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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国家管理干部培训摇篮的授课教案；
2、中组部审核通过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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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着力提高领导和推动科学发展的本领，着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本领，着力提高推动事业发展的开拓创新本领，着力提高履行岗位职责的本领，这是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任务和根本要求。
2010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0-2020年干部培训改革纲要》，提出，“进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试点，取得经验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普遍推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推动干部自主选学工作。中央组织部要适时研究制定干部自主选学办法，规范和推进干部自主选学工作。”2010年以来，中央组织部确定了一系列专题研讨班和讲座，来自统战部、工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质检总局、广电总局、团中央等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厅局级官员，在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以及北大、清华、人大和北师大等7所高校自主选课，完成中组部规定的相应课时的学习任务。
本丛书在国家行政学院开设的系列专题研讨班的基础上，选取了五个方面的内容：《政府管理中的重大法治问题》、《低碳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软实力》、《应急管理与治道变革》、《公共管理前沿与热点问题》汇编成册，以满足各级各类干部自主选学和各级各类干部学院开展干部培训教学的需要。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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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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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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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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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 “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发展问题
第2讲 统筹城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第3讲 新经济革命与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转型
第4讲 低碳经济与中国应对策略
第5讲 创新中国城市发展模式
第6讲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第7讲 低碳经济与财税政策创新
第8讲 循环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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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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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发展问题
【主讲人】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会长。
【关键词】
经济总量 价格波动 贸易规模转变 发展模式 社会公平正义 体制改革 现代产业体系 路易斯拐点 后发优势 贫富差别
2
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国内外重要媒体对“十二五”规划都非常关注，都想真正搞清楚经济增长全球第一的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究竟要干些什么？
中央政府研究和制定“十二五”规划，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十二五”规划的完成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研究阶段，由中央决策机构组织专家、学者对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方面的问题分课题进行研究，作为起草决议文件的基础；第二阶段是文件起草阶段。我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的一些教授，参加了第一阶段关于“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变”课题的研究。今天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研究心得和进一步的思考。
一、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背景考察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至少有两个大的背景情况需要考虑。
1. 中国的发展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10年全球经济有一个广泛热议的话题：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底正式公布的数字，日、中两国的GDP分别为5.4742万亿美元和5.878
6万亿美元。中国超过日本4 04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对这件事，我认为首先是不可过分渲染，因为在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二经济强国之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但同时，这件事也的确意义重大，因为这反映了中国真的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世界纪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0年的经济总量GDP仅排列全球第11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10.15倍，日本是我们的9.63倍，苏联和巴西分别为我们的1.83倍和1.47倍。按总量算，中国还根本算不上经济大国。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快车道。如果再往前算一点，从1978～2010年，中国的GDP按照人民币不变价格增长了109.81倍，按照美元可变价格增长了43.54倍，人均GDP按照美元可变价格增长了31.57倍，为4420美元。
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东方落后大国，在不到13世纪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开创了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案例。
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不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但任何人都不能不重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实际影响，无论是增长水平、价格波动、贸易规模，还是货币交易，都远远不是G12中大多数国家所能比拟的。
我们真的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了。
2.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面临许多迫待解决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
应该看到，我们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绩，也付出了同样巨大的发展成本。改革开放多年，已经积累了很多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有些问题和矛盾还相当复杂、相当深刻，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我认为，从改革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可以归结为三个大问题。
（1）转变发展方式尚无重大改进。过去的讲法是转变增长方式，有人计算至少15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虽然也不断有所进步，但总体看不理想，为什么？这很值得研究。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其内在潜能和获利空间还尚未充分发挥时，虽然毛病和弊端暴露无遗，却很难进行根本改变。如许多国内出口企业是进行加工组装的“代工厂”，获利不高，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不倒？还是有钱可赚。既然有那么多便宜民工，为什么还要买先进设备和技术呢？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原有发展方式真的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怎么办？
（2）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矛盾很多。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很穷，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半斤八两。那个时候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钱包鼓起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由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很得人心。现在，国家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总量都相当可观了，同时，贫富差别的矛盾也相当突出。虽然改革开放使几乎所有社会人群都得到了实惠，但实际分配极不平等。其中一部分人获得最大收益，私人财富占有比例为40%左右（在美国不超过5%），还有很多人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更有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群，一个数量不菲的社会贫困人群。这怎么解释？出路何在？
（3）深化体制改革攻坚难度很大。这个话经常听到，但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特点不是草根发动、民间组织，而是由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策划组织的——当然是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策划组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国企股份制改造、特区建设、证券市场运作等改革举措，难以想象能搞得起来。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目前最不好改革的许多领域，如财税与金融体制、垄断行业、资源价格、事业单位，等等，都同政府和政府体制的改革相关。由政府进行策划组织的改革，最终到要改到自己头上了，要触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了。这就是深化体制改革难题的意思。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3.“十二五”规划体现了新的发展思维和新的发展理念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十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的设计和完成是很有新意的。这种新意主要不是表现在具体的政策、方针、措施上，而是突出地表现在新的发展思维和新的发展理念上。
“十二五”规划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整个规划的主题，即总体指导思想。我注意到，“十二五”规划在具体表述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表述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
在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权威性的理论表述，即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三句话言简意赅，非常精到。请大家注意，“十二五”规划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表述，除了在这三句话前加了更加注重的语气词外，又加了一句话：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概括就从三句话变成了四句话。
我认为，这句话的增加非同小可，显示了执政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的深化，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纵观“十二五”规划，都体现了对这个更加丰富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
由此，“十二五”规划在国家战略规划和发展指导上，把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摆放。改变以往在五年规划中对增长指标的核心设置，调低宏观增长预期指标，明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放在主攻方向，第一次提出民生福利和经济发展同步的重要方针。
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大讲特讲GDP错了，现在要一切推倒重来。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一切问题都要放到相应的发展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认识。如前所见，在1978年，我们九亿多人口的GDP只有3624亿美元。这时候强调要把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做大，恐怕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冲动。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发展难道可以没有经济总量的基本要求吗？问题在于，即使有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力量，政府组织经济和干预经济的力量也仍然很强大。把GDP作为宏观优先指标的并不是市场，而是各级政府。是各级政府把GDP作为第一政绩指标从而优先发展指标，才导致了一直以来那种把GDP指标放到统领增长和统领发展的不恰当位置。
可见，对增长引领指标的认识和转变是有条件的。现在已经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四十多倍，同时过度依赖增长型发展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二是政府的发展认识和发展理念已大有进步，特别是中央政府率先垂范，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在国家战略规划层面设计了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宏观增长引领指标系统。
二、关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为什么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我认为，它的背景就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进步。要全面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做一点深入分析。
1.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
远一点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近一点说，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了什么水准呢？国内理论界有两种研究成果供参考。第一种研究提出，到200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67.4%，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第二种研究进一步提出，1999～2007年，我国新型重工业的增加值明显快于轻工业，主要由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基础设施带动，可以判定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
我个人的研究有所不同。总体看，我同意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时期，但由于中国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很大，合理评价国家整体工业化发展状况非常困难。例如，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虽然只有10%，但就业比例却仍高达38.1%，近40%，其他才是二、三产业的就业，因此不能对中国工业化现状估计过高。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积累阶段和初期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虽然我们在主观上很想走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总体看，并没有走出传统工业化的路子，粗放式发展和资本积累的特征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是以“旧型工业化”为主。
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粗放式特点，首先表现在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耗费水平。2006年，中国单位GDP能耗8.9吨标准油，为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其中煤耗为7.1倍，油耗为1.3倍。2008年，中国单位GDP钢铁消耗每万美元1.7吨，是国际平均水平的5.7倍，为巴、印、俄的6.1倍、2.7倍和2.1倍。2000年，中国单位GDP的淡水消耗每万美元4600立方米，是国际水平的3.6倍，为巴、俄两国的5.9倍和1.6倍。
再看能源耗费结构的比较。2006年，国际能源机构IEF国家的平均能源结构是，煤炭20.5%、石油40.3%、天然气21.5%、核能12%、自然能源5.8%。中国2008年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68.67%、原油18.68%、天然气3.77%，水、风、核加在一起为8.89%，很显然，煤炭能源占绝对主导地位。到2009年的各项能源耗费增长比较中，煤炭仍然位列第一。现在，国内很多人把低碳经济的调子唱得很高，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楚，实际上距离低碳经济还相差得很远。我认为，低碳经济要讲，但实际要做中国的中碳经济或中低碳经济的事情。
最后必须说污染，这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付出的最沉重代价之一。2006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万美元29.3吨，为国际水平3.6倍，欧元区7.6倍。空气颗粒物含量每立方米73微克，为世界水平1.5倍，远高于俄、巴，略高于印。2008年，长、黄、珠、松、淮、海、辽七大水系，严重污染而不能使用水质比例已达20%，辽、海分别达到32.5%和50.8%。2008年环保部检测447个城市出现酸雨比例为56.3%。
我的认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污染治理和污染扩展之间，二者谁强谁弱，仍然说不清楚。我们信息体制的特点，是报喜的东西层层扩大，报忧的东西层层衰减，真正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很不容易发现，只有在问题、矛盾激化之后，方才露出水面。中国最真实、最深层的污染状况，恐怕谁都难以真正知道。我经常讲，污染并不可怕，隐而不知的污染才最可怕，因为谁都毫无防备，一旦爆发就可能是大灾难。
为了研究的深入，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以上中国的粗放式工业化发展虽然不好，但如果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条件仍然充裕，是否可以继续走下去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以往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基本支撑条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很有可能使原有的发展路子很难继续走下去了。
2.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基本支撑条件的变化
那么，什么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基本支撑条件？从体制角度分析，当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按照我的观点，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强大推动。有人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定义是否规范、合理，可以商榷。
什么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基本支撑条件？从发展角度分析，我认为，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高速增长主要靠三大比较优势：第一，劳动力的大量低价供给；第二，资源环境大量低偿耗费；第三，土地资源大量低费提供。我讲这三条完全没有贬义。看看近代和现代经济史吧，即使是现在的最发达工业国家，都很难避免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还要加上它们对殖民地和被侵略国大量财富掠夺所进行的积累。
中国现代工业化的最初发展，是在长期战争的烂摊子上开始的，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管理水平，又没有外来积累，不靠这三个比较优势又能靠什么呢？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逐步起飞，技术、资金和管理这三个要素仍然非常短缺，还是不能离开这三个比较优势。
对中国发展而言，劳动力的大量低价供给即农民工的大量低价供给，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条件。中国许多产品的竞争力至今在世界上罕见对手，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无人能比。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这个优势还能撑多久。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中国的“路易斯拐点”是否快要到来。路易斯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关于“路易斯拐点”的分析非常有名。
所谓“路易斯拐点”，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路易斯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现象。路易斯在他的研究案例中发现，许多落后贫困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由于存在城乡比较收入差异，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工业领域寻找工作，人数规模很大且工资低微，为工业化提供了很低的人工成本，产品出口颇具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农村输出劳动力总量减少，到某一时点就会出现大量递减，由此带来的一切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消失。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替代，这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就会衰退。这就是“路易斯拐点”。
中国是否已经到了“路易斯拐点”呢？虽然这是一个国内有很多争议的问题，但已经出现的许多信息值得认真研究。2007年，第一个最重要的数据信息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到2006年底，全国70%以上的农村家庭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持续供给了。当时引起不小反响。我看到这个报告后不完全相信。我查了一下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的数据，发现全国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农民年龄组在增加，且幅度较大。2004年就出现20岁的农民工越来越少，2006年减少的年龄组扩大到30岁，2010年是35～40岁。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还没有到“路易斯拐点”，但距离这个拐点越来越近。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西南北的区域差距很大。以郭台铭先生举办大规模“代工厂”为例，在深圳继续大量招工已经非常困难，大幅度提升工资又会丧失竞争优势，于是开始向河南和重庆两地大规模转移，成功开办了两个各有40多万职工规模的巨型“代工厂”。河南和重庆是中、西部的代表地区，能招到这么多人——主要是农民工，说明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农民工的供给潜力，但据说招工过程也颇费周折，一是依靠政府行政动员力量；二是工资远不是廉价了，同深圳办厂时期大不相同。这也告诉我们，“路易斯拐点”虽然不是明日之事，但也绝不是遥远之事。中国依赖人工成本优势打天下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重要的观点，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优势，会不会很快消失？我的回答是，不会！东南亚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正在以劳动力便宜的武器试图全面取代中国的出口优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但10～15年之内还不要紧。因为“中国制造”能在全球横行，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劳动力便宜；另有一个是产业集群——某一行业的几乎全部生产经销环节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配置一个产品部件，可以骑自行车甚至步行就可以买到。东南亚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做到劳动力便宜容易，做好产业集群就比较困难了。当然，讲这个优势绝不等于我们可以在低端产业链的现状上高枕无忧。
支撑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第二个比较优势——资源环境大量低偿耗费，优势递减的趋势就更加明显。根据各方面预测，目前我国45种最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中，在2010年可保证需求的只剩23种；到2020年将仅剩6种，保持必要增长所需矿产资源必须依靠大量外汇购买。这个信息几年前还是相当保密的，现在国家发改委已正式用了这个材料。
再讲中国的石油资源状况。2004～2009年，全国动员1700多名科技工作者，历经5年，花费1.1亿元资金，对全国150多个盆地进行摸底考察。数据显示，中国石油远景资源1086亿吨，由于技术和成本制约可开采约140亿～150亿吨。减去建国以来已开采的50亿吨，还有余额100亿吨。按照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国内原油消费3.8811亿吨，按此计算可供用25年。如果这个材料真实的话，它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中国的石油资源是很有限的。
关于支撑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第三个比较优势——土地资源大量低费提供，我认为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事情。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这么快，究竟靠什么积累资金？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主要靠土地收入，即土地出让金，有人称为土地财政。仅2010年，国有土地出让金就为2.9110万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8.3080万亿元的35.03%。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费用的2∕3以上，是来源于土地出让金。
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这种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讲，来自农民和政府的一种交换活动，即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政府征地公用权的交换。但是，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这种交换不可能产生如此巨额的资金收益。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这个巨额的资金收益，只能来自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政府征地公用权的不等价交换。
我要告诉诸位，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史，都不是田园诗和温柔的交响乐，都不是平静美满的过程，恰恰相反，这个过程常常充满了牺牲、痛苦和眼泪。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那种苦难历史过程相比，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在此历史过程中付出最多牺牲、最多痛苦和最多眼泪的，是中国的农民。我们决不能忘掉这一点。
既然支撑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三个比较优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有的逐步递减，有的明显递减，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就是要从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体系转向现代产业体系。这是历史发展提出的任务。
关于什么是现代产业体系，有两种解释办法：一种是学理解释，即包括现代产业组织、现代产业结构、现代产业技术、现代产业管理，等等，这也是教科书式的解释；另一种是从产业特征角度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把现代产业体系最好地区别于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我的概括有五条：效率主导产值、持续创新能力、资源环境平衡、产业系统协调和充分容纳就业。
如果逐条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每一条都同粗放式工业化发展体系有根本性的差别。以第一条为例，现代产业体系也有产值增长，但主要不是依靠大量资本、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科技和管理的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又如充分容纳就业也很重要，现代产业体系不能理解为就是高科技的产业体系。任何产业体系要生存必须能够充分容纳就业。美国的产业体系就有很大问题，现在美国人自己在检讨产业空心化，比我们讲得还要尖锐。谁都不能把国家的产业结构变成只有少数人掌控、少数人享受的产业。不管是多么尖端的产业，这样搞都会完蛋。美国有两个产业最厉害，一个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一个是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就业、吃饭靠它不行，还要有其他能够充分容纳就业的产业发展。
3.“十二五”规划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思路
怎么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政策思路：第一是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第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1）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
实际上，直到2009年，美国还是全世界制造业产值最高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产业研究机构的分析，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超过美国，接近20%，中、美差距为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是制造业产品的盈利空间。过去我们说，中国大多数制造业出口产品都是低端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经常讲存在问题有多么大。但是，只要有大量利润可赚，这些低端产业链的低端产品和企业，也并非没有生存、发展下去的理由。然而，现在随着前面所讲三个比较优势的明显递减，成本大幅上升，产品盈利空间不断缩小，国内许多低端产业链的低端产品和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以珠三角企业承接世界杯产品为例，2002年世界杯产品的利润为30%，很高，2006年世界杯产品的利润下降为10%，2010年则下降为5%，基本无钱可赚，属于保本订单。只有在盈利大幅递减的压力下，企业才会起来变革、创新。
第二是所谓后发优势，即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和企业，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和企业的先进技术，在节省大量研发成本基础上快速发展。对此我始终持怀疑态度。根据我的研究，在产业链最高层次的研发层次中，实际还要分为三个主要技术层级，即尖端型技术、核心型技术和推广型技术。这三个技术层级不断进行发展转换，例如去年是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今年就可能成为推广型技术，因为新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又创造出来了。后发展国家和企业要真正买到人家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买到的只能是大量推广型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每年用大量外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但总是年年购买年年落后的原因。这里的一个案例是电视机。中国的电视机生产能力全球第一，但发展主要靠规模扩张和价格竞争，核心技术的创新及其换代主要在日本、韩国手里，我们主要靠降价销售，如此发展模式能否长期可持续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我们很多产品在全球物流体系中的地位也很低，既进不了全球批发体系，更无法进入零售体系，只能成为生产者，拿到的往往是水平最低的生产利润。例如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平均售价100美元，沃尔玛公司给国内企业的订单只有8～10美元，这么低的盈利空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赚不到其他环节的钱，只能拿别人给你生产定价的那点钱。
怎样加快改造提升制造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经验，我认为基本思路有四条：第一，向装备制造业发展。这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事情。我们在加工组装领域搞了三十多年，积累了相当的基础，现在应该是考虑整体向装备制造业发展升级的时候了。第二，开发重点核心技术。我们不可能全部铺开搞创新，只能选择最适合我们现在需要和中长期战略需要的技术进行开发。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每年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并不少，但产出成绩不理想。纵观国际经验，真正的科技创新是怎么搞起来的？如果一个企业坐拥丰厚的利润，它还有什么冲动搞科技创新呢？第三，积极创造自主品牌。这一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开发重点核心技术。现在标有中国制造的大量产品如成衣、鞋子等，本身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重要的是需要开拓品牌。有人计算，如果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能有13具有独立品牌，不需增加产量，产值就可以翻一番。第四是积极延长和扩展产业链。这个我不多讲。
（2）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
所谓战略性新型产业，是指那些对国家长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体现了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眼光。现在，全球经济处在一个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IT产业带动的创新浪潮已经过去，新的产业带动创新浪潮会是什么？全世界都在思考、筹划。美国和欧盟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型产业菜单。中国如何应对？就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七大产业，即：①节能环保；②新一代信息技术；③生物技术；④高端装备制造；⑤新能源；⑥新材料；⑦新能源汽车。就我个人的感觉，感到这个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菜单还是宽了一点。一个五年规划是否能把这七大产业都搞出模样来，恐怕很难很难，可能要几个五年规划才能真正见成效。因此，需要进一步确定每一项的五年发展重点。
（3）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把服务业大发展作为结构优化的战略重点，在国家五年规划中还是第一次。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我们国家的三个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太好解释的奇怪现象。2000～2009年，第一产业的发展是好理解的，产值比重逐步下降到11%，第二产业相对稳定在47%～50%左右，这也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还在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比重不会太低。最不好理解的就是第三产业，近十年以来不但没有明显提升，始终在40%左右，有些年份还稳中有降。这里既有发展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还有政府管理与政策方面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五大对策：①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②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发展的管理办法；③营造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④拓展服务业新领域新业态培育新热点；⑤推动特大城市形成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我个人认为，可能最重要的是要营造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这一条，而这一条是针对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而讲的。服务业除了高端服务业之外，大量是中低端的服务业，比较分散甚至是比较粗放，是最难管的。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引起公众责难，至今也没有走出这个循环。究竟怎么搞好？需要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在实践中认真探索。
三、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主体功能区既是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又是国家中长期的整体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是“十一五”时期就开始提出和进行部署的，“十二五”时期要全面展开实施。
我个人认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涉及中国50～10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具有非常重要、深远的意义。现在还没有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主体功能区，是按照国土资源环境特征而划分的四类不同主体功能的区域：①优化开发区。即以增长方式转变为重点的区域，主要指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同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又出现递减情况的区域。②重点开发区。简单地讲，就是那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比较适合进行重点开发项目投入的区域。③限制开发区。这是关系国家生态环境全局的地区，其主体功能不是经济开发，而是涵养生态环境。④禁止开发区。这是国家法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域，这个地方不能搞工业化，不能投入经济开发项目，否则就是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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