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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11年，在经过数月准备后，作者只身一人踏上了非洲大陆，开始了重走坦赞铁路之旅。其间的辛苦大大超出笔者的想象。一路上，被小偷偷过，险些被抢过，过海关被刁难过，还在坦赞铁路沿线被人身拘禁过，至于被索要钱财那更是家常便饭。最大的麻烦还是疑似感染疟疾，身体不适，思维停滞混乱。
当然，此行的乐趣也超乎了想象。非洲确实贫穷，非洲人的文化和思维习惯也确实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是她确实是“希望的大陆”。一路上，作者与非洲人同吃、同玩、同劳动，与蚊虫们共进一盘餐，与非洲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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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火车的到来扰破了村子的宁静，村落里的黑人小孩赤着脚，大一点的小孩背着小小孩，他们伸出小手，笑着闹着跟着火车跑，希望乘客能扔下一点什么。这就是了，中国人留给非洲的礼物——坦赞铁路，半个世纪的岁月摩挲已让它充满故事。
1970年，经济刚刚恢复的中国拿出10亿人民币，动员5万余人深入非洲腹地，帮助坦赞两国修建一条横穿非洲的铁路。没膝的淤泥、四五米高的荒草、猛烈的暴雨、险恶的裂谷、疟疾、肝炎、霍乱，许多援建的中国人再也没能回来。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中非人民用汗水和生命完成了铁路的修建。
落成后的铁路一度充满生机，城镇像被吸住一样，不断向铁路靠拢，成吨的铜矿顺着它得以外运。在非洲人的眼里，它是一条向他们输送着商机和就业机会的血管。然而，40多年过去了，这条铁路如今却因为经营不善变得伤痕累累，许多荒唐的现状甚至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沿线的百姓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沿着它穿越非洲一路上，会有怎样的奇闻异事？会看到怎样的非洲？
一条铁路，一部历史。铁路、纺织厂、农场，沿线的三个故事串联起这条铁路的古往今来。跟着作者的镜头与文字一路穿越非洲，与那些不同国籍、肤色、年龄的人相遇，你会感动，会欢笑，会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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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晓晨
1984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第一财经日报》资深国际记者，现任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助理。有过多年国际报道和研究经历，另著有《美国大转向：美国如何迈向下一个十年》。
业余撰稿人，职业吃货。热爱旅行，热爱各国美食。2011年起开始非洲之旅，沿着坦赞铁路穿越非洲，与沿线的当地人一同吃住、劳作。回国过将坦赞见闻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反响热烈，连载1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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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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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自序
第一篇坦赞铁路：过去 现在 未来
印象
上路
受伤的铁路
“靠铁路、吃铁路”的沿线百姓
寻觅中国身影
终点，也是起点
十字路口
尾声
第二篇一家中非合资样板企业的兴衰
友谊
改制
困境
技改
官司
对立
饭碗
高墙
尾声
第三篇耕耘非洲：坦桑尼亚中国剑麻农场的真实故事
剑麻王国
坦赞铁路与农场
筚路蓝缕
6个人管理1000人
水土与人和
磨合
扶贫，盈利，还是战略？
尾声
参考数目
旅行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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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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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肩并肩
老刘师傅：
您好！我叫哈吉·基万加，很长时间没见了，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40年前，在坦赞铁路工地上，在姆林巴，您手把手教我开碎石机。（因为）我人小，您叫我“小鬼”（“姆拖拖”）。现在，当年的“小鬼”已经退休，是个老人了。
我不确定您是否还健在。如果您还在，想必也已经80多岁了吧。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告诉您，我希望这条铁路能有个好领导，希望它好起来。
如果这位陈先生能见到您，就祝您身体健康吧。
您的
“小鬼”哈吉
这是一位坦赞铁路老工人托笔者给他的中国师傅稍去的口信。它的背后，是一段中国人和“非洲小伙伴”们之间的故事。
哈吉出生在姆林巴（Mlimba）附近的一个村子，父亲是当地部落的大酋长，因此他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酋二代”了。他本来可以享受种种特权。然而，19岁的他响应尼雷尔的号召，加入坦赞铁路建设大军，成为了一名筑路工人。
哈吉的工作是粉碎石料，把石头装上大车，然后拉到路基上，作为路轨的基础支撑。一开始，他只是一名劳力。碎石的工作非常辛苦，哈吉的不少工友懈怠了，有的干不下去离开了。而他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他的干劲被中国师傅“老刘”看在眼里。
坦赞铁路建设一般采取分组的方式，每个小组都是一名中国一线工人和当地工人混合组成；以这样的中非混编小组为基础，组成更大的组，由一名或数名中国专家指导，由当地工长负责组织工人；这些组又组成几百到几千人不等的更大的队伍。在这样的序列编排下，中国人既对非洲工人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又和当地人肩并肩地一起工作。
哈吉所在的小组由一名中国技工牵头，他和另外几名工友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其中一任中国技工姓刘。在哈吉的记忆中，老刘师傅当年40多岁。“因为我个子小，他总是叫我‘姆托托’（斯瓦西里语‘小孩’、‘小鬼’的意思）。他总是说，‘姆托托，我们干活儿去吧！’于是，我就总是跟着他工作。”老刘师傅不仅指导他工作，还手把手地教他开碎石机。仅仅一个月，他就能熟练操作碎石机了。后来，老刘觉得哈吉学东西很快，还教他开越野车，以及其他一些机械。
哈吉说，老刘和其他中国师傅都非常善良。“他们严格，但不虐待。”这和此前饱受殖民之苦的非洲人对“外国监工”的印象完全不同。如果工人们没吃饭，老刘会说，给你们30分钟时间吃饭，不要饿着肚子干活。
哈吉和老刘很快成了忘年交。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是如此。老刘向他介绍了很多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东西，“这是发电机”，“那是电池”，哈吉很快变得见多识广了。工余休息，哈吉还经常和中国师傅一起吃饭，学会了用筷子。若干年后，他仍然记得那些美味的中餐，记得他最爱吃的“大米饭”和“糖饼”。
久而久之，他对老刘已经是非常信任。他当时每月拿145先令工资（这高于当时坦桑尼亚平均收入），自己花50先令，其余都交给老刘保管打理。而擅长勤俭持家的中国人也给了哈吉回报：一年后，哈吉有了大约1000先令的储蓄了。这让哈吉非常高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笔存款。除了哈吉以外，放心让老刘保管工资的坦桑尼亚工人还有十几个。
前基贝雷格站长马奎塔从前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的青年团团员——TANU是今天仍然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CCM）的前身，而青年团是TANU领导下的准军事化青年组织。当时，青年团号召单身汉去修建坦赞铁路，当时还单身的马奎塔就这样加入坦赞铁路筑路队伍，和中国人一起工作。
一见到笔者，他开口就用略带陕西口音的汉语问候笔者：“你好吗？工作好不好？辛苦了！”在非洲腹地，茅草屋里，却听到久违的乡音，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由于是山地路段，还涉及隧道工程，马奎塔所在的组有一半是中国人，比例很高，团队领导也是中国人。“中国领导是个很好的人，我们相处得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领导、谁是下属。”
当时的工地配备了翻译，因此有条件用斯瓦西里语教当地人技术课程。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工地发明了一种“斯瓦西里汉语”。例如，他们管吃饭叫做“乔乔”，就是模拟吃饭吧唧嘴的声音。
马奎塔也学会了一些汉语，例如“注意安全”——这是隧道工程的必备语言。他的“安”字发得鼻音非常浓重，估计教他这句话的师傅大概是个西北汉子。与笔者聊得兴起，他当场引吭高歌，唱了一曲大概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中国歌。笔者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大知道这种歌了，但马奎塔居然用汉语唱了下来。
“中国人非常好，真的是为了友谊而来。以前的白人，英国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只会利用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把中国看成‘白人’，还以为他们只是来当监工的。但是，他们很快融入了工作，‘手把手’地教我们技术。”马奎塔说到这里动了情。
中国专家的居住条件也和当地工人相仿，也都是住在帐篷里。哈吉就帮老刘等中国师傅们搭过帐篷，他记得窗户是草和树枝做的，非常简单。中国专家和非洲工人也经常一起看电影——只不过，他们往往分坐屏幕两边。
由于文化不同、语言又不通，在工作和生活中，中国人和当地人也有磕磕碰碰。马奎塔说，中国人要求比较严格，很容易生气发脾气，发脾气之后就会骂人。他说，他们非洲人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中国人就觉得是怠工了，双方会产生误解。
有一次，马奎塔自己也被骂了一句“他妈的”，但当时并没有不高兴，因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个没学过的生词。后来，他就学会了这个“生词”。说到这里，马奎塔就学了几句汉语经典骂人话，发音还挺标准，把笔者逗得大笑。时隔40年，马奎塔总算找着机会把这句话还给中国人了。“作为朋友，应当相互尊重，而不是骂人。”马奎塔说。
从坦赞铁路建设时期起，中非之间不同的工作节奏与工作文化就引发了分歧。在工作中，中国人认为非洲人“懒惰”，非洲人认为中国人“苛责”。由于坦赞铁路是政治工程、援助工程，因此工作文化上的分歧还不明显。到了如今“走出去”的新时期，在中国人以“资方”面目出现、非洲人以“劳方”面目出现的时候，二者的碰撞就产生了矛盾。在接下来的两篇中，笔者将探讨赴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这种差异。
由于严格的“外事纪律”，加上语言不通，中国人和坦赞铁路沿线民众交往并不多。不过，有限的交往，还是给当地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里姆比里回忆，当时中国人在他们村子附近采石。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聪明的中国人从当地人的面部表情里学到了很多斯瓦西里语。里姆比里也试着和中国人说过话。“如果你想和中国人搭上话，你得先说rafiki（斯瓦西里语‘朋友’的意思），他们才会注意你，认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里姆比里问中国人，中国人口那么多，能不能养活自己？中国人说，够养活，他们还带了不少来坦桑尼亚呢。里姆比里记得，中国人自己有一个园子，自己种些包菜、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
里姆比里回忆，大多数中国人与这里的居民相处融洽，找不到一个和当地人吵架或打架的中国人。“他们总是很友好。”
在说到坦赞铁路的现状时，老人们都不免唏嘘。而在展望这条铁路的出路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想到请中国人回来。
里姆比里说，他们当地早就流传一条消息，说中国人又回来了。如果是这样，他就太高兴了。
哈吉建议，如果中国人回来管理铁路，一定要把住财务。“如果当地人管理财务，就会出问题，铁路也因此下滑。”在他眼里，中国人是值得相信的，替他保管工资的老刘就是代表。“如果老刘拿着我的钱回中国了，我也没有任何凭据要回这些钱，但我就是相信他，愿意把钱交给他。”
马奎塔说，如果中国人能回来管理这条铁路，他非常想再次与中国人肩并肩地一起工作。“我身体很好，还能干得动！”在告别笔者的时候，马奎塔用汉语反复地说着这句话。
笔者万里迢迢，从北京舒适的家中来到这片狂野的土地，为的是寻找当年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手把手”、“肩并肩”的那段历史。然而，笔者绝非仅仅是为了凭吊缅怀，更不是希望重复过去的故事。今天，我们中国人以投资者的姿态重新回到了非洲。有人说中国人是“新殖民主义”，这自然是攻讦。然而，我们静下心来，也要扪心自问：我们变得比以前富有了之后，是否也滋生了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心态？我们是否觉得非洲人脏、懒、笨，觉得他们一无是处，自己高人一等？我们是否已经忘了自己作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忘记了平等待人的传统？我们是否只顾自己赚钱，没想过给所在地的人民留下物质和精神财富？
援建坦赞铁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程——由于时代的变化，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恐怕也后无来者了。然而，一条坦赞铁路，凝结了很多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应当传承下来。“手把手”、“肩并肩”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它应当像一面镜子，警示今天赴非洲投资的中国人。只有相互尊重，“中国梦”和“非洲梦”才能携手并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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