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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几个相邻的、独立的而未联合的国家一直和睦相处，那就是无视人类事件的一贯进程，蔑视人类数世纪来积累的经验。 由是，21世纪的邪恶也可能来自民粹运动。它们利用民主化的机会，这次又受到宗教和教派信仰的驱动，并得到后工业革命的促成，特别是信息技术。印度教的极端分子在1990年代初期烧毁印度的清真寺，在1990年代后期攻击基督徒。他们属于印度民主制度内部的工人阶级运动，使用录像带和互联网传播他们的信息。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略举几例：在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墨西哥、斐济、埃及、巴基斯坦、约旦河西岸和拿撒勒的阿拉伯区，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受到民主化鼓舞的宗教和种族群体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煽起动乱。 对于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又火上浇油，而在城镇化日益推进的地球上，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又常常加重了这些紧张。在今后数十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的巨型城市将新增20亿或30亿居民。 全球资本主义将增加这种危险，打碎传统，并有力地哺育新风尚。资本主义产生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因此，资本主义扩张得越有力，它造成的财富分布就越不平等。［1］因此，在全球化中将出现两个不断增长的阶级——企业家新富，以及新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数十亿的穷困劳工，新近从乡村来到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的大城市周边，居住在日益扩大的占用公地的居民区。 据预测，通过电脑和手机的互联网接入率将从今天世界人口的2.5%增加到2010年的30%（本书作于2002年）。但是到了那时，在仍然没有使用互联网的70%人口中，大约一半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将是巨大的，从这种悬殊差距中崛起的恐怖主义能够享用前所未有的资源。 信息传播不一定促进稳定。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5世纪中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不仅导致宗教改革，也引起了改革之后的宗教战争，因为经文的突然扩散激起了教义争执，还唤醒了长期昏睡的苦难之情。在今后数十年中，信息传播不仅会产生新的社会契约，也会造成新的分裂，因为人们将发现彼此争执的复杂新问题。 我聚焦于人类每一步发展的黑暗面，并不是因为未来必定是坏的，只因为那是造成外交政策危机的根源。 从他们做出的公开宣言可以看出，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相信，种族和宗教动乱是由政治压迫造成的，尽管事实常常是：自由社会厌恶的暴力是政治自由本身释放出来的。种族和信仰割裂了低收入、低就业、教育不足的庞大工人队伍，没有人比他们更容易爆发出激情，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纪律和启蒙的指导。 缔造和平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成功的和平谈判需要权力的集中。只有强大的统治者才能够批准和平所需要的历史性转向，通常是在灵活的媒体和弱小的反对派的帮助之下。如果没有专制的工具，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约旦国王侯赛因就不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和易变的过程：它将制造虚弱的和靠不住的统治者，然后才会产生稳定的组织。有人说，阿拉伯世界只有在走向民主之后才会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不一定。在诸如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方，自由化将释放出极端势力，后者在近期内将进一步使中东陷入动荡。 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相信，只有驱逐专制者，才能最终打败他们。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写道：“他们就像庸医一样，想通过消除症状的办法来治愈疾病。他们幻想，如果处死暴君，自由就会自动到来。”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府要求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举行选举，通常是在识字率低、管理机构无力、种族纠纷猖獗的地方。选举产生的总理取代了专制者。但是，由于专制者是恶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表象，他们的离去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允许同样的野蛮行径在民主的外衣下继续上演。例如，在巴基斯坦和科特迪瓦——分别是南亚和西非的两个领头羊大国——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偷走巨额资金，还挑动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争斗，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发动政变。当地人予以欢迎，明显地长舒了一口气。当然，军人统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动荡仍然在继续。 甚至当西方实行干涉并接过当地管理的时候，比如在科索沃和海地，难以消除的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仍然会妨碍稳定。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和托尼?布莱尔首相宣布联军在科索沃取得胜利的6个月之后，联合国驻科索沃的行政长官伯纳德?库齐纳说，东正教徒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种族和解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他说：“在几百年的艰辛、斗争、仇恨之后，你无法在几周和几个月内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这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把种族和解与自由民主的胜利看做是必然的；也不应该把当前的民族国家体系看做是必然的。后殖民时代还处在崩溃的早期阶段。在非洲和南亚次大陆，领土边界还大致稳定在欧洲前殖民帝国的遗址上。只有在边缘地区，如索马里和塞拉利昂，这个体系才垮掉了。在今后10年，在面积、人口和城镇化程度都大得多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这个体系有可能进一步瓦解。西方在这种地方进行干涉将困难重重。 近几十年来城市的急剧增长导致了这样一种可能：在21世纪，巨型大都会区得到腹地和忠诚人口的支持，将在政治的重要性方面超过民族国家。美国正在日益成为彼此和平竞争的城邦聚合体。亚利桑那州85%的人口居住在图森-菲尼克斯大城区走廊；据估计，到2050年，这个比率将达到98%。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正在变成一个城区共同体，沿着5号州际公路，当地人称之为“I-5大街”，从俄勒冈州的尤金延伸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越来越无视美国-加拿大边界。在海外，一大批崛起中的城邦——圣保罗、波哥大、莫斯科、基辅、巴库——都被弱小的、无政府的地区包围。它们可能受到公司寡头和军事寡头的控制：一些是开明的，另一些是罪恶的。在这种高技术、新中世纪的公国，金钱可以收买选票、军队，而安全服务可以影响政策，其程度远比今天更大、更微妙。 在具备法制的最富裕地区，还不清楚这种新兴政治体是否还需要政府：只要有灵活的行政部门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它就能生存下来，而强壮的全球性机构将接管其他官僚机构的职责。 城市一直存在于善与恶之外，而在光辉与丑恶、创造与恐怖之中，与新的观念和技术共存。城市是用来体验的地方，而不是审判的地方。想一想今后几年富裕城邦里的芸芸众生吧：他们在蜂窝般排列的水泥房子里幸福地生活，依靠电影院、电视机和互联网为生，从一个时尚漂移到另一个时尚；他们受制于持续扩张的电子媒体传播的别人的观点，他们的个性陷入危险，即使他们大声宣称自己是另一种样子。在中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数百万农民迁移到城市，居住在郊区的贫民窟，他们的价值受到冲击，供水系统和其他基本服务破败不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他们提供道德支撑和心理支撑。于是，当我们的精英喋喋不休地谈论全球化——新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与宗教和第三世界的城市生活紧密相连。 20世纪是历史上大部分人类生活在农村的最后一个世纪。未来的战场具有非常复杂的城市地形。如果我们的士兵不能在近距离作战并杀死敌人，我们的超级大国地位就会很成问题。 工业革命是有关规模的革命：巨大的工厂区、摩天大楼，以及把权力集中在占有广阔领土的统治者手中的铁路网，其中不仅有负责任的统治者，如俾斯麦和迪斯雷利，还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工业强化了他们的罪恶。但是，后工业革命给任何拥有一只手机和一包炸药的人以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决定了这些新的敌人不会按照我们的公平观念进行战斗。他们将对我们的最薄弱之处发起突然袭击。战争是不对称的，就像他们过去惯常做的一样。 不对称战法给了恐怖分子和网络罪犯以力量。这些敌人在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和价值体系之外运作。在他们那里，残暴是战争的一个合法形式。我们民主制度的庞大体量使得军事计划和武器购买很麻烦，还必须向公众做出说明。我们未来的敌人不会受到这种限制。他们的行动既迅速又简单，不会留下文件痕迹，也不会受到公众监督：这将是他们的优势。与我们打常规战争的愚蠢独裁者，如萨达姆?侯赛因之流，在历史上是极少的，更可能的是化学版和生物版的珍珠港偷袭。 恐怖小组将越来越容易获得生物武器，即使这些武器仍将掌握在国家手中。外交可能不足以压制它们，因为它们属于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不可遏止的生物技术革命。确实，基因、生物、化学、光学和电脑科学的技术正在加速进步，为不受控制的武器展现了新的广阔前景。 再想一想，我们正处在空间探索和卫星部署的重大新扩张的前夜。据一些报告估计，到2025年，美国经济的20%将被投入到与太空有关的活动，软件程序员、工程师和其他高技术工人将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印度次大陆）被吸引过来，为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开发和管理这些新技术。这种力量向私人董事会扩散，可能在那里释放出新的魔鬼，目前还无以名之。回想一下，直到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等词汇才流传起来。 还有，技术也能强化国家的力量——这是需要我们小心的另外一件事，20世纪有过经验教训。比如，一个无赖国家动用新技术，将通过战略地使用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对美国不宣而战，同时操纵强大的全球化媒体来掩盖它的意图。 当然，新技术将带来一大批有利的发展，但那是我们的军事和文官领导人需要保持警惕的另一个原因。20世纪初的科学乐观主义导致欧洲人对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毫无准备。新装置为人类灾难提供新的机会，它们一向如此。不同于被用作人类胳臂延伸部分的剑或斧，机器和身体之间没有联系，因此永久地打断了暴行与施暴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大地扩展了非人格化邪恶行动的范围。想一下突击步枪——那个把热能转化为动能的机器。这是20世纪的另一个教训：技术的加速进步与野蛮行为之间的联合——在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到来。 至此，我提到了驱动力：已经可见的趋势（人口、城市、资本主义、技术、收入差距等等的扩大）。但是，还会有附带效果：不请而至的、让我们惊讶的新情况，比如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艾滋病。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可能也属于这种附带效果；为了军事目的而修改基因的人类克隆技术，可能是另外的附带效果。还有，全球变暖可能既显现为驱动力，也是附带效果，加剧自然灾害以及对灾难做出的极端政治反应。 “现代”这个词表现了把我们的生活与过去时代分开的愿望。“现代”思想、政治、建筑、音乐等等暗指的不是过去的延续，甚至不是对过去的反对，而是对过去的拒绝。“现代”这个词是对“进步”的赞美。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技术越“现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机械化和越抽象化，我们的本能就越有可能发动叛乱，而我们则可能变得更加狡诈和堕落——不论是以多么精致的方式。 电子通讯使我们避免了面对面的交流，从而更容易完成残酷行动。我们正在进入纯粹战略的抽象领地，欺骗很少产生心理上的风险。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工业技术拉开了德国施暴者与他们行动之间的距离。一家领先的互联网公司的执行官告诉我，最粗暴的公司权力游戏——整个部门被“精简”，而每一个单位都无视其他人的遭遇——出现在电子通讯取代了面对面交往的公司。 精英政治也给侵略性火上浇油，因为它为数百万人的野心创造了新机会，把他们投入到孤注一掷的彼此竞争中。在工作场所，在商业、政府和媒体的最高层，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竞争。因此，因为技术进步而期望国家间或其他政治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或更明智，似乎是不现实的。 在技术竞争中失败的那些文化中，许多青年男子可能像武士一样，以近乎宗教仪式的方式实施强奸和劫掠；他们佩戴部落标记而不是穿着制服，就像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准军事部队、印度尼西亚的民兵等。这些饱受创伤的地方永远不会是国家中的多数，它们仍将是处于周期性变化的少数国家——足以造成地区不稳定和不断的危机，政治家们必须着手处理。 “地球村”是媒体的陈词滥调，以图给它们带来威望，参见CNN的事例。但是，政治家必须与艰难的现实搏斗，而不是与陈词滥调斗争。冲突与共存都是人类状况中固有的。虽然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企图否认冲突的持久性，但是，非洲、印度次大陆、高加索地区以及其他地方都显示了冲突的持续存在，这是因为种族和宗教群体寻求支配对手，通过推翻现有精英而创建他们自己的领地。 如果一个人相信大多数国际问题都有解决办法，那只是因为他的历史知识太浅薄。这些问题通常没有解决办法，而只有糊涂的想法和不能令人满意的选择。 因此，乔治?马歇尔将军——美国的二战胜利和欧洲战后重建的设计师——在1927年担任乔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时，丢弃了强调“解决方案”的条令手册，用“现实主义的操练”取而代之，训练军官的“原创性”和“判断力”。未来总统和国务卿的条令手册必须反映马歇尔在本宁堡的智慧。马歇尔怀疑： 一个人能否以全面智慧和深刻信念思考……今天的基本国际问题，如果他没有至少在脑子中重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雅典陷落的时期。 马歇尔懂得古代史。同样，有关领导力的任何新条例都必须反思古代史。正如我将展示的那样，我们可能在21世纪的前数十年面对的挑战中，古代史是一个可靠的向导。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关于思考什么，而是如何思考。我所写的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作为思考——不是感觉（feeling）——产物的政策。久经考验的政策制定者如马歇尔不受同情心的指导，而是受必要性和私利的指导。“马歇尔计划”不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礼物，而是遏制苏联扩张的努力。当必要性和私利得到准确计算，历史就把这种思考方式称为“英雄的”。 根据马歇尔的观点，对于一位很少有人敢直呼其名的优雅冷漠的军官，英雄形象来自他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础上做出的冷静判断；在真实的战场上，有关敌人的情报总是不完全的；当指挥官知道足够多的时候，他无论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外交政策危机好比战争。国内政策一般是统计研究、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冗长谈判的结果，但外交政策常常完全依赖决策者的直觉，去了解快速变化的海外暴力事件，而文化差异使情况显得更加复杂。在这个世界上，民主和技术的发展速度比维持它们的机构变化速度更快——甚至国家也被城镇化和信息时代侵蚀和改变得不可辨认了——外交政策将是永久危机管理的艺术，而不是科学。 未来正呼啸而来，我们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只不过是“古代”的延续；尽管出现了现代技术，但中国、希腊和罗马的最好的哲学家们仍然能够应对这个世界。那些表现出古代怀疑主义和建设性现实主义传统的人们，如马歇尔将军等人，也能够应付裕如。 但是，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范围太宽阔，不能成为政治家的有实用价值的向导。 毕竟，温斯顿?丘吉尔和内维尔?张伯伦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私利计算可能性和结果。丘吉尔致力于恢复有利于英国的欧洲均势，对此不须多说。但是，绥靖者也是实用主义者。在30年代中期，还可以把希特勒仅仅看做是一个令人不齿的独裁者，西方不得不和他打交道，而不是《我的奋斗》中自我描述的那个狂人——尤其是在此前20年，850万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算和糊涂导致了战争，却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远远不止如此，还造成了一场大灾难。对于绥靖者，允许重新武装的德国制衡苏维埃俄国似乎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事实没有阻止丘吉尔不仅要遏制希特勒，而且还要最终摧毁他；也没有阻止丘吉尔恐惧德国更甚于恐惧苏维埃俄国，尽管在1919年至1921年期间，作为英国战争大臣，他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内战中领导了西方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尝试。确实，丘吉尔——他寻求与斯大林结盟对付希特勒——从来都比任何绥靖者更加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问题来了：在哪些方面，丘吉尔不是张伯伦那样的现实主义者？在当时那个特定环境中，丘吉尔似乎知道的哪些东西能够在未来危机中指导政治家？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面对未来世界挑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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