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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国的兴衰》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大国的兴衰》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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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国的兴衰》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上）》，重点论述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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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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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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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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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兴衰的秘密／许知远
前 言
第一篇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明代中国
伊斯兰世界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
（1519~1659）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实力与弱点
国际较量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
（1660~1815）
金融革命
地缘政治
赢得战争（1660~1763）
赢得战争（1763~1815）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
（1815~1885）
欧洲之外
英国充当霸主？
“中等强国”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内战与美国
德国的统一
结论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
（1885~1918）
世界均势的变动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总体战（1914~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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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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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地球上其余大部分的地区。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比其实力更加醒目。首先，欧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豪。其次，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这之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影响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的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较，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则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了下来。
对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在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大量书籍随后出现。商业和工业受到运河开凿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制组建他自己的备有抛射器的大规模战船序列。14世纪初叶，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押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为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一纸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道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合情理的战略原因。大明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它仍未重新考虑这个似乎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它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被完全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程度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修了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被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无法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
结果，中国明朝时期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只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中国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鼓风炉的规模在征服者威廉于黑斯廷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伊斯兰世界
16世纪初叶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16世纪已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玛仪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伊斯兰化的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富兰尼和马里帝国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缔造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严峻的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战法。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侵占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令伊比利亚船员不安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莱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帕尼巴特战役获得胜利的那年，通过这一胜利他为建立莫卧儿帝国奠定了基础。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持续的威胁并施加了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而到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战舰序列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以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舰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役败北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清朝时的满族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苏莱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l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有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国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则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它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使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另一边阿拔斯大帝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陆续进行统治的是13个无能的苏丹。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扼杀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了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受害最大的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并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而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于什叶派的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战役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化的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风帆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络，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上层穆斯林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是经常发生的。相比所有这些来说，明朝中国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可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导致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属性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反倒是无足轻重的。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斗争所取代，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热衷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有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在日本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野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后，他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两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户住一段时间协助将军处理政务，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领地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扼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领域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佩里5著名的“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补给和获得其他便利的
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国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且不仅仅是受东正教的影响。其次，它从西方找到了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因此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相对于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俄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后者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日后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不管这个综述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上，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上；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与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之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暂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
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的规模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曼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公国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人口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其次，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最后，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运送到另一个村落。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所需的奢侈品。在这方面，地理又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了其食物并导致建立了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萨同盟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在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通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开展，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更慢，且外观丑陋）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学说产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王朝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象的，更难想象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法令）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新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了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武装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精确定义之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缺乏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结果就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而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欣欣向荣，中央集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来。俄国、江户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王朝统治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产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的事。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以骑士和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为主要战斗力量的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他们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不在话下。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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