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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身份迷乱的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并置
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张念，以女性主义政治学的独特视角
探询自由、革命、伦理、权利等一些同样困扰着男性世界的大问题
1、朱大可作序言，刘擎、严搏非、吴亮、李公明诚挚推荐
2、柔软的学术论文集，以女性的视角发出少数派的声音，是当下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学术视野中独特而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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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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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女人”的后哲学宣言下,本书关切的是汉语中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并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政治样态。一种值得期待的政治愿景,实际取决于人 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如何探索自我与发展自我?如何在细小的生活剖面涵养一种权利观,并将权利转化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恰当的态度?平等价值是如何在解放女人的同时制造了女人的伦理难题的?从命运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化如何成为可能?这些仅仅属于女人的问题,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自由意志与道德理想的平衡性。我认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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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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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生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在国内学术文化期刊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曾在《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文化批评类专栏，接受报纸、电视专题采访多次，被媒体誉为“新锐女权主义批评家”。已出版学术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批评集《心理气候》《持不同性见者》《不咬人的女权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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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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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生活－思想革命的先驱 朱大可
上辑 处境与意志
自由女人批判
革命政治中的伦理难题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三种权利的性别表征
中国家庭及其性交换——以母亲形象、妻妾形象为例
中国历史的即兴表演者
深渊、敌人以及性别政治
谁之困境 何种幸福
一份女权祖母的精神遗嘱
女人的理想国
摩登女性与东方宝贝
互联网与女幽灵
城市空间的性别魅影
当“法国妇女”遇上“中国妇女”
批判是为了解放自我
支撑暴政的情感因素
性别公式及其永恒想象
性的革命与反革命
传统之于女人，或妇道的养成
后现代观察下的中国妇女
下辑 阐释与理智
朗读者 告密者 审判者
事件烟雾中的文学建制
言辞、文化然后道成肉身——文学与公共性的悖论
这十年，我的“生活世界”
生命政治的话语标本
三峡、底层以及现实主义的冷修辞
当代中国文化谱系中的身体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对位法
《收租院》：作为政治的主题公园
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记忆秩序
人性限度之内的《革命人》
现代汉语写作的原始事件
犬儒主义：中国式的启蒙逆子
尼采的还魂术
权力与越轨
人性和风俗习性的思索者
何谓中国观念的“真”——有关激进左翼的后革命理论
附：尽量打开个人话语的黑匣子——张念对话王小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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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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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治中的伦理难题
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志身着一件深色毛线衫，领边和袖口处，浅色毛线挑出几道细细的条纹，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衬衣，不对称的领口裁剪，显示着主人不凡的着装品位。浓黑的秀发，安静地簇拥着她秀美的双颊，她21岁，有着21世纪文艺女青年的神态，眼神飘忽忧郁。这位气质脱俗的女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时她正在厦门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作，不惧砍头。6年前，15岁的曾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兵，接受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里，出身官宦之家的男共产党员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内戒严为由，在曾志的床边和衣而眠。讲习所舆论哗然，促成了曾志并不情愿的第一次婚姻。曾志的母亲是女儿坚定的支持者，这位出生在前清、裹着小脚的湖南女人，出面退还了女儿7岁时接收的包办婚姻聘礼，让女儿放心去做她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遥远的北平，有位文艺女青年杨沫，刚刚怀上了教书先生张中行的孩子，她已经厌恶了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正准备和张先生分手。她爱上了一位英俊儒雅的共产党人马建民，她想入党，她认为革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于是她就怀着张中行的孩子，成了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这一年，华中大武汉，容貌出众、口才卓越的中学生范元甄，正在救亡运动的讲台上演讲，给共产党人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明说，这个人应该让她入党，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是党员了。当时，小知识分子范元甄还处在热恋之中，她的爱人就是党内的才子加美男、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李锐。
铭记这些个人生命的场景，是为了返回革命的原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类型学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全部涵盖，从而抹去时代、欲望、品质、天赋、个性等因素在历史中的结构性功能。整体的错误并不能推导出个人的失败。因为只有在个人的维度上，真理才会发生。
如果将一种革命的精神现象学，投射到这三位女性共产主义者身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堪称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于行动。之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身份，是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当她们忘记自己的性别身份，被锤炼成一名忠贞战士的时候，她们已经身为人母。成为母亲的女人，还没有等到历史的裁度，首先迎来的是子女们以母爱匮乏之名，对她们进行的评判；或者来自自身的，以性别名义进行的自我勘察——这在男性革命者那里比较少见，革命后代回忆父亲，大多记录其功绩，较少追讨父爱的缺失。对于女战士来说，做母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曾志在其自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坚定地写道：“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一种圣斗士般强硬的头脑，支撑着生命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思想有多坚定，行动就有多执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女兵，到胡耀邦麾下协助其平反冤假错案的中组部重要成员，半个多世纪，曾志的一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环节。尽管她在自传中偶尔流露出母职疏忽的遗憾，但“更多是一名战士”，如此壮志凌云，被其女儿陶斯亮理解为比“母亲”更多的“精神遗产”。可以看淡家庭，但孩子却无从、无能、无力看淡母爱，这是“身为女人”的伦理困境。作为母亲的杨沫和范元甄，就遭遇了成年子女的倒戈与审视。
范元甄的女儿李南央几近控诉的文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澜。私领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家庭生活，夫妻间的日常龃龉，革命者的情欲关系，婆媳关系等，所有的问题的纽结在范元甄这边：她多疑、暴戾、冷血，在这些多边的折磨关系中，一个早熟的革命者怎么成了伦理视线中的疯女人？但这并不影响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了背叛有关“女人”的普遍属性，她从没有背叛她自己——她痛骂定居海外的女儿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在信仰的维度上，理性与疯癫互为镜像，母亲会变成“圣徒—妖怪”。终极信仰与普世价值、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空间与时间的矛盾体，纠结在脆弱的母女关系中。向冷漠的历史理性（必然性）讨要母爱，这是李南央的误判。千差万别的个人已经打包成人民意志，到了人民“苏醒”成个人的时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缩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现实感以及时间性。或者说，一种革命的原质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贝类生物一样丑陋。如果没有贝壳的包裹，这无形无状的存在，作为本质的形象，是人们不愿直视也不敢直视的。
据阿伦特考证，“革命”一词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种宇宙运行规律。革命的深奥表征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历史哲学，也即辩证法。革命如果是某种历史内核，是深不可测的“理性深渊”，那么孕育历史万物的母体，其显与隐的运作，就发生在有关真理的话语实践之中。当个人被拽入极端的实践，这个个人应该披盔戴甲，不是为了抵御敌人，而是为了抵御革命本身，比如曾志常常告诫自己的：尽点妻子的义务。
当革命被指派为身份功能的时候，殉道者的功绩才具有时效性，这是政治的显性运作。而当革命还原成某种思维模态，革命的隐性运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怀疑。这并非意识形态之争，女革命者没有及时更换身份马甲，就是说她们还沉浸在本质即现象的同一性之中，无需征用原质的母体形象，女人就是某种特别的母体。一个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装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们也显得更加忠贞，或者更加顽固。
在作家老鬼（马建波）的眼里，母亲杨沫可爱又可恨。他怀着不可遏止的恋母情结——可能与其作家气质有关，尽可能地去理解母亲的“反常”。回忆母亲的文本，实际上是作家本人，携裹着坎坷多艰的激情，刻写自己的生命曲线。他在时间的单行道上，总结着母亲晚年的“善行”，抱怨着母爱的匮乏。但在情感深处以及空间层面，母亲不费一兵一卒，完全征服了儿子。一个红卫兵革命小将追忆老革命家，不肖之子书写革命母亲，“革命”话语搭建起层叠结构，参差对照，《母亲杨沫》是作者不自觉地完成了的有关革命的隐性书写：他不关心成败，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炼金术在于铸造不屈而高贵的灵魂。
这些智慧、美丽而勇敢的女人，被历史看见的女人，被儿女书写的母亲，当她们老了，被后来的人们冠以“马列主义老太太”之名。她们刻板，严厉，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这些性格形象意味着她们把全部的激情与爱，都献给了一种主义，无对象，无客体，正如她们年轻的时候，爱一个男人和热爱共产主义是对等的一样。她们并不通晓政治，她们只知道“爱”，无条件地爱。如果要审判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就意味着审判一个“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么审判女人就具有政治价值。
革命与存在
在革命的谱系中，中国女性革命家堪称世界之最。她们参与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对信念的忠贞，克服险恶的勇气和意志力的强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属罕见。革命与工作的同义反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因此，女性解放的诉求内在于参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导致的泛政治化，意味着革命的超越性价值与生存劳作的水平价值高度统一。从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延续性到创造性，从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现象几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饰。革命既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又是历史现象。从逻辑上讲，革命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父权，否定宗法，否定伦理，否定传统，否定压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当否定逻辑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辖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为革命经验被体验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有着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幻想着海洋经验，于是，一个“航行”的世纪就展开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伦布将旧大陆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当新的地平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沮丧，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险相关，革命成了某种公共艺术，而非政治。革命作为希腊式的洞穴外的太阳，无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就是红太阳，这是“道成肉身”的中国革命，革命获得了信仰的属性。
唯物主义者的两难，让神圣与世俗并轨，这是革命的显性运作——即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直抵存在，没有中介及缓冲地带，没有经过争辩、考量、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匮乏导致革命空降人间，革命直面个体，直抵肉身，这本身就具有神学意味。压迫是被召唤的结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传统的基础、原则及其运行生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革命作为症状，是社会肌体的生理反应。中国革命启动引擎是从文化——即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的。撬动习俗的第一支点，就是妇女问题。家庭成了政治发生的第一现场，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题。在革命赋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众体验为空间位移。“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受到冲击，不成体统的叛逆儿女向父权开炮了。处在父权制最底层的女儿们，锁在深闺的女儿们，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读书和自由恋爱，或者说读书是为了培养自由恋爱的能力。情欲自主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对女人赋权的基础。男人则不同，漫长历史中，他们的情欲架构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尽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中。个人自由的传统资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艰辛。最基本的天赋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征途中尤为突出。与人身自由从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从“脚—脚步”开始的。辛亥革命撵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则意味着她们可以放松行走了，这就是孙中山曾一度倡导的“天足运动”。
文化—习俗方阵受到冲击，政治学理论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愿意谈论制度方案、权力原则以及客观精神，但中国革命若从女性解放的维度考查，其存在主义意味不可否认。在肉身现场，人的处境、人际关系、家庭、身份确认及再造、微观权力的整饬等方面，革命的汉语思想与某种生命哲学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爱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时间停滞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让所有年轻人蠢蠢欲动、血脉贲张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杨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让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为在生死对决之中，克服死亡恐惧的一方，是为了争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赎回正义。走向解放之路的中国女人，必然面临这样的考验，这比西方女人争取女权运动，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残酷性和特殊性。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抗日战争与内战，个人不足挂齿，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画上了等号。政治问题是一个复数，牵涉到理想、政权、阶级、社会性的贫困以及始料不及的战争。在革命策略上，还涉及模仿苏联还是自主创新的问题。走出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长于思考，关注私人生活之外的问题，必然就会厕身于政治活动空间（上海是个例外，有着数量惊人的职业女性，而不是职业女革命家）。这些站出来的女人，20世纪前半期的精英分子，还来不及应对性别问题，就投身到一种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说，个人自由与解放仅仅作为一个原初的助推力，性别问题只在世纪之初昙花一现。比如杨开慧，作为中国女权先锋，在日记中就曾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本着不婚原则，对毛泽东最初的追求态度漠然。反清侠女秋瑾，还是一位不自觉的同性恋者。这些自由在个人维度上的行进速度，受到了大革命的席卷，将复杂艰深的有关自由的运作，托付给告别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一揽子方案。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革命，并不断走向革命，无需论证，在信仰层面获得担保。解放就这样从个人出发，以个体的泯灭而告终。
人性与母职
作为革命符号的自由恋爱和情欲自主，并非指向私人幸福，而是某种权力表达，是为了批判旧事物、旧制度而产生的。自由的纵深度被取消，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双双毙命。以这两种自由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显得多余。战争结束后，女革命者被巨大的空虚感所袭击。作家杨沫曾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中流露了这样的情绪：烦躁，突然闲下来的生理反弹，使得疾病乘虚而入。范元甄也因为得到的工作安排与其革命资历不符而愤愤不平——一般被人们理解为权力欲作祟。性情圆熟、阅历通达的曾志是这样宽慰自己的：女人不要太出风头。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空虚，实际上是“革命如何继续”的问题。何止工作权力职位高低的权衡，一个连思考权力都成为禁忌的时代，正在向所有人走来。“革命如何继续”，这是领袖的思想特区。
解放在某种换挡加速器的机制中，继续运作。政治符号的空间位移并没有停滞，革命走向了新领域。而空间位移被意识形态建构成时间维度上的进步理论：仿佛封建已经被打倒，现在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假想敌。更解放更进步的观念则是：私人幸福不仅不值得追求，同时成了某种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罪恶。革命依然遵循某种排斥原则：要么进步要么落后。在和平时期，这些曾亲历沙场、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的女人们，反而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自己在革命工作中的缺席。这缺席已经不由自主了，是国家权力的男权属性对女人的自动排斥。除了政治清洗，一种不自觉的性别清洗，在女人身上自动发生了。
要么是政治进步的新社会成员，要么就是被性别标签所预设的小资产阶级——女人总是在儿女情长、个人主义、消极落后这边。当初的革命同志成了革命包袱，身为女人似乎成了某种天然的政治错误。
“娜拉出走”是女性解放的形象表达。在西方，出走后的娜拉们成了职业女性和女性公民，因为工作权、投票权、财产权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早期诉求。托克维尔的《论民主》一书，在有关美国妇女教育的章节里这样写道：个人的独立自主，这样的信念一直贯穿在女性教育中。一旦女人通过教育，拥有了判断力、理智以及冷静的德性，那么她们的家庭生活多多少少是令人不快的。但托克维尔继续说，这是次要的缺陷，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托克维尔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是指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民主素质。即使结婚，也是女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们可以改变婚前的生活方式，但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已经成型，她们可以从容应付一切变化。
出走的中国娜拉们，她们的生命图景似乎更加轰轰烈烈。理智、判断力以及冷静的德性，在生死搏斗的烽火岁月里，对于任何一位革命者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品质。当革命逻辑继续支持生造的差异与对抗的时候，性别差异是判断力遭遇的一大难题。“从容应付一切变化”的前提，是广泛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当然，这两种自由也是从容智慧的群体产物，比如美国革命。没有任何革命者比美国人更早意识到人性的脆弱、自私、阴暗，他们的做法是保存人性，同时在制度设计上限制贪婪人性的扩张，在三大自然权利的前提下，为公共利益、公意与公民腾出更多的自由空间。因此，杨沫等革命母亲对人性的克服，将儿女情长划入自私范畴，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限制自私的结果，走向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狂热的社会运动。在自由国家没有出现之前，崇高与平实，超越与世俗，真理与常识，全部无法幸免于难。在个人这边，革命者代替哲学家的思考，并模仿他们的生活，即忠贞、清贫与苦行。
将性别责任美化成母爱，这是对幼弱生命的特别关照。但将母职强加给每一位女性，性别霸权就产生了。将人性概念等同于母爱是可疑的，正如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人就等于动物。人性包含母爱，但同时又多于母爱。这多出来的部分，在曾志那里被其子女称作“精神遗产”；而在母爱匮缺者李南央那里，“精神遗产”被放大变形后，与反人性的“变态”互为因果。在人性视野的交叉小径上，只有自由体量逐级递增，才能担保人性的模糊不至于伤害到人自身。强化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杨沫曾说这样做“不那么高级”；而强化人的“人造”属性，则是强化杨沫言外之意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等。是否做一名称职的母亲，在个人自由匮乏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女人所能做出的自由选择。
20世纪的纳粹政权，是母职的坚定拥护者。德国妇女最崇高的事业，就是服务于德国男人，政权意志管制妇女的原则，也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问题应该回到母亲本人这里，回到女人这里：是否搭建起了历史、自由及个人的三维运思结构？从整体而言，完全摧毁家庭生活不仅是个人的灾难，同时也是时代的灾难。但逆向也可推出：如果男人与女人都将家庭生活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有人都躲进私人领域的小空间，专制与集权比任何人都喜欢也更享受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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