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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 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1994年他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的文笔清晰流畅，作品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作，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主要作品有《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 目錄： 自序 导言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01 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经济学里真正的大谜只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为何时快时慢，并存在国家间差异；另一个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为什么经济总是无规律地在衰退和复苏之间摇摆。正是在挑战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的过程中，保守派取得了 第一场大胜，迫使人们对经济学进行深刻反思。 经济周期之谜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涨 理性预期学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获全胜 02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在税收和管制领域，保守主义理论真正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他们以一种有力的方式证明，高税负已经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僵硬的管制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他们指出，政府应以更大的力度来防范税收与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实行一场温和的政策转变。 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 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 保守主义的税收观 僵硬管制的代价 平和的变革流产，供应学派掌权 03 供应学派 .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主管罗伯特？巴特利成功地将一小群叛逆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吹嘘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流派，即“供应学派”。供应学派学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他们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明白美国的保守主义为何在政治上接连成功，在经济上则屡屡失败。 一群来自边缘地带的怪人 核心理论：货币政策无效，减税才是王道 国际经济学备受青睐 供应学派成功夺权，正统经济学面临危机 第二篇 保守派的政绩 04 经济增长的海市蜃楼坍塌 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基本没变。如果是这样的话，保守派怎么能煞有介事地论证说他们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奇妙的变化，又怎么能一度使许多美国公众信以为真呢？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了。 会撒谎的统计数字 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保守派只是白忙了一场 1979~1993年经济的兴衰说明了什么？ 回到长期问题 05 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保守派执政时期，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而中产阶级则原地不动。但一直以来，在有关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争论中，一个最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许多保守派根本不愿承认有这回事。 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保守派竭力否认 贫富分化加剧，谁之过？ 06 算赤字持续增加 在流行的观念中，罗纳德？里根就像是一名法庭上的被告，其罪名是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的确，里根造成的赤字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赤字影响远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青面獠牙的可怕怪物。 赤字的来源 赤字的确是一种负担，但并不可怕 隐性赤字是损害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吗？ 判决：重罪还是轻罪？ 07欧洲保守派的两场重大冒险 在英国保守派执政时期，生产率增长只获得有限的提速，失业率则呈上升势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剧烈波动。随着欧洲货币体系的瓦解，欧洲货币统一的宏大计划也以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告终。 撒切尔主义的惨败：市场不是万能的 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只是侥幸，崩溃才是必然 欧洲经历对美国的启示 04 经济学界风潮左转 08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1980年，欧文？克里斯托还宣称，凯恩斯已经彻底死了。但在12年之后，凯恩斯仍然很有影响力。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像“劲量兔子”一样，始终活力无限。 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双双破产 衰退的根源：理性的人并未理性到极致 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基本正确？ 1993年的理论与政策困境 09qwerty键盘经济学 qwerty式键盘的故事有深刻的意蕴，它能使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所谓市场总会将经济导向独一无二的最优结果的理论是错的；相反，历史性的偶然因素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竞争的结果，即“路径依赖”。 qwerty现象：被忽视的常理 国际贸易如何产生 战略贸易政策颠覆自由贸易信仰 理论易破，建议难提 10战略贸易论的崛起 战略贸易论不过是听起来有点像过时的企业战略理论而已，为什么经济学家要一起上阵把它批倒呢？简单地说，这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愤慨。在经济学家看来，战略贸易论者是把一套粗鄙不堪的谬见打扮成了精湛的真知灼见。 战略贸易论的主要起因 战略贸易论的核心思想 战略贸易论惹怒了经济学家 战略贸易论的六大根本谬误 战略贸易论者意外掌权：政治家需要简单的理论 11 生产率高低与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 如果你听到有人大谈“为了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开展竞争，美国的生产率亟待提高”这样的话，无论是谁说的，无论他如何舌灿莲花，他也许都应该在胸前配上一条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条，上面写着“我根本就是在胡扯”。 三个问题及答案 低生产率是个问题，但与国际竞争无关 国内生产率增速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的生产率重要 我为什么要澄清误解 结语 內容試閱： 01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假设有一个经济体正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悠然地发展着，所有的工厂都在全速运转，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冲突和不测之事，因而总是会有一些工厂濒临倒闭，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这里只是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一种初级解释，所以这一点可以暂时忽略）。伴随着平稳运行的“实体”经济，还有一条平稳的资金流：企业会获得销售收入，并用自己的利润支付工资与股息，而家庭会用其收入再次从企业购买产品。 接下来我们假设，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经济体中的每个家庭和企业都决定将自己持有的现金增加一点儿。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以货币（或者以货币为后盾的银行存单）的形式持有自己的一定资金，而不是将其全部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其他资产中，这中间有一些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作详述。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现金。具体而言，凯恩斯认为，当商人失去信心，并开始认为潜在的投资存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谨慎，转而积累更多现金。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情形：有的家庭会对未来感到恐慌，担心失业，这时他们就会减少高价消费品的支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单个企业或家庭都会为了增加现金储备而减少开支，这就会使它们的收入超过支出。 但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对于个体可行的办法对于整个经济并不一定可行，因为一个经济体中的现金量是固定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开支来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他人的现金储备肯定会减少。很明显，如果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试图以同样的方法来增加现金储备，将是行不通的。那么，当所有人试图在同一时间积累现金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会随着开支一起减少。如果我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你的东西，你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我的东西，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两人的收入随着开支一起减少，而且我们都不能成功地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 面对这么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执意增加现金储备，就会进一步减少开支，结果只会更令我们失望，进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企业和家庭都在徒劳地试图以减少开支的方法积累现金的时候，工厂就会纷纷倒闭，工人会失去工作，商店变得空空如也。只有当人们的收入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降到与已有的现金供应量相等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达到临界点。 这就是凯恩斯对衰退的解释。这个解释很清楚，但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不知为什么，一些聪明的人似乎都觉得这个解释过于抽象，难以理解。不过，我恰好能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凯恩斯主义的精髓。说实话，这个例子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 凯恩斯主义并不复杂 现实的美国经济包含了无数的工厂和工人，没有人能在头脑里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必须依赖模型。模型是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呈现，我们希望它能反映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喜好的模型不同：“政策企业家”通常喜欢比喻性模型，例如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描绘成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教授通常喜欢数学模型。这两种喜好都有缺点：数学模型有局限性，有时人们因为想不出如何以方程的形式呈现一些因素，就会为了方便而忽略这些因素；比喻性模型则非常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能深刻地理解一些东西，而那些完全依靠比喻来说明问题的人往往不会发现，他们的华丽辞藻其实掩盖了许多低级的概念与事实错误。 不过，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其实还有另一种模型，即实验性模型。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验性模型是伟大的气象学理论家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的研究方法。罗斯贝发现，如果将一个盛满水的平底锅放在一个缓慢旋转的转盘上，同时轻轻地对锅沿进行加热，这个模型就能代表全球气候的基本特征。实验性模型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微的形式，呈现出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 不幸的是，由于明显的可行性或伦理方面的原因，经济学研究很难采用实验性模型。经济学中有一些实验性模型，比如，一些有限的文献记载了对拍卖等市场活动进行的实验，一些扶贫计划也会以一些试验项目作为先导，如此等等。但是，我们能以实验的形式复制出经济衰退与复苏吗·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的一些职业人士曾在无意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实验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琼和理查德·斯威尼夫妇在一篇奇特的文章里讲述了他们的不幸经历，该文发表在《货币、信贷与银行业月刊》（1977年2月）上，题为“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 下面来讲讲这个故事。华盛顿有一群年轻的夫妇，都是职业人士，都有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托儿合作社，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来相互照顾孩子。这样的机制总是需要一定的方法来保证工作负担得到公平的分配，这个合作社找到的办法是，以发行票券的方式来建立一套自行运转的记录系统，每张票券可以买到一个小时的儿童看护服务。每对夫妇每次帮别的夫妇照顾一小时孩子，就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张票券。 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体系需要有相当大的票券流通量。对于每对夫妇而言，哪天想外出，哪天有时间帮别人照顾孩子，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希望保留一些储备票券，以在希望或者必须多次外出时能够立即成行。如果没有票券储备，他们就必须先帮别人照顾孩子，赚到一些票券，才能保证在自己外出期间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照顾。 这个合作社在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困境。由于一些我们不必在此详述的原因，人均票券流通量变得很低。这带来了奇怪的后果。由于合作社大多数成员的票券储备达不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他们就试图增加票券储备，增加的方法就是减少外出，多帮人照顾孩子。但只有当一对夫妇决定外出的时候，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孩子，所以随着合作社的成员在花费自己的票券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找到赚取票券的机会，这反而使他们在花费票券时变得更加谨慎。结果就是，社员之间相互照顾孩子的次数大大减少。社员们都愁眉苦脸地待在家里，由于手上的票券不够，他们不敢随便外出，但他们又积累不到更多的票券，因为别人也都不敢外出。 换句话说，这个托儿合作社给自己制造了一场衰退。 由于该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其管理者不愿相信该社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货币问题。于是他们一开始没有采用货币方法，而是试图以监管方法解决问题，例如，他们制定了一项规则，要求每对夫妇每月必须至少外出两次。过了很长时间，该社才增加了票券流通量。在那些法律工作者看来，这项措施带来的效果简直太神奇了：社员们又开始积极外出，从而使帮人照顾孩子的机会变得更多，这又使社员更愿意外出，如此相互作用，循环不止。 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后来由于票券供应过度增长，该社出现了初步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对经济衰退与复苏的研究并不是某种高深或神秘的课题，其中确有很多复杂的细节，但要理解其实质，是可以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的。 结语 20世纪70年代，保守派理论主导了严肃的经济问题的讨论。一些领头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将自由派逼得招架不住。这些理论是精湛的，而且常常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可以说，这些理论的主张者在1980年赢得掌权的机会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里根政府后来奉行的经济学理论却是极其肤浅的。令严肃的保守派深感震惊的是，事实证明，1980年的真正赢家是供应学派分子，那是一群空想家，他们的理论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他们对传统经济学不屑一顾，而那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正统理论的错误，而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正统理论弄明白。 在接下来的12年里，虽然保守派依然控制着白宫，但精湛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又逐渐变成了自由派。凯恩斯主义理论得到复兴，那些主张以政府积极干预改善市场运行的新理论又变得流行起来。与保守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不同的是，自由派的这场复兴并不是一场很团结、很紧凑的运动，但到了1992年，我们已经可以说，温和左派已是最善于提出严肃经济学理论的人。比尔·克林顿在该年的竞选胜利似乎使他们的理论获得了付诸实践的机会。 但是，像1980年一样，一群持有一套粗糙的、简单化理论的人又似乎成了1992年大选的真正赢家，至少在克林顿执政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看起来是这样的。这群人就是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只能说比供应学派还要浅薄。 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家都不严肃地直面美国经济的种种问题，而是想走捷径，这就使他们不断把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交到一群江湖术士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供应学派的统治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虽然没有使美国经济陷入灾难，却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庞大的预算赤字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实力，而且几乎完全主宰了美国的政治讨论。供应学派还实行了劫贫济富的税收与社会政策，使美国的社会环境严酷化、鄙俗化。 而战略贸易论者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他们对美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也许是大错特错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政策也会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现在美国应该怎么做，然后再猜测它在现实中会怎么做。 美国应该怎么做· 美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经济问题：生产率增速过低，贫困率上升（这是生产率增长乏力和收入分化加剧联合造成的结果）。除了这两个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例如，预算赤字只是阻碍了美国生产率的上升，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大危害，而第6章已经讲过，这种阻碍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并不是压倒性的。所谓的“美国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几乎完全是个伪命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回答很简单：它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以下面的假设作为决策的前提：美国能完全解决生产率不足与贫困问题，一方面使生产率增速恢复到1973年以前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消除贫困或者使贫困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贫富不均加剧和贫困问题的原因似乎也同样模糊。如果克林顿总统非要寻找那种自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顾问，他最终只能找到一些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 不过，虽然美国政府无法允诺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它可以采取很多措施降低这些问题的危害。 要提高生产率的增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以下列出有限的几条。第一，美国不能一边抱怨经济增长过慢，贸易赤字过大，一边又继续保持庞大的预算赤字，因此我们应该放手增税，并削减那些纯属浪费的政府开支项目（例如农业补贴）。第二，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不仅给联邦预算带来了明显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私人企业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严重扭曲的美国医疗体系实行重大改革。第三，美国的许多监管既缺乏效率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更有效地利用一些能发挥市场激励作用的创新机制，例如针对污染和交通堵塞征收的税收（还要提及的是，允许私人以象征性的低费用在联邦土地上采矿和放牧是一项奇怪的政策，应当予以废除）。 虽然以上建议中的几条在政治上很难实行，但我们并不需要对美国经济政策的面貌进行激烈的变革就可以实施上述所有措施，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奇迹般的增长（不过奇迹也许总有一天会实现）。实行这些政策，只会使美国的财富增长几个百分点而已。 贫困问题又如何应对呢·我们也可以列出几条措施。第一，我们应该将更多资金用在可以帮助贫穷儿童的项目上，例如为贫穷母亲提供营养与医疗服务、向资金紧张的校区提供援助等。第二，我们可以加大对有子女的贫困家庭的支持（跨国比较表明，美国的贫困儿童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原因是，美国用于帮助儿童脱贫的公共开支比其他发达国家少）。这些措施都要花钱，但花费不会很大，因为美国的穷人太穷了，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大大改善他们的境况。 像我为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的建议一样，这些扶贫措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措施不足以阻止底层社会的土崩瓦解，也无法使工资极低的工人变成高薪的“符号分析师”。但这些措施至少能让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凄惨，并至少给予一些贫困家庭子女脱贫的机会。 毫无疑问，我的建议也许遗漏了一些值得追求的政策，而且一些建议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但我列出这些政策主要是要向读者表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通常情况下，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措施。但是，如果重大问题没有合适的解决之道，我们就没有必要顽固地坚持以重大问题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有时大事并不一定更有价值。正如雷蒙德·钱德勒指出的，在有关上帝这样的大事上，有一些写得非常差的书，而在一些看似平庸的小事上却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著作，例如关于如何在保持基本诚实的前提下维持生活的著作。 因此，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尽力在各项经济政策上实行正确的措施，以经济学界公认的正确方法来提高生产率，以可用的工具帮助穷人。 不过公允地说，克林顿政府在上任几个月以来确实在试图实行一些与上述建议类似的措施。首先它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可以削减预算赤字的方案。但问题在于，它似乎同时在另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步犯下错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美国的经济问题与“国际竞争力”有关，而并非本质上的国内问题。 对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痴迷 罗伯特·普雷斯顿在影片《音乐家》（The Music Man）中扮演一位四处游走的推销员，他特别善于在小城镇卖乐器和仪仗队制服。而为了在“小河城”卖出他的商品，他需要让该城的头面人物相信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他能解决的。当地人原本并不认为台球厅有多大的坏处，但经过他的宣传，人们越来越觉得台球厅代表了一种即将爆发的社会危机。显然，为了消除这种危机，人们就需要用装备良好的学校乐队为这个小城营造健康的氛围，于是这位推销员的商品也就有了销路。 许多政策企业家（诚实地说，还有不少教授）也在玩着类似的把戏。他们先提出一套针对某个问题的应对方案，然后努力说服政治家和公众，相关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经常失败，例如，《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虽然竭力想让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恢复金本位，就必然遭遇金融混乱，但从来没有多少人听信他的话。但有些时候，政策企业家及与他们结盟的政治家能创造出很成功的虚假议题来蒙骗很多人，并借机推行他们所喜欢的政策方案。 让供应学派与罗纳德·里根激动不已的虚假议题是所谓“大政府”的危害：美国政府向公众征收的税收过高，然后把这笔钱浪费在大量无用的官僚身上，向没有资格获得福利的穷人滥发赏赐。当然，“大政府”的说法有一定的确实性：税收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美国确实有一些无用官僚和冒领福利的人。但这套分析严重偏离了美国经济现实，未能揭示美国经济的真实问题。“大政府”的神话不仅转移了美国人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直面实际问题，而且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各种新问题。 供应学派现在已经退缩回了智库之中，不过他们仍然梦想着卷土重来。就目前而言，反对“大政府”不再是具有煽动力的口号，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对那些财富来路不明的富人感到愤怒，而不是冒领福利的穷人。但现在得势的一批政策企业家已经使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这个“小河城”在面临一个新问题，即 “国际竞争力”五个字。 战略贸易论者现在已经让美国公众相信，与其他发达国家争夺全球市场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经济挑战（大部分战略贸易论者也打心底里相信这一点，因为玩世不恭的政策企业家毕竟只是少数）。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一书的副标题是“美日欧经济大战一触即发”，该书的封面还耸人听闻地宣布：“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开打……而美国可能已经决定要不战而降。” 遗憾的是，像里根创造的浪费的“大政府”的神话一样，所谓美国国际竞争力问题也是个伪命题。就像美国确实有一些低效的官僚和福利欺诈事件一样，美国在国际竞争中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克林顿的言辞和里根的言辞一样，都远远没有真正反映美国的问题所在。 “国际竞争就像战争一样残酷”，绘出这样的虚假画面来谈论经济问题确实有一些现实用处。选民通常不愿支持增税、削减公众福利等政策，而如果打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就能比较容易说服选民，克林顿总统1993年的《国情咨文》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大谈国际竞争力最终会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很可能导致政策失误，并使人们忽视真正重要的问题。 战略贸易论者的得势带来了两个主要风险。一个风险是，要是按照他们的方法争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就会被摧毁；另一个风险是，政府在一个领域固守一种愚蠢的意识形态，会使方方面面的经济政策的质量都受到损害。 贸易战风险 贸易战有两种，一种是想象的，一种是现实的。保护主义者和战略贸易论者声称，我们始终处于贸易战之中，那只是一种想象。但现实中也会爆发真正的贸易战。 战略贸易论者的空想是，国际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竞争，相互贸易的各国其实是在争抢战利品。但这一观点几乎完全不符合现实：一国从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利益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表现，根本无须和别国争抢。但是，一旦各国相信，国家之间需要你争我夺，一旦可从贸易冲突中获利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各个国家，它们就会陷入通常所说的贸易战。 在贸易战中，各国为了追求一些虚幻的优势而限制来自别国的进口。贸易战与真实的战争区别很大。一方面，贸易战并不会死人；另一方面，真实的战争有赢有输，但贸易战几乎不可能有赢家，因为如果一国设置贸易壁垒，主要的利益受损者将不是外国出口商，而是本国居民。也许可以说，贸易战就是每个国家用几乎所有弹药向自身开火。 我们来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战的教训。1929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随即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由于当时各国都为了摆脱大萧条而采取了一些孤注一掷的行动，贸易战就愈演愈烈。但很快，大多数人，甚至一些曾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投票的参议员也发现，保护主义走得过头了。从1934年开始，美国就努力与其他国家协商降低关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贸易自由化。但全球贸易体系一旦破裂就很难复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另一场世界贸易战一触即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经济因素又出现了，尤其是在欧洲，经济持续低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政治因素促成了贸易自由化，例如发达国家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国，而且有赢得“冷战”的共同目标，但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冷战”的结束，这些政治因素就消失了。各国只要犯一些小失误，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从关税到报复关税，再到相互责备，最终会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贸易锐减的恶果重演。 那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吗·不会，但它会大大加剧美国的问题。对于像美国、欧共体、日本这样的巨大的、基本上自立自足的经济体而言，国际贸易的不足不算什么大问题。就算是一场极其惨烈的贸易战，也只能使它们的实际国民收入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但一些较小的国家，由于内部市场狭小、资源有限，就更为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这些小国在贸易战中只有两条路，或者争相与大国结成商业联盟，或者遭遇各国的冷落，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大的发达国家爆发贸易战，世界很可能陷入政治动荡；而较小较穷的国家，如拉美各国、从苏联分裂出来的各国，可能会爆发日益强烈的反西方情绪。 因此，国际贸易正处于危险状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跨入一个贸易战的时代。一旦贸易战爆发，美国将至少难以摆脱罗纳德·里根留下来的预算赤字，甚至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贸易论者认为，我们应当对别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实现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想想这样的场面：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不顾正统经济学家的意见，执意认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美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从而不仅要求日本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顺差，而且要求日本接受具体的出口数量限制。面对这样的要求，日本人会感到愤怒，他们会指出，日本的储蓄率很高，把储蓄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海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就会带来巨大的资本项目赤字，而贸易顺差只不过是资本项目赤字的必然结果。这一辩解是正确的。日本人还会反问，美国到底要让他们怎么做，是让预算收支出现巨大的赤字，从而把庞大的私人储蓄都吸收掉，以免其造成贸易顺差吗·这行得通吗· 但是，克林顿政府中的战略贸易论者仍然在一场经济峰会上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就面临一种两难局面。放弃这个议题，将会示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在日本拒不服从的情况下，美国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禁止日本产品的进口。这就是一种保护主义，日本将发动反击，欧洲国家也将效仿。不出两年时间，40年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这样的景象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在本书写作时，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了。美国财政部通常是坚守自由贸易思维的堡垒，但在1993年5月，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场演讲中断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它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阻碍”，接着劳伦斯宣布，“美国将更加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结果必须是量化的”。劳伦斯的意思路人皆知：几周以来，美国贸易代表一直向记者表示，美国很可能要求日本在下一次工业化国家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对其贸易顺差设定上限。而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官员和公众则愤愤不平，拒不从命。 也许可以期望，当本书出版时，我在此描绘的这幅图景将被事实证明为耸人听闻。但只要克林顿政府坚持这种战略贸易论的空想，贸易战的风险就会居高不下。 因此，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带来的直接威胁是，他们一心关注所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像供应学派造成的预算赤字一样，贸易战也不会毁灭美国经济，但正像预算赤字难以消除一样，贸易战的风险也会长久存在。 不过，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还会带来一种间接风险。如果政府坚守一种为真正的专家所公认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就会使它在所有领域都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包括那些与这种意识形态看似完全无关的领域。 当坏理论驱逐好理论的时候 国际经济政策并不代表一切。事实上，战略贸易论者所犯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便是，他们夸大了国际因素的影响，贬低了国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一个固执地盲目追求“国际竞争力”的政府，在预算、医疗、环保等其他领域却可以作出理性、正确的决策。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一个政府在一个领域里接受了一套从根本上错误的理论，“格雷欣法则”就会生效，甚至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里，这些坏理论也会驱逐好理论。 克林顿执政初期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战略贸易论对医疗这个几乎完全与国际无关的领域产生了影响。绝大多数研究医疗经济学的人都会承认，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阿龙是这个领域的头号专家。阿龙坚守自由派立场，并在1992年大选中积极支持克林顿。但是，后来克林顿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医疗改革工作组，起用了500多人，其中却没有阿龙。为什么呢·似乎是因为阿龙站错了队伍。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艾拉·马加齐纳，此君的职业是商业咨询师，在思想上是个战略贸易论者。马加齐纳在1990年写了《沉默的战争》一书，由此可见，他认为国际贸易相当于一场战争。在1983~1984年民主党内关于产业政策的大决斗中，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曾猛烈批判战略贸易论者，尤其是马加齐纳。由于这段往事，马加齐纳在成立该工作组时就没有考虑阿龙这位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而且，似乎是出于对职业经济学家的不满，他几乎把所有曾研究过医疗经济学的人都拒之门外。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如果一条经济学说是明显错误的，通常好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会指出其错误，或者与已指出其错误的经济学家站在一起。但如果这一错误的教条被政府采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就会驱逐好的经济学理论，就算一些好理论从表面上看与这种教条并无直接冲突，也会遭到驱逐。 在本书写作之时，形势还很难判断。但医疗等重要领域初步的事态发展表明，战略贸易论这种愚蠢的简单化政策正在损害克林顿政府进行良好决策的能力，而且这一损害波及的范围大大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的角色 一次，一位从政的经济学家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他有丰富的经历，也因此而变得愤世嫉俗。他说：“我主要是在揭穿和打击那些不良理论，但就像在抽水马桶里冲蟑螂一样，它们迟早又会爬上来。”关心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角色也许是很尴尬的：他们常常会长年累月地构造一条复杂精致的理论，或者用现实证据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但政治家总是会采纳那些早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被经济学界证伪了的理论，还会发表一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 这令人沮丧，他们也许应该放弃现实而严谨的研究，或是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中，或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政策企业家。毕竟，如果最终得到采纳的总是简单化的理论，那么严密的政策思考与谨慎的现实研究还有什么用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放弃是不对的。如果好理论的提出者不为其思想据理力争，它们就没有权利抱怨结果对他们不公平。 但是，严密的理论仍然常常会败给流行的无稽之谈。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最终信仰是，正确的理论虽然一时蒙尘，但最终会光芒四射。政策企业家的那些粗糙理论是没有连续性的，而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积淀。20年之后，供应学派将完全沦为历史的陈迹，但严肃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睿智洞见将留存于世。20年之后，战略贸易论将是一门僵死的学问，但QWERTY经济学仍将是人类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人终不免一死，但我们必须相信，精湛的理论永世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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