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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和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于莫纳士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莫纳士大学及国立大学进行过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目錄： PART A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难 纠结1：绕不开的中等收入陷阱 纠结2：我们是不是中产阶级 纠结3：矛盾的就业市场 纠结4：如何保障食品安全 纠结5：贫富差距谁之过 纠结6：年轻人的就业为什么这么难 PART B 那些关于钱袋子的话题 纠结7：欲罢不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纠结8：通货膨胀伤不起 纠结9：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 纠结10：“劫富济贫”的个税法案 PART C还能不能再刺激些 纠结11：迷雾重重的中国楼市 纠结12：欲说还休的中国股市 纠结13：有钱买车，没钱加油 纠结14：经济增长和发展到底什么是为了什么 纠结15：如何摘掉“世界工厂”、“山寨经济”的帽子 纠结16：尴尬的西部经济 纠结17：需要怎么样的创新经济和创业园 纠结18：表面红火的文化产业 纠结19：节能减排再告急 PART E 我们的企业之路在何方 纠结20：为什么我们国富民穷 纠结21：小微企业生存为什么难 纠结22：民营企业路在何方 纠结23：国有企业改革困境 纠结24：实体经济为何没有吸引力 PART F 国际合作那点事 纠结25：曲曲折折的走出去战略 纠结26：中国企业为何难得信任 纠结27：聚焦WTO与中国 纠结28：为什么贸易摩擦频频发生 后记 內容試閱： PART A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难? 纠结1：绕不开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最终能够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世界银行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时期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崛起，随后，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国）也相继崛起。然而，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其中不少国家和地区被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有的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比如菲律宾，其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1美元，但到了2006年时，仍停留在 1123美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人均收入可以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即使收入提高较大的马来西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80年的1812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8209美元，但与高收入国家仍有极大差距。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但是经济的发展方式却不能顺利实现转变，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我们称这种情况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20世纪70年代，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和希望。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概念，英文叫做The Middle Income Trap。其基本含义是指从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只有少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最终成功地完成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目标。另外多数国家，却经常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也就是说，它们在发展当中，无法完成制度方面的改善，使得在技术方面和收入方面处在一个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阶段。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了3000美元附近，那么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就会进入到临界点，在快速发展中所积聚的矛盾就会爆发。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收到外部冲击，以及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等种种原因，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当然，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看重的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而是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来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在发展的初期可以快速利用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包括人口红利，可以在一定时期中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可是，如果想进一步上升和扩张，就不能仅仅简单地靠投入、靠低成本优势，或者仅仅依靠对国际市场出口多少解决问题。他们更多是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同步的发展、改革和深化。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巴西、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就已经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再如亚洲的菲律宾，要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在亚洲，菲律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次于日本，但是发展中的制度配套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至今仍是中下等收入国家。 在东亚国家中，目前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0年时间，韩国则用了近20年。 专家们从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身上总结了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可以罗列出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①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②民主乱象；③贫富分化；④腐败多发；⑤过度城市化；⑥社会公共服务短缺；⑦就业困难；⑧社会动荡；⑨信仰缺失；⑩金融体系脆弱。这些特征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同样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恰恰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比如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矛盾等等。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制度改革和完善，实现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 在经济学理论上，“增长的陷阱”又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三类。 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如老挝、埃塞俄比亚、苏丹等，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我们称为“低收入陷阱”，又叫“贫困陷阱”。 还有一些国家，有国际直接投资，有地域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能够使他们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我们称这些国家的状态为 “中等收入陷阱”。 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有着优越的自然资源优势，处于“高收入陷阱”。 不过仅此而已。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资源要素，经济增长需要更加依靠内生化的比较优势，需要内生的制度完善和核心竞争力、软实力的培育与发展。 事实上，我们一直有着“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危机频发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 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60—7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一切都表明，“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不但不能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我们再看看“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具体表现：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多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承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防止金融危机、加强监管的问题，更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过程有深刻帮助。设计出配套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体系和结构，正是目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问题，不过目前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人漠然不知或者有心无力，更不要提产业升级中必需的制度配套问题。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以，社会上对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 转型是必需的，但是中国的体制现状决定了我们的转型的确将非常困难，其面临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政府职能转型以及体制转型能否和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相匹配的问题；另一个是市场发育的完善和成熟度问题。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十一五规划中也制定了很多结构调整目标；十七大又提出发展方式的转变，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迫在眉睫，因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整体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法更加科学，但是，目前的转型效果仍然并不理想。 在二战后，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国际上公认的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如今，全球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实际上都是占少数，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下等、中等收入这个层次。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的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和策略呢？ 首先，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水平的最直接的因素是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和持续实现转型升级。无论是农业、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新产业，对于每个行业，都必须始终关注和充分发掘它们升级、转型的空间和潜力，而不仅仅是建工厂、盲目扩大产能。对此，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也可能会成为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比如，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韩国和日本就很好地解决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这样一来，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因此相对稳定。要知道，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 最后，“先强势引导、后制度化支撑”，这是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实施的策略。历次产业战略调整和转型，日韩两国几乎都是前期由政府率先制定产业政策并加以推动；之后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改变，对产业升级提供支撑和服务。特别是在后期，它们强调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去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实现产业持续升级转型，同时，又通过非常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去扶持企业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有些读者朋友也许会问：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假设今年你的收入是月薪8000，对于未来，你是否充满期待？你也许认为每年至少涨个10%。然而，如果中国真的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意味着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的收入还是8000，或者涨幅仅仅跟上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这样的假设，是不是让你很纠结？尽管你现在好不容易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但是这已经是你的终点，因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就是如此。 在经济转型升级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假设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再翻两番，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低端制造业（比如服装、玩具、皮鞋等）将基本失去竞争力，这类制造业绝大部分将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将需要大量进口这些原本是自己生产并出口的低端产品；中国将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最后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人民币的贬值，让中国人以美元计算的真实收入下降；中国国内物价或服务业会因为人工费的上涨而将大幅上涨，抬高社会生存成本，推动城市最低工资线的进一步提高；由于大量制造业倒闭或转移，中国将出现大量的失业，从而可能会出现一方面社会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情况。总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会纠结于中等收入陷阱，纠结于我们为什么工资不涨，购买力没有变化甚至下降。 这里还不包括，由于养老、医疗、教育体系的缺憾所带来的生活担忧甚至生存危机；贫富分化和腐败多发等所带来的心理纠结与不满；政治权利缺失和民主乱象所带来的个人社会角色的扭曲与抱怨，甚至愤怒；以及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等所引起的个人安全感的丧失；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所产生的精神迷茫和痛苦，等等。 那么，我们能不能避开这个陷阱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亚洲国家中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的例子。 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韩国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高成本、低效率”。1988年，韩国首尔举行奥运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4?500美元。在奥运会期间，韩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奥运会过后，由于过热的投机，韩国国内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强硬的工会则让工资开始猛涨。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工资年均增长11%左右。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经营成本日益增加，比如各种成本的上涨、政府诸多管制、大企业财阀对经济的控制垄断。但是韩国未能成功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也逐渐失去了其成长动力。直到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改变了韩国经济。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5年已经达到11?779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由于韩国经济负增长6.9%，韩元大幅贬值，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8年急降到7?724美元。 金融危机，虽然对韩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也为韩国改革提供了机会。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到200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重新恢复到11?347美元。通过当时的改革，韩国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高度评价道，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度高达95%，超过美国的82%；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4%，位居世界第三；超越“追赶式发展”，并实现以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革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方式。 与韩国相似，北京奥运会前后，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可是，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目标值将下调为7.5%，这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低于8%。这一报告传递出中央政府决定放弃“保八”的政策，主动要求经济增长减速的信息。这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然，也是中国经济必须推进转型升级的压力使然。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两条腿不平衡，一方面，对经济生产所需的硬件、技术方面，投入相当大，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如市场规则、制度、诚信、环境和政府职能等，由于一直被忽视，最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些纠结如果不能有效处理或者尽快加以改善，那未来中国的经济就很可能会停滞甚至下滑。 反观当前的中国，包括经营体系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缺失和混乱，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对信仰的缺失，服务业的脆弱和动荡，以及政治权利缺失和民主乱象，过度城市化、腐败频发、贫富悬殊、就业困难等现象，都是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结出来的特征和描述。 特别是贫富悬殊和腐败，这两大现象往往成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和动荡的导火索。在中国，这两个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几乎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现在，大家经常看到和讨论的非常明显、直接的现象，就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所积累的国家财富已经达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 与此相对应的，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和有秩序，经济发展也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日本当前总人口1亿3?000万，而他们的中产阶级则号称有1亿人。这个1亿的中产阶级概念是以家庭收入超过4万美元为指标的。这么一个庞大且稳定的消费群体，是日本经济可以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与贫富悬殊相比，中国老百姓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腐败问题。这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的自我定位有关。换一句话说，在中国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要比收入不公的态度还要激烈。近期群体事件频发，很多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对腐败“零容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在今天的中国，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上上下下难得的价值共识。同时，我们现在也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妄图以“容忍小腐败”换得“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当然，反腐败是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中央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方案和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减少，还越来越普遍，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并且成了“机制性腐败”。原因在哪里呢？关于这方面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在国际上发表过两篇论文，第一次提出了“机制性腐败”的概念，这个概念到后来通过国内的媒体和学术杂志的传播，在国内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5年在中央政府的很多官方文件中也开始公开使用“机制性腐败”这个词。 几年前，中国一个城市的市长，曾经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的地方官员，却被查出数额惊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在跟媒体交代的过程中，他就提出做官也是一个“高危行业”的观念。他说到很多时候，哪怕自己有独特的道德理念和操守，但是想保持一个清廉的状态都很难，因为身边的人会努力拉你下水，让你去共同分赃和受贿，否则会通过各种办法排挤你。 这就是典型的群体性“机制性腐败”的表现。我们看到的机制性腐败，更多的不是表现在贪腐官员本身去受贿，而是通过官员的亲属或者朋友作为代理人和中间人，去受贿甚至去“索贿”；而官员本身，则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相关的利益群体给予方便和利益并且提供保护。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这种机制性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正是困扰他们经济难以进一步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更可笑的是，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竟然提出“允许适度腐败”的概念，希望中国公众理解中国现阶段的难处，允许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适度腐败”。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所以要提高和控制民众的容忍程度；因为，在现阶段中国政府无法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下，为了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所以需要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理解并容忍中国官员适度腐败。这真正是荒谬之极！ 事实上，如果我们允许“适度腐败”，就是逐步让腐败“制度化”，继而成为未来中国制度的一部分，并且会让腐败在中国成为拥有制度基础的合法存在，也就是可以冠冕堂皇地允许“让少数人先腐败起来”！ 这里，“让少数人先腐败起来”的说法显然是模仿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和贡献有天壤之别！“让少数人先腐败起来”如果真正执行起来，必将让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得翻身，而且完全没有未来！ 我们要意识到，在必须放弃低端制造业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成功。在经济层面上，我们要创造大量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维持对外贸易和外汇的基本平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重视和强调为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环境的建设，以期可以据此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降低各种制度成本。 特别是，目前中国形成的“机制性腐败”，看起来非常复杂、无从下手，其实不然。关键点是改变政府职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简单地说，即使我们现在不去讨论政治体制层面的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要给官员们那么多的权利，那么多“寻租”机会，那么多假公济私的途径，将更多的市场领域和空间留给民营经济、私人经济。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由市场去解决，民营企业可以承担的领域交给民营企业去做，不要与民挣利益，更不要让政府规模盲目扩展、没有节制。现代政府的大小的边界，是由市场和公共服务职能所界定的。政府要对纳税人负责、为其服务，而不能凌驾于纳税人之上。 具体来看，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形成一个大比例和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低端制造业是靠压低劳动者成本来赢得竞争优势。世界上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能够依靠大量的低端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放弃大部分低端制造业。而要拥有中高端制造业，就必须依赖创新和专业的中产阶级群体。中国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以激励创新和社会稳定。 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制度效率。其实，一个产品的完成，既牵涉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也有赖于制度效率和政府管理效率。制度和政府的效率低下，会导致制度成本的高涨。所以，制度效率和政府管理效率也是社会生产效率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效率和制度效率都达到先进水平的时候，该国才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现在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改革以提高制度效率和政府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产品成本；同时，打破行业垄断，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各种荒谬的提法和思想仍然冲击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多问题至今还缺乏统一认识和原则、方向。意识和认识的混乱将阻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如果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层面调整的同时，更艰巨和困难的任务是我们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与调整！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瓶颈，而这个瓶颈不是仅仅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就能解决的。比如，制度效率、政府管理效率和腐败问题，行业垄断问题等。从低端制造业过渡到中高端制造业，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变到依靠核心技术竞争，实际也就是进入创新型经济。整个社会的创新必须依靠合理的制度保证，而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不是市场机制能自然完成的。 比如说：一个勇敢的士兵可能是偶然的，但一个作战英勇的军队却需要制度的保证。中国古代常胜的将军们，无一例外是赏罚分明、爱兵如子、廉洁奉公的将军，而且在军队的组织、建设和管理上，拥有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体系。无法想象一个赏罚不分、唯利是图、任人唯亲的军队能够英勇作战。 到目前为止，我们中低端制造业之所以还具有竞争力是因为： 首先，为了抵消竞争力的下滑，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出口的优惠政策。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最后仍然难逃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命运。这种政策只是将成本转嫁给了国内消费者，进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抬高生活成本，再抬高劳动力工资，最后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整个产业链中的劳动力成本一样被抬高。 其次，培养制造业的熟练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他国家熟练工人只是在持续增加，在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熟练工出现以前，我国只是慢慢地减少市场份额，而不会马上被完全取代。 再次，收入低于中国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益，而中国已经把“产业集群”效率提高到了极限。但是那些低收入国家仍然有他们将来的潜力，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最后，地方政府各类“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创造和稳定“市场需求”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中国至今没有大量出现真正的高端产业。检验的标准很简单，一个企业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生存下来，能做到这样，才可以说自己是进入了高端产业。就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以为使用一些优惠政策就可以把世界的高端产业大量引进来，而没有认识到中国不能大量出现中高端制造业，广东的“腾笼换鸟”计划才会最终失败。 目前，我们面临着其他国家对我们中低端制造业市场的抢占，同时又因为非市场因素的原因而不能大量进入高端制造业，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改革，那么留给我们的必将是无穷的遗憾。 因此，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相似的特征和问题不是市场必然导致的，也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以上分析的问题，那么中国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中国现已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而且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还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挑战。那么，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们看到或者需要关注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未来经济发展当中，要尽快地将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或者是能够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相关制度环境、规则尽快地建立和完善起来。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环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状态，而要讨论如何执行。 第二，把经济发展与公平结合起来。要充分意识到在贫富悬殊逐步扩大的局面下，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不仅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而且在社会上也很容易带来不安定，甚至是局部区域的动荡。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资源应更多往小微企业及中低收入群体倾斜，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战略。 第三，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但是这仅仅是依据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来谈的，相反，我们现有的经济无论是从品质、质量来说，还是从我们核心竞争力与研发能力来说，都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整个经济实物表现形态和我们真正具有的软实力或者核心竞争力是有很大差异的。 中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基础； （2）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尤其是产业的垂直整合能力和水平整合能力；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5）要推动要素的进一步合理配置和流动，打破行业垄断和进入壁垒，尤其是国进民退和政府干预的困扰。 因此，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①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②产业升级转型！ 纠结2：我们是不是中产阶级 幸福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中产阶级，脱贫是何年? —中国中产阶级的“天问” 马先生是北京某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月入过万，每天奔波于北京CBD与其他华北地区的城市之间。“人前是条龙，人后是条虫”，他如此评价自己。尽管在外界看来是个出色的白领，而且也在北京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资源”。但是，为了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安稳生活，去年夏天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老家，在当地上幼儿园。而马先生只能每个月回去探望一次。 马先生对笔者说，他现在住在北京慈云寺的一个老居民楼里，与同事合租，每个月房租就要2?000多元，“因为随时有可能加班，也不能住得太远”。此外，马先生每月还要负担父母1?000元的生活费，而此前妻子和孩子在北京的时候，光生活费就需要3?000多，根本没有办法负担孩子在北京上幼儿园的费用，“这还没包括买学习用品，以后报兴趣班的开销”。而现在孩子在河北老家，上的是当地最好的幼儿园，一个月学杂费和伙食费需要1500元。这样的选择不仅无奈，还付出了一家人分居两地的代价。 按照中国的收入标准，以马先生为代表的大城市白领职员显然已经属于中产阶级，然而，马先生过的生活真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中国真正的中产阶级有多少人？这些人都在哪里？ 最早，中产阶级的提法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在1951年，美国最早对中产阶级做出学术界定并分类。之后，有些学者对中产阶级群体进行了相应的细分，比如可以分为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 当然，不同的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划分标准，他们都是根据从事的职业、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来划分的。比如，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是中产阶级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否稳定对社会是否稳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最大群体。美国的中低收入者例如工人阶层、穷人群体在税收、福利方面都得到政府的救济和帮助。美国中产阶级中处于中间收入段的50%人群，一个双亲和2个孩子的4口之家，目前其家庭年收入在50?000至100?000美元之间，而他们的中位家庭年收入为60?000美元左右。 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似乎也有一定的标准，一栋房子，一到两部车，甚至一两只宠物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最生动的描述。这样的中产阶级不仅绝大部分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每月的收入除了负担车贷、房贷、生活费及水电、子女的教育费用等各项支出之外，还能有一定的结余，足够每年家庭出游至少一次……类似情况在日本、在欧洲也可以看到。 虽然中产阶级概念是个舶来品，而且到现在也难说清楚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但是有趣的是，最近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8亿。其结果让很多国人哗然，纷纷疾呼“被中产了”。因为按照亚行的定义标准，只要每天消费2美元以上的人都可以算作是中产阶级，那么一年消费730美元，即人民币5?000元左右。这样一算，中国人成为小中产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当然，这其中的荒诞是不言自明的。 物价水平是有差异的，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仅看收入或是消费的具体货币指标来判定是否是中产阶级的做法是片面的。在一个社会中，作为一个阶层不仅要看你一年能挣多少钱，而且要看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社会影响力等。 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他们大多以从事白领工作为主，比如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律师、建筑师、药剂师、分析师等。相对来说，公司下层管理人员、销售员、秘书等则是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也被称之为“三明治一代”，因为按社会地位来分，中产阶级上有富人、下有穷人，中产阶级夹在中间，就如同三明治一样。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中产阶级并不属于富人，但也不是穷人，就是不穷不富中间的一批人。 美国梦说穿了很简单：一幢房子两辆车，养两个孩子都能上大学。这恰恰说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指标。当前，美国比较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界定标准是看生活状况和水平，列出了六项财务指标来考核一个家庭是否进入中产阶级。 指标一：住宅。美国的中产阶级，首先要有房，但又不能成为房奴。是否是房奴的标准很简单，30年分期付款，每个月房贷不超过收入的四分之一。 指标二：汽车。当然，美国家庭汽车拥有量比率很高，其实，有没有汽车不应成为是否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指标。 指标三：大学教育。能够让孩子接受好的大学教育是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的首要目标，所以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以供得起孩子进入理想大学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界定指标之一。美国实行1~12年义务制教育，除非读私立中小学，一般家长并不需要在子女的教育上投什么钱。但是大学教育不同，好一点的公立大学费用要在5万~10万美元，私立名校可能需要20万美元。 指标四：退休保障。退休后经济上有没有保障是界定是否是中产阶级的硬指标。一般而言，退休后还能保持相当于工作时80%左右的收入，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才不会受到影响。 指标五：医疗保险。要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在美国最起码要有较好的医疗保险福利。 指标六：家庭度假。家庭度假也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之一，每个家庭一年至少要有一次全家集体出动去度假。 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把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日本的学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中产阶级的状况。总共1.3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而感到自豪。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 二次大战后，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日本以白领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人数比重从1955年的25.5%上升到2008年的57.5%，与一般发达国家白领职业人群比重差不太多。关于日本“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则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调查的提问是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提问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其实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即使看看日本穷人的生活，也会引起我们的思考。2012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刊载了一篇关于目前日本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道，可以使国人对人家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摘录一些资料。 比如，从外表上看，日本东京的“穷人”是看不出来的。在吃穿用方面，他们看上去与富人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只是海外旅游次数和银行存款的多少，以及是否拥有进口豪车。在东京，挣钱最少的是打零工者，比如，小饭店里的洗盘工，打扫车站的清洁工等等，大约每小时收入800~1?000日元。这1小时的收入，可以买到2.5升的食用油4瓶，或鸡蛋70个，或大米4公斤，或切好的猪肉片1公斤。为了满足各类人等的需求，日本经常会有“大篷车”在居民区游走，出售低价的瓜果蔬菜。如果按照打零工者每天工作8小时计，则日收入为6?500~8?000日元（约人民币500~625元），每月收入不少于20万日元（约人民币1.56万元）。这笔钱，基本能担得起稍偏远地区一个带厨卫的两室一厅的房租。 在日本，不论配偶是否有工作收入，只要失业了，都可以去区役所登记领取每月20多万日元，可以领取3个月。如果生了孩子，区役所也每月发放4万日元的儿童生活补贴，直至孩子成年。在医疗方面，日本的医疗保险已经覆盖全民，不受地区限制，只要每月交两三千日元的医疗保险，“外地人”也可享受东京的医疗保险。 通过上述关于日本东京的“穷人”生活的报道，可以看到他们生活水平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中产阶级”水平。咱们可别羡慕嫉妒恨呀，关键是得思考一下，我们的穷人生活啥时候能赶上日本的水准，这才是各级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所应关注的。 与之相比，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先不说那动辄数百万的房价让月入过万的白领黯然神伤，即使是那些已经步入中年，有稳定、可期许的收入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也不得不为预留医疗、教育开支精打细算，未来养老何处去也成为都市人的困惑。 当然，国外的中产阶级虽然表面风光，但他们时刻面临巨大压力，因为他们一旦失去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 让人更为忧虑的是，权力与财富资本高度垄断，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要想通过自身的文化、专业技术继续向上流动，就很容易容易遭到那些独霸发展机会、独占巨额资本的权力与资本者的排斥。这让中产阶层要想成长为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中坚力量，举步维艰。并且，我们现行的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社会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福利制度，也很难造成一个橄榄形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顶部狭窄的金字塔结构。 网络流传的中国中产阶级十大压力： （1）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2）没有房东只当租户；（3）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4）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力；（5）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6）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7）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8）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9）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关怀；（10）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中产阶级在古今中外，无论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来说，包括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发展潮流中，曾经存在一个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长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之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甚至在宗教领域都处于一个中流砥柱的状态。 中国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载体。这个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属于比较重要的中产阶级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我们传统文化、传统理念造成致命性的冲击。不仅造成很多中国人对文化信仰丧失，或者是疑惑，世俗化、金钱化、拜金主义的盛行，而且导致在一个社会集中稳定发展方向方面精英阶层或者是有识之士独立平等的缺失。 中国经济发展近三十年，之前中国更多是一种强调平均，强调公平的状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在收入差别化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确实，很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实现了大的跨越。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我们看到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困扰中国很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有意义，就是这种贫富悬殊的拉大，到底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换一句话，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到底让他们富裕到什么程度，能够脱离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容忍度到底在哪里，从今天大家看到的各方面的表述或者是议论来说，可能已经达到了容忍的极限。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来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到今天来说更多还是表现在收入水平的层面，对于独特的中产阶级的意识，中产阶级的文化，中产阶级的操守和伦理，甚至中产阶级本身特有的特质，目前在中国能看到的现象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中产阶级群体的百分比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增大，从制度因素上讲，就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投资渠道和领域是非常有限的，更不要说海外投资渠道和领域。对制度因素加以人为地割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是局限或者阻碍中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进一步扩张或者提高的原因。 中国中产阶级处于这样很严峻甚至有时候很恶劣的制度环境之下，他们纠结在经济的层面，没有办法去创造和营造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一种氛围，一种创新或者是一种相对应的文化。这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远远滞后的。 所以，怎么样尽快健康地推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减少高收入群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真正地进入一种我们所期待的和谐社会的状态，中产阶级在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和载体。如果没有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很可能变成一个不能落地的概念和理想。所以解决中国中产阶级的纠结，解决他们目前的状态，提升他们的品质和规模，是中国今天与未来十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中产的数量，而应当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税收、货币政策等多方面，确保中产阶层的稳固性，防止中产向底层滑落。 纠结3：矛盾的就业市场 中国有8亿劳动力，其中30%至35%依赖农业生产，还会有大量劳动力不断迁移到城市，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 曾经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某招聘会上，人头攒动，大学生们一边发简历，一边和负责人聊上两句。一位电视台的记者也在人群中穿行，采访就业情况。 正在这时，记者遇到一个满脸失望的女生，于是赶紧上前，把摄像机对准她，开始了采访。在问了一些应聘方面的情况之后，记者问她： “假如让你面对电视观众，你现在最想说的是什么？” 只见这位女生从包里掏出一份简历，充满期待地说： “你们电视台今年招人吗？” 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是折射出当前大学生求职的不易。就业难依然是中国当前的一大社会难题。2012年春节过后，中国就业市场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是一边“就业难”，一边“用工荒”的冰火两重天。据报道，2012年春节后不仅珠三角的制造业招聘现场冷冷清清，长三角的南京、杭州等地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一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类企业为了紧急应对节后用工缺口，主动上调了10%~15%的招工薪酬，有的企业为了解决招工难问题甚至打出了普工月薪2?000元的噱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这是2005年以来，中国首次调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期目标。 下调增长预期目标，“主动调整”成分更多。“中国经济主动减速，向外界传递出经济增长更重视质量的‘积极信号’。” 但是，减速之后，近千万“就业增量”如何消化，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我们首先要分析难题出现的原因。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教育机制建设方面出现了两个大的偏差，一个是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全国高校大量建设和扩招。另外一个偏差就是教育体制设计中，过多地偏重或者倾斜于学历教育，而忽视了技工技能教育。所以年轻人眼睛只盯着怎么上大学，而对拥有专业技能的中专或者是技工学校不以为然，没有兴趣，所以导致了今天一方面本科硕士学历的学生数量庞大，另外一面在我们技工市场上大量出现缺口，熟练工种非常难求，在沿海地区几年前就出现了技工的收入超过大学毕业生起薪点的情况，而且还不容易招到合适的劳务用工人员。 关于农民工的用工荒问题，其实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特别是90年代以来逐渐突出。我们看到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更多是依托源源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走向沿海地区的年轻民工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用他们的双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源源不断地保持了用工的农民工的资源，我们才能够这么长时间地保持我们的人口红利，保持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和产品的竞争力。 这个局面在2005年开始出现变化，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首先本身农村和城市收入差异在缩小，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考虑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以及生活质量的差异，不愿意为了区区几百块钱而放弃他们现有相对比较舒适一点的生活状态而进入一种高强度的工厂去做工。 我们甚至看到在某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比如说江苏和浙江，已经出现了城市人口愿意出资购买农村户口这样看起来很荒诞的事例，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在沿海经济发展大省，经济扩张中对土地有大量的需求，对农民土地占有过程中实施比较有效高额的补偿和长期的扶持政策，所以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即使在不就业或者是短期就业的情况下，仍然有非常好的保障和收益。因此作为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加入农村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做法。尤其是在浙江的杭州地区，在江苏的苏州无锡地区，都出现类似的事例。 农民工用工荒的出现，表现在过去十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得很多的年轻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去陌生的沿海地区新环境中去挣很辛苦的工资，血汗钱，更多是选择在当地寻找就业机会，哪怕收益上跟东部有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正在逐步缩小，加上考虑到在当地环境相对熟悉，生活成本较低，而幸福指数更高，因此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的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到沿海地区就业的机会。所以，这是导致沿海地区用工荒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在急剧下降，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现有的劳动模式、生产模式没有同步上升和提高，还是需要大量地通过劳工，通过劳动力去组织生产活动。需求不但没有下降，在很多沿海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工厂规模的扩大或者是新建工厂数量的增多，需求量反而增大。 所以，就业问题成为我们经常纠结的一大问题。对于个人而言，最直接的体会，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过去的五年很多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3倍以上，另外一方面即使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供给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用工荒的问题还是在很多地区面临的非常严峻的考验。 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方面着手： 第一，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既然就业市场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平衡，那么就可以从结构上来解决。改变本身的生产模式和工业结构，通过升级的方式减少低端职位，甚至转移到海外去。中国现在要开始未雨绸缪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很可惜，我们整个经济结构，还是大量地通过低附加值、高能耗、高劳动投入的方式。企业需要年轻人、需要全劳工，老板也很辛苦，因此没有实现转型。 第二，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当前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造成就业市场纠结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教育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是偏学历教育，而缺技能教育。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很多博士，博士专场招聘会，有的人因为一直生活在校园里，甚至可能读书厉害，他人际交往能力挺弱的，企业也说这种人他们招到之后没有办法使用。对学历的重视已经深入到广大群众的观念深处，所以我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念宣传，以及体制的调整配合，来强调职业和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把职业和技能教育真正重视起来。 第三，对于个人来说，要培养健康的就业心态。有的年轻人向往创业，这就需要评估风险。当然，每个人对风险是有不同偏好的，绝大多数人是规避风险的或者对风险中性，真正愿意冒险、愿意挑战的人，在人口当中比重是小的。 所以，鼓励大学生创业最重要的是给予毕业生更多指引，比如让他们对自己有更深入的认识，明白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很重要，而不是外在营造一种气氛来鼓励年轻人创业，这是很错误的做法。 另一方面，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一流大学毕业生给二流大学、三流大学毕业生打工，这虽然表达了一种无奈，但也属社会的正常现象，大学生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定位。打工也没什么不好，高端的职位待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打工不必承受创业者所面对的风险和压力。一流大学是功课好，专业技能强，容易找到工作，然后他也会慢慢寻求安定。二、三流的学生机会少，最后不行了逼着创业去了。当然多数是失败的，但是总有几个冒出来的。这就是一种风险，要看你对风险怎么判断。 除此之外，聪明人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学会自己调试自己，并不断地学习和提升。所以我总和一些学生说，考上了MBA并不意味着一辈子就成功了，你还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讨。 纠结4：如何保障食品安全 凡是能够到市场上提供给大家食用的食品，在安全标准上应该是统一的，这应该是一个底线。我们没有必要要求在消费者购买之前拿着标签看来看去。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马勇 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警方于2012年3月21日破获了一起制售地沟油的案件并在此案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地沟油，即把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单的加工提炼后生产油脂。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公安分局苏梦派出所邵文忠副所长说，去年10月，金华市苏梦乡村民经常闻到附近有很臭很臭的味道。传出恶臭的院子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一个城乡结合部，院子主人叫李卫坚。 警方调查发现院子门口堆放了大量空油桶，地上油迹斑斑，而这难闻的味道也很像是熬制泔水加工地沟油的味道，警方调查发现现场没有泔水，只有成堆的油脂块，这些油一部分来自于附近的另一个油脂加工点。 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长傅学军介绍，这些油脂主要是由屠宰场的废弃物压榨而成，主要包括猪、牛、羊屠宰以后内脏的一些膈膜以及猪皮、牛皮、羊皮上刮下的碎末，还有一些就是时间存放长不能吃的变质动物内脏。 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发现，在金华市婺城熬制这种新型地沟油的窝点不止一家，还有一些分布于当地的个体熬油户，他们熬制出来的动物油都是由李卫坚统一收购。同样，原料也是来自于屠宰场的废弃物。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教导员陈建兵介绍称，这些地沟油主要销往食品油加工企业，制成食品和火锅底料等。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1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地沟油”事件已经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到了2012年，这方面的事故仍层出不穷：蒙牛纯牛奶查出致癌物，旧皮鞋制作的工业明胶被添加到食品当中等等。 这是涉及我们基本生活的一大纠结，因为食品问题不是小问题，不仅关系到人身安全，而且是国民经济总体危机的一种表现形态。食品得不到有效安全保障，就说明最基本的产业和产品都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其他的行业和产品，大家的信赖感和诚信、规范、制度方面的问题就可想而知。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大家有不同的提法，不同的观点，一部分观点是从企业家缺乏诚信、拜金主义、以钱至上来讨论；有一些人是从政府管理公信力的缺失或者管理效率的问题来解释；有一些人从中国目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混乱、不规范、不透明方面来解释。 但是我认为，对食品安全方面问题的理解或者是解释，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也就是说食品安全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拜金诚信方面的问题，还体现了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行业规则方面的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在这些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讨和思考的话，食品问题危机在某些地区根除或者改善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首先，我们来对比食品安全与腐败问题，这两者都是群众非常关心的，也是关系到社会安危、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在腐败问题上，政府对个别案件的重拳打击或者处罚并没有阻碍新的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反复出现。而且从现在来看，出现腐败案的机会越来越大，群体性的腐败、集中性腐败现象越来越多。 这一点跟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食品危机、食品安全从表现形态来说就是做假掺假，以次充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看不到有根本性好转的迹象呢？ 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纠结。 首先，从制度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大的经济体当中，就对所谓的三代文化、三代产品一直保持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和容忍性。从早期沿海地区的盗版、仿制、伪劣产品，地方政府就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对这些现象加以容忍，甚至有意识地在特定时期加以保护。 这种文化虽然在中国入世以后有所收敛，有所变化，但是在大的经济环境当中，这种山寨思路和山寨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以“山寨为耻”的观念并没有深入到大家的思想当中去。 所以，食品安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种山寨文化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只是说产品对象有不同，别的不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问题，而食品安全问题就危及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出事就肯定是大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在食品安全事故上的惩罚力度是非常轻微的。比如说贩卖毒品几十克就判他死刑，但生产地沟油的厂家，在过去最早时期抓到只罚款，后期才有刑法出台，而且也相当轻。这就导致大家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同样是违法，同样是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危害，而生产地沟油的风险要远远低于贩卖毒品。 因此，这种以次充好、以假充优的山寨文化、山寨思想是我们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制度性的背景或者根源。同时，我们的政府在相关领域的执法力度和管理力度严重不足，甚至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看来，并没有体现质的方面的提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这种质的提升既体现在设备、研发等硬实力方面，也体现在企业家对市场规则的尊重、道德、社会责任、思想高度等软实力方面。拜金主义、注重短期行为、投机思想的盛行，正是企业软实力缺失的集体反映。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想赚快钱，都对一些灰色地带感兴趣，都想通过一些不劳而获的手法来快速积攒财富，于是大家更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找关系、寻租，并通过这种政企结合、政企勾结的手段来快速获取财富和财产。 这就造成了企业家从来不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的社会贡献、企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讨论。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去思考这个事情是否该做，最多只考虑事情是否合法，所以他们不由自主地走到钻法律空子的路上，一些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而又能够快速积累财富的灰色地带，成为他们津津乐道并敢于尝试的领域。 这两方面的因素总结起来，一个是山寨的文化和思想，另一个是对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忽视和歪曲。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就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而且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善或者进一步好转的迹象。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仅仅是依赖于政府更多的人参与，或者展现我们的执法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虽然从技术手段上来讲，这些是我们工作的一方面，但是如果在文化和制度环境方面不能够加以改善或者调整的话，那么类似的问题在未来还是会反复出现，这也是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 所以，很多问题最终解决，一定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在制度层面上去寻找原因，去加以根治，否则的话很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达不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建设是一个非常艰巨、长期的任务，是中国在未来转型升级当中需要改善和发展的很重要的领域。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食品安全方面，首先要提高认识，认识到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简单地在技术手段方面，也不仅仅是对企业家个人操守或者诚信或者拜金主义进行批判，而是更多地在深层的制度方面去弥补漏洞，致力于完善和提升我们现有的制度环境。 对于企业的行为，我们应寻求法律法规之外的更多制约，比如基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界限、底线、规则、框架等等，以及企业家个人的品质、道德伦理方面的认知提升。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脉络和现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财经领域当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并非完全如我们大家所想象的，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的。我们往往认为现代化国家的一个表现，就是要依法治国，一切依存于法律，这种认知是有很大偏差的，事实上，有很多问题的解决或者说遏制，是通过道德规范、伦理甚至于宗教的力量来实现的。 但是，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缺失的就是这种道德伦理，以及意识方面的一些标准。所以，不只是企业家，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在决策之前考虑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而不仅仅是能不能做，或者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这样问题的有效提出，不仅与我们的道德认识、文化修养有关系，而且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人文信仰有直接关系。 纠结5：贫富差距谁之过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我在此并无意于为富人或是为穷人说话，只希望为社会做事，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记得前两年，曾收到一条笑话短信： 富二代学生给他爸发了封电子邮件：“爸爸，柏林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友善。但是我进了学校有点不好意思。别人都坐地铁上学，就我一个开奔驰。”爸爸回信：“孩子，给你转了两亿美元过去。别给我丢人了，赶紧去买个地铁。” 很多人可能一笑而过，但我不这么想，作为长期关注经济与社会的一名研究者，我敏感地发现这短短的笑话，背后隐含了两条重要信息： （1）当今中国富人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 （2）笑话创作者的嘲讽意味，以及创作的意图，均反映出社会的仇富心理。 这两条信息，都源于一个原因—贫富悬殊。 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已经变成了大家非常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基尼系数来做一个部分比较。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以下，从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在极具攀升。到2008年就已经超过了0.5，现在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以0.4为贫富悬殊警戒线数字的标准。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贫富差距应当被抑制的体制之下，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或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同样的笑话还有很多，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版故事，自然就是频繁出现的“炫富”事件，这不仅有牵出红十字会丑闻的“郭美美”事件，还有“卢美美”、“高美美”等等，以致有好事者编了以下“炫富”等级对比的笑话： 中级炫富标准：有位80后做到了不露声色、貌似低调实则超级张扬的炫富，那就是走入大学校园以后，惊诧莫名地说：“学校里怎么会没有高尔夫球场？”这个时候，家长马上跟着说一句：“嗯，我看看能不能在旁边给你修一个，都打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 高级炫富标准：另一位80后走入校园，惊诧莫名地说：“这这……我的游艇往哪开啊？”家长马上跟着说：“嗯，我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或者附近给你修个人工湖，都开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于是，父母二人去找校长，想问问修人工湖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学校里或附近修个人工湖，您看需要多少钱？”校长惊诧莫名地看着这对脑子被门夹了的夫妇，轻轻吐出了一个天价数字。果然，他看见二位脸上显现踌躇之色，于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等待他们落荒而逃。只听其中一位犹豫地开口说道：“那还不如……在海边给孩子修所大学！” 有些人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端或者是缺陷来讨论贫富悬殊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也通过腐败、灰色收入等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缺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只能说明某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贫富差距在中国产生及扩大的原因，我总结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过去的30年一直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转型期下，发展的模式多样，进程多变，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发展当中定位的差异而造成的收入上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异。 第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人为的行政的控制，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以及人口流动方面很多的限制和障碍，使得很多的劳动力不能够在更多能发挥他们特长的职位或者是角色当中发挥作用，这也导致了很多地区与城乡收入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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