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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纸与铁》全新视角透视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剖析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文明》、《帝国》之后又一力作。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经济学家何帆、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著名作家北村、知名学者吴稼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联合推荐。
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德国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吗？当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如何导致灾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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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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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帝国》、《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关系》、《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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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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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
第1章 黄金时代
汉堡的商业
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
城市政体
都市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
第2章 战争的命脉
战争经济学
汉堡的匮乏
战争政治与和平政治
通货膨胀预期
第3章 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
资产阶级革命？
匮乏和混乱
工资－物价不断攀升
第4章 凡尔赛和汉堡
修约主义的经济根源
和约构筑的虚幻世界
和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
和约的政治后果
国际上的影响
第5章 相对稳定时期
财政赤字的窘境
货币增长的势头
混乱的对外贸易
劳工运动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6章 “履约”失败
“履约”的理由
走向对峙
对峙时期的经济
第7章 解体与清算
商业政治的失败
解体
通货膨胀后的清算
第8章 通货膨胀的后遗症
平衡
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
城市政体的“现代化”
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后记：希特勒的膨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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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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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之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事实上从很多方面反映出德国经济的活力。然而，战争给这段黄金时期画上了句号。资本和货物的国际流动戛然而止，德国不得不把民用生产转为军事用途。由于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和自身管理不善，德国企业的产量急剧萎缩；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发行上限被取消，政府赤字不断膨胀，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只能采取强制措施才能抑制。这些因素对汉堡经济的破坏尤其严重。海上贸易彻底瘫痪，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海外资产——尤其是商船——几乎全部被吞噬；生产制造业遭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汉堡商人为什么盼望着贸易和投资能够在战后迅速恢复，并且一致支持取消贸易管制、实行浮动汇率、降低税收和利率，并提供补贴来刺激生产。
战争结束伊始，他们的期望似乎得到了满足。封锁一解除，贸易量就大幅攀升，公司利用负实际利率、实际工资和实际税负下降等有利因素，争相用流动资金进行投资。通货膨胀甚至看似对整个经济有正面影响，在1920～1922年间，美国和英国发生经济衰退，而德国的经济却在增长，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这些好处不但无法持久，而且远远不及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首先以出口为例。由于外国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马克在1920年春突然停止贬值；德国政府贸易管制和国际关税也进一步侵蚀了德国的出口优势。虽然1921年货币贬值仍在持续，但国际和国内物价的差距不可能像1919年时那样巨大，于是这种出口优势也不复存在。总的来说，德国在通货膨胀时期的贸易量远低于战前水平；一些人预测货币贬值会给德国出口带来收益，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德国进口量的增速最快。实际上，德国出口量和出口额在货币稳定后的增幅更大，1924～1929年，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15.5％（出口量为32％），而进口增长率只有7.6％。在通货膨胀时期，德国贸易的增速落后于世界贸易，但是在货币稳定后，增长明显加快——当然，无论是绝对贸易量，还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抑或是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德国贸易都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毫无疑问，这其中有很多非经济因素，例如，前交战国的市场对德国商品的抵制，以及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德国商人之前期待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但它根本不足以克服这些障碍，而且相比之下，通货膨胀对进口的催化作用更大。稳定的货币则更有利于德国出口，1924年后，德国出口大幅增长——尽管从出口的单位价值来看，其竞争力似乎有所下降。
通货膨胀刺激“实物资产”投资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首先，投资的最高峰出现在相对稳定时期，而且通货膨胀导致的现金为危机实际上制约了生产能力的扩张。第二，很多公司倾向于把流动资金兑换为证券或外汇，而不是投资建厂。第三，大多数投资的来源都是公共资金，既然公共部门的职能并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么也就很难证明实业家用投资“实物资产”来规避货币贬值的风险。第四，很多公司都用名义上的收益掩盖实际上的“严重亏损”，而这部分损失正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而造成的。第五，事实上，实际工资在某段时期内出现上涨，而由于人员过剩，生产率几乎一直在下降，进一步降低了赢利能力。第六，由于负实际利率会抑制储蓄，而且房租、取暖费和交通成本都因为国家的管制和补贴而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通货膨胀也同样刺激了消费，和其对投资的影响基本持平。最后，在一些体制落后的部门，对“实物资产”的投资往往会出现资金分配不当。
透过汉堡在通货膨胀后的股本总额状况，我们就会明白其中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即使我们把收购其他公司也看做一种投资，通货膨胀也很难提高集中化的程度。1925年，在10人以上的公司工作的雇员占劳动人口的比例（64％）只比1907年（57％）稍有上升；而员工在200人以上的公司的比例也只有小幅增长。在1924年，共有154家股份制公司在汉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股本为2.054亿国家马克；而在“一战”前夕共有182家公司，总股本为9.046亿国家马克，缩水77％；而德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整个经济体中的股本总额平均只减少了6.6％，而且绝大多数工业板块还有显著增长。虽然没有具体数据证明实物生产能力的状况，但大体情况也是如此。
唯一例外的是船舶业，它也常常被视为通货膨胀时期投资的经典案例。到1924年，德国商船队已经恢复到战前总吨位的58％，而汉堡商船队大约恢复到了13。然而，这不仅仅是私人投资的结果，公共补贴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0～1923年间，船舶业通过各种赔偿方案从政府那里拿到了近300亿纸马克的赔偿。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估计一下这些赔偿款的实际价值。根据赔偿的大致日期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赔款的总金额大约在10亿金马克左右，然而，根据赔偿方案建造的船舶总吨位只有185万吨，也就是说，纳税人为每吨船舶支付的金额是其市场价的3倍。由于分配的滞后，赔款的实际价值进一步被侵蚀，只剩下3.8亿金马克左右。从船运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笔资金补偿了一部分损失，汉堡－美洲公司船舶的总吨位在3年内就恢复了13。对造船厂来说，政府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造船合同，否则的订单就寥寥无几；1919～1923年间，这部分合同占德意志造船厂总产量的14左右，占博隆福斯船厂总产量的23。然而，这些合同充其量也只能让造船厂在战后获得一点利润，不至于无法经营。博隆福斯船厂的实际净利润明显低于战时水平（100万～200万金马克），略低于货币稳定后那一时期的水平（50万～100万国家马克）；德意志造船厂则处于净亏损状态。不仅如此，因为没有把近2000万金马克的“实质亏损”估算在内，博隆福斯船厂的利润显然只是一个“假象”。
绝大多数公司在1924年都公布了“金马克期初余额”，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通货膨胀时期的投资问题。当然，在通货膨胀时期，对厂房和存货的估价都应该打一些折扣，但通货膨胀还消除了大量的公司负债，这一点同样重要。一些投资者购买了博隆福斯船厂的信用债券，在1921年前为其融资近835万金马克，但这些投资者却损失了565万金马克。此外，在1924年7月，该船厂的总资产估值为3490万德国马克，这说明至少自192122年度以来，其资产价值一直被严重低估。和博隆福斯船厂不同，德意志造船厂在通货膨胀时期曾大量投资兴建厂房：从1918年一直到1924年1月公布“期初余额”，其厂房的实际价值增加了500万金马克，总资产为1643万国家马克，而负债仅有1111万国家马克。然而，遭受损失的还是船厂的债券持有人，他们的净损失达到143万斤马克左右（相当于他们向该船厂提供的贷款总额的80％）。相比之下，两个船厂的股东则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报酬。汉堡－美洲公司也不例外。虽然在1919～1923年间，该公司新增船舶的总吨位约为300000长吨，但在通货膨胀末期，其商船队的总规模只有战前的30％左右，也就是说，公司船队的价值（战前价值的26％）和股票价值（战前价值的35％）也许并没有被严重低估。实际上，汉堡－美洲公司的账目在货币稳定之前最有创造力，而受害者又是债券持有人：公司用贬值的马克偿还了6950万马克的此类债务，债券持有人的净损失（包括利率）高达4820万金马克（占70％）。
1924年以后的事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货膨胀时期的投资。1924～1928年间，汉堡船队数量急剧扩张（增加了97％），增速远大于1920～1924年之间（增加了38％），由此可见，即使不考虑政府的因素，在通货膨胀时期大力增加投资的做法不可持续的。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重建商船队有多少经济上的合理性？1914年后，欧洲以外的造船业蓬勃发展，在1919年，全球产能过剩的现象已经凸显，而德国的重建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整个重建项目代表了一种错误的资源分配方式，而且政府提供补贴更是错上加错。船舶业只是力争恢复战前的水平，却没有借此机会进行技术革新。当然，这些也都是汉堡船舶业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结构性问题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即使在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前，船厂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38％～50％，抵达汉堡的货轮的装载率大约在60％～80％之间，而离港时的装载率只有40％～60％。据估计，德国造船业的产能在通货膨胀期间扩张了50％；但是，正如德意志造船厂在1924年12月的报告中提到的，仅博隆福斯船厂就几乎能满足全世界对德国建造的船舶的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始终低于50％。为了进行“合理化改革”，汉堡－美洲公司在1926年接管了德国－澳大利亚航线和Kosmos航运公司，1927年，德意志造船厂和Reiherstieg船厂合并。虽然英国大罢工促使航运公司的数量激增，导致船厂在1926年新增了大量订单，但这种趋势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博隆福斯船厂就是一个典型：尽管拥有51公顷的船坞，12500名雇员，但其总股本在1926～1928年间却降低，而且平均净利润只勉强占到了总股本的5.5％。然而，利润高出很多的德意志造船厂却不得不依靠汉堡州政府的援助——为了推进该船厂和Reiherstieg船厂的合并，汉堡州政府赤字300万国家马克购买了Tollerort船厂。联邦政府为了创造就业曾在1924年向船舶业提供的5000万国家马克，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笔资助，在货币稳定时期，各大船厂很难生存下去。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时期的投资非常有限，即使有，也是由政府资助，而且常常缺乏经济合理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企业在1924年之后对新投资的热情有所减退。另一方面，汉堡－美洲公司、德意志造船厂和博隆福斯船厂等公司的投资项目还导致其债权人蒙受了损失，尤其是债券持有人。毫无疑问，这些损失导致在货币稳定后的一段时期内，德国资本市场表现疲软：据鲍尔德斯顿观察，高债券收益率反映出投资者在通货膨胀和重新估价时期的痛苦经历。此外，作为最大的债券持有机构，银行在通货膨胀时期严重受挫，在货币稳定后的那段时期，整个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创下历史新低（1.5％～2.5％，战前为4％～4.5％）（见图8.1）。相较于造船厂等工业垄断集团的贬值，汉堡主要股份制银行的资产缩水幅度更大，远远低于战前水平。舒巴克和泽内商业银行就是一个典型。在稳定时期的“金马克期初余额”中，该公司的资产维持在战前水平的25％左右；而实行股份制的联合银行也只是略高一点（29％），北德银行则稍有逊色（24％）。损失更惨重的是船舶抵押银行（Schiffsbeleihungsbank），该银行实收资本为123万纸马克，但其“期初余额”却只剩下15000金马克。受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汉堡的储蓄银行了，1924年这些银行的总存款只有战前水平的3.3％。相比之下，德国商业银行的表现略优于平均水平，其资本减少了近50％，而七“大”银行平均减少了57％。然而，即使是马克斯?沃伯格也不能否认稳定货币带来的严重影响：虽然沃伯格银行的资产在1924年末回归到了健康的水平，约为战前水平的72％，但在关于公司上一年业绩的机密报告中，沃伯格承认由于信贷紧缩导致的商品投机，公司损失了大笔资金。银行业疲软的一个明显信号就是稳定货币时期员工数量的锐减。德国商业银行的工资名册在1923年时有26000人，但到了1925年只剩下7000人，而雇员本来就少的沃伯格公司也从535人降到了358人。当然，和其他经济板块一样，银行业也进行了一些重组改革。北德银行于1929年成为了贴现银行（Disconto-Gesellschaft）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同年，德国商业银行与中德信贷银行（Mitteldeutsche
Creditbank）进行了合并。作为把美国投资输入德国的管道，沃伯格公司在继续巩固这一角色（该角色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建立起来的）；同时，沃伯格公司还在中欧寻找新的机会，并在产业合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不能弥补通货膨胀造成的破坏。整体说来，1924年之后，整个德国的银行体系都变得“虚弱不堪”，缺乏活力，汉堡一些大银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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