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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清光绪13年（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
1898年入读武卫左军随营总堂，次年毕业参军。辛亥革命时驻守北京。
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期间参与倒袁运动。1916年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
其后随直军任国民军第三军旅长，后升至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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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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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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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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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字次宸，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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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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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1
第二卷 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15
第三卷 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34
第四卷 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55
第五卷 民国十三年（1924）71
第六卷 民国十四年（1925）90
第七卷 民国十五年（1926）106
第八卷 民国十六年（1927）136
第九卷 民国十七年（1928）153
第十卷 民国十八年（1929）165
第十一卷 民国十九年（1930）188
第十二卷 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217
第十三卷 杂记237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237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239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营制饷章243
记奉军244
记曹仲珊246
记胡佩庚248
再记员志青248
记别廷芳249
记彭家珍250
记郑毓秀250
记杨、濮、王、陈四友251
记贾宣之254
记刘喜奎254
论人才256
崞县徐氏族谱序跋258
王序258
吴序259
陈序260
阎序261
贾序262
自序263
贾跋264
自跋265
墓园碑记267
始祖天才公碑［谨按此为墓园原有古碑］267
崞县城北马家围徐氏先茔碑267
沿沟村徐氏先茔墓田碑268
沿沟村代州道徐氏先茔墓田碑269
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270
崞县徐先生纪念碑271
兴国寺义阡记272
赵跋274
徐永昌将军百年诞辰纪念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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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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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我家先世原为代州之振武卫人，至远祖天才公，始于明末天启、崇祯间迁崞县东关，我高祖满库公，再迁城西北舅家之沿沟村。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一日我降生于此，兄弟姐妹共四人，我居季。幼随父母到大同，在我八九岁时二姐殁，其后兄亡。光绪二十五年大姐死（已经出嫁），二十六年六月一个热天，我母病故，同年十月，与我相依为命之慈父亦逝世。二姐之死我脑海中还不大懂得什么，父母之丧，真使我骇觉惊醒。母死时正闹拳匪之乱，八月初，西太后与光绪帝至大同，其年冬，毅军抵此。我于丧父月余之某日，到南关曹叔（大同人，于永昌为父执）之店去看曹叔，于其柜房遇武卫左军卢营（管带卢葵卿）的徐老先生（先生名椿龄，字芳年，营口人，时在武卫左军后路后营任书记），老先生见我身着重孝，问为谁氏子，曹叔为道身世，老先生大为怜悯，且因同姓，拟携我从军，我正感于前途茫然，遂即入营，后来卢营大部分到天镇设防，我随其小部分留驻阳高后方。
［沈注］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生永昌时庆年已四十四岁，乃往大同某粮店任管磨制面工作，未一载，赵氏病殁，永昌尚不满两岁。继母张氏原居孀，率其前夫所生一子二女来归，年均长于永昌，俱改姓徐。长兄吉昌早逝，长姊适胡，次姊待字，亦先后殁，继之张氏与庆去世，永昌遂孤苦零丁孑然一身矣。至“曹叔”为一车马店老板，永昌幼年常往打工，其名氏不详。请参阅汾阳王式通撰“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见本书第二七页）及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8年版）。
［按：毅军与武卫左军一同护驾，因毅军总统宋庆，兼统武卫左军，又武卫左军成军时，其官佐均来自毅军，故无论军中或社会各方，仍皆以毅军称之，几不知有武卫左军。甲午中日战后，直隶总督荣禄，以北洋大臣主持训练五个新军，即聂士成之武卫前军（以淮军为基础）驻芦台、开平一带，董福祥之武卫后军（以甘军为基础）驻甘肃、袁世凯之武卫右军（以所练新军为基础）驻马厂、小站，宋庆兼武卫左军（以毅军为基础）驻山海关一带，荣禄自兼武卫中军（以八旗兵营为基础）驻京畿。］
［沈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作，慈禧三度临朝训政，囚载湉于瀛台，诛康广仁等六君子，命直隶总督荣禄即日来京，管理兵部，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复命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及北洋各军均归荣禄节制。十月荣复奏准改编成立武卫全军，分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四军，另募中军万人，自领之。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聂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董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宋字祝三，山东莱州人。袁字慰廷，河南项城人。
我小时住大同南关牛家的宅院，此宅内外二院，各住三家。记得里院新搬来一家高姓，有女十七八岁，来时即病，不能举步，不久死去。迟了一半年，里院与我家很熟的吴姓十五六岁女孩，名美人子的死了，再过半年，我的二姐死了。我二姐与美人子均清秀，不很壮硕。又过半年，外院王家，是一种地人家，有女润子，十三四岁，很壮硕的亦死了。又过不久，外院刘家女孩名仙子的，十二三岁也死了。二、三年中连丧五女，年均不大（十二三至十七八），又不一定是传染病（我时年幼，不知他们所患是否一个病，若是传染病，我二姐应先传染我，且亦不能传染二年之久），而同院中尚有二三女孩则仍好好的，这是偶然抑非偶然？我母伤心于二姐之死，又因我父与人家做生意，在鼓楼西街，常有病，回来太远，即在鼓楼西街找一房住，不到一年房东太太死了，又迟半年，我兄亦死了，我母因住此伤心，又搬到泰宁观附近某巷樊家宅院（樊老先生曾做过某县守备武职，其第四子曾作阎伯川先生卫队团长，其第三子与我年相若）。我们住内院，外院住一开铜铺的人家，出来进去，见其太太脸黄黄的，不久死去。樊老先生有儿子、儿媳、四孙与二孙媳，其次孙媳，我呼为樊二嫂的，二十岁不到，迟半年也死了。她死后几个月，我母逝世，又过三个多月，我父逝世。短短一年多，先后又是四人。这些事故果真都是偶然么？何以偶然的如此巧而惨怛，若非偶然，那又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我绝不信什么风水运气，可是此等遭遇，常使我念念不忘，无法解答，岂真有所谓数耶？我认为能说的通的，当然还是偶合。不过如属偶合，可以不论，如是数，则值得当成一个问题去研究，以求解决。
四书以外五经中，我只涉阅过三经，《诗经》我看的不过十之一二，《易经》则未尝略涉，故对易无所知，但我们乡党人士，多通习之。我所交游，如续西峰、弓海亭等读书虽有多少，闲尝均谈易理，贾煜如先生亦尝说其先人善演周易，我即联想到我父亦尝推演易卦，母病危时，有天已经不省人事，气息几于难测，大家都在张罗后事，父忽走开，自去演卦，旋即说不要紧不要紧，当时谁也不敢相信，病人已渐气绝，还说可以不死，既而母真苏醒，令人惊喜。若仅就当时情形看，不由人不信，但又过一二十天，我母终于不起，前卦所云，或亦偶然。心念此事，故并志之。
［沈注］续西峰，名桐溪，崞县人，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北路民团长、山西巡警道。弓海亭，名富魁，崞县人，曾任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贾煜如，名景德，沁水人，曾任山西北路观察使，累官至考试院院长。
拳乱时，地方上许多儿童都去学义和神拳，他们自谓有神附体，人莫能侮。我曾对一与我同年之邻家樊氏第三子学神拳者，借故推之拉之，他竟随手歪倾，与平常一样，一点抵抗力未曾增加，我窃告父，所谓神附，都是假的，可是当时这些小孩们，竟能将大人骗过。
我小时有一不可解之谜，二姐在世时，当大同南关正月十五有三天最热闹的露天搭台戏，女人们白天都不愿去看，到晚上上灯以后，台下无灯，看不见人。我与二姐去看戏，女孩出门迟迟，是一阴天，我先出去，等她不来，我又回到大门以内，二门以外，门道很暗，忽见一火球，很快速地绕了一个小圈子，一转钻入水道不见了，我随即找寻，此时二姐适亦提着灯笼出来了，亦未寻见，究系何物，不能确悉。直到民四、五年我住陆军大学时，有晚看戏回来，在房后小解，又看见那样的一个火球，由水沟中进来，一打转又跑出去了，时当午夜，我正诧异，并在回想小时所见火球情景，忽听得墙外有叫卖食物声音，于是我立悟到是夜间行人手提灯笼一晃一晃的灯光，由水道射入，随其晃动而打转，有如火球，实即此也，天越黑火球越亮，可以说一直谜了我二十年，至此才得解答。
翌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初春，本路部队，经由阳高南行，过雁门关到忻州，驻约一二月，因我贪玩不大听话，徐老先生曾言着人仍送我回大同，后亦不知因何未送。春末，部队经太原开到清源乡（民国后改县），驻二十多天，于是部队走上党，我们营底（亦即辎重）经祁县、介休、灵石韩侯岭、霍州、闻喜等地，继续走大车路南行，在介休我第一次看到窑洞。过韩侯岭的前一两天，正连阴雨，早起出店，走不多远，即入深泥道路，一脚踩下，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念鞋袜本已破旧，索性将另脚所着，一并弃之，赤足走泥中，倒也自在。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我第一次赤足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真不堪其苦。在霍州以北十数里处，有一很长的高坡甬道，我营大车，因下坡收剎不住，将驾驶头目的腿辗断。上年河东旱灾、大饥，似在闻喜，店主指过路七八小孩之一，说：可怜此子，尚不知其一家三代（翁媳孙），今天要服毒寻死。闻县衙门所与之救济，仅薄棺埋葬而已，可见我晋当时苦旱惨状之一斑。过闻喜后，似经解州境，即向东走茅津渡，过河到陕州。记得在距观音堂十几里路处，路半湿而光平，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足突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几分，疼得钻心，后来亦不记得如何走到观音堂。到观音堂后，同伴们才分给我一双鞋袜。由观音堂东行，在洛阳（当时称河南府）驻两天，又由孟津过河，经怀庆府，到清化镇，距清化镇一二十里路，两旁皆是竹林，北方人未见过生竹，有的人竟取一竿肩之，但久见不觉其贵，行数里后，亦即弃之。我们从大路跟大车走得慢，部队从小路走上党，经高平关下来，早到清化镇，等候会合。在清化时，我周腰及两大腿内侧，遍长红粒，奇痒难受，有人说在太阳地晒之可愈，实行半日毫无效果，后来离开此地，不记得何时治好。在清化镇驻约半月多，又走卫辉府，经彰德、磁州、邯郸、临洺关、顺德、柏乡而达赵州。宋宫保（名庆。清制不立太子，而沿明制设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官衔，太子少保称为宫保）时正驻此。赵州有桥，最出名，民间俗传为鲁班所修。在赵州驻约一个月，到乐城正定。正定有大佛寺，多谓佛像高三丈六，人人都去看，而我不知何由未去。由正定到祁州（安国）驻几天，到博野，博野驻一两月，到定州，再走保定。在距保定几十里路时，下起极大的雷雨，其日有人让马我骑，与另一骑同行，雨是越下越大，水则平地盈尺，赶到雨止天晴，我忽在马上打盹，时已走近保定，骤然前面尖呼叫一声，马即惊奔，将我摔下，竟至昏厥。后知为火车鸣汽笛声，其时火车刚通保定，为我初见，迨我醒来，只见胸前血染，同伴搀扶我说正到保定南关，又昏迷了，再过一天，我才醒来，是在保定之刘爷庙。驻两日后，便第一次乘火车到琉璃河，即暂驻此。时已秋天，我第一次看见螃蟹，琉璃河中插一铁杠，传为王彦章（后梁寿昌人，字子明，有王铁枪之称）撑船的篙。又所住商店，颇述去秋以来驻此的印度兵，如何奸及老妇（年轻者皆避之远处）以及种种骚扰情事，可见战败国人民无保障之惨痛矣。驻月余，天凉时又经涿州而到南苑，先驻五里店，中移八里庄，最后驻小红门。是年秋冬之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逝世，似离年关（我们在小红门过的年）不远。宋宫保殁于通州，卢营长哭之至痛，可见当时军中上下情感之笃。是冬，有伙伴高某，领我第一次去北京，记得曾到天乐园去看戏，在天桥大路上见印度兵来往不断，但未看到西洋兵和日本兵。
我第一回上北京是同高什长从八里庄去的，其时天坛门口与先农坛门口的北边，都是火车站（京保、京津），火车即始于此，那时前门楼（联军入京时焚毁）重建工程，只起立两柱，架一横梁，但彩画得很鲜亮，不知是当时建筑前门楼的一种礼法，抑是因西太后回京，不可无门楼，而象征为之。此为我入京所第一眼看到的。我们清晨起床即走，到京在正阳门大街鲜鱼口南路东之都一处吃饭，是一卖饺子的饭馆，只一二样小菜，如熏干肉煮咸菜之类，饺子在门外煮，门内甬道很深，有丈余宽，两边排桌坐吃，中间走路，只容一人，两人对走，须侧身而过，甬道最后端有一张很大的龙椅，雕刻得很讲究，传说康熙帝曾来此小吃过，以后此处即设一龙椅，不再动用。中间甬道上有高出半尺的鱼背形积泥，不知已若干年，凸凹不平，非常难走，但被认为风水攸关，不肯清除。当时前门大街，中间是光石板路，两旁为摊贩，再两边是走大车的土道，简直是两条深泥路，再向两边才是铺面，很热闹亦很嘈杂肮脏。高什长领我在鲜鱼口天乐园看一回戏，演的是金钱豹，行头当然比我们在外省所见的漂亮，可是戏中角色，由台口往后即随便说话，不如乡下戏班规矩。天桥以北，珠市口以南路西，隔几家即有一清唱馆，下午我们回时，经过其处，即进去看看。犹忆有一家，高入听，我不好意思进到里面，但因高在内，我亦不能独走，即站在门口看，觉其中有一女孩很好看，高见我尽的不坐，看了一场给钱而出，偕往南走，随问我好看否，我说好看，他问为何不坐下，我说不好意思，他问还想看么，我说想看，高于是又领我回去看，他又坐下，我仍站在门口；过一回唱罢，那个女孩收钱，走过面前，方觉其并不好看，我乃悟到无论看什么，远近往往不同。以上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
我七八岁时在大同南关上过学，先生姓厉，时已七十多岁，长于篆书。记得他在我的
书本上题篆体二字，我问他这两头尖的字，是种什么字，他说是篆字。本来我因父亲养病家居，常教我念书写字，当时上学到半年左右，厉老先生对我所写的“仿”，总怀疑不是我写的，每隔几天即说一回，后来我父命将笔砚带校去写，其日我一早即去，写完以后老先生很高兴，在“仿”上批了很多字，等回家我父看后，说是夸奖的话，全家人都欣喜。第二天我仍到校去写，因去得略晚，同学们渐渐来多，围在身旁，扰嚷不休，写完以后，老先生又批了很多宇，我父一看，大不高兴，说我没有恒心，是一种顶要不得的事，大加申斥。这是我小时受到印象很深的刺激，觉得人要无恒，是最要不得的，我一生做事生怕无恒，此种心理，可说是受此刺激的影响。
当在琉璃河时，徐老先生常常写字，临九成宫帖。有次他写后未收拾文具，即行外出，我即就其书桌，照临半张，老先生回来见了，赓即说：“你写吧，不要动。”写后，他说我的字很可以练习，遂开始教我写字。自彼时起，一有时间，即临帖写字。若干日以后，老先生每持我字以示人，惜我于离开老先生后，未再着意于此。但后来却有人说，当时徐老先生有公文待缮，录事外出，老先生一气走开，由我代为缮就，置之案上，老先生回来问知其事，因教我读书习字云云，类似一段佳话，实即是以上一事传说之误。徐老先生从未教我读书。我由此一传说，联想到我素日的一种认识，即人之常情，近我者易恶，而远离者易美，俗亦有远香近臭之说，即离我近者很容易忽略其善，而每感其不善，离我远者又很容易受耳食之误，以不善成善。因为因素不同，观点即异，正如同鲁史记齐事每多贬，记晋事或多褒，因晋距鲁远而齐距鲁近。近者动静善恶，皆习知之，利害关系亦多冲突，因而显见其恶，湮灭其善；远者利害冲突较少，言谈动作，均难详悉，故多显传其善，掩其不善。
犹忆民八九年间，社会人士每多徐树铮（又铮，江苏萧县人）而薄吴子玉（佩孚，山东蓬莱人），以其时徐组边防军，收复库伦，吴则在腹地也。当时我曾与同学段伟霄论及此事，我举例说吾人脑海中，常想到岳武穆之“精忠报国”，与关壮缪之“夜读春秋”，假如我们与他住在一起，将见他们并非单纯如此，衣食起居好恶，甚多亦与吾人无殊，则不免又是一种看法矣。此后几年，社会上又讨厌冯焕章（玉祥，安徽巢县人）而赞扬吴子玉，亦正是冯在京畿时也。故社会常情，很多是于其人正进步时，说他不好，而于其已腐化时，又说他好，正如《史记》“相人失之贫，相马失之瘦”，迨其已富已肥，或且无所取矣，乃又以为可取。“远来和尚会念经”，都可说是对这一种错觉的写照。本来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是一件难事，故对孩提之童，或对正在努力之人，均不可轻下断语，而对朋友、对长官、对下属，亦勿为近恶远美的俗套所囿。以上均系就好一方面的人而言，至于太重感情，不分皂白，意气投，什么都好，意气不投，一切不合，此等人尚不足以语此。吾侪处人，对此两方面，均须切实注意。
是年冬，尚有二事可记，一是马宫保（名玉昆，字景山，颍州人，直隶提督，原任毅军翼长，今为武卫左军总统）来南苑看部队，一是西太后及光绪帝由陕经豫回京。一是乘马由北南来，一是乘轿由南北去的，均经过小红门，部队都要接送。次年（一九○二）春初，我随部队到通州，驻新城。是时通州正在与宋宫保办丧事（其时丧事要过七七，即殁后第七天为一七，第四十九天为七七，每七均有祭典）。宋宫保殁后，武卫左军由马宫保接统，毅军则由姜军门（名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时本职为四川提督。军门是提督之尊称）接统，社会上始分别出毅军与武卫左军。本路（武卫左军后路）部队，是驻于通州新城之西仓（江南由运河运北京之米，大都储此东西两仓），我们于五月初六开固安县驻防（因地面不靖）。当走至离城几十里打尖时，我受暑难过，不能行走，徐老先生买益元散，取井水，调白糖饮之，休息半晌即愈，当晚到固安。驻到秋天，又经马驹桥回通州，仍驻西仓。到通州后，我每日更多余暇习字，部队则此一年中，做工时间最多，如在南关修演武厅，及在附近盖营房，与整理规模很大的东西仓，每一仓区驻五营人，操场附近驻四五营，南关驻四五营，炮兵驻操场，骑兵驻北关，同时并修复二十六年为外国军队炮击所破坏的城墙几处。
马玉昆自光绪二十年后，即做宋庆之翼长（即到作战时派其赴重要之一翼，任指挥官，等于后来之帮办或现代师中之旅长，惟彼时军队少，故一军万余人，其首领不称师长而称总统，其助手亦不称副师长或旅长，而称翼长，朝野亦重视之，实由兵少，地位崇高之故），二十六年联军入侵，由山海关调其到天津时，正当聂士成阵亡，武卫前军败溃，武卫左军在杨村一带作战时，马为翼长，本官为太原镇总兵。又一资深之某路王统领，本官为天津镇总兵，系马之儿女亲家，与另一统领就近受马指挥。某日在战争吃紧时。马召集二统领处分作战机宜，王统领对事有不甚服从情形，数语不合马即命其扈从杀王于室内，虽然表面是翼长杀统领，实亦可说是总兵杀总兵。毅军官佐，对宋宫保都是诚服而亲爱，对马则是服从而畏惧，马在北洋多少年极有威望，主因在于执法之严。
庚子年西太后与光绪帝出奔时，当时的武卫各军，残破之余，多无纪律可言。如荣禄之武卫中军，离京后即溃不成军，谈不到纪律；其次为武卫后军，本调来拱卫京师，旋令攻打东交民巷不下，联军到京，一触即溃，其后董福祥贬戍甘肃，后来之马福祥（字云亭，武卫后军马队统领马福禄之弟，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国府委员）、马麒、马麟（俱为武卫后军马队分统马彦海之子，曾先后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等，多为该军的分子。武卫前军在津沽防敌，曾认真作战，但因聂士成提督大沽战死，部队遂亦残破。纪律较好而部队亦较完整者，仅有曾在杨村一带作战之武卫左军与毅军（当时武卫右军已由袁世凯巡抚带往山东，未参与此役）败而不溃，嗣后退却，即一面对敌防御，一面护驾西行，故回銮后，西太后甚为倚重，留之近畿，而毅军更由于历史关系之深，常使驻南苑一带。姜桂题为人和平圆滑，善交接，其本人更常住北京，部队在南苑，由郭殿邦（宇先民，山西解县人）总兵帮统之。
我在光绪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初，才补得正式兵（以前为伕）。在二十八、九年之交，俄兵占奉天，日俄构衅。记得是个初春，武卫左军奉调十几营人，由马宫保自率，开赴热河之平泉朝阳一带，预防日俄战争之扩及热境，我即随军由通州出发，经夏垫、段家岭、邦均、蓟州、石门、遵化、三屯营、喜峰口、当坝，走了十天，而达平泉，部队前方有到赤峰朝阳的，我营驻平泉，马宫保亦驻此。因我年岁小，初离徐老先生，在平泉待的不久，即告假回通州，徐老先生正在通州赋闲（我补兵后不久，卢营长被免职，调本营帮带升任营长，帮带即新军之督队官，今之营附或副营长），遂送我到南苑毅军李营当兵，在营中两三个月，我忽染伤寒症，当时部队中无医药设备，为防传染，他们着人送我回老先生家，一病三个月，老先生老太太亲为调护，自二十九年夏日起，直到秋天才算恢复。病愈后我又到京西大灰场毅军殷营当兵。在殷营我觉得很吃苦，有半年多派我打更，因为晚上打更，上午睡觉，下午打扫营长公馆院子，而出操反很少。某日听说南苑招考学兵，徐老先生亦正在南苑做程允和提督的幕府，我请假去见他，说要考学兵，他说：“已经考罢了，你何不早来？”我听说即急得大哭（我在老先生处哭是不止一次，心上一有委屈，即去老先生处哭一场），老先生接着说：“你只会写，要考学兵识的字还不够，我可送你回通州丁营当兵，同时帮司书贴写，藉此多识些字。”我于是到了丁营，每天下午不是抄录文书，便是在册报处缮写官兵名册，上午照常出操，但却不做工，如此者约一年半，正吴元恺之自强军驻通州时也。马宫保走热河后，清廷以京畿空虚，调湖北自强军吴元恺八营，来通州增防，该部队在技术方面的训练，比毅军或武卫左军好，但纪律不及，常常与人斗殴。吴江苏金坛人，每为人书“百练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之联。又日俄正式开战，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冬，三十一年秋议和。
我病伤寒时，正徐老先生在通州，赁居某通判家宅之一部，某通判有子，正在求学，此时已赴通判任所，我即在其小的书房养病。我病上午很好，午后渐渐发热，一直烧到深夜，天快亮时稍觉轻松。我于每天上午病较好时，即取阅其书，最使我爱看的是《左传句解》，因其有注解，容易看懂，故一看即感兴趣（因为我在卢营、丁营亦常看小说），其次是《聊斋志异》，因其书有蛇缠住一人的图画，引起我的好奇心，文字初看不甚明了，但反复看上几遍，亦能懂得若干。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春，贴写工作结束，但已不愿再去当兵，于是困居通州，为我生平最无办法的一个时期。通州有个万寿宫（在城内临河处）犹之北京的天桥，不过小了几倍，该地有说书的、卖艺的、占卜的。有天我在书场听说书，遇一曾在册报处认识的信阳徐某，现在赵倜（武卫左军右路统领）处当书记官，一望见我，即走过我这边来，他刚坐下，我即起身外走，如此者有二三次。我因赋闲（毅军中称之为闲员）觉得可耻，不好意思与人接近。我自幼即有此不好意思的习惯。到第三次，他不待我起身，即将我叫住，书场散后，他问我现做何事，我说赋闲，他说：“我有一表兄在此，我试与之设法看看。”后知他之关切，纯因看我老实与这几次躲他之故。其表亲亦信阳人，名何毓淮，是举人大挑知县，在马宫保后方办文案，听说我很老实，要我去见见面。见后他说：“我最近要上医院割痔疮，需要一个人照护与做饭，你能照应我吗？”我说可以。他又说：“你一方照护我，我一方与你想办法。”我即帮他半个多月，他病好了说：“此间新成一马卫队（即骑兵卫队）是要准备出关的，我无多积蓄，但想帮助你，我们表兄弟二人与你筹措些钱，借给你买马，你可到马卫队去。”（当时骑兵均为私马）我说我还有十八九两银子，他很觉奇异地说：“你在此流荡，何来积蓄？”我说：“几年当伕当兵积蓄得来，存在徐老先生处，因为赋闲，不好意思去取用。”他说：“如此便不必踌蹰了，借你几两银子即成。”我于是到了马卫队，此为光绪三十二年秋天的事。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我们马卫队随武卫左军帮办、吉林三姓副都统蒙旗人昆源去黑龙江省剿匪（昆父恩铭，曾任黑龙江省将军，故此时派昆赴黑省），因日俄战后，东三省到处闹匪，尤以奉吉黑交界处为甚。我们由通州出发，走十来天到平泉（原名八沟），由通州出发时过潞河，系走冰桥，冰已将开。在平泉驻一月，经朝阳到中后所，由平泉出发时过一小河，冰仍是将开未开。在中后所驻约十天，上火车东行，到新民府（方由新民屯改府，时张作霖正以小编制骑兵五营的巡防队统领驻此），我国火车刚修至此。驻亦旬日，再乘日本人所筑的窄轨火车，到奉天省之沈阳（其时奉天将军为赵尔巽，地方虽属中国，铁路上查票卖票均由日军管理），车过大凌河时，木桥响得骇人，再由沈阳坐日本火车到长春（方由宽城子改称长春府。此段铁路原为俄人修筑之广轨路，日俄战后，日人改为窄轨），车站距城约七八里路，由长春换乘俄国的广轨车（长春有日俄两车站，一在孟家屯，一在二道沟，但忘其何处为何站）到哈尔滨。计此行坐过三种火车，先坐准轨车、次坐窄轨车、后坐广轨车，车上设备不同，穷富不同，俄国车大，宽敞富丽，一切都好，日本车小而简陋，可是管理方面日车比俄车强。从沈阳到长春的一段火车，每一节车上有二日兵，分坐车门口，防范土匪上车劫掠。因其时地方不靖，日本火车各节车厢尚不能互通之故，日车车灯，是由车顶外面装下来，准轨车是由车内顶推转挂上，俄车则点蜡烛。机车燃料，中日用煤，惟俄车当时用木柴，故其烟筒上端，罩有大眼的铁丝网，随时有火星向后飞散，常常出事。我们的车有一辆即如此烧掉，颇受损失。俄国车站有宪兵，均穿大红裤子，我们到哈尔滨下车，即骑马开到呼兰府（原名呼兰河新改府，距哈尔滨四五十里），过松花江时，冰冻仍坚，车马行走其上，直如在土地上一样。在呼兰驻半月，昆帮办进黑龙江省（彼时其地名卜奎）见程雪楼将军，我们护送他到对青山车站，又过十数日，再去接他。此次过松花江时，虽仍走冰上，但已将开未开，岸边已消，乘马须跃上冰面，与内地气候，相差要两三个月，到阴历四月间，河始开冻。
我在通州所买之马，原只看他英俊，二十四五两银，廉价买到手后，才有人批评说：“此马满身有豆子大小的黑红点子，此名红砂罩，最妨人，所以价廉，你还是该换匹好的。”我未理会，骑过几次尚好，但当正月初一出发时，我一上马，他往前急窜，将我撂到马臀部，再一窜将我丢下来，再骑时我乘势往前骑，他又往后一缩，将我缩到马脖子上，又一摆将我摔下来，沿途捣乱，几无虚日。离中后所十几里路时，我未跨上，他即先跑，我手执缰绳，胸带短枪，被他拖了数十步（因恐手一松马即跑了），胸部为枪擦伤，殷然出血。一路上朋友们都对我说：“这种马天性不善，无法降伏它，不如卖了。”到呼兰后，即卖与一车户，另买一匹，该车户亦不信什么红砂黑砂，后来听说此马驾车不久，某次乱跑，将一腿插入下水道板盖内（呼兰下水道均用木板盖着）折断了，是未妨人而妨己矣。或者生此异样的皮毛，即有其异样的秉赋，亦所谓诚于中形于外者欤。
由中后所到新民屯，上车时，坐的不是客车，因时间关系，赶搭一列“小工车”（自修火车后，年年冬天开小工车，专为山东人上东北做工者准备的，票价甚低，由北京到新民屯，约一元二角钱，此种移民到东北后，为人垦种，日可得八角至一元之谱，当时黑龙江两个铜子买一斤面，故几年即可成家立业，我的同事即有多人留住当地不回来的），其车有边无顶，我们走的那夜正下雪，在车上无论坐立睡卧，满身是雪（从前上东北去的人虽有火车，仍如此之苦）。我们出发时，昆帮办带五营人，过平泉朝阳时，由马宫保增拨五营，共为十营，即七营步兵。陈希义（武卫左军左路统领，后做过大同镇总兵，曾在光绪二十六年杨村作战受重伤者）带五营、马子青（马宫保少君，绰号马二虎）带二营、杨良辉带炮兵一营、赵倜（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时任武卫左军后路统领）带骑兵两营。我们马卫队四十人，到呼兰后约一个月，即派我回通州送一公文，其时马宫保已回驻通州，我独自一人坐船（由呼兰至哈尔滨）、坐车，如此长途跋涉，此为第一次，抵通州后，交上公事，迟日取覆文时，我好好的面对面看到马宫保，此亦为第一次，他问我几句话，记得曾问：“你们驻的地方面多少钱一斤？”我说两个多铜子（其时刚使用铜子不久，一元钱可以换一百个铜子）。他说：“这样一个人一个月用不了九钱银子的粮，往常我们发米面每月九钱银子不够，现在九钱银子用不了，我信上没有写，你回去告诉帮办，还是照往常发面不要发钱，我不另办公文了。”我来回在北京、天津、新民、长春换车，均曾下车住宿，晚上无事，在天津、在长春两处都到戏院听过戏（在天津看过小兰英“问樵”、小连芬“采桑”，在长春看过王克琴“翠屏山”）。
光绪三十三年夏天，离呼兰约几十里之齐家甸（在呼兰、哈尔滨中间），发现一股六七十人的土匪，匪首绰号黄五省，北边派我们马卫队进击，南边由赵倜的骑兵堵剿，我们一打，他即南窜到赵倜那边去，除打死者外，一举成擒十数人，甚是顺利，是为我第一次作战。其年冬，又有以陶什托为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四五百人，由赵倜出剿，从哈尔滨以东之双城子，一直追剿几千里，直追到热河剿完乃止，为在东北剿匪最努力之一次。队伍回来时，脸上都是冻疮（陶什托后来当民国初年在库伦叛乱任哲布尊丹之陆军部长兼总司令）。
是年夏秋之季，倪嗣冲由哈尔滨来呼兰查事，回去时派我与刘某送他到哈尔滨，倪时为滨江道尹（东三省改行省后，徐世昌代赵尔巽接东三省总督，倪代程雪楼接黑龙江巡抚，张勋任东三省提督，驻哈尔滨，但似未到任）。其年深秋，昆帮办要买一冬天的吃的、烧的，派我们几人分头去办，有的去买菜蔬，我是去买劈柴。事过半月，有天我外出回来，听说买菜的那一位，被打四十棍开革了，他是马卫队中年纪最老的，我是最小的，我们的哨长（马卫队副队长）见我说：“小伙子，你真不错，查你查到河岸上卖‘半子’的，（当地劈柴是长约五六尺的圆木劈作两半，名曰半子）他们都说，不必查了，价钱错了，徐老总（时民间对军人的一般称谓无分官或兵）是不让的，他很老实，在我们这儿买的半子不少，随你在别处能用这价钱买到，我们即对不起他，所以说价钱很公道，你不必再查了。这是我们查到你的结果，但那老头子是被开革了。”
［沈注］光绪三十三年，诏改地方官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首任总督，程德全（雪楼）署黑龙江巡抚（原为段芝贵，因案免）。宣统元年，徐内调，由锡良（清弼）继，程则于光绪三十四年调抚奉天，由周树模继。时倪嗣冲（丹忱）由佐杂洊至黑龙江民政司使，经锡良以其贪污劾罢。宣统二年，锡良去职，始由赵尔巽（次山）接任东督。次年，程亦由奉天改抚江苏。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曾充袁世凯山东抚标参将，庚子拳乱后调统北洋巡防军，授甘肃提督未赴任。徐世昌奏调充驻奉淮军翼长，驻昌图，经锡良劾其去职，宣统三年改任江南提督。又“滨江道尹”，属吉林省，民国二年始设置。
所谓关东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貂皮，人多知之，不必细述，乌拉草是野生的细草，约三尺上下高，类似内地之马兰而较细软，卖者割取其草，坐街头，用木棒在石上反复捶之，捶成细麻状，约二尺半长，扎成小把出售。当地人所穿之鞋，是用一块牛皮剪开折起缝合而成，名曰“乌鲁”，夏天穿空乌鲁，冬天即内絮此草，很暖和，冰天雪地，有此即不会冻足。此类鞋上加高腰，名“蹚土马”，内不絮乌拉草而衬一毡袜，毡袜经不起走长路，故步兵总是穿乌鲁，而骑兵则穿蹚土马。我在内地年年冻足，那年未冻。
其年冬，我觉得身体愈壮，每晚脱袜子，总是被汗湿透。年除夕与我们刘副队长猜拳，他嗓音极高，我无论如何要与他比高。到正月初四五，我无缘无故地忽然吐血了。后来我想是否年下猜拳喊破了喉咙，始终是一个谜，此是我第一次吐血。那时文武长官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拜庙，冬天天不亮到庙参拜，拜毕出庙天始亮，我们则分布在沿途站岗，有一次站岗回来，我的脸冻得在两个钟头以后还疼得不止。住在当地的人，十之九冬天脸上都有冻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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