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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谱主王明在中共党史上是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可谓最全面掌握王明生平珍贵一手资料 ，包括延安时期以及晚年在苏联的经历。
在原《王明年谱》基础上，20年收集整理积累，推出修订补充版。
首次独家公开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
细节中披露了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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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度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党的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虽然有了定论，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此被弄清楚，有些问题反而被长期掩盖下来。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各种难得的档案资料），并访问了许多王明的后人与友人。其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当数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以下简称《传记与回忆》），该资料从未公开发表过，属于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运用的过程中注意取舍，利用了其中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对于澄清许多历史问题具有一定作用。
《年谱》根据王明主要活动的特点以时间先后为序分为7部分，分别对王明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等进行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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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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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宏 196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编辑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第一研究部主任等，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曾与周国全合编《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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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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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青年时期
1904年5月1岁
1909年5岁
1912年8岁
1913年9岁
1914年10岁
1915年11岁
1916年12岁
1917年13岁
1918年14岁
1919年15岁
1920年16岁
1921年17岁
1922年18岁
1924年20岁
1925年1~11月21岁
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2月21岁
1926年22岁
1927年23岁
1928年24岁
三回国及上台
1929年25岁
1930年26岁
1931年1~10月27岁
四在共产国际
1931年10月27岁
1932年28岁
1933年29岁
1934年30岁
1935年31岁
1936年32岁
1937年1~11月33岁
五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33岁
1938年34岁
1939年35岁
1940年36岁
1941年37岁
1942年38岁
1943年39岁
1944年40岁
1945年1~8月41岁
六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945年8月41岁
1946年42岁
1947年43岁
1948年44岁
1949年45岁
1950年46岁
1951年47岁
1952年48岁
1953年49岁
1954年50岁
1955年51岁
1956年1月52岁
七第三次到苏联
1956年1月52岁
1957年53岁
1958年54岁
1959年55岁
1960年56岁
1961年57岁
1962年58岁
1963年59岁
1964年60岁
1965年61岁
1966年62岁
1967年63岁
1968年64岁
1969年65岁
1970年66岁
1971年67岁
1972年68岁
1973年69岁
1974年70岁
谱后
附录一王明著作目录
二王明研究论著目录
三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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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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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7日
《传记与回忆》说向忠发召集会议斗争王明等人。这份回忆录说：“1930年8月7日，向忠发又找陈绍禹、秦邦宪、王嫁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并叫邓中夏同志（该部副部长）和潘问友（立三的助手）参加，帮忙斗争陈、秦、王、何四人。”向忠发开始就宣布说：“红军已占领了长沙，谁还敢说中央的路线不正确？反立三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还说：“党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给你们处罚！处罚！再处罚！”“被斗的四人都再次地说明立三路线为什么是错的。绍禹说：‘立三文章《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是第一个错误，六月十一日决议是第二个错误，红军打长沙和在全国各地实行武装暴动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第一个、第二个是理论错误，第三个是实际行动错误！’”“结果，向忠发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给四人处分：陈绍禹由原来的最后严重警告改为留党察看六个月，其他三人由原来的严重警告改为最后严重警告。”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四次打击。
1931年10月
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的精神，再一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编号为第4号的指示电，说：欧阳来信，中央有一长信指示你们，恐未到，现电告要点如下：“1.苏区伟大的成功在冲破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指导、AB团活动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危机主要标志。”“苏区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尽一切可能动员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战争的进行遇到困难”
1932年1月9日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当问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给苏区的军事指示是由谁和什么时候制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否曾讨论过类似的决议的时候，王明说：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这回事，并说他反对这种主张。他说：我记得1932年春，米夫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苏区红军已冲破敌人三次围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们直到现在，连吉安，赣州等这类省级的二等城市一个也没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线后在苏区军事领导同志中发生另外一种偏向，就是以为红军不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连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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