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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作者的权威性，作者为70后学者中唯一多次应邀参加国务院总理、发改委、央行等部门决策咨询会的专家。
2.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周期十余年，有着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
3. 书中涉及股市、楼市、黄金等投资项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和实用性
4. 众多资深权威专家一致的推荐和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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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70后学者中唯一多次应邀“中南海问策”的经济学家，本书作者认为：过去十年的中国是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思想盛行的十年，也是供给学派经济改革被搁置的十年。作为新财富论和软财富战略的提出者,以及我国新供给学派的学术倡导者，作者都提出了哪些政策和改革的建议？
作为一个深受国家决策部门重视的市场派学者，作者带着一双体制外的眼睛，多次参与决策部门专家咨询会。在把脉经济、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他都有哪些体会？
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亲历者，作者大部分研究、预测、建议都指向每个阶段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与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与农产品市场以及PE、VC市场。在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不同阶段，这些市场分别孕育着怎样的机会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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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深交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导师；曾任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资总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
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和财富战略研究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深得决策部门重视，多次应邀出席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人民银行、发改委等部门的专家决策咨询会。
他是新财富战略的提出者和倡导者。2006年出版《新财富论》，最早对中国GDP导向、过度鼓励出口、盲目吸引外资、外汇储备高增长、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过度重视凯恩斯主义周期调控等政策取向提出系统批判和反思，并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等系列国家财富管理战略；2009年出版《财富的觉醒》，首次系统提出“软财富”战略。
现任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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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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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动力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从”库兹涅兹增长”到“熊彼特增长”
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
告别凯恩斯主义 经济增长需要制度与技术创新
适时转向供给管理
慎用货币政策治理本轮通胀
勿患泡沫勿忧通胀勿信货币派
加快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周期与增长,预测得与失
经济触底 通缩与资产泡沫并存
见底快回升慢“保八”仍有望
双轮驱动 U型增长
三大不稳定因素影响明年经济
“Ｍ”头若隐若现 加息慎之又慎
宏观调控遭遇“两难”
2010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放缓的压力
世界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两币危机交替出现，全球继续为欧美买单！
“稳健”协奏曲之下，2011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用好“三把斧”驱散经济阴霾
物价:牵动百姓和政策神经
过剩经济无通胀 关注核心ＣＰＩ
货币政策有三种可能组合
认清通胀特点 增强政策针对性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有限
不可高估输入型通胀压力
调控通胀管好食品价格是关键
货币流动先于价格变动，流向疏导可为物价降温——中国货币流向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及预测
中国要克服对通胀的恐惧
目前处通胀末期，应尽快下调存款准备金
新时代需要新对外开放观
美元汇率反转 进入升值周期
美国金融“生病”，中国无需“吃药”
2015年，从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
以升值治理内外失衡
微观主体资金紧张的宏观根源
资本市场:破除偏见，守望曙光
全球股市五年牛市的终结
市场失灵 政府应有所作为
调动社会资源稳定证券市场－设立大小非稳定基金
中国需要多元化的投资理念
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模型
次按危机的启示：救市宜早不宜迟
发展中国外币资本市场，实现多重国家战略目标
股市政策应成为宏观政策重要内容
楼市、黄金、大宗商品,谁领风骚
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下跌
三论人民币和黄金是全政策合力将推动房价短期调整
站在新周期的起跑线
中国经济：复苏延迟VS“ L”型增长
下一轮通胀高峰为时尚远，货币政策放松刻不容缓
破除股市偏见
新一轮黄金牛市开启 一年内望突破2000美元
中短期均衡将被打破，房价未来一年下跌可期
全年进出口大幅放缓，贸易顺差阶段性反弹
球最有升值潜力资产
房价回调是维护经济全局利益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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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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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什么都有，我们又都一无所有……”。
虽诞生于100多年前，这段话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五年前，世界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五年后，欧美经济举步维艰，救市之声不绝于耳；五年前，某国央行还为防止经济过热不断“踩刹车”，五年后，各国央行“踩油门”增加流动性之举却无法使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五年前，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夜夜不眠，金钱似乎从没有停滞的流进华尔街精英的口袋，五年后，五大投资银行悉数倒闭重组，裁员的恐怖笼罩着金融行业；五年前，中国的投资者还在欢呼股市“万点论”，五年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已哀号遍野，并不断有“鳄鱼进去、壁虎出来”这类嘲讽之语。五年，历史见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而在周期的不同阶段，每个人都深切的感受到乐观、贪婪、不安、怀疑、担忧、恐惧、悲观……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名宏观经济的研究者，投行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的亲历者，笔者从多个角度深刻地体会着周期的不同阶段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作为投行经济学家要通过多维度宏微观指标的监测，对下一个阶段的经济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另一方面要把这种预测转换为对股票市场、债券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与大宗商品市场等的具体投资策略；同时作为中央政府某些决策部门的专家库成员，还要在决策咨询会上提出具体的决策建议。事实上，无论对投资者建言，还是对国家经济决策者建言，其责任都是极其沉重的。如今五年多过去，回首每个阶段所做的预测和政策建议，无论是被实践验证的还是没有被验证的，无论是被政府采纳的还是没有被采纳的，都变得格外有意义，因为这事关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的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的预测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2008年初，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我强烈地感觉到世界经济格局和金融秩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带着对次贷危机的一线体验，笔者结束了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的访问学者历程，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之初，笔者感到国内对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于2008年1月撰文指出“次贷危机将导致美国25年来借贷消费增长模式的终结和全球资本市场五年牛市的拐点”。08年9月雷曼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中国自然也未能幸免，这直接导致了两个月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09年初，国内舆论对经济前景一片悲观，笔者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已然触底，通缩与资产泡沫并存》——正是这篇研究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使我后来多次受邀参加央行、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决策部门的会议，甚至总理召开的专家咨询会，从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以市场派学者的身份参与政策决策。事实证明，我国GDP增速的确在2009年一季度见底回升，与此同时PPI和CPI继续低位运行，上证指数由年初的1800点最高上涨至3400点，而房地产价格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上涨——笔者在文中的三个判断全部得到验证。2010年，在全国一片“通胀来了”的恐惧声中，笔者出版《滕泰透视通胀》一书，提出了“通胀可怕，通胀恐惧更可怕，非理性通胀恐惧造成的政策超调最可怕”的观点，果然中国的CPI涨幅也如笔者所言开始回落直至今年2%-3%左右。然而不幸的是，对通胀的非理性恐惧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超调也让中国经济陷入低迷。
多年来，作为唯一多次应邀参加中南海问策的70后学者，笔者每一次参加决策咨询会都认真调查研究，精心准备，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决策层采纳。而当面对各种传统学术思想竞争，甚至感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一时无法撼动时，又深深地感到影响力的微薄，多次让可能的正确决策失之交臂，或让那些操作难度极大的正确建议束之高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宝贵的经历却使得笔者能够从更高的决策角度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并更加孜孜不倦地探索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之道。
在笔者看来，国家的国力要强盛，民众的资产要增值，就必须摆脱对计划经济、鸟笼经济、凯恩斯主义、或货币学派的生搬硬套，而需要从供给学派入手，从财富创造的源泉入手，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创新，实现从“库兹涅夫增长”到“熊彼得增长”和“斯密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减税、反垄断、放松管制、民营化、自由化等方法，让资本、技术、人口、资源、和制度等一切制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此，笔者不仅写了大量政策评论文章，还先后出版了《新财富论》、《财富的觉醒》等著作，对财富的创造、流动和分配进行阐述，并系统地提出“软财富战略”。而要让决策者真正理解并重视金融和资本市场，让投资者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尤其要让决策者破除对资本市场的偏见，恐怕要一代现代学者付出更长时间的努力，直到有一天决策者能够告别传统政治经济学带给他们的阴影。
2012年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结果世界依然安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十年涨幅为零。然而，笔者却坚信，这既是悲剧的结束，也是希望的新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势必使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焕发出新的活力。
以升值治理内外失衡
经济的对内失衡与对外失衡有时候是互相联系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表现为资产价格和物价居高不下，消费增速远远落后于投资增速。这都与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国内资产价格和物价的居高不下有多方面原因，但几年来的货币过度投放难脱干系。而货币投放的根源是源于央行不断被迫发行人民币来购买持续不断流入的外汇，这源于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其次，国内投资率持续超过消费率，而多生产、少消费、多储蓄长期存在的基础在于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在于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外部失衡的一个累加结果就是当前央行账户上的3.0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外汇都是央行从商业银行手中买来的，商业银行则是从出口商或外国投资者手中购汇得来的。为了购买这些外汇储备，央行至少花费了20万亿人民币。而这20万亿人民币怎么来的？开通印钞机，或者直接在电脑上输入货币发行的记账符号。
历史上很多国家的通胀是因为滥发货币，而滥发货币的深层次原因有的是为战争筹钱，有的是因为要填补巨额赤字，有的是因为摆脱通缩和金融危机。可中国呢？投放这么多货币却是一个新的原因：外部经济失衡，中央银行被迫购汇。
以升值来解决外部失衡问题
外部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矛盾的焦点在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均衡。在央行不参与人民币买卖，市场力量自然出清的背景下形成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低于这个均衡汇率就会有持续的外汇流入；高于这个均衡汇率就会有持续的外汇流出。
显然，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是低于均衡汇率的。结果通过贸易顺差、FDI、热钱等各种形式的持续外汇流入。每增加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央行为了购汇就须新发行3300亿左右人民币。
在物价和房价已经高企的形势下，为了不增加新的通胀因素，央行通常会通过国内手段来对冲吸收这些新发行货币——用内部经济政策解决非均衡汇率造成的外部失衡问题——每发行3300亿人民币的央票可以吸收500亿美元外汇流入的影响；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回收3500亿左右人民币，也可以对冲500亿美元外汇流入的影响。
为了维持那个非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对冲由此带来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仅2010年以来，央行已被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1次。
如果像过去两年那样，未来一年再增加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央行要么再发行33000亿的央票，要么上调10次存款准备金，才能对冲购买外汇带来的新增人民币发行——这个从外部失衡到内部紧缩的游戏，真的能够无极限地玩下去吗？
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不仅造成了国内可消费的商品减少，而且造成了国内货币增加，结果自然是通胀；而为了遏制通胀，中国每次都采取利率自由化背景下才有效的加息政策。而在利率非市场化的中国，小幅加息根本不会降低信贷需求，不会阻碍中国企业的投资热情，难以抑制投资——前四个月超过2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2008年至今，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比率平均仅为5%，这意味着银行利率几乎不会影响居民消费。在实践上既不能抑制消费，也不能抑制投资的加息政策，自然不能降低总需求，所以“加息遏制通胀”在中国从来就只是一个传说。
加息虽然不能抑制通胀却能够吸引热钱。2010年下半年以来，热钱流入持续增加。今年前三个月，扣除法计算的热钱流入月均3000亿人民币左右。这反过来又形成新的通胀因素。
可见，原本应该用升值来解决的外部失衡问题，最终变成了内部失衡问题。“人民币低于均衡汇率-热钱持续流入-通胀-加息-更多热钱流入-更高的通胀”。这个循环的根源在于非均衡汇率。
非均衡汇率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人民币非均衡汇率让哪些人受益呢？
首先鼓励了外资，无论是长期的FDI，还是短期的热钱，在人民币低于非均衡汇率下进来都是受益的。无论是美元、日元、欧元，前几年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对设备、原材料、人工的购买力都大大提高了，同时还享受了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其次受益的是出口企业、出口相关的辅助产业、在出口企业找到工作的雇员以及出口企业所在地的地方财政。
为上述受益者埋单的又是谁呢？是消费者福利损失、国家财富损失，以及经济整体失衡的不良后果。
每年的净出口都是13亿中国人的“消费剩余”，但是当中国面临通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海量出口这些“消费剩余”吗？如果一定的出口回流到国内，会带来什么效果呢？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受到打击，国内物价立刻回落；2008年中期中国的月度通胀率最高达8.7%，之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2009年的中国出口负增长、大批过剩商品回流国内，当年中国CPI为负数。
如果坚持让人民币低于均衡汇率，继续鼓励出口，就会继续在国内通胀背景下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补贴全球”。每年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产品能节省1000亿美元。可以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帮助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10年来的“无通胀增长”。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大部分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虽然挣了外汇收入却只有微薄的利润——全中国出口企业微薄的利润加总起来，也抵不上每年的外汇收入贬值。
人民币升值影响不宜夸大
一直以来国人谈升值变色。人民币升值真的像当初日元升值一样把经济带入永远的低增长吗？
首先，中国并没有当时日本那样的资产泡沫。日本当时的地产泡沫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可比价格，东京银座附近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纽约；而东京市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在那样的背景下，日元一旦迅速升值，外资撤离，泡沫破裂，影响是灾难性的。中国现在的房价远远没有那样的泡沫，升值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反之，如果维持低汇率、鼓励热钱持续流入，再进一步推高房价，倒是有可能等到和日本一样的结果。
其次，中国目前也没有像日本那年一样恰好站在“人口老龄化”的门槛。但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已然明了，如果等到2020年以后再升值，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升值放到同一个时间坐标上，也可以达到当初日元升值的效果。
再次，中国并不是一个岛国经济，而是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可能有传说中的那么大。2005到2008年，人民币升值21%，而那三年中国出口增速是最快的；2009年人民币不升值，出口负增长；2010年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又加速增长。过去十年当中，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不会把出口降下来。
对于居民而言，升值后，进口的货物更便宜了。如果升值后出口真的减少了、进口增加了，增加的国内供给同样有利于平抑国内物价——低收入者国内买便宜货，高收入者出国旅游更便宜，不是很好吗？
至于出口增速放缓会影响就业，似乎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区域，“用工荒”和“农民工就业难”不可能同时存在。10年前我们鼓励出口的确能够增加就业，现在用工荒已经荒了几年了，企业一边跟政府说“不能升值啊，升值我工厂不赚钱了，工人就要失业了”；一边又说，“劳动力不够用啊，招工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然，无论是低于均衡价格的人民币汇率，还是出口补贴，减免税收鼓励引进外资等政策，在十年前都是正确的。而今，政策需要重新评估了。
全球货币体系遭遇两大难题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美元、欧元的特里芬难题，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以前只是针对美元而言：为了使美元走出美国，美国必须开动印钞机、创造信用货币，免费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或者到其他国家投资，前者会造成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后者会造成资本项目逆差。作为国际货币，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然导致对美元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满足这一需求，美国必须保持扩大国际收支逆差，结果导致美元贬值；如果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稳定美元币值，就不能满足国际经济交易对美元的需求，世界经济将陷入通缩。
欧元的崛起改变了美元独大的局面，使欧盟也具备了“开动印钞机买别国货物或资产”的资格。同样，欧元也将必然遭遇特里芬难题：要么欧盟扩大逆差、欧元贬值，要么把国际货币发行更多地让给美国，否则世界通缩。
短期来看，欧洲债务危机会造成欧元贬值和美元强势；长期来看美元的强势也不能维持。
欧盟27国经济差异和政策协调的难度，远远大于欧盟刚成立时的15国时期。欧洲未来几年只有1%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会弱化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欧洲债务危机彻底暴露了欧盟经济的脆弱性，为了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各国财政紧缩和欧元增发势必进一步降低欧元的购买力，再加上美国对欧元的刻意打压，未来三至五年欧元将长期低迷不振，兑美元汇率甚至可能跌到1：1的水平。
美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里根时代开始的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长周期，目前的复苏仅仅是金融恢复造成的传统经济复苏，新的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并未出现。连续20多年的持续贬值已经使全球认清了美元的本质，虽然人们依然接受美元进行国际经济结算，但是前些年因为持有大量美元储备而遭受巨额购买力损失的国家和金融机构在储备资产配置上会越来越谨慎。欧元的危机并不能使美元恢复以前的全球霸权地位。
在两大货币遭遇特里芬难题的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内在要求。如果美元和欧元的扩张不可持续，其他国家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速度来担当这一角色，客观上就迫切要求中国的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是全球经济稳定的迫切需要。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短期无法解决的困局：如果人民币要投放到其他国家，要么中国通过人民币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要么购买其他国家的企业或海外资产，前者要求中国经常项目逆差，后者要求中国资本项目逆差。可是中国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顺差，顺差的结果：不但人民币不可能投放到国外，而且中国持有的外币反而越来越多。
所以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美元和欧元的特里芬难题无法解决的，二是人民币限于中国对外顺差而无法走向全球。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一方面会推动人民币加速升值，直到中国出现逆差，另一方面会由于各国金融资产配置调整，造成黄金价格持续上涨。
国际储备资产调整惠及黄金
通常，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央行资产都是以本国国债为主，背后是本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保障，国际货币发行国会选择拥有黄金等战略储备资产作为货币信心的保障。其他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则在本国国债、国际货币和黄金等在战略资源之间确定资产配置。
每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各国央行和金融机构都会调整资产配置。2002年以后各国央行和金融机构都开始大量储备欧元，短短的几年之内，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商业银行都可以兑换到欧元，结果造成欧元价格从最低时的0.82美元最高上升到1.62美元。这一次欧元危机，势必引发全球央行和金融机构新一轮的资产配置调整。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黄金才是信用货币真正的对立面，各国金融机构在寻求保值资产的过程中，黄金从来都没有被忽视。目前欧元区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超过10000吨，美国长期保持8000吨的黄金储备。而中国和日本却仍然以货币从属国的地位持有数万亿的美元、欧元等外币储备，各自的黄金储备只有1000吨左右，分别占各自外汇储备的1%左右——亚洲经济大国的这种战略储备结构不仅是本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也是亚洲乃至全球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因素。
布雷顿森林体系倒闭以后，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上涨到850美元；2002年美元贬值开始，黄金从每盎司300美元上涨到1100美元；而这一轮欧元危机才刚刚开始，黄金就从每盎司900美元升到1260美元——如果欧元兑美元汇率下跌到1：1的水平，黄金价格有可能会上升到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举借债，债台高筑，却未出售一克黄金。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也是黄金储备量比较大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尽管遭受巨大冲击，不但没有出售黄金，反而增持黄金。俄罗斯、阿根廷、南非等国多次在国际市场上增持黄金，印度不但在市场上收购黄金，还一次性从IMF手中购进巨额黄金，中国央行则通过收购国内黄金而使央行黄金储备5年增加了近一倍。
尽管把大部分外汇资产换成黄金也不可能，但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没有一定的黄金储备却是万万不能的。
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由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有助于解决美元和欧元的“特里芬难题”，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但能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减少汇率风险，而且能让中国获得国际铸币权，也可以像欧洲和美国那样，开动印钞机，买别国的东西。
从长期来看，如同美元在成为国际货币过程中对英镑升值三倍以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资产过程中也曾对美元升值三倍以上一样，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对美元的汇率，2年内会突破1：6，10年内必然突破1:4——这是绝对购买力平价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要求。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升值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完成，还是留到国际化以后完成。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之前控制人民币外流，并完成升值，可以保证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具有强大的国际购买力和国际投资能力。比如：日元对美元从1:300升值到1:90的过程中，虽然造成日本出口增速放缓，经济几乎零增长，但是造成日本居民、日本企业在海外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增加了3倍。结果虽然日本经济增长缓慢，但日本人的生活质量却保持富裕水平。
其次是人民币升值速度问题，如果升值的速度过慢，通常会导致本国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全球生产能力向本国转移，本国则会因汇率低估造成贸易利益损失；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速度过快，则会导致短期国内经济紧缩效应，延缓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具体实现路径和速度的选择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的贸易优势和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外经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本质上取决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相对比较优势，不能夸大汇率的影响。
房价回调是维护经济全局利益的迫切要求
就中短期而言，中国房价回调在所难免，而且这种回调已经成为维护经济全局利益的迫切要求。
高房价已成经济政策掣肘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紧缩要么是担心通胀，要么是担心股市泡沫，要么担心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中国政府年初率先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连续上调三次，也是针对上述三个方面。事实证明，很多人预期中的通胀并未出现，股市泡沫不但没有加剧反而下跌。因此，如果不用担心通胀和股市泡沫的话，房价能否如期回调已经成为制约下一阶段经济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
首先，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真正的通胀不可能出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汽车、家电、通讯设备、纺织服装、日用消费品的产能都是严重过剩的。在两年前原油价格上涨的140美元的时代，我们都没有看到塑料等化工终端制造产品的相应价格上升；在铁矿石和钢铁价格成倍上涨的2007和2008年我们都没有看到车价的上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短缺经济”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无论发行多少货币，都只能流向资产市场或资本市场，要么就一直在商业银行“趴着”，形成“货币流动性陷阱”。在这种背景下，CPI已不应该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而剔出粮食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才是货币政策能够调控的——中国的“核心CPI”过去10年来一直稳定在2%以下，即便粮食和能源价格有周期性波动，也不该通过紧货币来调控。
除了CPI，曾经影响货币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对股市泡沫的担忧。而事实证明，即使在2008年中国股市从6100点下跌到1700点的泡沫破裂中，也并没有造成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更谈不上造成金融或经济危机。传统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股市泡沫破裂会造成经济危机的假设是错误的——只有“银行信用的卷入”与“股市泡沫破裂”同时发生，才会造成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的政策切断了银行信贷流向股市的基本通道，无论多大的股市泡沫破裂都不会造成金融或经济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房价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主要因素。如果房价不跌，货币政策不敢放松，整个经济政策就不能专注于明年保增长的目标，整个中国就要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利益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高房价已成资本市场繁荣拦路虎
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发多了还是发少了，不能仅仅把货币发行量与GDP做个简单的除法就下结论，而需要详细分析货币的流向。很多学者把信贷和GDP做个比率，就认为中国货币过剩，要求紧缩。可是现实状况是什么呢？
常言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中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信贷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把中国的所有企业总资产加起来，然后把所有企业总的负债加总起来，算一算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实是很低的。再把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和家庭负债做个比率，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更低。因此，中国的信贷投放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也许中国去年接近10万亿新增信贷让很多人觉得恐惧，今年8万亿很多人也认为多了，明年再来个10万亿所有的人就基本上习惯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这样。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新增信贷还要到15万亿、20万亿，为什么呢？因为货币化程度在提高、经济的体量在变大、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体量都在变大。
成倍扩张的地产市场这几年吸纳了多少货币？原本没有货币化的股权在新股上市、非流通上市的过程中吸纳了多少货币？艺术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矿产市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以及未来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要吸纳多少货币？
当然，吸收货币最多的还是中央银行和地产市场。60多万亿的储蓄总额，17%被中央银行冻结起来，而数十万亿规模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的上涨中所吸纳的货币比“央行存款准备金陷阱”所占用的金融资源还要多！
中国的上市公司目前仍然是全球盈利增长最快的；中国的大盘蓝筹股市场已经是全球估值最低的资本市场之一。之所以2010年涨幅是全球最差的，主要不是因为有泡沫，更不是因为盈利少，而是因为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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