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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部读来心酸又有趣的“卧底”纪实作品、一部探讨“穷忙族”生存困境的经典著作。
推荐一:“越贫穷越工作”的口号 VS “越工作越贫穷”的现实
推荐二: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是否已经沦为一句谎言?
推荐三:这不仅是美国底层民众的故事 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
推荐四:盘踞亚马逊畅销书榜长达12年
全球已有英、法、日等14个语言版本
內容簡介:
失业必然导致贫穷,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在美国,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7美元的最低时薪,他们要如何生存,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
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住房、医疗、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
關於作者:
著者
芭芭拉 ·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畅销书作家。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常出现在《哈泼》《国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中。她出身底层,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代表作有《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2005)、《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2008)等。
译者
林家瑄,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曾任艺术行政、期刊编辑,并从事翻译。译作包括《两位严肃的女人》《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等。
目錄 :
前 言
致 谢
序 章 准备开工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
第二章 在缅因州擦擦抹抹
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卖东西
第四章 成果评估
出版后记
內容試閱 :
序 章 准备开工
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 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 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
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60 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已结婚 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4.50美元的仓库工人。 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 400 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券、医疗补助、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 要赚到8.89美元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 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 1 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 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 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
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 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 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 1998 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 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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