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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混的哲思——梅洛－庞蒂·杨大春讲梅洛－庞蒂[修订本合集]](//img.megbook.hk/upload/mall/productImages/26/7/978730331094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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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面对早期全球化，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
·面对初步现代化，是“冲击反应”还是“序势进步”？
合理性假定取代理性假定＋对弈逻辑取代博弈逻辑＋平衡视角取代制衡视角
从欧洲教权势力、王权势力、商权势力形成“百合状互动”，到人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持续发生颠覆性变革，本书在东西方世界立体交往的历史图景中寻找线索，更充分认识和更深刻理解近代西欧文明对东亚文明在理念、利益、力量等领域复杂交锋的形成脉络，并回答 ：从17世纪到19世纪，作为“崛起秩序”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对作为“守成秩序”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挑起元规则碰撞和全方位冲突，并最终将其裹挟和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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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二战”结束后全球性国际秩序成型之前，人类世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存在一个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区域性国际秩序，大致与世界主要文明地域范围重合。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面向作为“守成秩序”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作为“崛起秩序”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发起全方位挑战和撞击并最终将其裹挟和吞噬？
本书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发展与东西方国际秩序的维系演进息息相关。围绕18世纪
急转直下的两场东西方之间“礼仪之争”，本书研究了近代东西方外交的具体语境，发现近代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源于异军突起的欧洲内部“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斗争不断向非西方世界外溢，同时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英国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威，集王权、商权、教权力量于一身，“三权合力”式地悍然挑起鸦片战争，代表新兴西欧国际秩序向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发动了致命一击。
如果说近代西方世界崇尚竞争，并且不惜以冲突为代价，结果促成了损人利己的合作；那么近代东方世界则是尽力回避竞争，总是试图寻找冲突背后的转圜余地，最终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而被迫加入不公平正义的合作之中。
本书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拥有3000多年礼仪发展史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应在坚持维护当代国际法的正义性和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中国之礼的现代内涵和世界意义，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去引领构建全球之礼，为解决全人类普遍困扰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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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康令，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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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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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平视世界：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
第一章 东礼西法碰撞的缘起
第一节 17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系统性与核心要素比较
一、 行为主体与互动特征
二、 规范对象与价值追求
三、 组织原则与体系结构
第二节 17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自行组织性与元规则比较
一、 天下礼：东方秩序延续的传统元规则
二、 国际法：西方秩序创设的新兴元规则
三、 东西方国际秩序的主体性与元规则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节 17世纪后东西方国际秩序的演进性与变革形态比较
一、 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内敛特征与自身变革的“稳中有进”
二、 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的外扩特征与自身变革的“变而不乱”
三、 由“多”到“一”：近代全球性国际秩序形成的剧痛
小结 重构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元规则的差异化叙事
第二章 东礼西法碰撞的演变
第一节 各取所需：“东观西望”的接触—试探阶段（17世纪）
一、 古典礼乐文化的东亚播迁与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二、 “中学西传”的展开与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三、 从“无为”思想看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 各执一词：“西来东往”的交流—交锋阶段（18世纪）
一、 “中国礼仪之争”的激化与东西方文明间的复杂对弈
二、 清朝乾隆皇帝和英王乔治三世之间的“太极拳外交”
三、 反事实推理：近代东西方会形成国际社会或两极稳定吗？
第三节 势不两立：“西升东降”的对抗—磨合阶段（19世纪）
一、 “贡市分流”：近世中国涉外体制改革的自主创新路径
二、 西方殖民势力“仗剑行商”及对东方世界的暴力冲击
三、 欧洲“百年和平”开启与东亚“礼治下的和平”中止
小结 透视近代东西方礼仪之争背后的话语斗争
第三章东礼西法碰撞的教训
第一节 “势”的进与退：“礼和天下”面临制度性失灵
一、 主权原则的概念分歧与礼治之“理”的失范
二、 工业革命的思维区别与礼治之“利”的失好
三、 殖民主义的意象差距与礼治之“力”的失威
第二节 “道”的争与让：“礼失万邦”遭遇不平等条约
一、 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元规则防御：天下礼的“免责化”
二、 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的元规则进攻：国际法的“特权化”
三、 在近代“礼法冲突”后寻找当代“礼法互鉴”的可能性
第三节 “理”的晦与明：突破“闭关锁国论”和“冲击反应论”
一、 更自信平视东西方文明的相遇相连
二、 更广泛寻找全球化路径的线索脉络
三、 更深刻总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经验
小结 从传统天下观走向新型天下观
结语 “文明型国家”与人类进步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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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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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平视世界：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封闭的民族历史转变为了广阔的世界历史——人类不断打破地域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马克思交往理论则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我们正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离不开东方，东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也离不开西方，这都是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
然而，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西方世界当作全人类的拯救者，倾向于把欧美地区当作各文明的主舞台。这或许是因为，在全球化浪潮里依旧浮现着大航海时代的波澜壮阔，又或许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展现着工业革命后的日新月异。其实，关键原因还是近代欧美各国率先实现了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的重大文明跃迁，以及国际格局在近代东西方世界全面的交流与交锋中发生了根本易位。如果说19世纪中叶是显著的历史转折时刻，那么17世纪中叶开始愈演愈烈的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则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序曲”。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样解释：
从经济上看，前者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后者是代表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看，前者仍然死守专制的君主制度，后者开始实行民主代议制；从外交上看，前者坚持国家间的等级制，后者强调主权独立平等……面对来自欧洲的商业扩张和宗教势力的挑战时，清政府只会实行保守的闭关政策，以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这项政策不仅加深了中西之间的矛盾，而且妨碍了中国自身的进步。
仅就对近代西方国际秩序的简要描述而言，这是种具有严重历史局限性的看法，刻意忽略了资本主义商权刚刚兴起的时候教权和王权才是欧洲的主导政治力量，只字不提海量资本的日积月累是依靠全球范围凶残的抢劫掠夺和疯狂的奴役杀戮来获取，完全不见西方列强利用“无主之地”和“文明高低”等概念为殖民主义涂脂抹粉的虚伪至极，竟然还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的极端不公简单归咎于受害者的自主防范和自我保护。然而，此类仰望西方霸权、美化殖民历史同时又自我矮化、否定、催眠的视角依旧大行其道。
“西方中心主义”是不断自我强化论证的线性叙事，尽管蛊惑人心却有着时空上的偏激性和狭隘性。当今中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韧不拔、救亡图存，从无数艰难困苦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有充分的勇气和雄厚的魄力去突破西方设下的思想枷锁，并自信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标准和指导原则—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世界完全有能力蹚出一条条新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便是明证。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理论视角出发，将西欧和东亚两大地缘板块作为研究重点，紧扣历史事实、突出国际比较、跨越学术壁垒，努力做好国际政治学、全球传播学、世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我们认为，直到“二战”结束后全球性国际秩序成型之前，人类世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存在一个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区域性国际秩序，大致与世界主要文明地域范围重合，内部都基本至少有一个主导政权。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发展与东西方国际秩序的维系演进息息相关。围绕18世纪急转直下的两场东西方之间“礼仪之争”前后展开，本书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面向作为“守成秩序”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作为“崛起秩序”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发起全方位挑战和撞击并最终将其裹挟和吞噬？
基于历史的总结、学理的提炼和思维的突破，本书认为：近代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源于异军突起的欧洲内部“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斗争不断向非西方世界外溢—不甘落寞的教权势力、逐渐强化的王权势力、迅速兴起的商权势力不约而同地持续向东方世界展开“围攻”。同时，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英国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威，集王权、商权、教权力量于一身，“三权合力”式地悍然挑起鸦片战争，代表新兴西欧国际秩序向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发动了致命一击。
事实上，在近代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曾有不尽相同的道路选择和彼此相互学习的丰富经历。因为国情政情不同、文明文化相异，这个过程的进步速度有快有慢、展开程度有多有少、变化幅度有大有小。长期领先全球的中国和东方世界一度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不思进取甚至原地踏步的端倪初见。但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来华西人等以自身做纽带，为近代欧洲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来自东亚的精神养料和物质财富。倘若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西方却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率先完成诸多革命后，不仅忘恩负义地将创新成果占为己有，还将西方世界的所谓“先进”和非西方世界的所谓“落后”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排他关系，把人类各文明原本丰富多样的发展路径引向了不可调和的剧烈矛盾和严重对立。如果说近代西方世界崇尚竞争，并且不惜以冲突为代价，结果促成了损人利己的合作；那么近代东方世界则是尽力回避竞争，总是试图寻找冲突背后的转圜余地，最终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而被迫加入不公平正义的合作之中。
具体来说，本书聚焦“东礼西法的碰撞”，探究“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与秩序冲突”的现象与规律，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讨论近代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的基本前提与主要框架。通过对体系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展开的工作是：
一是从系统性角度分析17世纪中叶成型的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各自的核心要素，包括：行为主体与互动特征（东方主体间的“回字形互动”，西方主体间的“百合状互动”）、规范对象与价值追求（东方“天下观”更侧重稳定和秩序，西方“世界观”更侧重自由和繁荣）、组织原则与体系结构（东方等级制状态与“塔型结构”，西方无政府状态与“极型结构”）。二是从自行组织性角度解释以传统“天下礼”（Tianxia Li）和新兴“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作为元规则的东西方两种国际秩序运行发展的基本逻辑，包括历史渊源、思想基础、核心内容和发展历程。三是从演进性角度阐述东方天下秩序的内敛特征造成了“稳中有进”的自身变革，而西方国际秩序的外扩特征造成了“变而不乱”的自身变革。
第二章讨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演变过程与典型案例。通过对单元互动进行联系，我们取得的发现是：
一是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三大阶段激化说”。在前后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与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几乎所有主要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经历了三个逐步激化、层层递进的碰撞阶段—17世纪是“东观西望”、各取所需的接触—试探阶段；18世纪是“西来东往”、各执一词的交流—交锋阶段；19世纪是“西升东降”、势不两立的对抗—磨合阶段。当然，更狭义地看，17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应该算是一定意义上的过渡期—前者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秩序对传统西欧秩序的取代期，后者是维也纳体系秩序对传统东亚秩序的吞噬期—当时的东西方秩序并不完全是自成体系和逻辑自洽的。
二是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三Li交叠冲突说”。通过在系统性解释中用合理性假定取代理性假定、用对弈逻辑取代博弈逻辑、用平衡视角取代制衡视角，我们努力从东西方世界立体交往的历史图景中寻找线索和答案，试图更充分认识和更深入理解近代西欧文明对东亚文明在理念（文化、社会）、利益（经济、外交）、力量（政治、军事）等领域复杂冲突的形成脉络—简要而言就是因“理”（li）而起，随“利”（li）而激，尽“力”（li）而疲。
此外，从全球视角我们可以看到，1815年到1914年欧洲维也纳秩序的“百年和平”（the Hundred Years’ Peace）之所以能形成，不仅是由欧陆多极均势（balance of power）和英国“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ing）政策共同促成，也是以西方内部矛盾通过殖民掠夺向外转移为基础—传统东亚秩序自主形成的“礼治下的和平”（Pax Li）便是在西方列强的凶猛攻势下戛然而止。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偶然中的必然，如果不是东方（特别是中央政权）在理念、利益、权力方面进行局部、长期、交叉的有效抵御，西方挑起的针锋相对的全面对抗只会更急遽、更惨烈地发生。
第三章讨论近代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的经验教训与理论探索。我们力图突破关于全球化的“闭关锁国”（self-isolation）和关于现代化的“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两大西方中心式的论调，在“自主限关”（self-imposed border restrictions）新话语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序势进步”（orderly-development following trends）新话语。
社会科学理论有着内在的本土性，从本质上说其一定依托于地缘文化。我们希望运用好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辩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为更深入探讨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问题提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内核。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吸取近代东西方秩序大碰撞中“礼法冲突”的深刻教训。所谓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朝贡”（礼治）和“条约”（法治）之争的背景是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往前是“礼和天下”面临制度性失灵，往后是“礼失万邦”遭遇不平等条约。
面对天下大“势”的进与退，作为东亚秩序中央政权的中国及其周边政权未能在时代剧烈变革之际做出正确抉择和有力应对，因此发生了由主权原则的概念分歧导致礼治之“理”的失范、由工业革命的思维区别导致礼治之“利”的失好、由殖民主义的意象差距导致礼治之“力”的失威。东亚国家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状态，却远不如西方“日行千里”般快速进步，更是在国防、金融等领域危机重重。此后更是从自认为“天下无敌”变成处处遭受西方欺凌，一步步地丧失了改造自我和他者的文化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最终的惨痛后果就是沦为近代“泛西方国际秩序”的旁观者和受压迫者。
面对治理之“道”的争与让，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元规则“天下礼”呈现防御态势、不断“免责化”，对于西方世界到来的“化外之民”未能实现趋同化管理，东方“涉外礼治”的力所不逮逐步埋下了东亚混乱失序的祸根；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的元规则国际法则呈现进攻态势、持续“特权化”，在东方世界处处试图对自身的各种利益进行“长臂管辖”，西方“涉外法治”的强力干预最终帮助西人鸠占鹊巢、在东亚建立“以西代东”的制度安排。
在“东西”与“古今”相互交织的广阔图景中，“继往”更是为了“开来”。通过探索新型全球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背后更完整的历史逻辑和地缘逻辑，我们可以设想在当今和未来的全球性国际秩序中更有效实现“礼法互鉴”。对于近代以来欧美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等领域的探索和先行应充分肯定，但中国绝不会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烧杀抢掠、欺负弱小或者像封建统治者那样自以为是、故步自封。中国更有责任来发挥和运用好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知行合一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不仅能将“礼尚往来”等中华传统外交文化的经验提炼升华，并且能真正维护当代国际法所倡导的公平正义，推动全新的“区域合作”取代西方十分痴迷但早已过时的“地缘竞争”。
结语讨论超越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现实启示与实践展望。数字文明的大门已经缓缓敞开，我们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时，避免重蹈近代以来西方发起的鸦片战争、“一战”、“二战”、“冷战”的覆辙？
作为又一场位于欧洲的战争，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作为又一次面向未来的革命，数字革命的时代洪流势不可挡。来自东方的中国已然成为西方和平的斡旋者，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开拓者，这都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更加关注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和正确引领当代国际秩序的转变和演进。本研究致力从自强不息、自信包容的角度出发，在近代东西方秩序碰撞的历史中寻找更多一度被轻视的事实和线索，立足西方世界推动区域性国际秩序融合与全球性国际秩序构建的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树立非西方世界能给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更多更大贡献的积极正面形象，为全球之“理”的守本与开新、全球之“利”的争优与共赢、全球之“力”的减耗与增效寻找更多成功之道。
在文明基因和历史惯性作用下，当代西方许多思想和制度还是对近代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延续、是早期工业革命相关成果的升级而非换代。如今的西方世界依然热衷于向非西方世界倾泻舆论战、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乃至直接军事冲突的炮火，或多或少地将其他国家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普遍价值当作稀缺品藏着掖着甚至抹杀扼杀，并对用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配合默契的“围剿”熟稔于心。这些可谓近代以来不断通过战争与殖民推进的、西方主导式的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遗迹”，或许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当然，当今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诸如宗教、文化、观念等遭遇“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的政治元素的活力得以重新激发。这给不同文明之间更普遍、更平等的互动创造了更好的现实基础，也给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革故鼎新的进步基因和海纳百川的开放基因，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绵繁盛便是东西方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和东亚在近代落后了、封闭了。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不断尝试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结果对大部分都是水土不服。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必胜法宝，才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和全球民族之林。今天的中国是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能将“现代”与“传统”这两者各取所长同时不让彼此互相矛盾。尽管有着世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中国成功地将其转化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基础和动力，并且造福国人、惠及世界。这背后是中华文明所拥有的巨大整合力和绵延不断的旺盛生命力，也充满了中国对人类前进历程的充分反思和深刻总结，有力回应了古老文明是现代化阻力的质疑。
中国外交的历史文化有许多闪光点，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正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如今时移势易，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诸如“地区世界”（regional worlds）等全新的秩序构想—即便美国自己不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必将衰落。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转型是，地区秩序更少被用来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意图，而更多反映本地行为体的利益和认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17世纪中叶开始崛起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现在成了“传统”的西方秩序，而延续上千年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当前又焕发成为“新兴”的东方秩序。
如今的西方依然沉湎于近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变成了当年盲目自大的清朝中后期的模样。古代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的“历史终结论”变成了当代西方在工业文明时期的“历史终结论”。正所谓“不破不立”，人们期待已经实现自我跃迁的当代中国对全球性国际秩序和各地区秩序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大担当和更多示范，期待在中国的领导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不是推动世界分裂和搞集团对立的过程，中国现在正为各国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探索崭新的全球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提供表率和保障。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发展自己维护世界和平。这背后既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深刻辩证哲理，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外交“礼和天下”经验中蕴藏的平等意识和互利实践的现代转化。就全球文明交往研究的目标和价值而言，我们要超越文明交锋碰撞、迈向文明交流互鉴。希望本项研究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绵薄之力，希望我们共同迈向毛泽东在《卜算子·咏梅》中所表达的中国境界：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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