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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12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第一名 获奖理由：
《倒转红轮》以俄国20世纪几个知识分子代表和19世纪几个知识分子类型为案例，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了影响世界的“红轮”是怎样成型，如何以压倒之势碾压过来。长年从事东欧及俄国思想研究的金雁，为我们架设了一面异国思想史多棱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历史映照。
本书看点：
1.作为东欧史研究专家，金雁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知名度，有大量读者群。
2.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多面性，书中披露的资料大多数为第一次出现。
3. 书中对高尔基、列宁、斯大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评价可谓新意迭出。
4.
近代以来，苏俄一直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值中国转型困境之际，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担负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其呼吁的俄罗斯道路，对中国具有警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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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
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
主要观点有：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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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金 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与思想变迁》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新饿乡记程》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火凤凰与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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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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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第二章：破解“高尔基之谜”——大起大落的高尔基
第三章：百年“路标”——背负十字架的知识分子
第四章：“路标人”对“单色系”解释体系的挑战
第五章：奇特的俄罗斯“贵族”制
第六章：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狐狸”——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特点
第七章：“平民知识分子”的僧侣社会背景
第八章：“刺猬”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
第九章：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工蜂”——“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
第十章：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俄国思想史上的“分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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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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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践而言，《路标》是一本“失败”的书
毫无疑问，1922年的被驱赶的“哲学家之船”，对别尔嘉耶夫们个人来说是悲剧，但是作为一个思想派别来说，也只有在“被驱逐”出国以后才促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完整化：可以支配的时间、一定的经济来源、自由的空气、与侨居国无法融入的文化、几个志同道合者长久以来的共同追求、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东正教神学”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了撰写文章之外的考虑和算计，不用取悦任何权势和社会群体，甚至无需去考虑读者的感受，更不会像那些追求虚荣的江湖骗子所要求得到的“轰动效应”，写作一下子反而变成一种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可以直达精神，可以注入更多的长远思考，可以更深切的探索灵魂，但是距离现实却越来越远。用弗兰克的话说：他们“脱离现实，逃避世界，生活在真正的、历史的、日常的生活之外，生活于幽灵、梦想、笃信宗教的世界之中”。他们用德国唯心主义的基调改造俄国东正教的整体性的逻辑结构原初洞见，可能就没有考虑过从现实操作出发，只要能做到精神的创造者和世界观的诠释者，就已经完成使命了。
俄国由于各阶层不在一个纬度上，其思想史的特点是各阶层轮番登场的“大震荡”和“彻底颠覆性”。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最典型的特点，是分裂和灾难性的中断”。社会鸿沟的割裂，各阶层的对立情绪很大，互不沟通，文字的“笔墨官司”使得不同阶层的精英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取得相互谅解，因此便呈现出思想史上每一个阶段都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的特点，纠偏的幅度之大就像翻烙大饼，一铲子下去，必定是一个大翻个，原来在上面建立的东西，统统被翻到下面去了。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舞台以后，发誓要把所谓的上等阶级踩在脚下，要把充满贵族气息的“浪漫艺术家”、“德国流派”、“伤感情调”和形而上学统统扔到垃圾堆里去，而路标人又高扬起40年代的旗帜，清理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又形成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纯思想家”和“纯思辨者”的回归，只不过这一次人数更少，关注的话题更窄、更抽象、更形而上了，所以虽然剧变后知识界趋之若鹜的大捧别尔嘉耶夫们，但是必须承认，这种过于抽象的精神世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这些文化精英孤守在自己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悠然潜心于深刻的穿透时空的思想追求。这些哲学大师们知道，俄国社会鸿沟过大，仅就知识阶层而言也无法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唯有宗教是俄国社会生活最牢固的精神联系纽带。克雷洛夫曾说过：导致俄国社会“堕落的最深刻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的欲望”。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有德行”的人寻找一个“人性善”的思想平台，把他们认为传统文化里属于俄罗斯人精神属性共性的东西遗传下来。同时为了警惕思想专制，警惕居高临下的“我启你蒙”，路标人明白无误的宣告：宗教是个人的事情，“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
思想家们明确自己要建立的是属于俄罗斯的“宗教思想”，而决不是“宗教审判所”，他们批判“普罗拉克斯提斯之床”并不是为了再造“普罗拉克斯提斯之床”。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思想的暴政”和“政治暴政”的流亡者，一直很警惕自己的理论再度成为某些人的“大棒”，使俄罗斯步入“轮回的车辙”。所以路标人早在1902年因为《唯心主义问题》走到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越往后发展，对“思想自由”的必要性就越发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强调，我们只是“进行一种思想探索”，这里面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因此在寻神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它并没有自我封闭，表现出向其他文化的开放性。思想的守护者们强调，“宗教哲学同样也要求与其它哲学同等的研究自由和理论怀疑，甚至还有尖锐的批判眼光的优势，因为它能意识到自己的宗教限制性和可能带来的威胁”。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生命力而经得起质疑。
这些隐身于幕后的“思辨领域的公民”认为，他们的“路标”是指向人类精神追求的“路标”，是使俄罗斯能够少走弯路的“路标”。布尔加科夫借用霍米亚科夫的诗句大声呐喊：“我们的路被黑暗笼罩，你这亘古不灭之光，来照亮我们吧！”但是这个宗教哲学体系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和社会建构是什么？并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如何治疗当代病症的苍白无力感和“逃避”情绪，俄罗斯哲学大师的流亡不仅是身体的流亡同时也是内在灵魂的挣扎。
有趣的是，尽管《路标》在100年后受到如潮的好评，当年它却完全没有起到给俄罗斯的发展提供“路标”的作用。受18世纪克雷洛夫等人的“现实悲观主义”和“伤感主义”的影响和19世纪贵族逃避现实、不问政治的思想传承，俄国贵族的坐而论道、行动性弱的特点，加深了他们对现实干预的恐惧感和“无所适从”情绪，长期以来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愿正面交锋的回避态度，因为俄国的分裂运动在同“罗曼诺夫国家作斗争时，也是采取的逃避态度，就像哥萨克逃避农奴制一样，反正俄国很大，要想逃避，总有避免正面冲突的方法。这些哲学-神学家们始终是在一个小圈子的精英层里“自说自话”，这些俄国“最后的贵族”，可以说是“文化上的胜利者，现实中的失败者”。借用奥加略夫的诗可以表白他们的心情：“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从我们身旁过去！”
“俄罗斯思想”建设者们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没有形成社会认可的理论思潮和感召力，他们的那些主张只能徘徊在一个“小众”的文化圈子内，非常的抽象和形而上化，距离大众之遥远就像天上的神仙。他们塑造的新宗教过于道德化，过于哲学化，即没有推广操作的可能性又十分软弱的缺乏自卫能力，是一种只能律己不能律人的文化。寻找到俄罗斯理想中的“基杰什城”（传说中的理想王国）需要很多条件来支撑，路标人的“清理工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思辨者们只能把思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寄希望于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后，也许由他们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会替他们解决现实中这些任务。坦率地说，如果所谓“1905年革命”不是以斯托雷平的铁腕镇压告终，而是“革命”成功后出现民粹主义的乱象，《路标》的“告别革命”才可能生逢其时。即便是剧变以后，要这套“发展神学”如何让民众接受，仍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这些人文学者，毕竟这个流亡他乡的狭小的群体，不可能承担起太多附加给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努力目标也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完成的。
而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革命似乎已经“不告而别”。当时政治上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经济上却风生水起，繁荣兴旺。政治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代”与经济上的“斯托雷平改革”共同构成一幅怪异的浮世绘。1905年因推动宪政改革、反对铁腕镇压而被沙皇罢黜的前总理维特伯爵在1913年的日记中曾说：“这件事（指斯托雷平镇压）过去6年了，人们好像已经忘了这回事，大家关心的只是口袋里有多少钱”。在斯托雷平镇压中饱受惊吓的知识界又遇到充满诱惑的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仍然醉心于“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减少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后，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反而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感到这种分裂和堕落，个人道路的中断和离散，生活的原子化，——过渡的自由，无效的平等和缺乏博爱。”即便没有别尔嘉耶夫们给出的“路标”，俄国知识精英中也已经形成“告别革命”的大潮。远离政治固然成为风尚，仍然热衷政治的人也大都走向“马克拉科夫主义”，即放弃反对派角色，转而支持政府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但是，这种“告别革命”却有浓厚的犬儒色彩与世俗算计，与别尔嘉耶夫们的形而上思考毫无关系。
而另一方面，“警察式的”经济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加剧了社会矛盾，按有利于权贵的方式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私有化的结果，使得原来建立在“公社之父”形象基础上的沙皇统治合法性发生危机。俄国农民皇权崇拜的土壤被掏空。当年民粹派知识分子极力乡下发动农民“革命”，反被保守的农民向沙皇警察举报。但是现在当知识分子变得“保守”起来后，农民反而一步步地“激进”起来。“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下层对上层的仇恨”而这一次涌向历史前台的是农民阶层了，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转换“路标”离开反对派阵营时，民粹主义者就接管了这一阵营的主导权。终于，1917年二月在没有任何政党与派别事前策划的背景下爆发了革命，看似稳固的沙皇政权土崩瓦解。《路标》对1905年革命的反思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在越来越激进的大潮中被俄国人遗忘了。直到几十年后，当1917年建立起来的体制走到尽头时，一直“找不着北”的人们才又记起了这本名为《路标》的小册子，才又想起了这批流亡海外的俄罗斯思想推动者曾经发出过的声音。人们似乎听到他们的画外音，“记住福音书中的话，‘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说了就不会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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