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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出版商周刊》
精彩绝伦……有着惊悚小说的节奏和百科全书的广度。——《纽约时报书评》
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卫报》
欧洲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理解现代世界不可不读的经典巨著。
◎《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普利策奖决选名单，萨缪尔?琼森奖决选名单；
◎连续荣获2006年亚瑟?罗斯图书奖、2007年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欧洲图书奖；
◎《卫报》《独立报》《纽约客》《观察家》《旁观者》《新政治家》《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近20家世界顶级媒体“年度最佳图书”；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尼尔?弗格森、弗朗西斯?福山、诺曼?戴维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一阿迈斯托等欧美著名学者高度赞誉；
◎《纽约客》《旁观者》《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伦敦书评》《美国历史评论》《出版商周刊》全球百家权威媒体一致推荐；
◎中文版获托尼?朱特基金会全球独家授权，历时两年精心译校、审校和修订，由中信出版社重磅推出，使得这部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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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战后欧洲史》（套装全四卷）是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经20年构思10年撰写，广泛运用6种语言文献资料，涉及34个国家，兼顾西欧东欧，囊括整个欧洲，第一部全面展现现代欧洲60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大师级历史杰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从残酷的种族灭绝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从自由资本市场到大政府福利主义国家，从军备竞赛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就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它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托尼?朱特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对于现代公众而言，“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
《战后欧洲史》是当代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历时十余载而成的心血巨著。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这本书展现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全面而简练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并揭示出欧洲走向联合自强的未来之路。托尼?朱特以敏锐的观察、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超的叙述能力，将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六十年历史，淬炼成了一部引人入胜、意义非凡且极具个人见解的伟大著作。
《战后欧洲史》出版后赞誉如潮，获奖无数，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并已成为社会大众“理解现代世界不可不读的经典巨著”。
分卷内容简介：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内容简介：
1945年至1953年，美苏对峙，冷战来临。铁幕落下，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成为之后数十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要格局。
战争改变了一切，欧洲靠外人获得解放，不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运。欧洲从政治和地理上分裂了。
在西欧，过渡政府举行了新的大选。民众内心渴望正常化，远离过分自信的政治教条。强调社会和道德改良的基督教民主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掌控了政治权力。实施马歇尔计划加速了欧洲的重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升了经济一体化，成立“北约”则将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各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盟与合作奠定了欧洲复兴的基础，也使得欧洲成为美苏交锋的前沿。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东欧广泛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且不会威胁其安全的政府。东欧诸国纷纷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旋涡，都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都进行“经济改革”并实施“五年计划”，成为“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
美苏两国掀起文化战争的波澜，欧洲的文化也分裂了。是否支持苏联，或者是否反共，成为划分东方和西方、左翼和右翼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深深地刻入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71》内容简介：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柏林墙的出现，欧洲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迎来经济的繁华时代。
20世纪50年代后，让西欧各国头疼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欧洲帝国撤离原有的殖民地，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却也促使它们专注于本土事务。大多数的欧洲人远离了全面运动型的政治，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完善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主流政党则强调政治改良和责任分工，尽力避免导致国家分裂的意识形态争论。政治稳定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欧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60年代，战后的人口爆炸成为引发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青少年仿效美国的消费方式，将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看作自己的未来。时装、大众文化、性，甚至被浪漫化的“毛主义”，成为新一代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终于，法国爆发“五月风暴”，“1968年革命”席卷欧洲大陆。
在斯大林逝后，东欧诸国以微妙的方式试图摆脱苏联的掌控。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进行“有控制”的改革，尝试在不损害体制的前提下，和斯大林时代划清界线。但这场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激起要求变革的呼声。对大多数东欧人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成为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转向以及诸国内政的改革，成为东欧未来变局的远方鼓声。
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内容简介：
20世纪70年代，战后欧洲的经济繁荣热潮退却了。美国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协定，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汇率制度被埋葬，欧洲货币汇率随之浮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率下降接踵而至，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和社会不满。
西欧的政治图景开始分裂，左翼和右翼主导的整体格局，被“单一议题”政党和运动打破。一些社会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女权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等新政治团体，利用舆论将社会情绪转化为政治行动。
到70年代末期，欧洲社会开始觉察到其福利国家体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撒切尔夫人倡导的私有化浪潮，在80年代冲破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欧洲战后数十年以来的社会民主共识被彻底改变。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蹒跚而行，经济衰退，民生困顿。新的反对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持不同政见人士选择从个人权利、公民自由等议题切入，终结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通过环境污染等切身议题，知识分子消除了社会公众的冷漠和恐惧，逐渐建立起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
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为了拯救自己的共产主义，逐渐摆脱了对东欧诸国的监督。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共产主义政权在1989年轰然倒台。
旧秩序迅速、平静且和平地终结了，留下四分五裂的大陆。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内容简介：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的东欧举步维艰，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和民主过渡。经济上，这些自由市场的新信徒推行私有化政策，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将国家带出经济的泥潭。结果却是，公共机构分崩离析，公有资产被权力者据为己有。政治上，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痛苦的大众被抛向社会边缘。
东欧，在欧洲的大门外张望，极力想重返“欧洲”——为了获得援助，实现经济现代化，或者是为了防止退回“民族共产主义”，稳定国内政局，都必须同“欧洲”捆绑起来。繁荣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谁是欧洲人？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繁忙的公路网络、便捷的铁路系统、流行的英语，促进了欧洲内部更密集的交流。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欧元和欧盟正式将欧洲凝聚为一体，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欧洲不再只是地理的概念，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正是这种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模式。
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随着时日渐长，繁复的议程、民主的缺失、大国的操控，使这个超国家组织越来越难激起欧洲民众的热情。外来移民的增加，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整个欧洲可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紧张气氛中。
如果欧洲的爱国之心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也许欧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面，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
这是欧洲的机会，也是欧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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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托尼?朱特所获赞誉
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
——《时代周刊》（Time）
一位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锐的思想家。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笔流畅，叙事强如海涛，论战笔锋更盛……他能够在过去中洞见未来，使其著作充满独特的时代感。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学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托尼?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学家，他最为独特的成就之一是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历史相整合，以揭示一种在思想与现实、理念与行动、书籍与人群之间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到并传达宏大的图景，同时，还能深入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数专业学者两者都做不到，他们只在这两者之间飘着。但朱特既能够谈论这个大图景，又能阐释在当下它为何重要。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
与自己辩论，尤其是与自己的激情辩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标志。朱特只要一息尚存便从未停止思索。……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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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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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71》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分卷目录：
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前言与鸣谢
导言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第2章 惩罚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第4章 难以安定
第5章 冷战来临
第6章 卷入旋涡
第7章 文化战争
尾 声 旧欧洲的终结
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第2章 幻想破灭
第3章 繁华年代
附记：两种经济的故事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第6章 尘埃落定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第2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第3章 过渡时期
第4章 新现实主义
第5章 降低期望
第6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第2章 清算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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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与鸣谢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 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 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 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 J? 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彼此迥异，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詹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受益良多）。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查尔方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尽管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正是有赖他们这本书才成功出版。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伦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西蒙?杰克逊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为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亚力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妻子珍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书摘】
导言
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谜被揭开，就坠入了深渊。
——海因利希?海涅
情势（某些先生居然对此无动于衷！）在现实中给每一条政治原理涂上明显的色彩，并且带来不同的结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亲爱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 哈罗德?麦克米伦
世界历史不是一片生长出快乐的土壤。各个快乐的时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页。
—— 盖奥尔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尔
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时机。当时我正从布拉格回来，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公民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筒。几个星期
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被拆毁了。在匈牙利同在波兰一样，每一个人都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旧政权——几个月前它还执掌着一切权力——退出后的断裂。立陶宛共产党刚刚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收音机播送着罗马尼亚反对齐奥塞斯库家族独裁的暴动的最初报道。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这显而易见。但是随着旧秩序的逝去，许多由来以久的假设就发生问题了。曾经看来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却转瞬即逝。冷战对峙；东欧、西欧分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繁荣的西欧同它东面的苏联卫星国集团的故事是各自分离、互不传播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或政治的铁定逻辑。它们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而历史却正在将它们推开到一边。
欧洲的未来看起来会非常不同——它的过去也是如此。回顾1945年至1989年的岁月，从现在来看，它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战后的间歇，1945年结束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对欧洲的塑造有赖于未来岁月，以往经历过的熟悉的、有条有理的故事难以重演。我觉得很明显，在那个冰冷的中欧12月份，战后欧洲的历史是需要重写了。
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1989年的维也纳是一幅覆盖画，将欧洲原先复杂层叠的昔日画面覆盖了。在20世纪初，维也纳就是欧洲：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在大灾变门槛上的多事之都、边缘状态、自我欺骗的中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从辉煌的帝国大都市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的贫困干瘪首都，渐渐地褪失了荣耀，最终成为纳粹帝国的边疆省份，它的大多数公民热情地向纳粹宣誓效忠。
德国战败后，奥地利落入西方阵营，被认定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两次受之有愧的好运气使维也纳得以祓除旧日的耻辱。它作为纳粹同盟者的事实被轻轻遗忘了。奥地利的首都——被苏联的“东”欧包围的一座“西”方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样。对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维也纳代表着“欧洲中心”：一个在世纪的进程中似乎被抛弃的欧洲人的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区。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那些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倾听自由的地方，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地方，一个为东欧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东方的桥梁而相遇和启程的地方。
于是，1989年的维也纳成为一个“思考”欧洲的好地方。奥地利体现着战后西欧颇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个充满福利的国家所标志的资本主义繁荣；通过一切主要的社会团体和政党自由地致力于创造工作机会和薪酬待遇而实现的社会安定；由西方核保护伞明显庇护下获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奥地利自身保持着沾沾自喜的“中立”。与此同时，跨过利塔河和多瑙河仅仅几公里的东面，是“另一个”荒凉穷困和秘密警察的欧洲。将两者分隔开的距离可以用维也纳的两个火车站的对比来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却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
正如维也纳的两个主要火车站无意中承认了欧洲的地缘分裂——西站面对积极乐观的、遍地黄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愿地承认着维也纳属于东欧一面的素质——这座奥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见证了一种无声的分裂，将欧洲平静的现实同它不安定的历史隔离开来。咄咄气势、充满自信的楼宇沿宽阔的环城路而立，诉说着维也纳一度有过的帝国性质——尽管对于一个欧洲中型首都来说，这环城路本身似乎有点太大、太辉煌，因为它只不过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这座城市却无可非议地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间感到自豪。的确，维也纳颇为沉醉于唤起对昔日荣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历史，它却注定要缄默。
犹太人曾经占据了内城的许多楼厦，对绘画、音乐、戏剧、新闻和思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曾经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点，维也纳却缄口不言。维也纳的犹太人被暴力驱赶出他们的家，从维也纳漂泊向东，关于他们的记忆也被抹去，这解释了今日维也纳带有负罪感的缄默。与战后的西欧一样，战后的维也纳是一座建筑在不可言说的过去之上的宏伟大厦。那段过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发生在后来被苏联控制的地区的时候，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却（在西欧）或很容易被掩蔽（在东欧）的原因。随着东欧回归，以往的历史将不再难以言说：但现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说了。1989年后，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将来，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是可以难为情的。
虽说我正是在1989年12月决定撰写一部战后欧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动笔。这是因为客观情势复杂交织。回顾往事，有一点是很幸运的：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朦胧模糊，到今天却变得有些明朗了。档案馆的大门敞开了。革命性的转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却使自身厘清了从1989年动乱以来的某些长期后果，使之现在触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容纳成千上万名从邻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难民。
奥地利放弃精心培育的战后自治、加入欧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现为欧洲事务中的一股力量，这是东欧剧变的直接结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访维也纳时，发现西站贴满了尤尔格?海德尔的自由党的海报。虽然海德尔公开吹捧说，纳粹军队“可尊敬的人们”在东部战线“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仍然赢得了那一年27%的选票，其手腕是煽动奥地利同胞们对过去10年里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产生的焦虑和不解。在几近半个世纪的静默之后，维也纳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重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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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故事，所以从1945年开始说起：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零点开始。但是，正如20世纪的一切事情一样，它的故事被从1914年开始的30年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大陆从那一年起就开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切参与者难忘的屠场——塞尔维亚18岁至55岁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战争——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德国（与当时普遍认为的相反）在战争中、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未被摧毁：很难解释它只过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确实，由于协约国的胜利代价超过了德国战败的代价，而德国并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赔偿，因此在重新崛起时，比在1913年更强大。随着一个世代以前普鲁士崛起而在欧洲浮现的“日耳曼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1918年旧式土地帝国垮台后出现的一些小国家都是贫穷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邻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多的是“历史修正派”的国家：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在大战中被打败，它们等待时机要收复领土。1918年后，国际局势并未恢复稳定，大国之间也未恢复平静：只不过由于筋疲力尽而产生了一段幕间休息而已。暴力战争并未减弱。它转向了国内事务——转变为民族主义争端、种族歧视和内战。欧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场战争的余烬和另一场隐约可见的战争之间的薄雾之中。
随着欧洲经济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势更加恶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萧条引发了恶化的形势。在那些年里，欧洲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遭到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扭曲了国内就业，摧毁了贸易，蹂躏了整个地区，甚至还造成了破产国家。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欧——始终未能从这些后果中恢复元气。那些恢复元气的国家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重又走低，而银根紧缩、商业失败、竭力保护关税以遏制外国竞争等等，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失业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能力荒废，而且使国际贸易崩溃（1929——1936年法德贸易下跌83%），由此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怨恨加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受影响的国家中平民人口和国内经济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叙说。
这些打击所积累的冲击，毁坏了一种文明。欧洲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其范围之广，即便在战争刚发生时，也使当时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有些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将资产阶级欧洲的自杀当作一次为改善境遇而战的机会。奥登称30年代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担道义和树立政治信念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幻灭和牺牲中达到高潮。这是19世纪激进观点的印第安之夏 ，此时却投入了一个更险恶时代的意识形态激烈战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多么渴望一种人类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经受悲惨的失败。”（阿
瑟?凯斯特勒语）
欧洲绝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欧更远的地方，然后——倘若他们能及时逃出去——逃向美洲。还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尔特?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欧洲大陆最终跌进地狱的前夕，它的前景显得毫无希望。在欧洲文明自我爆炸的过程中，无论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维也纳失去的东西，其迹象早已由卡尔?克劳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凭直觉而知觉到了——都再也无法重新获得。在让?雷诺阿于1937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成名作《大幻觉》里，那个时代的“大幻觉”是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关于荣誉、等级和阶级的神话。但到了1940年，有见地的欧洲人发现，整个欧洲最大的幻觉恰恰是“欧洲文明”本身，它已经声名狼藉，再无法复原了。
鉴于之前的遭遇，在叙述欧洲出人意料复原的故事时倾向于采用庆幸甚至抒情诗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写成的史书——就像欧洲政治家们在回顾自己这些年里的成就时所采用的主调一样。在总体战的大灾难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复苏和重新崛起；国家之间不再起冲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扩大欧洲内部的合作；30年经济熔毁过后的持续性经济复苏，以及繁荣、乐观、和平的“正常化”——这一切都引起了夸张的反响。欧洲的复苏是一个奇迹。“后民族的”（post-national）欧洲接受了晚近历史的教训。一个和解的、和平的欧洲站起来了，“像凤凰一般”从它的谋杀——甚至是自杀——的历史灰烬中再生了。
就像许多神话一样，这种使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对20世纪下半期欧洲历史的叙述，包含着一点事实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东欧——从奥地利边界到乌拉尔山脉，从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话之外。它的战后几十年同以前发生的一切相比，当然是和平的，但仅仅是由于苏联红军未经邀请的驻扎：这是坦克监视下监狱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说苏联集团的卫星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发展相比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莫斯科靠武力强迫它们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战后欧洲两个部分的历史不能相互孤立来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和先前战争的后果，迫使东欧和西欧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样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内事务的秩序，以杜绝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欧洲两个部分最初的普遍选择是寻求20世纪30年代那种激进方案的人民阵线运动（这一点提醒人们，有时看来1945年绝对不是新开端）。东欧的某种激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声名狼藉的过去，已经没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共产主义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一种两难，而对此要做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实在的。
西欧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和压力）。对人民阵线方案和共产主义的吁求减退了：这两者都是西欧在艰难时代开出的药方，但至少从1952年起，时世已不再那么艰难。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里，战后初期的艰难困苦已被遗忘。但是在1945年时，看来非常现实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确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正因为有可能回到旧日的噩梦（失业、法西斯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革命），所以西欧走上了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合作、和平的欧洲，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欧洲理想主义者们在深情回顾中想象的那种乐观主义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计划。它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在历史的阴影下，它的领导者们实施社会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过去的历史重演。
当我们回忆起苏联集团当局实质上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计划时，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握了。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设立防线来阻止历史倒退——尽管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不是靠社会进步，而是靠使用实体力量来保障实现目标。晚近历史的重写——而且鼓励民众去遗忘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说法，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疑消灭的不仅是以往历史的弊端，而且还消灭了使它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一种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然而共产主义的迷思在无意中证实了，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继承历史的负担，这项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个新欧洲创造了条件。但是整个欧洲在1945年之后的许多年里长期生活在刚刚过去的历史上由独裁者们和历次战争投下的阴影。这是战后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体验之一，他们与美国人有所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教给他们的是相当不同的、完全乐观主义的课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寻求对1989年欧洲历史的理解——以及欣赏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变，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要的起点。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阐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时，所说的两种“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间的风格区别颇有影响，他引用希腊诗人阿尔喀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情。”按照伯林的话来说，本书绝不是一只“刺猬”。我在书里提不出关于欧洲当代历史的重大理论，不阐释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题，不讲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没有主题形式。相反，它的主题还不止一个。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首先，这是一段欧洲地位下降的历史。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国际的或帝国的地位。这条规则有两个例外——苏联算一个，大不列颠部分地算一个——直到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段之末，它们在自己眼里、在任何问题上都只能说是半欧洲性质，而它们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欧洲大陆的其余大多数国家都曾经蒙受战败或被占领的耻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从法西斯主义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赖援助就控制住共产主义。战后欧洲靠外人来得到解放——或者说是得到豁免。欧洲人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控制自己的命运。从前的欧洲海上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领土，在这些年里全都沦落，回到欧洲本土，它们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欧洲自身。
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上，“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宏大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其原因各不相同——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具有19世纪特色的计划，试图废除“社会”，将公共事务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欧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计划——只有自由的前景，这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希望，现在已经实现了。
再次，作为对欧洲意识形态史上的过时野心的最温和替代，姗姗来迟地出现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欧洲模式”。产生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欧洲共同体”和它的后身“欧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这是规范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特征明显的“欧洲式”道路。这种欧洲方式囊括一切，从儿童保健到国际法律规范，代表的不仅仅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僚实务；到21世纪初，它已变成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一座灯塔、一种范例，是对美国、对富有竞争性魅力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全球性挑战。
欧洲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模板与向往之所，这种出人意料的决定性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亚历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对两次大战之间波兰政治家们的错觉的讽刺说法，欧洲不是“命定走向伟大”。它出现的这种能力，从1945年甚至1975年的情况出发都肯定是无法预见的。新欧洲不是预先构想的共同计划：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计划。但它在1992年后一旦变得明晰，欧洲的确占据了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一样。
交织在战后欧洲叙事中的第四个主题是：它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常常被误解。1945年后，西欧人要美国介入欧洲事务——但他们也厌恶这种介入，因为那意味着欧洲的衰落。再者，尽管美国在欧洲存在，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两部分依然
十分不同。在西欧，冷战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引起相当警觉性的反应，而随之而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美国化”则往往是被夸大的，这在下文行将叙述。
东欧以相当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及其特性。但其中也会在误导下过分地夸大1989年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东欧的影响。东欧和西欧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们——例如法国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都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成为他们国家的任何一类社会楷模。虽说年轻一代的1989年后东欧人一度激奋地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来使自己的国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务、低税收、自由市场，但是并未达到那种样式。欧洲的“美国时刻”只存在于过去。未来东欧的“小美国”们完全坐落于欧洲。
最后，战后欧洲的历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欧洲大陆曾经是一幅复杂交叉的多彩画面，其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社会和民族是互相叠合的。它的许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国边界结合部的一些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萨拉热窝、萨洛尼卡、切尔诺维茨、敖德萨或维尔纳——实际上都是多元化社会的原型，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处。我们不会将这种旧欧洲理想化。波兰作家塔德兹?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几近喜剧般的各民族熔炉在欧洲心脏
地带冒着危险的火花”周期性地爆发动乱、屠杀和迫害——然而这是真实的，它在鲜活的记忆中仍然存在。
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欧洲却被摧毁成灰。20世纪下半叶诞生的那个熠熠生辉的欧洲更加有序，没有那么多杂乱的元素。由于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每一个人现在几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里，东欧人和西欧人都生活在封闭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来的属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种族的少数人群体——例如法国犹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进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会。只有南斯拉夫和苏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但只是欧洲的一部分——站在这个新的、先后趋向同质的欧洲之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从苏联解体和欧盟扩展以来，欧洲面临着多元文的局面。难民、客籍工人和欧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国都市，期待着就业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来自那些随着欧洲扩张疆域而失败或倒退的国家，将伦敦、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兰等十几座城市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无论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欧洲出现了新的活生生的“异类”——例如，大约1 500万穆斯林已经进入了欧盟，而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还有8 000万等待进入——他们不仅凸显了今日欧洲对日益多样化前景的不满，也使得人们无法继续泰然地将欧洲历史上已经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外。自从1989年以后，比过去更清楚的是，战后欧洲的稳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赖了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们合力，由于战时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的协助，独裁者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大陆基础。
对于这一令人窘迫的扭结（kink），在对欧洲历史朝向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阳光普照的辽阔高地”平缓前进的叙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战后东欧和西欧——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除了偶尔的争论外，对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牺牲者——的记录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回忆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们所熟悉的道德规范方面：善对抗恶，反法西斯主义者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运动战士对抗通敌分子，等等。
1989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认识到（有时需要战胜强大的反对和否认倾向）为欧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价。波兰人、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知道的话——他们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前真实地发生的是什么。即使德国人也重温他们国家的公认历史——结论却自相矛盾。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人遭受了苦难，德国才是牺牲品，无论是在英国轰炸机、俄国士兵或捷克驱逐者手里——这些都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人们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重新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犹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这些说法无论是好是坏，都值得商榷。这种公共记忆是否全部属于一种政治健康的迹象？或者像戴高乐等人心知肚明的那样，忘记它们有时是否更加稳妥呢？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的“跋”中被再次提及。在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不必将上述令人不安的最新回忆看作欧洲原罪的可怕证据——当被和今日爆发的民族或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有时会这样看待它们（特别是在美国）。它没有从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它带着记忆缺失的怀旧，它随时倾向于回到1938年。按照约基?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这不是“又一次似曾经历的错觉”。
欧洲不会回到战时的动乱历史——相反，它正在远离那段历史。今日的德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意识到的是自己的20世纪历史，而不是以往50年里的任何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回到过去。本书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的身上。然而，它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根据几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痛苦的公开辩论——看来比较合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人也应该至少能够公开质疑完全有意所为的官方记忆的准则。我们也许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好兆头。但这是一次闭幕。希特勒死后已经60年了，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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