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的故事包含着深厚的主题信息。阿尔贝蒂娜从入住到出走，时间压缩在六天之内。空间也呈封闭状态。主人公偶尔出门参加韦尔迪兰夫人沙龙音乐晚会，除此之外，与阿尔贝蒂娜厮守巴黎寓所，寸步不离。这种浓缩的时空，颇具古典悲剧的氛围。正如拉辛的《贝蕾妮丝》（Bérénice）和《菲德尔》（Phèdre），其时空窒息，让人切身感受到嫉妒的强烈压迫。嫉妒介于爱情与痛苦之间，叔本华哲学的生之痛苦，在此找到了印证。但普鲁斯特似乎更进一层，他对这一现象采用了近乎生理心理学的剖析。爱情和痛苦并蒂莲生，嫉妒为其表征。究其原因，是恋爱者永远无法占有恋爱对象。肉体可以占有，心思却难以测度。阿尔贝蒂娜昔日的行踪，眼下的所思所想，都是解不开的疑团。人近在咫尺，却若隐若现，永远是一个稍纵即逝，难以捉摸，无法企及的“遁避的生灵”etre
de fuite。鉴于阿尔贝蒂娜的蛾摩拉前科，主人公将其软禁家中，断绝其与一切女友的来往。就此而言，这一卷卷名 La
Prisonnière似亦可译作“囚女”。意即身系樊笼，却难得其心，及至不告而别，销声匿迹，始终是花非花，雾非雾。恋爱双方互为陌生人，但又渴望了解对方，这就必然嫉火中烧。普鲁斯特在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中已有定言，“最可怕的是不谙底细”。《女囚》对这一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主人公事事过问，因知情而生痛苦，而越痛苦就越想知情。他对阿尔贝蒂娜，欠缠绵缱绻，多刨根问底。爱情的表白往往代之以“宗教裁判所式的”感情宣泄。如此反复，恶性循环。结果出现了黑格尔所言的反主为仆的戏剧场面，囚人者自囚，主人公最终无法脱身，赴威尼斯的计划一拖再拖，困在为他人设计的牢笼里而无法自拔。
《女囚》与《去斯万家那边》在嫉妒上的主题呼应，足以证明《追寻》是一座结构严谨的宏伟建筑，犹如一座巍巍壮观的大教堂，各类构件对称和谐，交相映辉。除了嫉妒之外，另有不少主题的处理，也显现出某种对称的原则，甚或某种镜像关系。有人谓《追寻》是一部典型的“上流社会喜剧”。这一点，通过韦尔迪兰夫人的沙龙，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前几卷中，小说“两边”并进，双管齐下，分别描绘了以“斯万家”和“盖尔芒特家”为代表的两种上流社会，一属资产阶级，一为贵族阶层。这两种社交世界泾渭分明，门槛森严。斯万家境富裕，趣味高雅，艺术鉴赏力超人，遂被巴黎高级贵族沙龙纳为座上客。而其夫人奥黛特，身为半上流社会女子，从未能涉足其间。斯万最终不得不屈尊下就，跟随她出入附庸风雅且俗不可耐的韦尔迪兰夫人的市侩沙龙。《女囚》重写韦尔迪兰夫人沙龙举办的音乐晚会，旨在深化这一主题，表明上述那种井河两分，其实并非截然不变，久而久之，会渐渐出现分裂、移位和重组的现象。按照塔尔德
Gabriel
Tarde的模仿规律说和“社会多棱镜”理论，有些事物看似整齐划一，亘古不变，其实盘根错节，瞬息万千。社会价值更是如此。盖尔芒特沙龙和韦尔迪兰沙龙，初看起来各有洞天，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不然。两种社交圈互斥互并，相辅相成。《女囚》中韦尔迪兰夫人举办的音乐晚会，就是两家串门，首次联台的最佳表演。为了给宠儿小提琴手莫雷尔扬名，盖尔芒特公爵之弟夏尔吕先生借韦尔迪兰公馆，亲邀贵族名流赴会。贵宾莅临捧场，却把主妇韦尔迪兰夫人冷落一边。盛怒之下，韦尔迪兰夫人造谣中伤，迫使莫雷尔与夏尔吕一刀两段，以此雪清这奇耻大辱。饶有意味的是，这种“阶级报复”恰恰形成了扭转局面的契机。这次晚会首次促成两边人士的共处，韦尔迪兰夫人的社交生涯由此获得了决定性的升迁。小说末卷，主人公前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参加午后聚会，惊奇地发现这显贵不是别人，乃是昔日被盖尔芒特家族嗤之以鼻的韦尔迪兰夫人。原来资产者寡妇与贵族鳏夫早已喜结良缘。另外，为贵族圈不齿的奥黛特，在斯万过世之后，也攀附嫁给福什维尔伯爵。连女儿吉尔贝特也摇身变为圣卢侯爵的夫人，最终跻身盖尔芒特族门。至此，两个互相漠视、互相睥睨的社会阶层，终于降心过从，握手言欢。普鲁斯特描写这些社会变迁，其用意不在感叹贵族的家道中落，日趋衰败，或庆幸资产阶级的中兴扶摇。他想表明的是，社会规律无异于自然规律，既存的事实都有其暂时性与相对性，都处于常变之中。
周译本的问世，对普鲁斯特在中国的接受阅读一定会起到推动的作用。不少当代作家对普鲁斯特情有独钟。莫言对其童年回忆深有感触，格非认同其对感性世界的描绘，余华则对其时间的特殊处理抱有共鸣。其实，我国读者接触普鲁斯特快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女囚》问世的当年，即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2期上刊登了一则讣告，署名沈雁冰，悼念上年逝世的陆蒂
Pierre Loti和普洛孚司忒 Marcel
Proust。可惜讣告开始即语焉不详，把普洛孚司忒与以研究“妇人心理”及其小说《半贞女》（Les
demi-vierges）著称的，仍然健在的Marcel
Prevost（其实应该念作普列弗或普列沃）混淆起来。幸好讣告毕竟还是提到了《去斯万家那边》和《在少女花影下》这两部作品，并感叹作家于创作旺盛时期“忽然去世，真是世界文学界重大的损失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降，作家、学者对普鲁斯特的认识清晰起来。卞之琳1934年以“睡眠与记忆”为题，翻译了《追寻》的开篇，刊于天津《大公报》，后又收入其《西窗集》，开普鲁斯特汉译的先河。40年代叶灵凤指出普鲁斯特开创了现代派之风，盛澄华则对其作品的象征意义备加称颂。时任北京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任的曾觉之于1942年在其主编的汉法双语杂志《法语研究》上发表长文，对普鲁斯特的心理分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翌年又连续刊载了普鲁斯特的一个中篇《嫉妒心之终尽》（La
Fin de la jalousie）。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中篇堪称《女囚》及《去斯万家那边》嫉妒主题的萌芽和实验。
诸多评论中，邵洵美的阐发颇具意味。诗人有一次离沪半月，仿佛阔别五载，不禁借用“普罗斯脱这一个题目，《寻找那失去了的时光》，列数着每所房子写一部记载”（《感伤的旅行》1934），以抒发自己对申城的无限眷恋。同时，邵洵美还借普鲁斯特的英译，对翻译问题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将翻译区分成两种态度，一是主观的或为己的，一是客观的或为人的。
“前者大半是以一己的眼光为标准，他所选择的材料，他所运用的技巧，都以满足一己的兴趣为目的……后者大半是以人家的眼光为标准，所选择的材料既是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运用的技巧当然也得以一般人的理解力为限止。譬如说迦奈脱夫人翻译的俄罗斯名著，蒙克里夫翻泽的法兰西名著，西门史翻泽的布特雷尔诗集，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使读者读了译作和读了原作得到同样的效果，他们觉得某一种的杰作不应当只让某一种文字的国家来享受，他们是做着一种散布的工作。这两种翻译都有存在的可能，用浅薄的眼光看似即‘意译’或‘直译’的分别，但是仔细研究起来，当会明白他们是决没有一种顾此失彼的通融办法的。”（《谈翻译》，1934）。邵洵美将蒙克里夫
C.K. Scott
Moncrieff奉若神明，选用题目时，却似乎没有照搬英译，因为蒙克里夫把普鲁斯特小说的题目译为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是借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三十首，也取巧于首词与法语标题的首词恰好吻合。普鲁斯特本人对此题目颇有微词。邵洵美不知是否有闻，取的题目《寻找那失去了的时光》更接近法语原文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和周克希定下的标题《追寻逝去的时光》，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除了定题的所见略同，征引邵洵美当年关于翻译双重态度的这番话，无非是觉得这番话对理解周克希的译风似乎也不无帮助。周克希的造诣有目共睹，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众口皆碑。这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其译文已经超越了技巧问题，从中读出了邵洵美所说的处世态度。谈翻译，周克希说，“只因为热爱”——对文学的倾心，对普鲁斯特的迷恋，不具功利，只为提高个人幸福指数。看似自私，利他的前提尽在其中。非此无所奉献，无与读者分享学养情趣，感悟睿智。唯因对作者读者这双重的爱，其译笔才显得如此贴切，从容，淡雅，清新略带婉约，缜密又兼舒缓。有人将文学风格界定为与日常交际语言的差距。此说不知是否成立。但是周克希与普鲁斯特的亲和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对意识形态与媒体用语的回避，对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的偏爱。这里不存在恋旧守旧。周克希的语言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汉语，是融入古今中外文学精髓的活生生的语言，时有白先勇那《玉卿嫂》、《游园惊梦》的清丽隽永。翻译自当以原著为主，对此周克希从未有过怀疑。他恪守自己的丁作，即翻泽，以贴近原文为宗旨的创造处理。句型该长则长，能短便短。遣词造句，讲究通达，虽经推敲，却不留痕迹。尤其可贵的是，周克希对语言的驾驭，完全服从于作品人物的需要，其语域之宽，使其还原各类风格均能游刃有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周克希泽文集》可以佐证。按翻译理论家贝尔曼
Antoine
Berman的观点，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要把读者引向原著。林纾也许不以为然。当年康有为盛赞“译才并世数严林”，结果反而得罪了林琴南，他当然是不满于名在严复之后，但主要原因还是不满康有为“舍本求末”，赞其泽笔，对自以为豪的桐城古文却漠然无视，周克希将其才华倾注于翻译事业，另著有《译边草》一集，记录珍贵的译事经验，其文笔优雅淡静，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周克希惜墨如金，除此之外，较难见到其他篇什，要领略其文字魅力，还得求之于其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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