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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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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人雪珥结合多年政界、商场经验，借鉴海外珍贵史料，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再现了活色生香1860年至1890年的晚清经济改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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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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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非职业历史拾荒者，职业商人。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史。已出版专著6本，其中“中国改革史”系列为《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本书为“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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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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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帝国的手术 001
开篇 天朝的渡口 001
001 繁华的天津
003 半个首都
004 “阿拉”天津
第一章 帝国的盲肠 007
009 曾国藩“剃头”
010 大清“河豚”
013 入京“剃头”
016 直隶风暴
016 此间吏治极坏
018 老“曾”常谈
020 抽心一烂
022 神鞭天津卫
023 天津惨案
025 鸡蛋大白薯
027 清政府“不作为”
030 蹚雷先锋
030 此去津门，有去无回
032 津门“地雷阵”
034 内疚神明
第二章 首都2?郾0版 037
039 “痞子”李鸿章
040 “痞子”入津
042 众怒不犯
046 天津静默升级
046 “条”与“块”
048 设置“天津海关道”
050 人事资源
053 日本人来了
053 “通情好、结和亲”
056 平等条约
059 海河上的星条旗
060 热情的李鸿章
062 流逝的琉球
064 夫人外交
第三章 救治大灾荒 067
069 抗灾紧急行动
070 人间地狱
072 应急机制
074 民为邦本
076 特大火灾
077 夺命大火
079 士绅的力量
083 盛宣怀赈灾
084 深入一线
086 景州赈案
090 “爱国”的鸦片
090 林则徐对鸦片的新看法
092 待到罂粟烂漫时
第四章 越轨挤奶 097
099 上海滩奶牛
100 千丝万缕
103 保卫上海
106 天津的“越轨”
106 上海事故
108 云南危机
110 中堂能见其大
113 关注天边的“炫奇大会”
113 商战救国
117 立国之本
第五章 资本的贞操 121
123 大清“比基尼”
124 谁是老大
126 “冷钱”热流
128 万能“洋”皮
130 股市风潮
131 魔瓶“开平”
133 泡沫破碎
137 地产大鳄
137 天津投资客
139 上海弄潮儿
141 危机遇难者
144 大盗首善胡雪岩
145 作茧自缚
147 穿别人的鞋， 走自己的路
149 点金之术
154 胡大善人
157 冰山融化
第六章?摇“床”下潜水 163
165 李鸿章恋“床”
166 枪杆子里出政权
168 人是关键
172 潜水艇未挂龙旗
173 秘密武器
175 大清雄起
177 小手器械
第七章 太后转轨 181
183 李鸿章 “驴打滚”
187 醇亲王“开瓶”
190 冷遇铁股票
193 慈禧出任“代言人”
196 中南海锅炉放汽
199 张之洞入瓮
200 卢汉铁路
203 紫禁城打鼾
203 中国又睡觉了
205 与时间赛跑
206 保卫大东北
210 冤大头老佛爷
213 北京通车了
216 洋官员“接轨”
第八章 直隶总督讲圣训 219
221 圣训重来
225 朱元璋创意
227 雍正的高潮
231 “宣讲圣训”好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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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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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的盲肠
直隶总督既可以成为大有作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庸碌无为的温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曾国藩“剃头”
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似乎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的复杂局面。
曾国藩又要调回首都工作了，确切地说，要调回首都的“身边”工作。这无疑是1868年（
同治七年）秋天大清官场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曾国藩号称“曾剃头”，17年来他一直在外手握雄兵，天高皇帝远，生杀伐断，亦算无冕之王。如今入京，似乎就只有被人“剃头”的份儿了。
他的新职务是直隶总督，虽然仍是封疆大吏，却在天子脚下，地位微妙。京城水深且浑，伸手不见五指，“宰相门前七品官”，一片树叶飘落就能砸中好几个“红顶子”，各种人事纠葛错综复杂。而直隶总督似京官却又非京官，既可以成为大有作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庸碌无为的温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大清“河豚”
随着“曾剃头”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曾国藩也就超越“鸡肋”而成为朝廷的“河豚”——味道鲜美，却可能致命。
朝廷选拔直隶总督，无非是两个标准：首先必须特别听话，其次最好是特别能干。既能干又听话，无疑是上上选，可惜这种优良品种并不多，之前被西方人士推崇备至的桂良（恭亲王奕?的岳父兼政治导师）是一个；不够能干但听话者次之，大清国盛产这类品种，俯拾皆是，多数直隶总督都如此；能干而不听话者，与第一种一样，比较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中途如果不能成长为乖乖宝，就只能夭折了；至于不能干又不听话者，则连大清国衙门的大门边儿都摸不着。
曾国藩有几把刷子，朝廷是有底的，但曾国藩是否听话，朝廷心里其实也没谱。自从17年前，京官曾国藩在老家湖南起兵以来，随着“曾剃头”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曾国藩也就超越“鸡肋”而成为朝廷的“河豚”——味道鲜美，却可能致命。作为重演“黄袍加身”的最佳男主角，曾国藩被“劝进”的故事出现了很多的版本，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一点：与其说曾国藩的湘军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它对抗耶稣基督那位华裔弟弟（洪秀全
）的精神动力，似乎首先不是为了保卫大清政权，而是捍卫孔孟圣教。
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这就是朝廷对待曾国藩的套路。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署理湖北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此同时，曾国藩的部属们则不断地得到提拔，迅速地获得与其分庭抗礼的地位。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李鸿章等人，都比他们的曾大帅兼曾老师更早、更顺利地获得实缺和地盘，至于左宗棠这类本就与曾氏互不买账的硬骨头，更是行情看涨。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就发布新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s
）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这种“融为一体”的如胶似漆中，胶还是胶，漆还是漆：朝廷也留了一手，曾国藩的部下刘长佑被同时提拔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而左宗棠也迅速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年轻的领导核心，在精密地摆布着权力的天平。
曾国藩自己很清醒，在家书中说：“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清廷派钦差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清廷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清廷统一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此后，曾国藩写给清廷的大量公文，除了汇报军情外，就是汇报思想，大表忠心。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和最有实力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
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此战战兢兢：“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在自己的巅峰时刻踩下了紧急刹车。攻克天京之后的14天，他上奏，请求朝廷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两个月后（
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也很讲大局、很识趣地“病”倒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大清“河豚”开始迅速地自我拔毒……
入京“剃头”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政府头痛不已。此后，曾国藩不再辞官，实在也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
江南砥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并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7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 安徽、河南、江苏、山东
）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奏折 ），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 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
），“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山东、河南官绅看惯了僧格林沁那种“爆炒式”的快速突击，对曾氏的“文火炖砂锅”实在看不上眼，于是“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甚至“劾其骄妄”（《清史稿》）。而曾国藩的重点布防策略，在捻军的优势骑兵下似乎并无作用。于是，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不顾当地士绅的反对，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指望这道新的长城能将捻军困死。
结果，捻军大部队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东。舆论一片哗然，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匪势益张”，清廷也没给他好脸色。这令他痛感“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清史稿
》）
捻军入鲁，其实很难说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 Charles
Wilfrid Allan
），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子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清廷的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处分，对清廷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拔，并继续留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
）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第一，平捻之后，清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第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清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有野史说，马新贻上任前与清廷高层进行了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
投名状 》的原型 ），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第三，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清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第四，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17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清廷已经计划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清廷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风暴
曾国藩认为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大多数的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如果“抽心一烂”，后果不堪设想。
18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东方风来居然是满眼肃杀。
有“曾剃头”之称的曾国藩，自平定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多年夹紧尾巴，如今再度出手。“剃刀”直指直隶地区的贪官污吏。
第一批被“剃”的，总共有11名“知县”级以上官员，当然，被“剃”去的并非他们的脑袋，而是顶戴。
此时，距离曾国藩到任直隶总督，还不到两个月。
此间吏治极坏
被曾国藩首批“罢官”的11名官员，少数是因为行政不作为，多数则涉及经济犯罪及生活作风。
对于直隶官场的腐败，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久前（ 正月十七日 ），在离京陛辞时，慈禧太后与曾国藩有番会谈。这是两个月来他们之间的第四次谈话。
慈禧太后问曾国藩：“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国藩说：“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慈禧太后说：“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曾国藩道：“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
慈禧太后又说：“百姓也苦得很。”
曾国藩附和道：“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 曾国藩日记 》 ）
寥寥数语，一如之前的几次召见，在慈禧太后跳跃而简洁的话语中，曾国藩感受到了最高层对直隶吏治的关注。
但是，到任之后，直隶官场腐败之广、之深，还是深深震撼了曾国藩。他在奏折中写道：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而在写给湘军老部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信中，他感慨道：“此间吏治极坏。”“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顺序，也倒了过来，成了反腐第一、诸事第二。因为，在透骨的腐败之下，当地驻军也是军纪涣散，不仅毫无战斗力，实际上已经成了穿制服的土匪。
“吏治极坏”，首先体现在司法腐败上。“直隶讼案之繁，甲于他省”，居然有12000多件案件被积压未审，被积压的时间少则2～3年，多的甚至达到8～9年。有的州县官员到任后，从未坐堂审案。
其次则在于苛捐杂税泛滥，农民负担过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虏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再次，官员的升迁提拔完全看关系，而不看政绩，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因此，官员人心浮动，对待公务则尽量“支”、“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县之类，一经转行，即算办毕，但求出门，不求了事是也”，而“展”就是拖延，“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曾国藩《
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被曾国藩列为与“练兵、吏治”同等重要的“治河”，频发的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并非“天灾”，而是根源于官场腐败的“人祸”。
被曾国藩首批“剃头”的11名官员，少数是因为行政不作为，“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疏慵不理公事”，多数则涉及经济犯罪及生活作风：“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浮收勒派，贪名久著”。
五个月后（ 1869年9月 ），曾国藩再度上奏，参劾了9名官员。在曾国藩的“剃头”刀下，直隶的官员们度日如年。
老“曾”常谈
曾国藩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训相助，希望各级官员能以自己的行动挽回这个“天心”。
在对官员们高举大棒的同时，曾国藩也并没有忘记掏出胡萝卜。在这两次参劾的同时，他分两次表彰了总共19名“循良之吏”，以便为官场树立榜样。
其实，加强对官员的教育、提高官员的修养，一直被曾国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任直隶的第二天，一贯为人低调、从不爱题词留墨宝的曾国藩，居然主动题词，镌刻成楹联，悬挂在总督衙门里：
随时以洁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这是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训相劝，希望各级官员能以自己的行动挽回这个“天心”（ 民心 ）。
早在他两江总督的任上，曾国藩就曾经亲自撰写了《 劝诫浅语十六条 》，分别针对“州县”（ 地方行政官 ）、“委员”（
具体部门的领导）、绅士和“营官”（
军官），每个类别4条，总共16条，给下属官员们制定了行为准则，人手一册。这16条语言浅近、朗朗上口，类似曾国藩亲自撰写的军歌《
大帅练兵歌》。
到了直隶后，他又撰写了日后著名的文章《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要求包括官员在内的精英们，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高修养。
在这篇文章里，曾国藩提出，要让直隶吏治从根本上好转，学人士子就应在“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
经世济用之学）四方面加强学习。而这四个方面，最关键的是“义理之学”，能“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只有把“义理之学”学好了，才能带动其他三个方面的学习，“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他号召大家“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各善其身，各尽其职”，以立功为根本，做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如此，“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在组织手段、思想教育之外，曾国藩同时大抓落实，而重点就在于“清讼”——清理历年积压的上万宗案件，挽回司法的权威。
曾国藩亲自撰写了《
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要求端正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形成一种“旭日初升气象”，杜绝“支”、“展”的陋习，限时办理，超时问责，
违者记过，如果“小过积至六次， 大过积至三次者”， 一律撤职惩办。
对于权力极大、直属总督衙门的“保定府发审局”，曾国藩提出必须率先整顿，彻底扭转“行贿受托、得钱卖放、任意讹索、居间勒嘴、反复换差、反复求费”等不正之风，给全省树立表率，推动“通省之风俗立变”。
曾国藩认为，“直隶怠玩之习，相沿已久”，问题就在于州县官员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尽信幕友丁书”，没有“秘书”们就不会办事了，形成了“秘书专政”，不仅行政效率极低，而且造成腐败空间。他要求直隶各州县官员要“亲自收状”、“亲自断结”，实在要幕僚秘书们帮助办理的，也必须“亲自细核”。
曾国藩还要求“禁止滥传滥押”、“禁止书差索费”，将“四种四柱册 （
司法刑狱上的各种报表）按月呈报悬榜”，并“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实行信息公示。此外，还要求将久悬未结之讼案及时“核明注销”，并且“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等。
抽心一烂
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对于吏治的普遍腐败，曾国藩一直是深有体会的。
在率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胶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大多数的民怨乃至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而引发，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申等，使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甚至包括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也正是抱持着这种“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的信念，曾国藩此前虽然感觉到了腐败可能给政权带来的颠覆性危机，却坚信还有补救的可能。
就在一年多之前（ 1867年7月21日 ），还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曾国藩，与其最为贴心的幕僚之一赵烈文煮酒论英雄。
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对前景十分悲观，认为这个政权将在50年内瓦解：“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则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两人又谈及恭亲王，赵烈文在上海看过恭亲王的照片，他说：“（ 恭亲王 ）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他认为恭亲王只有些小聪明而已。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偏居江南，曾国藩毕竟是地方诸侯，无法看到全局，也因此容易对全局抱有期盼和幻想。调任京畿直隶后，面对“此间吏治极坏”，他的想法似乎也在改变。
第一次弹劾11名官员后一个多月（ 1869年7月7日 ），他与赵烈文深夜长谈，感慨道：“两宫（
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
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 文祥 ）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
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
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清廷的所有人，似乎对朝局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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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风暴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狂风暴雨过后，只是湿了地皮而已。尽管后来的史书说曾国藩治理之后，直隶地区“政教大行”（《
清史稿》），但曾国藩自己在当年年底时感慨“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自己虽然“于地方吏治极望振兴，而阖省情形总未见有起色”。
毫无疑问，反腐是场持久战，但此时，更为紧迫和棘手的“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的精力被完全牵扯住，随后又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直隶的改革便在这“官场习气全未转移”的基础上展开了。
神鞭天津卫
民意的神鞭彰显了一种悲壮、可怕的力量，迫使各方在痛楚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尺度和边界，学会适可而止。
1870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天子脚下的天津爆发。
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甫、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
Tientsin Massac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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