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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任何时代的战争，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2 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瑞强十年心血凝聚之作
2 深入阐释国民经济动员的传统功能及其概念的历史演进
2 系统梳理代表性国家的国民经济动员基本情况
2 聚焦信息化时代国民经济动员新趋势、新特点
2 总结国民经济动员法制建设要点及对国民安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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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任何时代的战争，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本书介绍国民经济动员的传统功能及其概念的历史演进，以历史考察和横向比较的方法梳理了一些代表性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民经济动员基本情况，并提炼出国家安全视角下国民经济动员的四个特点：信息化、快速化、一体化和精准化。剖析各国在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践、体制建设、法治建设等方面的特点和不足，从国家安全视角阐释国民经济动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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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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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国防动员、军事法、海洋法等。先后在《中国军事科学》、《法学杂志》、《学习时报》、Marine Policy、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和报纸发表文章数篇，出版《海洋安全法》《电商平台二选一竞争法律问题研究》等著作，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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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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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经济动员概述
第一节 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和地位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第二章 国民经济动员的概念重构 ：历史演进与国别比较
第一节 国民经济动员的历史演进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及其法规
第三节 概念重构
第三章 高技术局部战争经济动员的实践、特点及启示
第一节 高技术局部战争经济动员的实践
第二节 高技术局部战争经济动员的特点和启示
第四章 国民经济动员的体制完善和机制优化
第一节 国民经济动员主体
第二节 需求提报机制
第三节 动员实施转换机制
第四节 优先保障机制
第五节 征用补偿机制
第六节 高新科技强制许可机制
第五章 国民经济动员的法治保障
第一节 国民经济动员法治建设的意义
第二节 全面抓好国民经济动员教育工作
第六章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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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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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经济动员概述
第一节? 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和地位
任何时代的战争，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不可能脱离经济的因素。危机处置很显然是各方力量的角逐，国家进行的全面危机应对，是对国家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检验，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国防动员需要将
国家资源运用于危机处置之全局，国家物质力量调动的前提是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只有大力组织危时生产，调集物资，全面实施经济动员，才能充分保障危机处置的供给。
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政治和军事的较量，更是经济的较量。恩格斯曾强调过经济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战争依靠武器，而武器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通过经济生产出来的，经济始终是战争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对国民经济动员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首次从理论上阐明了经济力量和物质资料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础，剖析了战争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内在联系。军事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军事实际上服从于政治，政治在很大层面上服从于经济。正如美国危机处置问题专家莫里斯·马特洛夫指出的 ：不得不说，每一个危机都与经济和政治问题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制订危机处置计划就是制定战略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危机处置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科技和精神因素。美国中情局前局长、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曾试图运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综合国力：被感知的权力=（基本实力+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意志）。
一、国民经济动员的传统功能和作用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国民经济动员是关乎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发生突然、战争节奏加快、战争消耗巨大，愈加依赖人力、物力、财力、科技的支撑，对国民经济动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拓展，从传统的保障战争的单一功能发展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新机制。因此，国民经济动员既有保障国防动员和战争顺利进行、实现平危经济转换、协调国防与经济建设、实施战略威慑的功能，也有应对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作用。
（一）国民经济动员是保障国防动员和战争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
国防动员包括人民武装动员、经济动员、政治动员和民防动员等方面，而经济动员是国防动员中其他动员的物质基础，关乎国家的安危存亡。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的需要，战争需要经济的物质支持，国民经济动员是筹集经济资源、保障战争需要的重要手段。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国倾全国之力与赵国决战，先后动员兵力60多万，最后全歼赵军约45万，而当时秦国的人口也不过500万左右。当然，这种动员能力不是全用在战争上，在平时的建设中，秦国这一非凡的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水利工程和道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认识到经济建设对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只有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才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保障革命战争顺利进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势单力薄，在经过广泛动员后，组织民工为前线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员，动员粮食约10亿斤，担架约17万副，大小车约180万辆，骡马约100万匹，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障。
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对军事具有决定作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战场范围，奠定了战争消耗的必要物质基础，也提供了增强战争强度、延长战争持续时间的可能。经过全面的经济动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的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共生产大约15万门火炮、100万挺机枪、18万架飞机、10亿发炮弹、9000辆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提供了大约 140 万门火炮、684 万挺机枪、52万架飞机、64万门迫击炮、36万辆坦克。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要求经济动员发挥经济潜力向战争实力转换的能力。一个国家的战场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防科技实现质的飞跃，武器装备得到改进，导致战场消耗不断提升。伴随着巨量资源的消耗，出现了更高强度、更长时间的军事斗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综合国力是遏制或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准备和实施经济动员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具有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地位。
信息化战争消耗巨大，只有实施广泛的经济动员才能满足战场需要。1991年，海湾战争仅仅持续42天，美国发起从“沙漠盾牌”到“沙漠风暴”的战略计划，30多个国家参战，多国部队耗资600多亿美元。科索沃战争中，78天的轰炸，美军平均每天消耗6700万元的物资，美国总共耗费140亿美元军费，而南斯拉夫损失达200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开始，到2011年12月，驻伊拉克美军全部撤回，持续近9年的伊拉克战争消耗美国近7630亿美元。纵观世纪之交的3场信息化局部战争，耗费如此之巨，让世人瞠目结舌。由此可知，若无坚实的经济支撑和有效的经济动员保障，战争将难以维持，更遑论达成战争目的。美国作为 3 场战争的赢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平时就非常重视经济动员工作，在战争初期便夺取了战略主动，投入大量的高科技武器装备，通过科技动员，迅速研发出战场急需的武器和系统，并实施广泛的联盟动员，联合多国财力、物力进行精确打击，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
（二）国民经济动员是实现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变的纽带
英国经济学家 A.C. 庇古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动员的经验教训，撰写了《战时经济学》一书。他认为，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平时经济是战时经济的基础，战时经济是通过动员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的轨道。如遇战事，大多数民企必须停止民用生产线的运行，转入战时所需各种物资的生产。国民经济动员具有转换功能，在平战交替规律作用下，社会经济活动通常表现为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两种形态，二者在经济结构、调节机制、活动目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民经济动员是调节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转换的杠杆，是经济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化的工具。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二者的转换并不是自发进行的，必须借助经济动员的强制力得以实现。经济动员的发挥水平决定着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换的速度和效果，同时反映了国民经济对战员具有转换功能，在平战交替规律作用下，社会经济活动通常表现为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两种形态，二者在经济结构、调节机制、活动目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民经济动员是调节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转换的杠杆，是经济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化的工具。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二者的转换并不是自发进行的，必须借助经济动员的强制力得以实现。经济动员的发挥水平决定着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换的速度和效果，同时反映了国民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和适应程度。
从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开始，就出现了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相互转换的问题。在近现代战争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中，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换已成为制约战争进程和关系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与国家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经济动员具有实现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换的功能，起到了杠杆的调整作用。从经济需求结构看，较国防消费而言，和平时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求比重大，而战争时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消费比重小。从社会产业结构看，较国防经济而言，和平时期的民用经济比重大，战争时期的民用经济比重小。从经济运行的机制看，和平时期经济的调节作用较为突出，战争时期行政的调节作用较为突出。在使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改变工业结构，扩大军需生产，编制原材料供应计划，统筹保证国防需要，控制通货膨胀，制定各种经济法规，强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在平时做好国民经济平战转换的各项准备。
国民经济动员（包括复员）是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之间联系的纽带，平战结合的实质问题就是处理好国防经济的量的扩张和收缩。信息化战争下，民用经济用于准备或保障战争需求的部分，数量有限，变动幅度较小，如何把经济潜力转换为战争实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平时经济要时刻处于预备状态，贯彻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方针，保持一定的应变力，使平时经济在国民经济动员时能迅速转入战时轨道，为战争提供相匹配的经济体制和物质基础，以达成战争目的。
（三）国民经济动员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大国崛起，成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 ；大国衰败，败于经济和军事的长期失调。国民经济动员具有调节功能，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桥梁和调节器，也是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经济手段，而平时发展满足战争需求的军事实力，会造成严重的资源闲置，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加强经济动员建设也是加强国家经济建设，而大幅缩减国防经费，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影响国家利益。
1927年12月，苏联共产党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作出决定，恢复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原有职能，以加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奥匈帝国将军蒙特库考里曾经说过，战争首先需要的是钱，第二还是钱，第三仍是钱。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动员是比较成功的，共动员了690万民兵加入战斗，动员各类车辆82万辆以及船只1.4万艘，这些物资对战役的最终胜利功不可没。关于经济建设是基础和中心的思想早已有之，马克思说过：“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84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搞建设要有先有后，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一切都好办。”而且，经济建设只有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离开了国防建设构筑的安全屏障，经济建设就是空中楼阁，这也正是威廉·配第所说的“国防比财富更重要”的含义。
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而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赖于强大的国防作保障，尤其依赖军事实力和潜力的增强；国防建设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保障，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又要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强大国防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环境。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对矛盾运动体，正如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所言：“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即如何最有效地分配好经济这块馅饼，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防建设也好，经济建设也罢，都依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就是资源的稀缺性，国家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某一确定时间内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也是有限的。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军事资源天生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战时对资源的获取更加迫切，而国家掌握的资源往往十分有限。如果持续发展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一定会随之增长。如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合理地分配资源，如何加强宏观筹划和全面布局，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为一体，已成为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加强经济动员建设，可以有效地保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把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有机地联系起来。
（四）国民经济动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军事威胁的战略威慑力量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军事谋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战略手段，也是军事战略家们历来信奉的军事原则。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论述。大国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形成战略威慑力，威慑不是进行战争的战略，而是制止对手冒险念头的战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威慑有三个要素：实力、决心和让对手知道。”国民经济动员威慑功能的实质就在于通过“不刻意地”给敌对方展示自己的经济动员潜力和经济动员能力，实现有效吓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就威慑本质和效果来看，国民经济动员的威慑本质是非实战性的，但可以发挥相当于实战的功能，甚至达到实战所达不到的目的。尤其是当前国防与军队深化改革，军队建设不再依靠数量规模，而是进入注重质量的精兵建设时期，发挥国民经济动员威慑功能的意义更加重大。
国民经济动员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安全机制，强大的国防，不但可以战之能胜，而且能够屈人之兵。国家安全需要军事、科技、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保障，经济方面的准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充分、快速、高效地将平时经济转为战时经济，才能为武装力量提供持续而稳定的保障。以实战为基点的经济动员具有在平时积累战争力量和战时转化战争潜力的功能，对国防力量的建设和使用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加强经济动员建设，无疑可以增强国防的威慑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国际形势由紧张逐渐转向缓和，世界各国均在集中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水平。高精尖科技通常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即便没有直接用于战争，但高技术军事力量的储备足以显示出强大的威慑力，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拥有和生产核武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挥威慑功能。多年来，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却不敢轻易发起战争，不仅因为我们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因为我们拥有雄厚的战争潜力和完善的动员体制。所以说，国民经济动员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国防力量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常备军的规模，也取决于战时足以迅速动员的国防机构和后备力量。瑞士总人口700多万，现役部队只有约13万人，但拥有动员能力极强的国防机构和规模庞大的后备力量，凭借全民皆兵的军事战略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当今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中立、不被欺负，多年无战事。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1984 财政年度国会报告》中指出：在危机时期，美国将其经济、工业和人力资源动员到现役部队去，是遏制潜在敌人、确保盟国放心的重要举措。动员的威慑价值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也体现在把民用的人力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军用和军工企业的支持力。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若不想被强国欺凌，不被战争侵犯，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充分重视和发挥国民经济动员的威慑作用。
（五）国民经济动员是应对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
国民经济动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传统功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功能也有了新的拓展，已兼具应对战争和突发事件的“双应”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安全不仅包括应对战争和军事威胁的传统安全，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生物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应对战争是国民经济动员的天然使命，应对突发事件是国民经济动员基本功能的进一步拓展。
尽管经济动员有强烈的国防属性，但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动员从来不是仅用于应对战争和军事威胁的，而是用于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的。美国将非常状态统称为紧急状态，动员是其应对紧急状态的重要手段，既可用于国内骚乱和各类灾害，也可用于对外作战。仅21世纪以来，美国在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时，就多次采取动员措施。2001年，美国在应对“9·11”事件时进行了经济动员；2003年，出兵伊拉克进行了经济动员；2005年，美国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也进行了经济动员。经过“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之后，美国更加认识到国家的综合、协调能力对于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意义。美国通过机构重组、职能拓展、针对性演练等手段，使动员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建立在国土安全体制上的军政协同、军民融合式动员体系的主要职能任务即进行综合性危机管理，主要特点是以政府应急管理专业力量为龙头，以国民警卫队、联邦后备队和警察力量为主力，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为补充。此外，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突发性的特点，美国的动员和应急管理正逐步实现并轨。
在我国，经济动员在国家应对各类安全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九八抗洪抢险”有经济动员，2003年应对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有经济动员，2008年抗击冰冻灾害和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同样也有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在应急维稳、反恐处突、抢险救灾等突发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持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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