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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声把我惊醒了，一颗颗炮弹呼啸而过，哄地一声炸响了。我躺在那儿，能听出来，还有别的响动：有汽车在附近嗡嗡地空转，有牛车在嘎吱嘎吱地走，偶尔还有叫喊声。一看手表，凌晨五点。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惊奇地张望。天刚蒙蒙亮，街上一大群人，还有汽车，慢慢涌过窗前。好像全国都挤进城里来了。这天是1975年4月17日。当时我就明白了，内战终于快结束了。br 艾尼（Any）这时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黑暗中，说：“阿泰，怎么回事？”她一定是在望着我，等我回答。br “艾尼，快！”我很紧张，但不害怕，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该行动了，所以很兴奋。我们得走，打仗了，躲一躲。“终于到头了，红色高棉很快就要来了。”br 艾尼马上说：好，一翻身下了床，穿上裙子，套上外套，动作很快，也很优美。她长发及肩，头一甩，把头发甩到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她问。br 我说“没事”，急忙穿过客厅，拿几件东西。“先要困难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一切都会正常的。”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孩子都吵醒了。两个大的，苏达（Sudath）九岁，纳娃（Nawath）五岁，满屋子追跑。我们住在岳父家，住的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先给孩子穿衣服，赶快到市中心去，趁着军队还没到。”br 艾尼叫道：“纳娃！”纳娃正在床上和苏达摔跤呢，像没听见似地。艾尼又叫了一声，声音更大了：“纳娃，叫你来，你就来！”有时，我觉得她对孩子有点太严了，但这两个孩子活蹦乱跳，上蹿下跳的，不严点儿也不行。艾尼一个箭步，一把抓住纳娃，这下纳娃可没跑儿了，一个劲儿抗议，不想穿衣服。艾尼不理，继续给他往身上套。最小的，斯涛（Staud），坐起身来，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左看看，右看看。我对老大说：“快穿衣服，苏达！没看见我们着急么？”br 我们要带的东西很少，很快就装好了。柬埔寨叛军红色高棉，跟郎诺元帅的共和政府，五年来他们双方冲突逐渐升级，越来越激烈。美国人是4月12日撤走的，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内战这下快要结束了。现在，问题只是，红色高棉什么时候到来，东南西北从哪个方向来？两天前，听到枪炮声越响越近，好像是在向我们报警，叫我们赶快安排一下，暂时到别处去躲一躲，万一房子挨上炮弹就完了。我已经去看过父母亲了，大家约好了，如果局势坏到了极点，全家就都住到我堂弟欧安（Oan）家里去。他家离市中心很近。我们把汽车都加满了油。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装上两个行李箱的衣服，收拾好艾尼的细软，带上我们的积蓄，还有我的外汇：一共三千美元现钞，每张面值一百元。我抓过来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很好用），又拿一个盒式录音机，里面有备用的电池。除此之外，我还放进去几样东西，以应工作上的不时之需：讲灌溉和修梯田的书，一本法-英词典，还有纸笔之类。br 艾尼在给纳娃穿鞋，他硬是不穿，乱踢乱闹，艾尼硬是把鞋给他往脚上套。正在这时，艾尼的姐姐，艾尼甬（Anyung），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说她和艾尼的父母都准备好，要走了。斯涛刚换掉尿布，艾尼甬给斯涛穿上短裤，T恤衫，艾尼又拿了些饼干糖果，预备给孩子吃。我检查了一下拿的东西：书，手表，钱，身份证件，收音机，盒式录音机，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要是当初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就好了。不，郎诺这个腐败政权，我最讨厌了。红色高棉，没什么可怕的。br 我急忙把家人送到艾尼父母那里。她父母已经坐在奥斯汀车里了。我把行李一件件推进我那辆菲亚特车里。这时，全城乱了套，一片嘈杂，我大声喊，别人才能听见。机关枪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蹭，终于开了出来，上了路。 br 金边有很多宽敞的大马路，这条街道是其中之一。街上人潮滚滚，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往前走，还有几辆牛车，上面站满了人，堆满了东西。这时，天刚刚蒙蒙亮。有些人全家步行，父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满载着各种家当，母亲背着孩子。人人神色惊慌，面容疲惫，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一声不吭。开车的司机，一反常态，好像都特别有耐性，车速像走路一样慢，谁都没有按喇叭的。几天前，金边还是车水马龙，争先恐后，哪成想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共和国现在已经亡国了，街上甚至还有几伙当兵的，三五成群走在一起，肩上斜挎着枪，他们不害怕，嘻嘻哈哈，彼此开着玩笑。战争结束了，他们很高兴。br 人流慢吞吞地往前走，我们往前走了大约一百来米，忽听一声爆炸巨响。在我右边，我家房子旁边转弯处，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不出几分钟，救急车、救火车全到了，又是鸣笛、又是闪灯，冲开一条路，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给他们让路。br 尽管周围人群有一种事态紧急的感觉，尽管战场离这里很近，可我觉得没什么大危险。内战都打了好几年了，我父亲也警告过，红色高棉本质不善，但我没在意，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柬埔寨还会恢复正常，回到内战前那样。br br 我老家在乌登（Oudong），乌登是个小村庄，在金边北边，离金边四十公里。我父亲名叫弛和（Chhor），做小买卖为生，并不富裕。我家的红瓦房只有三个房间，屋地的地面是用土压实的。但是我父母望子成龙，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妈名叫娄恩（Loan）。我家有五个孩子，我老大。父母把我送到金边，好让我能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十七岁那年，全国学年统考，我的数学成绩排全国第一名。br 当时，我对政治想都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安居乐业，和后来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当时，柬埔寨是中立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当政，受人民爱戴，国家也蒸蒸日上，没有什么困难。越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影响。美国卷入东南亚，也没听人谈。br 作为优秀学生，我符合条件，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按照传统，柬埔寨学生都是去法国留学。但是，法国当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br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br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br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br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br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br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br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br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br 起初，我们都对郎诺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看清了郎诺那两下子。他定的目标，要做的事，根本没那个能力，干不成。后来，他又中风了，半身不遂。他那军政两界仍然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军队即使有美国帮助，对北越和红色高棉还是束手无策，奈何不了人家。红色高棉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坐收渔利。全国一败涂地，陷入全面内战。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迫使我们这样能出国的，都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1970年，1美元能换60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单位），到了1975年，1美元能换2,000瑞尔了。br 说来怪事，金边因为郎诺明显无能，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往往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以为地下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总部在北京，他们的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用词很能宽解人心，如：“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中立”，“自由”，“民主”云云。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下诺言，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才会被处决，他们号称“七大卖国贼”。br 我也参加了反对郎诺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蜜蜂俱乐部”，这是一个给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发言的社会论坛：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还有几个反对派政治家。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郎诺政权，我们也不支持什么特定的个人。我们对美国人看法有好有坏，他们反对柬共，但是也支持声名狼藉，腐败无能的郎诺。我们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是个联合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柬共在内。br 当时，说柬共不是爱国者，我当然不会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红色高棉，有的还加入了红色高棉。我是高棉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协会里有几个左派会员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1972年举家搬到金边城里来之前，见过无数难民，并且和他们交谈过。父亲总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告诉他，别太悲观了，硬说他是受了郎诺政府的蛊惑宣传。我说，西哈努克毕竟在游击队里有他自己的人。杀害同胞、毁坏佛塔那号人，他是绝不会支持的。我说，那些人里有的可能是柬共，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首先是柬埔寨人。br 1975年3月初，大家觉得，可能会改组政府，可能红色高棉会把郎诺撵出去，但是我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新政权了。我还设想，不论政治解决怎么个解决法，终究都离不开西哈努克。br 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收拾行李走人，只有高官显宦才会害怕，他们的官位可都是郎诺政权给的。但是，4月1日，郎诺听从劝告，离职卸任了，从而排出了最后障碍，可以谈判解决国事了，可以在名义上放手让隆波烈执政了（译注：隆波烈，柬埔寨名是Long Boret，1933-1975，柬埔寨政治家，1973年-1975年任柬埔寨总理，曾与红色高棉和谈未果，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被立刻逮捕处死）。旧政权名存实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没有必要出国避难。我盼战争尽快结束，盼能在新柬埔寨施展我的才能。br br 在这人山人海当中，几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两个小时，真烦死人了，最后终于到了河滨那边的住宅区萨西莱（Psar Silep）。这里是市中心，金边的黄金地带，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宽敞得很。单调的玻璃混凝土建筑物之间地方很大，有很多树、花园穿插其间。我堂弟欧安（Oan）就住在这儿，住在一所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铁门，挺安全。大家都到这里来真不错，这个大宅子里只有欧安一个人在家，他妻子和儿子几周前跟着她父母一块儿出国去了。br 我岳父岳母和艾尼甬去附近大姨家避难去了，很近，离这里不远。我把我那辆菲亚特车开到欧安住的胡同里。屋里来了一大群亲戚，我吃了一惊：欧安，他两个姐姐，姐姐的家人，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弟妹妹的家人，还有我父母，一共有三十来口人，大家挤在一起，围着我们，看到我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在为我们担心呢。br 孩子们跑出去，和堂表兄弟姐妹们到花园里玩去了。女宾开始做饭，大家都动手，忙这忙那，唯独我妹妹莴齐（Vuoch）没参与。她呆在这里和男宾聊天。莴齐二十一岁，是家里的大文人，最有学问。她在上大学，大三了，工程学专业。柬埔寨女孩一般都不选这个专业，偏偏她选了。她渐渐地练就一脸严肃的表情，衣服穿戴很简朴，似乎打定主意要逃离我国传统女性的角色，在男人世界里干出一番名堂来。她和我母亲、艾尼、孩子们说话，像她姐姐肯娥（Keng）一样，总是问寒问暖，但也最容易精神溜号：只要有人稍微一提，说要讨论政治上的事，她就马上放下手上的活去凑趣，笑一笑，说一会儿回来接着再做。不让她插嘴，那可办不到。br 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开着，不过没有新闻，全是军乐，哇啦哇啦响个不停。我弟弟特恒（Theng）朝收音机挥了挥手，叫关掉，问我，依我看城里出了什么事。特恒才比我小两岁，结婚了，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还是个婴儿。但是政治上的事，他听我的，不仅仅是我比他大，而且还因为我在部里任职。他是小学教员，还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最感兴趣的是打篮球，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他身材高大，有什么体力活要做，就派上用场了。我故意说，哦，两边的官员可能正在谈判，要拿出个解决办法来，并且…br 我妹妹莴齐插嘴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在收音机上宣布呢？”br 我故意说：“是啊，有点奇怪。”我避开她的目光，不想直截了当和她说实话。“不管怎么说，没事的，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有新政府了，西哈努克亲王又会回来当政了。你就看吧。”br “嗯，他最好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啦。”br 一时间，大家都没吱声。为了破破这个气氛，有人问道：“你怎么看，萨仑（Sarun）？”br 我们大家互相对看了一眼。可怜的萨仑。过去，他一直做教师，两年前坐摩托车出了车祸，头负重伤，从此就不当老师了。出事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很外向，总好开玩笑，张嘴就来，从那以后总是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了。他常常像小孩儿似地那么胆小，头脑倒还清楚，只是有时怒气冲天，或者说着说着，突然话题一转，转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去了。当然，学校也就没继续聘用他，他自己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倒有一件事没变：他还是那么爱自己五岁的女儿斯瑞（Srey），爱自己的妻子肯娥。br 萨仑还像平常那样，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西哈努克回来掌权，说不定我还能把工作找回来。你说呢，特海（Thay）？”br 他相信，一定是有人合谋陷害自己，究竟怎么合谋陷害的，现在还说不得。我笑了笑，耸一耸肩。br “你笑什么啊，特海？”厨房传来肯娥的声音，稍微有点责怪的意思。“事情解决之后，萨仑肯定能把工作找回来。萨仑，帮帮忙好么，帮我把斯瑞抱来。饭菜都好了。”br 我们都钦佩肯娥。她对萨仑又忠贞，又呵护，萨仑真有福气。br 恰好这时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自行车倒了碰到墙上的声音，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门口站着我年轻魁梧的堂弟西姆（Sim）。他环视一周，张着嘴笑，好像刚从城里兜风回来。br 欧安惊叫道：“是西姆啊！你来干什么，没带你爸妈来啊？”br “啊，他们没来么？我还以为……”他没往下说，皱起大眉头。br 我爸从小就认识这孩子，说：“没事，没事，别着急。”西姆十八岁，还在上中学，但学习不好，总爱和朋友们逛街，搞恶作剧，亲友们都有点烦了。可是他总能逃过惩罚。他总微笑着，辩解说自己清白无辜，到头来谁都会放过他。br “叔叔，我还以为他们会在这儿呢。有个房子着火了，我去看热闹，然后就找不着他们了，所以就到这儿来了。我还是去找找他们吧。”br “不用找，不用找，傻孩子。他们没事儿的。你就在这呆着，再出去太危险了。”br 这事说定了，我们就找地方坐下，艾尼和别人从厨房端来饭，肉，水果，我们就吃起来。胡同口挤满了难民，人声嘈杂，收音机里又传来刺耳的音乐声，我们提高嗓门，又谈起来，猜测局势会怎样发展。我把我的想法又说了一遍，认为会有个政治解决方案。十有八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不同意的就不吱声。特恒不好说话，我二弟特侯恩（Thoeun）更是寡言少语。他长这么大，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外边，现在和岳丈一家住在一起，回到家中觉得自己成了客人。我妹妹莴齐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艾尼人一多就不说话了，大眼睛东张西望的，谁说话，她就看谁。虽然这是在欧安自己家中，但是欧安话也不多。他家有钱，倒不是因为他伶牙俐齿才有钱的，而是他命好，娶了富家小姐为妻。他岳父有好几家剧院，可是谈起政治来，就不行了，不懂。br 但是我父亲很健谈，他很悲观，总是叫大家小心红色高棉，说红色高棉是柬共。父亲身材高大，体格很结实，性格也坚强，还有耐性，说话不多，很有头脑，所以他说什么，大家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把将来说得很吓人，我听了很生气。以前全听他说过，我就一遍一遍对他说，不要杞人忧天。br “爸，那都是谣言，都是宣传，骗人的，”我不耐烦了，但尽量不表现出来。“看看他们的纲领，没有写共产不共产的。那些人里，有的是我朋友。他们不会说假话骗人的。为什么要说谎骗人呢，我们国家是富国。他们不用实行什么苛政就能让人民吃饱饭。”br 父亲不说话了。这时，我母亲开口了。她像一阵风就能刮倒似地，比女儿们矮十来厘米呢。母亲一生都在村里度过，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只要母亲一开口讲话，就能听出来，莴齐好斗的劲头是从哪里来的了。br “特海，不可以顶撞你爸爸。”母亲的语调很平静，但很坚定。“我们和逃难的人搭过话，他们家人都被杀害了，房子都被烧了。红色高棉是柬共，要是他们上了台，咱们的宗教就完蛋了，幸福就别指望了。“br 我说：“啊呀，妈呀。柬共怎么了？他们有人可能很厉害，但是他们也知道，柬埔寨人民信教得很，太热爱生活了，不会接受他们柬共那套的。他们首先是爱国者，然后才是柬共啊。他们会遵重民意的。”我自以为说得对。我地位优越，联系那么广，信息那么多，别人是接触不到我那些信息的。再说，我还出过国，留过洋，视野比别人宽。我父亲不过是村里做小买卖的，他们夫妇俩能知道什么真情实况？“br 我们谈了一个来小时，其间不时有孩子叫喊，远处沉闷的钟声传来，我们才打住话头。突然间，十点钟左右，收音机里的军乐停了，有个尖声尖气的声音开始讲话。这声音是新来的，以前全国广播从来没听见过：“请注意！准备收听重要公告！”大家都发出嘘声，叫别人别做声，注意听，并把亲戚家人从厨房里、花园里叫进屋里来。我招手叫艾尼过来，艾尼看了一眼纳娃，见他正在花园里和堂兄弟姐妹们玩呢，就急忙进屋里来。br 鸦雀无声。br 收音机里传来佛教长老胡塔特（Huot Tat）那微弱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观，放心地笑了。胡塔特不仅是全国最高宗教权威，也是稳定的象征。他也是我们的亲属，是我父亲的舅舅。br 我对他很有感情。他非常关心我上学。我敢肯定，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我上学的时候才能从佛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佛教似乎很适合我的抱负，适合我的性格。佛教教导说，拯救在于自身。上天无能为力，除非你自己主动自救。所有美德，所有恶行，都会影响今生来世的。但是人永远可以祈求佛祖领路，祈求佛祖赐给明亮视野，通过行善，用所获得的优良技能尽量办好事，这样就能自我完善，就能“行善”，就能培养出道义感。由于胡塔特对我的深远影响，我肯定是尽我所能了。br 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长者，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指导，他的保佑，新政权也一定是求之不得的。我渴望在他的话语里找到慰藉，我的渴望可能比别人更加强烈。br 他说：“不要惊慌，不要打仗了，和平现在就要降临。困难时期，我国已经熬过去了。我们必须要重建。”他就说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就够了。br 然后，另一个人开始发表广播讲话，是共和军参谋长梅斯臣（Mey Sichen）将军。他说：“我们正在和兄弟们进行谈判，全体军人都要放下武器，避免流血牺牲。”br 我当时想，一切都结束了。我拥抱了一下艾尼，对她小声说：“太好了！”我们俩都笑了，这下放心了。br 但是，不一会儿，不知谁在说什么，把将军的话压下去了。这时，另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声调很横，好像有人把麦克风抢了过去：“战争是靠枪杆子打赢的，不是谈判谈赢的！政府军已经投降了！地下部队已经胜利了！现在，战争结束了！”br 然后突然就没声了，令人惊恐不安。没有音乐，只有静电干扰的声音。我们的笑容消失了。有人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又打开，看看是怎么回事。什么节目也没有。我们睁大眼睛，你看我，我看你。br 大家一言不发，我忽然听到街上叽叽喳喳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说什么，还听到街上马达轰鸣。我们和邻居都被牢牢地锁在了屋内，但是外面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涌进金边市中心来。他们要去哪里？可能他们是想进佛塔，进大学，进公共建筑物，到那里去安营扎寨，等打完仗再撤出去吧？br 一个小时过去了。孩子们还在玩耍，成年人彼此之间在低声谈论着。这是，忽听远方传来欢呼声。西姆跳到外面，看是怎么回事。顷刻间又急忙跑回来，喊道：“是红色高棉！”br 原来真地结束了。大家赶快跑到外面，打开大门看。br 街上家家户户，房子上，窗户上，都装点上白色的东西。人们把衬衫，床单，毛巾，反正凡是白色的东西全都挂了出去。这时，人潮滚滚，顺着大街，往远处涌去了。显然，人群是去看什么队伍行进去了。队伍要在柏莫尼翁（Preah Monivong）这条主要大街上经过。这条大马路是从南边延伸过来的，离我们有三十多米远，与我们住的这个小胡同相交。我招手叫艾尼和孩子呆在一起，我和几个人挤过人群，挤到前面去看。此时此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红色高棉的军队。br 路面已经让出来了，人群都挤到两边人行道上去了。路中央，红色高棉士兵排成一列纵队，分成小分队，每队五十来个人，鱼贯而进。这样的兵，我可是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通过电影、照片，很快就将传遍全世界。可是，他们这种形象，事先谁都没给我们讲过。红色高棉军都穿黑衣服，军装很简单，像睡衣的模样，什么肩章帽徽都没有，但是纽扣都扣得很整齐。这些兵头戴中式黑帽，脚穿胡志明凉鞋。鞋是汽车轮胎作鞋底，用内胎条条系到脚上的。有人拿着AK47型步枪，有人扛着火箭发射筒。人人都有一条方格围巾，有的罩在帽子上，有的系在脖子上。他们走的倒不是正步，不过并不拖沓。人人双目前视，没有笑容。没一个像是十八岁以上的。我事先没有期待，所以现在也就不觉得意外，当然更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只是这些少年兵，个个板着脸，面无表情，有点让人不安。后来见到红色高棉军队受到欢迎的场面，更加忐忑不安了。市民跟在军队后面，鼓掌欢呼，大有解放的感觉，什么恐惧都没了。但是尽管群众热情欢呼，那些冷酷的少年兵可是无动于衷，还是两眼朝前直视，目光空茫，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机器人一般。br 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都没有看出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什么深意。战争结束了。我们大家还都健在，没受什么伤害。难怪年轻人互相拥抱，挥动着白布庆祝。我和大家一样，没觉得有什么恐惧感，倒是看到红色高棉军并不嚣张，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战事说停一下子就停了，也够惊人的，万万没有想到，红色高棉军进城并不是杀开一条血路杀进来的。br 只有一次，我吓得心里一揪。便道上突然开出来一辆军用卡车，开车的是一个共和军士兵，或许是回家吧，再也不打仗了，非常高兴。一个红色高棉士兵抬起手来，示意叫他下车。那人没带武器，跳下车来就跑。一个红色高棉兵，抓起枪来，飞快追了上去，把那人抓住了。红色高棉士兵令那人贴墙站着，端起枪，对着他。过了好一会儿，红色高棉平静地命令那个士兵把军装上衣脱掉，把汽车扔下，走人。那人遵命而行，于是红色高棉兵转身走了。我的心又放了下来，觉得完全不必担心了，将来肯定没事儿。br 我们回到欧安家，高兴极了，有说有笑，计划着未来。我说，我要把家人接回家来。有人说要去海边玩玩，庆祝庆祝。似乎一切即将恢复正常。艾尼的父母，开着他们的奥斯汀汽车回家，途中到这里来看看。我们正要走，忽然欧安说：“干嘛不吃完午饭再走呢？”是啊，干嘛不吃完再走呢？家里有岳父岳母看家，我们回去，他们才能走呢。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才上午十一点。不急。我们留了下来，和大家谈天说地，笑声不断。br 大家正在吃午饭，我已经在寻思，明天是不是照常上班，忽然，进来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这人是给欧安岳丈家看家的，住的地方离这里大约两公里半，就在红色高棉进军的那条路上。几个星期之前，欧安岳父岳母带着欧安妻子和孩子出国了，托这人帮忙看家。这人站在门口，衣冠不整，很害怕的样子。“红色高棉把我们赶出家门了！叫我们到农村去，不准住在市内！所有人都得走！” 看得出来，他愁坏了。“我该怎么办啊？”br 气氛顿时大变，心沉了下去。我们不吃了，七嘴八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br “肯定么？”br “为什么？”br “你一定是弄错了吧？”br “以前没听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啊。”br 难道是他在开玩笑么？疏散出城，城里不许住人，这是谁的主意，这还了得！br 我们得打听打听，弄个明白，于是去问邻居，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也听说了，是要搬走，市里不许住。但是收音机里没广播啊。官方没表态，这说明，还是应该继续往好的方向想。br 我们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难道我们都走，不在欧安家住了吗？必须打听明白，也好做打算。我建议去问问我们的舅爷，胡塔特长老（Patriarch Huot Tat）。他住在欧娜龙佛塔（Onalom Pagoda）那里，离这里三公里多的路，就在河边。他一定会知道情况的。咱们问问他该怎么办，对我们也能有个保护。br 别的办法是想不出来了。大家全都挤进汽车里来了：我的菲亚特，我弟弟的别致，欧安的奔驰。我们又一次加入了逃难人群那缓慢行进的队列。街上还是塞车。不仅有从郊外往市中心去的，现在又多出了被逐出家门的人群。大家神色慌张，但是不乱，也不嘈杂，只是人山人海，缓慢向前移动，步行的，骑自行车的，推三轮的，开车的，人流滚滚。远处时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又想起了战争，警觉起来，不知道谁向谁开枪。突然之间，大家都非常守法，有礼貌，认真遵守交通规则，好像是害怕造成交通事故，害怕被人注意到。br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见到红色高棉。只见三十来个红色高棉从临近一条街上走出来，站成一排，一声不吭地走在马路中央，假装没看见四周的人群。汽车和行人都靠边给他们让路。他们迈着正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理也不理，好像怕被我们传染上什么病似的。br 长老的佛塔坐落在佛寺地界之内，寺庙两层，黄瓦屋顶又高又陡，拱柱回廊，顶盖不高，像眉毛似地盖在上面。佛塔离河岸不远，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一片汪洋。湄公河与洞里萨湖（Tonle Sap）从北边蜿蜒而来，在此汇合后，左拐右弯，又分成两大支流，向南流去，一个是湄公河，一个是巴萨河（the Bassac River）。紫袍僧侣的居所，周围绿树成荫，百花争艳。br 我们把车停好，领着孩子，走向高僧的寓所。我们走进巨大的门厅，门厅上有顶盖，四面无墙，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可能有一百来人。别人等在外面，我父母，我，欧安，还有我弟弟，走进高僧的待客室。br 长老八十五岁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他坐在凳子上，高高地昂着那剃光的头，看面容，可不像是八十多岁的人，要年轻许多。他身穿黄袍，一肩袒露在外，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有僧侣，也有平民。一来就看出来了，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来这里想问个究竟，并且寻求高僧的保护。我立刻认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秦春（Chhim Chhuon）将军，曾任郎诺元帅的副官，一个是毛孙坤（Mao Sum Khem）将军，共和国武装部队作战协调总长。这两个人，以前张牙舞爪，现在唯唯诺诺，心里没底的样子。其他穿便衣的，显然是他俩的保镖。我们和别人一起跪在地上，举手合十，举过头顶，三拜行礼。礼毕，我们回原位盘腿而坐，听他们谈话。br 我们一听，基本上谈的是两大问题：共和军军官应该怎样应对红色高棉这个胜利者？为什么要把平民百姓赶出住宅，驱离家园？据报道，好像红色高棉正在把全市居民往外赶，要把全市变成空城。高僧敦促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他说，可能不是全城都要撤离。红色高棉的纲领上从来没有说要大规模流放百姓。我还听他说：“把人赶出城市，这是不合逻辑的。保持镇静，等候命令吧。”br 长老吩咐一位僧人先给柬埔寨红十字会会长打个电话，然后再给民主反对党总书记曹（Chau Sau）打个电话。这两个人总能提供一些信息吧。可是，他俩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红十字会已经指定，乐金酒店（Hotel Le Phnom）和法国大使馆为中立区域。br 有人指着住持身边桌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叫大家肃静，不要说话。政府电台又播音了，播了一条简短消息。所有部长，武装部队所有高级军官，那天下午四点，都要到信息部报到。长老说：“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也要派代表到那里去。”br 那两个将领和一个僧人走了以后，我们就走来走去，互相询问，刚才的广播是什么意思，心中在想，是呆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去法国大使馆或者乐金酒店呢。长老仍然盘腿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待。br 这一下午过得很慢，等得大家坐立不安。我苦苦思索，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该走还是不该走。看样子，不是好兆头，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万一出去被抓住，强迫出城，那可怎么办，有什么打算也白搭，实行不了。我疑虑重重，所以就没叫大家走。过了一阵子，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就请长老允许我给法国大使馆打个电话。电话通了，我说我们现在长老这里暂避一时，想要申请到法国大使馆避难。电话那头说，凡是柬埔寨人，法国大使馆一律禁止入内。大门是红色高棉在把守。那人还说：“就是长老本人来叫门，红色高棉也不会让他进去。”我放下电话，非常震惊，居然会有柬埔寨人不承认长老的权威。我第一次意识到，糟了，我们陷入绝境，出不去了。br 我给岳父岳母、艾尼甬家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等着吧。我走来走去，安慰艾尼，让她放心，告诉她打电话的情况，又和孩子们说了说话。孩子们很高兴，正在跟同龄的小孩玩呢，跑进跑出。br 天要黑了，六点左右，长老的代表回来了。他穿过人群，向长老走去，我跟在后面。长老举起手来，示意大家肃静。我仔细观看那位信使，想在他脸上看出点好消息来。可他面无表情。br 他说，有很多共和军高级军官和各部部长到会，总理隆波烈（Long Boret）也来了。那位僧侣当时坐在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旁边，那军官和他说话时毕恭毕敬。那军官还赞颂了红色高棉的种种美德，说是有了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帮助，现在可以搞建设了。僧人问起强迫出城的事，那军官摇摇头。这样的命令是胡说八道。现在正是要让经济走上正轨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要把身强力壮的男子赶出去呢？“他对我说：我用我的名誉向您保证，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命令。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的特务想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恐慌。“br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出去告诉艾尼，让她放心，强迫出城的事是谣言，不是真的。可是这时候还是不断有难民涌进塔区，说外面正在把人赶出家园，往城外赶呢。我越来越纳闷了，害怕起来。那军官，若不是被人误导，就是他在说谎。欧安盘问那僧人，僧人忙说，不会，不会，那军官不可能骗人。或许，他说得不太准确，不太知情吧。br 夜幕降临了。我又一次给岳父家打电话。还是没人接。难道他们已经被强迫出城了么？我把最坏的情况设想了出来：艾尼的父母和姐姐艾尼甬被扔进难民潮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也去不了。我和艾尼对视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担心，于是对她笑了笑，让她放心。br 这漫长的一天愁死我们了，累得很，晚上在塔区砖地上席地而卧。我们一共三十个人，每家睡在一块儿。没见过这样的气氛，有点慌张，孩子们个个听话，连纳娃都很乖。我把收音机藏在衣服下面，收听美国之音的柬埔寨语广播，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把收音机关了，可是睡不着。新来的人来来往往不断，找地方躺下。每个新来的人都说，外边正在把人赶出家门，逐出市区，不许在市内住了。指证越来越多。好几百人涌进塔区来，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经过门口，被迫出城去了。br 大家睡着以后不久，大约九点半左右，大厅里进来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手里握着手枪，年纪和我相仿，也是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在刺眼的灯光下，他审视着四周，手枪直对着地上睡眼惺忪的人们，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他早就料到，里面肯定有人反对他似的。然后，他盯上了放在门口的那六辆自行车，三台摩托车。br “这三台摩托车是谁的？”他喊道。没人吭声。他把手枪放进枪套里，走过去，抓起一辆崭新的蓝色本田摩托车。那车用锁链锁在另外两台车上了。他重复问了两遍：“这摩托是谁的？”又说:“安卡需要！” br “安卡”（柬埔寨语，意思是“组织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么个用法。br 还是没人回答。那军官把摩托车推倒在地，掏出枪来，枪口对着走廊方向，对锁链连开两枪。锁链打断了。大厅本来鸦雀无声，挤满了人，地上到处都有小孩在睡觉，枪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很害怕。孩子惊醒了，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那军官马上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们感到震惊，一言未发。艾尼看了看我。我挥了挥手，示意她别做声。br 过了一会儿，艾尼小声对我说：“那家伙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br “如之奈何？”我答道。br 我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br “也许，不都像他那样吧。”我对父亲小声说，好像是在辩护。br 过了十五分钟，又进来两个当兵的，不由分说，把另外两台摩托车也抄去了。br 我明白，大家也都明白，这行为远远不止是盗窃，也不只是侵占。长老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宗教范畴。在柬埔寨，即使最穷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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