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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尤多拉·韦尔蒂 Eudora Welty
长篇小说代表作
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
入选科尔姆·托宾“当代文库”最佳英文图书
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最爱的二十五本书之一
愁绪难遣的家庭纷争 走出回忆的心路历程
尤多拉·韦尔蒂是首位在世时作品入选“美国文库”的文坛巨匠。她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家，被誉为“美国民族的纪念碑”。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家雷蒙德·卡佛、托妮·莫里森、艾丽丝·门罗、杜鲁门·卡波蒂、理查德·福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都深受韦尔蒂作品的影响。
本书《乐观者的女儿》是韦尔蒂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获1973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小说发表那年作家已经69岁，可以说是大师真正的成熟之作。
该书写的是一个女儿对行将辞世的年迈父亲的最后关照以及跟父亲的辞世有关的各种恩怨爱恨纠结。作家借助角色的回忆，把整个人生的丰富多彩和甘苦哀乐压缩在短短的篇幅之中，语言克制简朴，不刻意而为，或者把刻意都藏在写作活动的幕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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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老法官迈凯尔瓦因患眼疾而需要手术，女儿劳雷尔不得不与自己一直刻意回避的继母费伊朝夕相处。父亲虽自称“乐观者”，术后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老法官的丧礼刚过，任性的费伊便扬长而去，留下劳雷尔独自一人整理遗物。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家中，父亲和母亲的遗物把她带回过去那段美好、幸福而又残忍的时光，让她忆起父母之间真切而复杂的感情，还有自己早逝的丈夫。从回忆中汲取的力量，让她最终决定埋葬过去，像父亲一般乐观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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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尤多拉·韦尔蒂（1909—2001）
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中产阶级家庭，母亲酷爱阅读，父亲热衷摄影，韦尔蒂自幼深受他们影响。
大萧条时期，韦尔蒂在州政府供职，有机会到各地旅行。旅行途中所见普通人家的生活情景，让她深深着迷。为了捕捉那些场景，她拍了几百张照片，并于1936年在纽约举办了摄影展。同年，她的第一篇小说也获得发表，作家生涯就此开端；此后佳作不断，在小说、述评和散文写作中尽显其才。
1998年，其作品被收入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美国文库”系列，打破了过去只选已逝作家作品的传统，在文学界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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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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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四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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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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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护士给他们拉开了门。麦凯尔瓦法官头一个走了进去，然后是他的女儿劳雷尔，妻子费伊紧随其后。几个人走进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医生马上要在那里给他做检查。麦凯尔瓦法官已经七十一岁了，身躯高大而沉重，动作迟缓，习惯戴着系着缎带的眼镜。这时，他手里拿着眼镜，坐在比医生的凳子还要高的那把王座般的椅子上，劳雷尔侍立一边，费伊站在另一边。
劳雷尔?麦凯尔瓦?汉德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纤细，看上去十分文静，头发还很黑。她的衣服无论剪裁还是质料都很别致，不过，在新奥尔良，那套衣服还算是冬装，裙子下端有道褶儿。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睡眠不足。
费伊穿着那件缀着金纽扣的衣服，显得既瘦小又苍白，一只穿着凉鞋的脚轻轻地叩击着地板。
这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他们看来，新奥尔良人都来自异域他乡。
考特兰医生掐着点来到。他大步穿过房间，跟麦凯尔瓦法官和劳雷尔握了握手。还得把费伊介绍给他，费伊跟麦凯尔瓦法官结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接着，医生在凳子上坐下，脚后跟搭在凳子的横档上。他抬起脸，面带感激的专注神情，好像在新奥尔良等候麦凯尔瓦法官的是他—想给这位法官送上一份礼物，或者等着法官给他带来一份礼物。
“奈特，”劳雷尔的父亲开始说话了，“麻烦的是，我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年轻了。可是，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相信这双眼睛出了问题。”
考特兰医生，这位著名的眼科专家，一双乡下人的大手交叉起来，好像这个世界所有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在劳雷尔看来，那些手指显得那么精致，似乎只要触碰一下手表的水晶壳面，就能把时间精确地传达给肌肤。
“这点小毛病是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天开始的。”麦凯尔瓦法官说。
考特兰医生点了点头，好像对这点毛病而言，从那天开始倒是个好日子。“那就请给我讲讲这点小毛病。”他说。
“我已经进来了。我刚修剪了一会儿蔷薇—你知道，我退休了。我站在前廊尽头，留心张望着大街—费伊早已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凯尔瓦法官一边说一边望着费伊，露出温和的微笑，可看着却像愁眉苦脸。
“我不过是上街去了趟美容店，让米蒂斯给我卷了下头发。”费伊说。
“我看了看那棵无花果树，”麦凯尔瓦法官说，“那棵无花果树！那几个老掉牙的吓鸟器一个劲儿地放着光，那还是好多年前贝基觉得合适给系上去的！”
两人都微笑起来。他们是两代人，但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贝基就是劳雷尔的母亲。那些自家做的小小反光器，无非是些铁皮圈，七月里，根本拦不住来吃无花果的鸟儿。
“奈特，你跟我一样肯定还记得，那棵树就长在我家后院和你母亲拿来当牛棚的地方中间。可是，当我转过头朝法院那边看过去的时候，它还冲着我闪烁。”麦凯尔瓦法官继续说，“所以，我只好下结论，我开始能看见自己背后的东西了。”
费伊听了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单调而又高亢的笑声，带着爱唠叨之人的嘲弄意味。
“是啊，真够烦人的。”考特兰医生坐在凳子上向前挪过来一点，说，“我们来好好看看。”
“我看过了，看不出里面长了什么东西。”费伊说，“也许是根枝丫什么的戳了你一下，亲爱的，不过，没有留下刺儿。”
“说实话，我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贝基会说我活该如此。在开花以前修剪攀藤植物，本来就不对头。”麦凯尔瓦法官依然用推心置腹的口吻继续说；医生的脸跟他的脸挨得很近。“但是，我发现贝基的那些攀藤植物几乎从不凋谢。”
“是的，”医生含糊地说，“我敢说我姐姐从贝基小姐的攀藤植物上剪来的一根枝丫，现在也还活着。”不过，当他倾过身子熄灭那些灯光的时候，神态显得非常平静。
“太暗了！”费伊轻声尖叫道，“他干吗非要上那儿去啊，在那些荆棘中搅和什么呢？就因为我离家出去了一会儿吗？”
“因为在老家那边，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天从来都是修剪蔷薇的好日子。”医生声音柔和可亲地说，“你应该让阿黛尔去给你修剪。”
“哦，她提出来过，”麦凯尔瓦法官说，不易察觉地微微摆了摆手，好像在谢绝她似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该会点儿修剪的窍门。”
劳雷尔见过他修剪花草。双手拿着一把大剪刀，就像在跳笨重的莎拉邦舞，这边剪一枝，那边剪一条，仿佛是在向自己的舞伴鞠躬，让灌木丛也显得不知所措。
“从那以后，你还感觉到有别的不舒服吗，麦凯法官？”
“噢，看东西有点儿模糊。就像当初那点儿不舒服，那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所以，干吗不随它去呢？”费伊说道，“我一直这样跟他讲。”
劳雷尔刚从飞机场赶到这里。她是从芝加哥乘夜班飞机来的。这次见面完全出乎意料，是昨晚在长途电话里安排下来的。她父亲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芒特萨卢斯老家，不喜欢写信，对打电话却觉得其乐无穷，但是，这次通话时，他在那边却奇怪地三缄其口。最后他说：“顺便提一下，劳雷尔，最近我的视觉出了点小毛病。我想让奈特?考特兰找个时间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又补充道：“费伊说要一起去，然后再买些东西。”
他这样坦承自己的担忧，就跟他说健康出了问题一样新鲜，于是劳雷尔就飞了过来。
医疗器械上那只亮得让人十分难受的小聚光镜，仍然悬挂在麦凯尔瓦法官呆板的脸和医生那张被遮挡的脸中间。
终于，天花板上的吊灯又刺眼地亮了起来，考特兰医生站起身来，仔细端详着麦凯尔瓦法官，麦凯尔瓦法官同样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想我这是带了点事儿给你，又要让你忙碌会儿了。”麦凯尔瓦法官带着配合的口吻说，这是他退休前常用的口吻。
“你右眼的视网膜已经脱落啦，麦凯法官。”考特兰医生说道。
“没关系，你能修复的。”劳雷尔的父亲说。
“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需要尽快修补。”
“好的，你什么时候能动手术？”
“戳了下就要动手术啊？那些老蔷薇怎么就没掉下来蔫死呢？”费伊大声喊道。
“可是，这只眼睛并没有被戳过。毛病不是出在他眼睛的表面，是里面有了问题。闪光的原因也在这里，用来看的那部分出了问题，麦凯尔瓦太太。”考特兰医生从法官和劳雷尔那边转过来，向费伊示意，让她到挂在墙上的那幅挂图前来。她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径直向挂图走去。“这是我们眼睛的表面，这是内部构造。”他说，在解剖挂图上指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麦凯尔瓦法官俯身过来，好跟坐在旁边椅子里的劳雷尔说话。“那只眼睛可不是在糊弄人，对吧！”他说。
“我不明白，这事儿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费伊说。
考特兰医生领着法官走到门口，进入过道。“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安心休息片刻吧，先生。然后让我的护士再打扰你一下，问几个问题，好吗？”
他回到诊室后坐在病人的椅子上。
“劳雷尔，”他说，“我不想亲手做这个手术，”他急匆匆地继续说，“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母亲。”他转过身来，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正面直视费伊。“我们两家相识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对费伊说—这句话，除了用来提醒不知情的人，是从来不会说出口的。
“脱落的部位在什么位置？”劳雷尔问道。
“靠近中间了。”医生告诉劳雷尔。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医生的眼睛，考特兰又加了一句：“没有肿瘤。”
“就算我让你试一下，我想我也应该先搞清楚，他的视力会好到什么程度。”费伊说。
“嗯，首先得看脱落的情况，”考特兰医生说，“然后，又取决于外科医生修复的结果，之后，还得看麦凯法官跟我们的配合情况，最后，还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这位姑娘应该记得。”他冲劳雷尔点点头。
“做手术可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我太了解了。”费伊说。
“你不会让他等到那只眼睛全瞎了吧？他另外一只眼睛长了白内障。”考特兰医生说。
劳雷尔说：“父亲有白内障？”
“我在离开芒特萨卢斯以前就发现了。已经长了好多年了，长得挺慢的。他知道，但他认为那东西会就此打住。”医生笑了笑。
“这跟母亲的白内障一样啊。她就是那样开始的。”
“瞧，劳雷尔。我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考特兰医生申辩道，“所以我做事特别谨慎。过去在家乡的时候，我跟麦凯法官和贝基小姐都很亲近。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母亲抱病在身。”
“我当时也在那儿。你知道，没人会责怪你，也不会觉得你本应能预防—”
“如果当时我们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就好了。拿你母亲来说，那只眼睛不过是长了点白内障而已。”他说。
劳雷尔盯着那张经验丰富又毫不世故的脸看了片刻，他身后已然遥远的密西西比故乡的情景全都刻画在他的脸上。
他站起来。“当然，如果你要我做这个手术，我也会做。”他说，“可是，我希望你别要我做。”
“父亲是不会让你袖手旁观的。”劳雷尔平静地说。
“难道我的意见就完全不考虑了？”费伊问道，跟着他们走出来，“我建议我们索性别管了。大自然本身就是治病的圣手。”
“好了，奈特，快动手了吧？”他们都在考特兰医生的诊室坐定后，麦凯尔瓦法官问。
考特兰医生说：“麦凯法官，我正在想方设法拉上休斯顿那边的久野本医生。你知道，他教过我。他现在有更先进的办法，后天就能乘飞机过来—”
“来干吗？”麦凯尔瓦法官说，“奈特，我急急忙忙从家里出来，不顾劳累，直奔这儿，把自己交给你，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我对你有信心。现在，请你向我表明，我还不至于老得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吧？”
“好吧，先生，那就这样吧。”考特兰医生说着站立起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吧，先生，对于这种手术，不管是谁，都不敢百分之百打包票？”
“嗯，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动物。”考特兰医生说道。
“别以为你什么都见识过。”麦凯尔瓦法官嘲笑道。他对医生的微笑报以大笑，这声大笑像一个暴躁的老家伙发出的得意的号叫，考特兰医生拿起法官放在膝头的眼镜，轻轻地给他架在鼻梁上。
医生迈着同样的步伐，像个庄严无比的庄稼汉的步伐，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候诊室。“我已经给你找好医院了，他们替我定好了手术室，我也准备妥当了。”他说。
“他能搬得动天地，找他就是了。”他们在门口从一个护士身旁经过时，这个护士粗声粗气地说。
“直接来医院住下来吧。”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考特兰医生轻轻地碰了碰劳雷尔的肩膀，“我已经给你叫了救护车，就在楼下，先生—这样更安全些。”
“他为什么搞得这样客气？”他们下去的时候，费伊问道，“我敢打赌，等账单送过来的时候，他的收费可不会这么客气了。”
“我这是落在好人手里了，费伊，”麦凯尔瓦法官说，“我熟悉他们全家人。”
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运河街。在家乡，长期以来麦凯尔瓦法官为芒特萨卢斯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每逢“草帽节”，总是把冬帽收起来。现在他就戴着那顶奶油色巴拿马帽站在这儿。劳雷尔心想，跟她上次见到他相比，尽管他的肚子更大了，气色却显得不太红润，脸庞也比他结婚那天瘦了许多。他双眼下面的两块蘑菇色一直在那儿，天生如此，就像麦凯尔瓦家的人都有两条高高悬起、在前额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但是，这会儿他在看什么呢？劳雷尔不知道父亲那肿胀却慈祥的眼睛是否能看到费伊或者她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他站在新奥尔良耀眼的石灰色阳光中等着救护车，也不问是否有这个必要，在劳雷尔的记忆中，他似乎第一次显得像个小男人，对某个小小的不确定无奈接受的小男人。
“如果考特兰考虑得那么周全，他最好事先说清楚，这样做最终有多大好处。”费伊说，“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完美—我就看到他在那个护士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第二章
费伊在窗边坐着，劳雷尔站在门口。她们已经到了医院的病房，等着他们做完手术后把麦凯尔瓦法官送回来。
“这叫什么信守承诺！”费伊说，“那时他对我说，有朝一日会带我去新奥尔良，说要去看狂欢节。”她盯着窗外，“现在正举行狂欢节呢。看这样子，我们快要看到大游行了。”
劳雷尔又看了看手表。
“结果很不错！他坚持住了！”考特兰医生大声说。他大步跨进病房，身上还穿着做外科手术的罩衫。他脸上汗水淋漓，冲着劳雷尔咧嘴笑道：“想想可真幸运，我们可以保住那只眼睛的部分视力了。”
麦凯尔瓦法官躺在上面的那张类似桌子的床被推进病房，从这两个女人身边推了过去。他的两只眼睛都缠着绷带。头周围垫着沙袋，布条从他一动不动、土墩般巨大的身体上横着包扎过
来，紧得几乎要把他绑住了。
“你没有跟我说过他会弄成这副样子。”费伊说。
“他挺好的，太了不起了。”考特兰医生说，“他已经拥有一只漂亮的眼睛了。”他张开嘴，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带着股兴奋劲儿和隐隐的得意劲儿，好像刚从宴会归来。
“唉，包成这副怪样子，简直连里面是谁都不知道了。大得像一幢房子。”费伊说，睁着眼睛俯视着麦凯尔瓦法官。
“他想让我们全都吓一跳。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他就会恢复一些视力，这点连他自己都想不到！那只眼睛真漂亮。”
“可是，看看他吧，”费伊说，“他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噢，他有的是时间。”考特兰医生说完就走了。
麦凯尔瓦法官的脑袋没有枕着枕头，看上去把他苍老、裸露的喉头拉得很长。不透明的纱布不仅遮住了那双幽深的大眼睛，而且盖住了粗重的眉毛和眼睛下面浓郁的暗晕。由于众多暗影和光亮全从脸上消失了，加上沉睡时那张嘴和他的双颊一样缺乏血色，他的脸看上去犹如一团熄灭的火焰。
这是一间双人病房，但是，这段时间麦凯尔瓦法官可以单独住着。费伊刚才已经在另一张病床上平躺下来。一个护士来值班了，她坐在那儿编织起婴儿的毛线鞋来，动作特别机械，看着好像在梦里编织。劳雷尔走来走去，希望房间的一切都有条不紊，但是，又没事儿可做；暂时还没有。这儿更像一片虚无之地。即使透过那扇高高的窗户，能看到的恐怕也不过是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的那种屋顶：色彩单调，涂着层层沥青，这儿、那儿，到处可见一潭潭镜子般的雨水。最初，她没想到能看见那座桥—朦朦胧胧地屹立在远处，搞不清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好像不过又是一座建筑物而已。也看不见河流。她放低百叶窗想遮挡宽阔、泛白的天空，在她看来，这个灰绒般的无名病室本身也许就是麦凯尔瓦法官“不舒服”的某种反映，是把他带到这儿的错位的视觉的反映。
这时，麦凯尔瓦法官开始磨起牙来。
“父亲？”劳雷尔靠过去。
“他醒来时总这样，”费伊躺在另一张床上说，眼睛都没睁开，“我每天早上都会听到。”
劳雷尔站在他旁边，等待着。
“怎么判决的？”她父亲醒来就问，声音有些干涩，“哦，波丽？”他叫着劳雷尔小时候的名字，“你母亲是怎么说我的？”
“看看这儿！”费伊惊叫道。她跳起来，双脚只穿着袜子就啪嗒啪嗒地朝他的病床走去。“这是谁？”她指着自己胸口上的金纽扣。
那个护士没有停下手中的钩针活儿，她坐在椅子上说：“别靠近那只眼睛，亲爱的！谁都不能碰他，也不能逗弄他的那只眼睛，他躺的那张床也不能碰，要等考特兰医生说可以碰才行，不然，有人会后悔死的。考特兰医生会活活剥了我的皮。”
“说得对。”考特兰医生说着走了进来。然后，他俯身凑近那张吓人的脸，兴高采烈地冲着那张脸说：“我的那份活儿做完了，先生！现在就看你的能耐了！你的活儿比我的更难办。你得安安静静地躺着！不能动。不能转身。也不能流眼泪。”他微笑着说：“什么都不能干！只等时间过去，我们都得恭候你的这只眼睛好起来。”
医生直起身后，护士说：“我希望在他再次睡着之前，能让我给他喝口水。”
“没问题。给他润润嗓子，他醒了。”考特兰医生说着朝门口走去，“他那只不过是假死。”医生招手示意劳雷尔和费伊到外面去。
“请注意，你们可要守着他。现在就开始。轮班倒。安静地躺着，别的什么都不要做，这可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会说服马特洛太太专门来值夜班。劳雷尔，好在你有时间。他需要额外的特殊护理，我们不能让麦凯法官冒任何危险。”
他走了以后，劳雷尔出去到过道打付费电话。她给自己的工作室打了个电话，她是芝加哥的职业纺织品设计师。
“你不必因为医生这样说就非得待在这里。”劳雷尔刚挂完电话，费伊就说。刚才她像个小孩般偷听了。
“唉，我待在这里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劳雷尔说。她决定暂时不打另外几个需要打的电话。“父亲需要我们两个为他付出全部的时间。他被这样捆死在那里，肯定很不适应。”
“好吧，这又算不了什么生死大事，不是吗？”费伊粗暴地说。她们一起回到病房的时候，费伊在病床上探身说：“真庆幸你看不到自己，亲爱的。”
麦凯尔瓦法官发出一串惊人又刺耳的声音，一阵鼾声，然后又紧紧闭上嘴巴。他问：“几点钟了，费伊？”
“这听起来更像你讲的话。”费伊说，可是，她并没有告诉他时间。“这是他睡醒前常说的那套老话，”她对劳雷尔说，“唉，在你和考特兰挑起话头之前，他甚至从没提过贝基。”
西比斯科斯大楼位于城里一条残存的电车线上，有半小时的车程那么远，可还是在一个助理护士的帮助下，劳雷尔和费伊才在那个星期找到了住房。这是一条正在改造的大街上的一幢破破烂烂的楼房，过去在它隔壁建造的那幢双子楼如今已成了它的前车之鉴：早就着手拆除了。
劳雷尔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房客像现在这样：虽然大门从不上锁，浴室却一直都忙忙碌碌的；在她自己进来又出去的时间里，西比斯科斯大楼似乎就是由一只系在链条上的猫儿负责看管的，它在前厅铺的裂口花砖上踱来踱去。长期以来，劳雷尔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她说可以在七点钟去陪父亲。她会待到下午三点钟，那时，费伊会来照管到十一点钟；费伊可以在一个护士的陪伴下安全乘电车回来，那个护士就住在附近。马特洛太太说她看在一个活人，也就是考特兰医生的面子上，可以来值这个私人夜班。轮班的模式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意味着，劳雷尔和费伊两个人，除了在西比斯科斯大楼她们的房间睡觉的那段时间外，几乎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她们两个的房间相互挨着—实际上是各占半间；两张床之间的那段隔墙不过是房东安装的一块壁板。这里没有亲密的气氛，劳雷尔尽量不跟费伊接触，尽量远离那块薄薄的木板，远离那种朦胧的想象：某天晚上，她可能会听到费伊像个陌生人般冲着某种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哭泣或者大笑。
每到早上，麦凯尔瓦法官就开始磨牙，劳雷尔就跟他说话，他醒来后就询问劳雷尔感觉如何、她的表现显示的是几点钟。劳雷尔给他端来早饭，喂他吃的时候还读着《皮卡扬报》。然后，趁别人给他洗脸、刮胡子的时候，劳雷尔就到地下室的自助餐厅去吃早饭。窍门在于：不要错过考特兰医生的闪电式查房。运气好的时候，她会跟医生一起乘电梯上楼。
“已经清楚点了，”考特兰医生说，“这个不能着急。”
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动过手术的那只眼睛还必须包扎着。那只眼睛上重叠着蜂巢般的绷带。麦凯尔瓦法官似乎还有意安静地垂下那只好眼睛的眼皮。也许怕睁开后会看到另一只眼睛上的绷带。他遵照医嘱躺着，绝不动弹。他从来不提那只眼睛。劳雷尔也学他的样儿绝口不提。
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劳雷尔的情况。以他那凡事好打听的老脾气，按理会提出一打具体的问题，比如她怎么能够待在这里、芝加哥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谁给她派了最新的任务、她得在什么时候走，等等。她当时是放下手中正在赶的活儿来的—为一个上演保留节目的剧院设计帘幕。她父亲留着这些问题不问。但是，两人因为同样的原因，都知道倒霉的日子总会过去，这点毋庸置疑。
他过去老爱让别人念书给自己听。劳雷尔怀着美好的愿望带来一摞平装书，从他喜欢的那位侦探小说作家的最新作品开始读起来。他听了，但没有给过多少评论。她又回头找了本他们俩都很喜欢的老书，他听后更加沉默不语。怜悯像刀一般扎着她。难道这些书对现在的他来说节奏太快了吗？
起初，劳雷尔把父亲的这种缄默归结为一直以来他在处理家庭情感时所表现出的体贴（过去他们只有三个人）。现在，女儿来帮他，却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帮不了他。对此费伊评价得很准确：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告诉他时间。劳雷尔终于看出，父亲已经认定她一直这样待在这儿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头脑全被时间占据了；时间在消逝：他一门心思想着时间。
一旦明白了这点，劳雷尔就总感觉在这间病房里，时间在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流逝，父亲在那张纹丝不动的病床上暗暗挣扎着；劳雷尔还感觉到时间永远跟他形影不离，跟他一起在内心校对着时间的谱系，仿佛他们需要保持一致的步伐，以便走完前面那段长长的路。活动百叶窗尽量放低些，只让窗口透进一道两英寸宽的三月的阳光。劳雷尔坐着，这样阳光就刚好落在她膝头的书上，而麦凯尔瓦法官保持着不动的姿态听她朗读。又翻过一页，仿佛他在悄悄地数着，借助这种计数法就能记住每个页码。
医院要求麦凯尔瓦法官跟另一个病人合住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天早晨，劳雷尔走进房间，看到一个比父亲还要年迈的老头儿穿一件崭新的条纹布睡衣，戴一顶黑色的宽边旧毡帽，在另一张床边的摇椅里晃动。劳雷尔都能看到在老头儿圆溜溜的蓝眼睛上方，他的帽子上沾着旅途带来的红色尘土。
“我担心这样的光线对我父亲来说太强了，先生。”她对这位老人说。
“达尔泽尔先生是在夜里拉起百叶窗的。”马特洛太太用护士的那种腹语说道。“你没把它拉下来吗？”她尖声叫着。麦凯尔瓦法官并没有露出被惊醒的样子，可是那个老头儿，跟法官一样对她们的声音全然不理，继续摇来晃去。“他是瞎子，另外，耳朵也差不多聋了。”马特洛太太得意地说，“只要准备妥当了，很快就给他动手术。他得了一种恶疾。”
“我只有拉下藤蔓，才好捉鼹鼠。”达尔泽尔先生尖着嗓门唱起歌来，这时劳雷尔和护士一起使劲想把那扇百叶窗拉回原位。考特兰医生走进来，把百叶窗拉好。
原来达尔泽尔先生也是密西西比州老乡。他是福克斯希尔人。他几乎立刻就认定麦凯尔瓦法官就是自己那失踪很久的儿子阿尔奇?李。
“阿尔奇?李，”他说，“如果你真的回过家，我应该会知道的，你回家时肯定喝得醉醺醺的。”
往常，麦凯尔瓦法官应该会笑一笑。现在，他却依然躺在那里，不愿费什么口舌，那只好眼睛不是闭着，就是睁开望着天花板。
“你别为达尔泽尔先生担忧。”有一天早晨她们准备换班时，马特洛太太对劳雷尔说，“你爹完全听任达尔泽尔先生叫嚷。他还是安然不动，好像他本来就应该那样躺着。他可是人品如金。达尔泽尔先生完全用不着你担心。”
第三章
“除了再等些时间，没有什么好做的，”考特兰医生经常这样说，“已经慢慢亮起来了。我相信，我们正在慢慢抢救出一只能看到点儿东西的眼睛。”
虽然考特兰医生像对待一个身体正在好转起来的病人那样，依然每天查房，但是在劳雷尔看来，父亲似乎在为他的康复付出徒劳无益的代价。他躺在那里，庞大、笨重，一成不变，努着劲儿却又纹丝不动。每到早晨，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前一天更疲惫，那只看得见的眼睛下的黑圈浓厚得像团油漆。他张开嘴，无论劳雷尔给什么都会吞下去，像个老人那样言听计从—言听计从！让父亲在自己的面前充当这样的角色，她觉得惭愧。她有一两次设法（简直费了搬天动地的劲）在外面给父亲准备了点特别的饭菜；但是，给他喂医院的粗燕麦粉、桃肉罐头和果酱时，他照样会吞下去，因为这样的食物已让他丧失耐心—丧失了那很不自然的沉默能力，他只好说自己没问题。
有一天，劳雷尔幸运地在平装书店落满灰尘的架子顶层发现了一本叫《尼古拉斯?尼克尔比》的旧书。她想，这本书肯定会触动父亲的记忆，她第二天早晨就读给父亲听。
他没有让劳雷尔打住；当她忘记念到哪里时也不伸把援手。当然，她没法像母亲那样快速而绘声绘色地朗读—也许那才是他最怀念的东西。一个小时读下来，他那只看得见的眼睛总是向她转动，不过，他把自己限制在医生许可、幅度很小的范围内，躺在那里长时间地望着她。劳雷尔拿不准他究竟有没有听到那些语句。
“就这些了？”趁她稍事停顿的时候，父亲带着克制的口气问道。
“你还没把那支枪上膛吗？”达尔泽尔先生叫道，“阿尔奇?李，我宣布，我要在他们动身过来之前看到你把枪上膛。”
“好家伙，你整个晚上脑子里全是打猎。”马特洛太太勇敢地对达尔泽尔先生说。劳雷尔回想，她从不敢对麦凯尔瓦法官如此肆无忌惮，也不敢在他身陷困境时找出点什么来取笑他。有关父亲过去在芒特萨卢斯的做派，她只找到了一个提示。“他脾气还是那么好。”马特洛太太每天早晨总是用这句话来迎接劳雷尔，“就是脾气好—我觉得他的睡眠不总是那么稳定。”
马特洛太太已经钩好了二十七双婴儿小鞋。她脑子里想的全是婴儿小鞋。“我钩得这么快，你很吃惊吧，”她说，“它可是这儿最受欢迎的礼物。”
多年以前，麦凯尔瓦法官就养成了忍耐的本事，这种本事好像随时可以召唤出来派上用场。但是，在这样的痛苦中，劳雷尔觉得他就像躺在忍耐的梦乡中。他现在很少说话，除非别人要跟他说话，还要等一等，这点已经完全不像他了—好像他需要慢慢领会。他也无意用那只好眼睛来注视劳雷尔了。
他双眼紧闭的时候越来越多。劳雷尔有时停下来不读了，安静地坐在那里。
“我没有睡着，”父亲说，“请别停下来。”
“现在，你觉得他的情况如何？”劳雷尔问考特兰医生，跟随他走进过道，“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
“三个星期！天哪，这几个星期过得简直像飞跑一般。”考特兰医生说。他相信自己把不耐烦的情绪藏了起来，他的言行举止格外谨慎，的确掩饰住了不耐烦—然后这种情绪全部在他的笑中显露出来。“他状态不错。肺部干净，心脏坚强，血压一点都不比以前差。那只眼睛越来越豁亮。我想，他的视力开始恢复了一些，只是眼球边缘有一点点豁亮，不过，你知道，劳雷尔，如果不是有白内障，我希望他到花园里自己去摸索着走走，多看看。再等些时日。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上。”
还有一次，劳雷尔跟医生同乘电梯下楼，她问：“不会是他吃的药让他变得这样郁郁寡欢吧？”
他立刻皱起长满雀斑的前额。“哦，对于任何东西，不同的人反应都不一样。”他们这样聊着，搞得开电梯的人只好等着他把话说完。“人各有异，劳雷尔。”
“母亲就不同。”她说。
现在，到了下午，劳雷尔也不愿意离开父亲了。她留下来继续读书。她觉得《尼古拉斯?尼克尔比》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就如同在他看来，时间也没有尽头。现在，他们之间已经达成无言的默契，她坐在父亲身边读书—不过是悄无声息地默念。她读书的时候，父亲同样沉默不语。因为她坐在父亲旁边，他无法看到女儿，但是，劳雷尔每翻一页，他似乎都知道，他似乎通过书页的连续翻动，与时间保持同步，并分分秒秒查对着；她觉得，不读到父亲睡着了就合上书，简直太无情了。
有一天，费伊进来，刚好碰上劳雷尔坐在那儿睡着了。
“想把你的眼睛也弄坏吗？我跟他说过，他这辈子如果不是把成年累月的时间都花在读那些落满灰尘的旧书上，他还能为现在多省些眼力呢。”费伊说。她侧过身离床靠得更近些。“打算起床了吗，亲爱的？”她喊道，“听，大家这会儿正在那边游行呢。瞧瞧，他们居然把我从队伍里撵出来了！”
费伊走进来的时候，正往耳朵上戴那副绿色的长耳环。耳环的投影在她急不可耐的小脸上如同轻柔的小鬓角。她一边指着游行的队伍，一边责备他：“如果我们不去，狂欢节又有什么好玩的，亲爱的？”
劳雷尔还是觉得难以相信，父亲七十多岁了，竟会允许随便哪个新人，一个生手，走进来左右自己的生活，甚至会原谅这种事情。
“父亲，你是在哪儿遇到她的？”那还是一年半前，劳雷尔乘飞机到芒特萨卢斯参加他们的婚礼时，这样问过。
“南方律师协会。”他用双臂摆了个广阔无边的姿势，她正确地把它理解为那家古老的高尔夫海滨旅馆。费伊在那儿做过兼职，她参加过打字员联合服务社。那次会议结束一个月后，他就把费伊带回芒特萨卢斯老家，他们在法院结了婚。
她可能有四十岁，所以比劳雷尔年轻。如果不看她脖子上的纹路，不看那松软、宽厚的小手背，她的五官看起来甚至还不到四十岁。她瘦骨嶙峋，青筋暴露；小时候很可能营养不良。她的头发依然还是孩子般的亚麻色。头发也是亚麻质地，如果捏在手里使劲搓一搓，那些鬈发都会化作粉末。她的眼睛圆圆的、蓝蓝的，下巴跟小狗的一模一样。
劳雷尔从芝加哥飞过来参加婚礼，对于劳雷尔的亲吻，费伊的反应是：“你根本用不着老远赶来。”当时，劳雷尔还微笑了一下，像是把她的责备理解为奉承。现在，几乎每天下午换班时，费伊对劳雷尔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的奉承和侮辱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奇怪的是，费伊从来不叫任何人的名字。她只说过“贝基”：劳雷尔母亲的名字，而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也许是她跟劳雷尔的父亲结婚时，那时劳雷尔的母亲已经过世十年了。
“贝基干吗非要给你取这样一个名字？”第一次见面，她就
这样问劳雷尔。
“那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花，”劳雷尔微笑着对她说，“我母亲就是从那儿来的。”
费伊并没有报以微笑，她警惕地看了劳雷尔一眼。
在西比斯科斯大楼，一天深夜，劳雷尔叩响了费伊的房门。
“有什么事吗？”费伊一边打开门，一边问道。
她想，现在到了该认真熟悉费伊的时候了。她在那间狭窄的房间里的一把硬椅上坐下来，开始问起她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庭？”费伊说，“家人都死了。所以我才离开得克萨斯州来到密西西比州。我们在得克萨斯州那边，算不上多有钱，但是，我们一家人亲密无间。彼此没有任何秘密，有些人家可不是那样。西斯跟我就像孪生姐妹。我的几个兄弟一点儿都不自私！当然，爸爸死了后，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东西，把它们都留给了妈妈。现在她已经过世了，我真庆幸我们那么做了。噢，我不会一走了之，扔下需要我的人不管不顾。我只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多赚些钱。”
劳雷尔不想再问了，费伊也从来没有敲过她的房门。
这会儿，费伊从麦凯尔瓦法官的病床旁边绕过来时大声嚷嚷道：“看啊！看我拿什么东西来配这副耳环！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我们去跳舞吧，你不想吗？”她一只脚踮地，把另一只脚上的鞋子提起来举过他的脸庞。那是一只绿色高跟鞋。好像那只鞋子就是一页纸的文章，他的眼睛盯着费伊的手看了好久，时间长得足以把它读完。可是他并没有开口说话。
“那我就穿着这双鞋出去溜达一会儿吧。他总该让我听到对这事儿的看法吧！”费伊说。她冲法官笑了一下，表示是有意讲给他听的。法官还是没有应声。
劳雷尔继续待在那儿，直到晚餐的盘子开始咔嗒咔嗒地响起来。
“阿尔奇?李，你快把枪上好膛，难道你就宁肯挨人家的冷枪吗？”达尔泽尔先生大声喊叫道。
“达尔泽尔先生让我想起了老祖父。”费伊说，“他在这里，我不觉得遗憾。他是个伴儿。”
助理护士进来给达尔泽尔先生喂饭吃，然后还给他打了一针，这时，费伊在帮助麦凯尔瓦法官吃晚饭—大部分是一口一口地喂。劳雷尔仍然待在那里。外边过道的灯亮了起来，这时房间显得更暗了。
“现在你也许可以睡了，父亲—你可整天都没睡。”劳雷尔说。
费伊拧亮病床旁边的灯。那只灯安装得有些低，亮度比一支蜡烛的烛光强不了多少，挨到麦凯尔瓦法官的脸时都不会让这位病人的表情发生些许变化。劳雷尔这时注意到他脖子后面的头发已经很长，颜色不是黑色的，而是雪白的，白得像羽毛。
“你想要些什么就告诉我。”劳雷尔恳求道。
费伊俯在他身上，把自己点燃的香烟放在他嘴唇中间。他吸口烟后胸部明显地提了起来，片刻后，费伊把烟拿掉，烟雾从他嘴里慢慢飘了出来，他的胸部又慢慢落了下去。费伊再次朝他俯下身子。
“有点味道。”她说。
“别让火熄了，孩子！”达尔泽尔先生喊道。
“不会的，先生！这个营帐周围护得严密着呢，达尔泽尔先生！”那个助理护士走到门口说，“你赶快爬进自己的营帐，好好祷告，然后就睡觉吧。”
劳雷尔站在那儿，道过晚安。“考特兰医生认为，现在差不多可以给你试戴针孔眼镜了。”她又斗胆补充了一句，“你听到了吗，父亲？”
他，这个曾经自称为乐观者的男人，却一次都没有表达过自己怀有希望。现在，倒是劳雷尔在给他希望了。可这也许又是个虚幻的希望。
病房里没有人答话。麦凯尔瓦法官像达尔泽尔先生那样，在黑暗中躺着，费伊则蜷缩在摇椅中，脸靠在窗台上，窗台的裂缝上有个小洞眼。
劳雷尔有些不舍地走了。
第四章
那是第二天晚上而不是当天晚上，在西比斯科斯大楼她自己的房间里，劳雷尔已经脱了衣服，突然又重新穿上。当她顺着台阶跑下去，来到燥热难耐的夜空下时，一辆迎面驶来的出租车的顶灯还亮着光。她喊了一声便朝车子跑了过去。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小姐。”司机说，“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居然让你有车可坐。”
出租车里散发着淡淡的威士忌酒的味道。当他们从一盏路灯下面驶过时，劳雷尔看到车里有串廉价的绿色小珠子—这是从一列游行队伍里扔进来的礼物。劳雷尔一心前行，在她看来，司机选择偏僻的后街行驶，挤着绕过每个拐角；但是，当她放下玻璃想透口气的时候，她又听到一个乐队吹奏的同样滑稽可笑的喇叭声从同一个地方传来。接着她听到不止一个乐队在演奏，各种乐队竞相在远处的街头吹拉弹唱。
也许她感到的不过是狂欢夜和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狂欢的人群制造的令人压抑的氛围。那天大清早，走进父亲的病房时，她意识到达尔泽尔先生已经出了什么事儿。他被放在一张带轮子的桌子上，脑袋光秃秃的，鹰钩鼻子，像个婴儿，默不作声—他们已经拿掉了他的牙齿。只不过，有什么事即将发生。麦凯尔瓦法官吃早饭的时候，来了两个杂务工，他们要把达尔泽尔先生推到手术室去。他被推出病房，推进过道的时候，已经放松了警惕，那拖得很长的声音在背后回荡。“告诉你们这些流氓，别把火熄灭了。”劳雷尔离开时，他还没有被推回来。
一道奇特的乳白色的光线照在夜晚医院的一条过道里，像月光洒在某条荒凉的街上。被照得洁白的地板、洁白的墙壁和天花板，映出道道狭长的黑影，这些影子最后都逐渐消失在远处，沿途那些被拉开了距离、逐渐由大变小的房门全都关着。劳雷尔以前从未注意的瓷砖上的图案，现在却像线索般成为她想找到正确位置必须依据的东西。但是，当然，过道右边最后面的那扇门，那扇像往常一样半开着的门，仍然是她父亲的。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来一阵紧张、短促、尖细但嗓门很高的声音：“我告诉你，够了就是够了！”
劳雷尔停住了脚步。好像有千百条粗绳纵横交错勒住她的皮肤，把她捆绑在那儿。
“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声音说道，嗓门甚至提得更高了。
劳雷尔看到马特洛太太从护士站跑入病房。接着马特洛太太又走了出来，并且使劲往后退。她抱住费伊的身体，拖着费伊。又一声尖叫传来，从墙壁和天花板反弹过来。费伊挣脱那个护士，身子转了一圈，高高地抬起膝盖，脸色煞白地奔到过道上。她用两只拳头咚咚地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撞到了劳雷尔身上，好像劳雷尔并不在那儿似的。她走过去的时候，高跟鞋发出盒子枪般的声响，她匆匆冲进候诊室，高声嚷嚷着，就像小孩在寻找自己的母亲。
马特洛太太气喘吁吁地来到劳雷尔跟前，橡皮鞋跟重重地踏在地上。
“她居然用手抓他！她说如果他不改变态度，她就要—”马特洛太太完全卸下护士的矫饰—她提高嗓门发出清晰生硬的尖叫时，那张密西西比农妇红彤彤、惊慌失措的脸冲到劳雷尔面前。“她抓了他一把。她这是虐待。”话音产生了回声。“我想她是故意要把他从病床上拉起来。我想她认为自己办得到！她肯定搬不动那座大山！”马特洛太太又气愤地说了一句，“她又不是护士！”她转动自己那上了浆般拘谨的身体，冲着麦凯尔瓦法官的房门说道：“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她难道想毁了你的眼睛吗？”
最后她拔腿跑了。劳雷尔也跑了起来。
房门大大地敞开着。漆黑的房间荡漾着一群水汪汪的星星，它们在突突地跳动着，而且近在眼前。她正望着外面灯火中密西西比河大桥的全景。她找着路，夜灯还亮着。父亲的右胳膊没有盖被子，裸露着搁在床上，那条胳膊一直到肩膀都露在外面，皮肤又软又皱，像一件女衣的袖子。这分明向她显示，他已不再专注了。自己眼睛里的刺痛，让她想起父亲的眼睛里一定没有泪水，她伸出手放在父亲那只张开的手中，然后轻轻按了按。
她觉得父亲好像终于做出了反应，然而却是一种神秘的反应。他整个没有放在枕头上的脑袋变得黑黝黝的，仿佛他把头放到黝黑、汹涌的水下，让它固定在那里。
病房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考特兰医生黑糊糊的身影笨重地从她身边挤过来走到床边。他把指尖搭在她父亲的手腕上。接着，他的手掠过那只动过手术的眼睛，又以同样精致的手法拨开那只好眼。他俯身仔细朝里凝视着，什么话也不说。他揭开被单，把脑袋侧放在劳雷尔父亲穿着上衣的胸口上；眼睛闭了一会儿。
在劳雷尔看来，好像倾听的反而是父亲。他的上唇噘起，显得又短又软，像小孩那样，露出满嘴白得吓人的牙齿，过去，在他说话或大笑的时候，谁都没见过这些牙齿。这让他露出小孩一般的笑容，好像这个小孩躲在黑暗中，别人正在找他，而他也正等着别人找到自己。
这时，医生的手晃了晃，伸过去按信号电钮。“赶快出去。抓住他老婆的脖子，别让她动。你们两个都去候诊室，在那儿待着等我来。”
那个护士冲进病房，另一个护士跟她并排进来。
“这会儿他拉开的是什么？”马特洛太太喊道。
另一个护士把隔在两张床中间的帷幔顺着横杆猛地拉过去，遮住达尔泽尔先生那张整洁、腾空的床铺和挂着一顶呢帽的摇椅。她用脚把落在地板上挡着路的窗帘踢开。
考特兰医生双手把劳雷尔拉到室外。“劳雷尔，时间耽误不起了。”他当着劳雷尔的面关上了门。
可是，到了过道，她听见医生回答那个护士说：“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觉得，他显然是想背着我们偷偷溜走。”
候诊室里，一个老妈妈在安抚站在那儿的费伊，老妈妈身穿居家拖鞋，空出的那只手里拿着根吃了一半的香蕉。
“我一夜又一夜地坐在那里陪他，把吃的送进他嘴里，给他吃药，让他抽光我的香烟，让他别胡思乱想！”费伊挨着老妈妈的胸口哭诉，“结果却让那个盛气凌人的护士撵了出来，她不知道我跟她的分工完全不同！”
劳雷尔走到她旁边。“费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会儿医生正关着门跟父亲待在里面。”
“别再跟我说了！”费伊尖声大叫着说，头也不回，“那个护士拉我、推我，就是你让她干的！”
“考特兰医生要我们在这儿待着，等他来叫我们。”
“你放心，我会待着的！我会等着，直到他听完我说的话！”费伊大叫道。
“你这苦（可）怜的小女人，”老妈妈心平气和地说，“他们可别搞得我们大家都难过啊。”
“我想他快要死了。”劳雷尔说。
费伊忽然转过身，脑袋箭一般地伸出来，朝劳雷尔啐了一口唾沫。
老妈妈说：“哇哦，你们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坐下，省点力气呢？等他们来告诉你们情况吧。他们会来的。”围着桌子摆成一圈的椅子中有一把空着，费伊坐了下来，坐在五六个成年男女中间，那些女人都长得像这个老妈妈。他们的上衣全放一起堆在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打开的鞋盒与纸袋；他们是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劳雷尔开始踱步，从这群人身边走过去，又从另一群人身边走过去，他们有的趴在椅子里，有的睡在长椅上；她从电视机前走过，屏幕上一群穿着淡蓝色衣服的西部人一声不吭地开枪决斗。她远远地走到门口，进入大厅，站在那儿，盯着电梯门口上方墙面上的一只挂钟看了片刻，又折回来绕了一圈。
跟费伊坐在一块儿的那家人，谈话就没有中止过。
“进去啊，阿尔奇?李，现在仍然是轮到你去。”老妈妈说。
“我不打算进去了。”一个大块头男子说，他身上的短上衣活像条红毯子，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不可能是她的孩子，但说话的口气却像她的孩子，他从一只有一品脱容量的瓶子里喝了口威士忌酒。
“他们还是不许我们都进去，一次只让进一个。现在轮到你了。”老妈妈说。她继续跟费伊聊着：“你是密西西比人吗？我们是从密西西比来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福克斯希尔人。”
“我不是密西西比人，我是得克萨斯人。”她故意拖长声调哭了起来。
“你们那个动过手术了吗？我们这个已经动过了。”她的一个女儿对费伊说，“他们给他动完手术后就严密看护着。他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直接进去啊，胆小鬼。”这位母亲命令道。
“他们不问问我的感受就动了我丈夫的眼睛，然后又想把我赶出医院！”费伊哭着说。
“妈妈，现在轮到阿尔奇?李了，我在你后面。你自己去吧。”那个女儿说。
“请原谅我离开一会儿。”老妈妈对费伊说。她把费伊刚才贴着哭泣的胸口处的衣服刷了刷，又抖了抖身体，把裙子上的面包屑抖掉。“实话说，我去那儿，跟自己的爹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你知道我觉得他的脸像什么吗？像一张纸。”一个看起来干干瘪瘪的女儿说。
“我可不想告诉他这点。”老妈妈说。
“跟他说：你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一个儿子提议。
“问他知不知道你是谁。”那个模样干瘪的女儿说。
“要不你就别开口了。”阿尔奇?李说。
“他是你爹，也是我爹。”老妈妈警告说，“我是因为轮到你，你不肯，才进去的。可要等我回来！别撇下我跑了。”
“他不知道我还活着。”阿尔奇?李说。这时，老妈妈已踩着那双印第安人的鹿皮靴笨重地穿过门道。他斜举着酒瓶，这个人就是达尔泽尔先生失踪了很久的儿子。
老妈妈走后费伊抽泣得更厉害了。
“你喜欢密西西比州吗？”达尔泽尔先生的家人简直像合唱般问道。“你不觉得密西西比州很好吗？”那个干瘪女儿问。
“我觉得自己在得克萨斯州住得很习惯。”
“密西西比是联邦最好的一个州。”阿尔奇?李说，他把脚提上来，整个身子躺在长椅上。
“我没有说我对这里没有亲切感。我有个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毕格比附近。”费伊说。
“瞧，你还很能讲！”最小的那个女孩说，“我们恰好知道毕格比在什么地方，可以立马给你指出来。福克斯希尔比毕格比更难找。但是，我们不觉得福克斯希尔有多寂寞。因为如果我们大伙儿都凑在一起，不算那些密西西比佬，总共有九个。要是爷爷这回能挺过去，就是十个。他得了癌症。”
“我爸爸得的也是癌症。还有爷爷！爷爷比谁都爱我。那个可爱的老人，他就死在我的怀里。”费伊说，盯着房间对面的劳雷尔，“他们两个都死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不但尽全力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还想方设法让我们过得更好。他们说，他们知道这个，只要他们好好努力—”
“我总是告诉老爹要有信心。”那个干瘪女儿说。
在候诊室里他们这样争长论短，相互诉苦，好像那就是白天或晚上例行的大事。他们全都跟躺在长椅上的那个人一样，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那个躺在长椅上的人，一只悬空的手已把酒瓶放下来，酒瓶像只空拖鞋般滑到地上，横在劳雷尔行走的路上。她继续走来走去，因为感到孤独而远远地避开他们。
“但愿他们会给爹喝点东西，让他漱漱口。”那个老妈妈回来时说—劳雷尔在门口几乎跟她撞到一起。
“还记得妈咪的孩子吗？”又一家人进来了，围拢在可口可乐自动销售机四周。那个在掌管机器的人大喊着说：“不是他自己开枪打自己，就是别人开枪打了他，二者必居其一。他总是讨水喝。医院不给他一点水。亲爱的，他是喝不上水才死的。”
“我记得那个布鲁因镇来的乔?博伊?布什。”一个人反驳说，在电视屏幕旁边转过身来，“他在那儿躺着，没有水喝，就自己倾过身去，把管子咬成两段，喝起葡萄糖来。而且喝得干干净净。这样，那个傻瓜在两个星期内就能起床了，然后他们打发他回家了。”
“两个星期！猜猜，他们让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费伊喊叫着说。
“下回他们要是不给你爹水，告诉你们，我们就一块儿进去，给他灌水喝。”那个老妈妈发誓说，“就算他快死了，我也不想让他渴死。”
“说得对，妈妈。”
“不对吗，阿尔奇?李？”
但是，阿尔奇?李躺在长椅上，大张着嘴巴。
“这个样子真好看！好在他爹不会走到我们中间看到他了。”老妈妈说，“不，就算爹快死了，我也绝不能让他渴死！”她坚持说，其他几个人稀稀落落地大笑起来。
“我们就给他往嘴里灌！”母亲大声说。“他肯定没机会拦住我们的！”全家人笑声更响亮了，好像根本就忍不住。其他几家人有的也一起笑。劳雷尔似乎觉得，再过片刻，整个候诊室将被这大笑声淹没。
考特兰医生站在门口过道上，拿着自己沉甸甸的手表。
劳雷尔和费伊走到医生跟前时，他把两人拉进那个有电梯的过道。麦凯尔瓦法官的房门仍然关着。
“我没能救得了他。”他站在两人中间，两只手分别拉着两个女人的衣袖。他垂着脑袋，但难掩声音里透出的冲动和悲愤。“他去世了，可那只眼睛正在愈合。”
“你是想告诉我，你让我丈夫死了？”费伊哭叫着说。
“他垮掉了。”疲劳让医生的脸显得浮肿，双颊发灰。他始终按着她们的胳膊。
“你竟然选在我生日当天让他死了！”费伊尖叫起来。正在这时，马特洛太太从病房走出来，随手把门关上。她提着一只带盖的篮子，装作没看见他们，穿着高跟鞋咚咚咚地走过去了。
劳雷尔发觉医生的手已经变成抓住她的胳膊了；她正要直接去看看那个现在已经无人照看的人。他跟着这两个女人朝电梯走去。劳雷尔这时才意识到他穿着晚上的衣服。
到了电梯口后他跟她们一起走进去，仍然站在两人中间。“我们对他的期望可能太高了。”他憋着口气说，“他还是没能撑多久。”他挑衅似的看着每个从眼前一闪而过、亮着灯光的楼层。“我一直等着想知道那只眼睛的视力能好到什么程度！”
费伊说：“你开始动手术前，我就很清楚那只眼睛的情况。它跟你现在的眼睛一样明亮，一样有神。他不过是让蔷薇的老枝丫给戳了下！他本来会自己好起来的，到现在都可以不必管它。老天自会关照的。可是，你却自以为是！”她始终盯着医生，并开始哭起来。
考特兰医生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似乎像费伊这种人他见得多了。他们跟其他乘坐电梯的人同时出来时，医生面带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盯着劳雷尔的脸。稍顿片刻，他说：“他帮助我读完了医科学校，我父亲死后，又资助我生活下去。那时候，这样的慷慨可以说是一种牺牲了。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他又帮助我创业。”
“有些事就不用老惦记着了。”劳雷尔说。
“不用，不用。”他说。他摘掉眼镜，又收起来，好像他俩正好都签字同意这句话似的。他又说：“劳雷尔，家里没有什么人陪你。晚上你愿意跟我们凑合下吗？贝蒂肯定会很高兴的。麻烦的是，家里出了些事儿，接下来的事肯定还会更多，戴尔—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十八岁了—”
劳雷尔摇摇头。
“不过，我已经让司机在外面等着了。”考特兰医生又说，“等你们在办公室把事情都处理好，我可以送你们到要去的地方，还要给你们点东西，让你们能睡得着。”
“我特希望你今晚睡不着，反省下自己有多大点能耐！”费伊大声说。
他一路陪着她们，穿过几道必经的办公室大门，当他们走出医院，来到夜空下和街市的嘈杂声中的时候，他扶着两个人上了自己的车。
“我会给阿黛尔打电话。”他对劳雷尔说。阿黛尔是他在芒特萨卢斯的姐姐。“明天你们就可以送他回家。”他没有转身返回大楼，而是站在汽车旁边，一只手搭在他刚关上的那扇车门上。汽车发动的那一刻，他完全不知所措。劳雷尔觉得，这恐怕是他这一整天或者这一辈子经历的最难受的事情。
“我多想能救活他啊！”医生说。
劳雷尔的手碰了碰车窗玻璃。他向她们挥了挥手，随即转过身去。
“谢谢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费伊的尖叫声压过汽车开走时发出的呼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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