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 斯蒂芬 基尔克（Geoffrey Stephen Kirk），生于1921年12月3日，卒于2003年3月10日，英国著名古典学者，从1974起担任剑桥大学第35任皇家古希腊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Greek），直到1982年退休为止。著有《赫拉克利特：宇宙论残篇》（Heraclitus: the cosmic fragments）（1954），《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合著）（1957）等著作，并是6卷本《伊利亚特》注释本的总编（1985-1993）。
约翰 厄尔 拉文（John Earle Rave），生于1914年12月14日，卒于1980年3月5日，英国著名古典学者，曾经担任剑桥大学皇家神学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Divinity）。著有《毕达戈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Pythagoreans and Eleatics）（1948），《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合著）（1957），《形成中的柏拉图的思想》（Plato’s Thought in the Making）（1965）等著作。
马尔科姆 斯科菲尔德（Malcolm Schofield），现任剑桥大学古代哲学教授，著有《阿那克萨戈拉研究》（An Essay on Anaxagoras）（1980），《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第二版合著）（1983）等著作。
导注: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资料来源
A．直接引文
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现存的残篇被作为引文保存在随后的古代著作家中，从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一直到公元6世纪的辛普里丘（Simplicius），在极少的例子中，甚至到晚期拜占庭的著作家，像约翰?泽泽斯（John Tzetzes）。引文出现于其中的资料来源的时间当然不是引文准确性的可靠的向导。因此，柏拉图在其对各种资料来源的引用上的不严谨是众所周知的；他常常把引文和转述混在一起，而且他对他的前辈的态度常常不是客观的而是幽默或调侃的。在另一方面，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虽然生活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后整整一千年，却做了长长的、明显准确地引用，特别是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和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这不是为了文字修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其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的注释中他发现，阐述亚里士多德有关他的前辈的观点必须通过记下他们实际的言论来进行。有时候，辛普里丘以比实际需要更长的篇幅来做这一工作，因为如他告诉我们的，一部具体的古代的著作已经太罕见了。
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提供了相对很少的直接引文，而且，他主要的价值是作为早期思想家的一位概括者和批评者。除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辛普里丘，以下著名的verbatim（逐字）摘录的资料来源可被单列出来以供特别论及：
（i）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2世纪的阿加德米学园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散文家，在他现存的《道德论集》（Moral Essays）中做了上百条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引用（这些引用常常被他自己加以扩充、插入或者部分地重述）。
（ii）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公元2世纪末的怀疑派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他阐述了埃奈西德姆（Aenesidemus）的理论，此人生活在大约两个世纪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许多希腊化时期的资料来源。塞克斯都引用了许多有关认识和感觉可靠性的早期文段。
2 （iii）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教义问答学派（Catechetical school）的博学的领袖，生活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和3世纪的早期。虽然是基督教的一位皈依者，但克莱门特仍然保持着他对各种古希腊文献的兴趣，他运用宽广的知识和令人钦佩的记忆，以对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频繁引用来指出他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比较（主要在他的《劝勉篇》〔Protrepticus〕和八卷本的《汇编》〔Stromateis〕或《杂集》〔Miscellanies〕中）。
（iv）希波吕特（Hippolytus），公元3世纪罗马的一位神学家。著有九卷本的《对各种异端的反驳》（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一书，这本书通过宣称基督教的各种异端是对异教哲学的复兴来攻击这些异端。例如，诺斯替异端是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面一致的理论（theory of the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的一种复兴——这一论点，希波吕特尝试用对赫拉克利特的不少于17条的言论的引用来充实，而它们之中的许多除此之外是不被知道的。
（v）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大概是在公元3世纪编纂了一部平庸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却很重要的著作，十卷本的《著名哲学家生平》（Lives of Famous Philosophers）。在他的传记性和学述性的（doxographical）评论中，他偶尔包括一些主要取自于希腊化时期各种资料来源的短的引文。
（vi）约翰?斯托拜乌斯（John Stobaeus），公元5世纪的一位编纂学家（anthologist），在他的《选集》（Anthologium）一书中汇集了教育性质的对整个范围的古希腊文献的摘引，但更着重于道德言论。许多前苏格拉底残篇（著名的是德谟克利特的）被他所保存，但常常是以多少有点不纯的形式。斯托拜乌斯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一些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兴盛一时的手册和概略。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主要的资料来源以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引用也散见于别处：在伊壁鸠鲁派的费罗德姆斯（Philodemus）那里；在像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样的斯多亚派那里，和像图尔的马克西姆（Maximus of Tyre）这样的折衷主义者那里；在克莱门特、希波吕特之外的其他基督教著作家那里，例如在奥利金（Origen）那里；偶尔也在埃修斯（Aetius）那里（参见B，4，b；直接引用在埃修斯那里是很少的）；在专门科学的作者那里，例如医生盖伦（Galen），地理学家斯特拉堡（Strabo），饮食方面的编纂学家阿森纳留斯（Athenaeus）；以及不乏重要性的，在从努美纽斯（Numenius）、普罗提诺（Plotinus）、波菲利（Porphyry）、扬布里柯（Iamblichus）（其中的后两位著有论毕达戈拉斯）一直到普罗克鲁斯（Proclus）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当然还有无比珍贵的辛普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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