位，雅斯贝斯早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这整幅画面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像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我们完全不了解。”?这正是雅斯贝斯对人类历史第四个时代即科技时代的描述。
这些描述表明，我们所处的科技时代不但不是新轴心时代，而且同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精神过程”是背道而驰的，当然也是与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由轴心文明所建立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已经式微，精神文化陷入萎靡。
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现代性对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冲击。近代以来，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理性的弘扬和科学的发展，传统的世界观、宇宙论与本体论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晚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更是直接地、明确地否定了传统宗教的价值本原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哲学价值本原论，只是显得较为隐晦和温和而已。
其二，西方哲学价值系统的缺陷。当传统宗教价值系统被质疑以后，西方人自然地就接受了古希腊所建立的哲学价值系统，这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之所在。从此，古希腊哲学价值系统就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也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套价值系统是存在先天缺陷的，这要从西方哲学的特质说起。
在我看来，哲学是探讨自然、个人、社会及其本体的学问。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那是由于它们所发现的本体的不同所导致的，而各种哲学所发现的本体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问题意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决定了它的关注点是主观世界，尤其人生，由此建立的价值系统是实践性的，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此不同，西方哲学的元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什么”，这就决定了它的关注点是客观世界，尤其实体，由此建立的价值系统是知识性的，离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距离。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
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道德是价值的核心内容，古希腊哲学对美和善的讨论“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意味着与真正的价值无关。
当现代社会接受古希腊哲学价值系统时，也连带着接受了其“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的特性。因此，这套知识性价值系统是外在的，很难与生命融为一体，更难上升为信仰，久而久之甚至会发生扭曲。这正是现代社会价值危机的根源，也是雅斯贝斯所描述的科技时代“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等现象的根源。就这样，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巨星的光芒被遮蔽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再次黯淡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四、重建价值何以开启新轴心时代
无论如何，现时代并非新轴心时代，而是从科技时代向新轴心时代过渡的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重大转折，只有三千年前从史前时代经过古代文明向轴心时代的过渡才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因此，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目前也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来，人类文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与中华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大变局如何实现呢？既然和轴心时代一样，新轴心时代的实质仍然是一个“精神过程”，那么它一定会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新的综合创造。当然，轴心时代精神文化的核心便是人类基本价值系统。也就是说，轴心时代形成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在新轴心时代形成的过程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所有轴心时代所建立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中，中国哲学价值系统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理性的学说，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和明显的冲突；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实践性价值系统，与生命融为一体，而且具有信仰的功能。因此，中国哲学价值系统是重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并开启新轴心时代的最宝贵的资源。
如上所述，轴心时代建立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途径是哲学与宗教。然而，近代以来宗教备受质疑，因此恐怕很难履行重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使命了，而哲学便自然地承担起这个重任。
当然，为了重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首先要重建哲学。正是在新的哲学体系中，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本原和基础将得到重新确认。这意味着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重新获得了神圣性和必然性，因而重新走入人们的生命，使人生重新获得意义和意味。所有这一切，正是新轴心时代的图景。
五、心路历程追踪
我是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脚步进入大学校园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热潮，作为一名怀揣梦想、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年轻学子，我自然也加入这场大讨论中，并为此撰写了多篇论文。当时我最关心的问题，可以用当时写的一篇文化论纲的题目来表达，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现在看来，这类问题所涉及的是中华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对世界局势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了解，我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人类文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所收入的文字，便大致记录了四十年来我探索相关问题的心路历程。
全书分为五篇十七章。前两篇侧重中华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抓住中西古今之争这个晚清以来一直困扰中国学术界的核心问题。其中第一篇从价值结构、思维方式、自由观念等角度阐释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提出了解决中西之争的思路。第二篇从当今中国的历史处境、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复兴、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等角度探讨了传统与现代整合的态势，提出了解决古今之争的线索。后三篇结合中华文化的优势着重讨论人类文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第三篇提出以中华信仰作为打开新轴心时代之门的钥匙，以天下主义作为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来说明中华文化何以开启人类未来文明。第四篇以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学说和政治学说两个面向为例，展示了中华智慧的永恒魅力。第五篇则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之重建等角度，瞩望新轴心时代和中华文化再生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涉及问题也十分广泛，书中观点、用语和文风前后未尽一致，文字也偶有重复之嫌。另外，本书一定还存在诸多不足乃至谬误，诚盼学界方家和广大读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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