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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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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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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知识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确认，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以诗人的敏锐及老实本分的实证文字，逐一追踪并还原出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知识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非要把书页翻回来，和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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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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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更迭，风云变幻，从“大人先生”到 “革命同志”，旧与新纠缠，长与幼错位，阳春白雪与疾风骤雨碰撞。本书讲述了身历大变局时代的知识人的悲喜人生。既有千字短文，挖掘历史真相，撷取精彩的人生片段，摹写民国大师侧脸；又有端肃长文，搜集翔实史料，状写现代大儒的孜矻人生，折射时代挟裹下的人物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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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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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独立诗人，文史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为完成自我启蒙而潜心文史研究十余年，在《南方都市报》、《财经》、《南方周末》、《书屋》等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数十篇。著有随笔集《史间道》、《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生活在细节中》，诗集《追蝴蝶》、《最后的黑暗》等。曾获华语传媒诗人大奖等多项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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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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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纪念先生蔡 003
章先生 008
未觅名山便著书 013
胡适的声音 018
湛翁三句教 023
士尚志 027
残照记 031
非常不可说 036
不觉前贤畏后生 041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046
启先生贵姓 051
说多了就是传奇 056
家教与师道 061
卖官记 066
“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070
登临独恨非吾土 075
中国是有办法的 080
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085
辑二
妓事之盛 091
当仁不让 096
不敢当 101
小处尽可随便 105
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110
相人之术 116
武人之风 120
彼时交通 125
吃过见过 130
玩主 135
最后的贵族 140
是真名士自荒唐 145
唯有饮者留其名 150
夫妻们 154
辑三
在阶级的边境线上 169
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185
“过关” 190
怎么得了啊！ 195
郭小川的稿费 201
顾准的书目 207
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215
文人为何爱开会 223
诗书何罪秦又秦 228
傅雷：一个没有单位的公民 233
梁启超：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248
代跋：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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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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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跋：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我记得那是2008年，我在地震的余悲中读一本沉重的书——《太平湖的记忆》，一本关于老舍之死的访谈实录。为了恢复当年老舍之死的第一现场，采访者傅光明走访了当年参与此事的各方人士，当年，他们就站在犯罪现场的各个角度，参与或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原以为他们会为我们恢复一个历史的现场，但读过之后，却越发的糊涂起来——这些受访者因当年所处的角度不同，所扮演的角色各异，不仅相互之间记忆有偏差，时有相互矛盾之处，更为可怕的是，他们至今都不敢说实话！说到关键的人和事，依然会出现“某某某”和“×××”等“马赛克现象”。
时间才刚刚过去40年，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已开始相互矛盾，难以还原。采访者说，到目前为止，自称当年参与打捞老舍尸体的就有三位。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三个互不相识且彼此对对方都无记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是真实的，因为不可能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毛病？我们又能够信任谁呢？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口述那段历史，按照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每个人只是照亮了那场黑暗历史场景的渺小的一角。但真正的“历史真相”在哪里？这些亲历者们真的带我们回到现场了吗？他们是在口述历史还是在口述梦境？
谁的记忆更准确也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因为历史本就是“他者的故事”（history）。这么多“亲历者”，这么多“过来人”，他们对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亲身经验通过“记忆筛选”，有的被遗忘，有的被强化，更有杜撰和消解。“他者的故事”被深刻改写。一场发生在40年前的惨烈的悲剧事件，应该刻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事件，如今却是疑云密布、矛盾百出，仅留下一个大致的骨架还算清晰。这个骨架是一场仅留下悲剧主角和无辜观众的悲剧，悲剧的制造者隐身了，也就是说，你无法指认出谁是真正的悲剧制造者。没有人站出来愿意为这场悲剧负责。逃避责任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无辜的观众不愿指认舞台上出现的罪犯，因为他们是围观者；罪犯不愿意独自现身，因为他只是犯罪集体中的一员，或许只是个从犯。于是，在这场悲剧中，似乎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既然都是受害者，于是一场控诉的盛宴便堂而皇之地展开了。控诉谁呢？控诉那个时代。控诉的对象是虚拟的，处在被抛弃的神位上，谁都可以朝它吐唾沫，因为它是纸扎的，没有所指的，它仅仅是罪犯的一个替代品，蜕下的空壳。
已经40年过去了，太平湖的那圈涟漪早已平静下来，有关老舍之死的是是非非也像那片湖水一样，被记忆填平。40年，时间太久了，这几乎隔着两代人的距离，谁还记得那时候的事情呢？40年后，关于那个时代的罪与罚，早已被藏进历史的暗角，妥善隐蔽起来；40年后的我们，对于那个火红而又惨烈的时代，既不可能与闻其事，又未能“躬逢其盛”，大历史远去了，只留下一个背影，看不清表情，一个个现场也成为被废墟覆盖的原野，一片荒芜。那些被有限的文字、图片、影像记录下来的场景，早已被意识形态的马赛克处理干净，仿佛已被传说、流言，甚至是谎言所覆盖。透过这历史的迷雾，我们又能看到什么？所有这些，又能为我们恢复一个怎样的历史场景？
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仅仅是两代人的距离，“个体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就已被深刻改写。采访者问当时批判老舍的主要负责人浩然：“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浩然说：“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一个清晰的现场尚无法恢复，犯罪主体更难以指认，忏悔便无可能。我们这些70后、80后、90后们，既不能在被马赛克处理过的“历史”中与闻其事，又不能在前辈们的“个体记忆”中得知真相，谁又能带我们回到当年的犯罪现场？
如果“记忆”不可靠，我们只好求助于“记录”。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作为“信史”的“记录”又在哪里？乔治?奥威尔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是权力和历史暧昧关系最直白的说法。历史不载的地方，流言就会产生。“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赫尔岑语）苏联女作家利季娅认为，这一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幸亏我们还有“在火炉旁讲故事的祖母”（本雅明语），历史的见证人还没有死光。还可以去寻访逐渐零落的故人，还可以去爬梳角落里蒙尘的史料。如此努力虽不见得准确或全面，但离现场和真相会更近一步。毕竟，还有那么多私人记忆的存在。
我潦草写下的这些文字，大多是过去几年的读书笔记，虽无甚新意，但对于自己毕竟还有点开蒙的意思。或向硕儒先贤三致意焉，或为悲剧才子扼腕叹息。有些是感动于其精神，有些是震惊于其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草率写下，望方家莫哂。这些文字大多曾在纸媒发表过，在结集出版之际，特别要感谢《燕赵都市报》的蔡晓辉女士及《南方都市报》的帅彦兄，并由衷感谢陈卓兄为此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因此常为人诟病。丁本想借孙传芳之力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局面。北伐时，孙传芳也曾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启先生贵姓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进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系里还有“十八罗汉”之说。所谓“十八罗汉”，是指中文系历史上师资阵容鼎盛时期，曾汇聚了诸如陆宗达、黎锦熙、钟敬文、谭丕模、叶苍岑、李长之、李何林、刘盼遂、穆木天、彭慧、黄药眠、启功、俞敏、肖璋等一批大师级教授。我进校时，老先生们已所剩无几，硕果仅存的几位，也都一个个隐退了，平时难得一见。但有他们生活在校园中，感觉校园里的空气是不一样的。
这些“罗汉”里，我有幸一睹真容的，也就是启先生和钟老了。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尊启功为启先生，而不是启老；而钟敬文先生则被尊为“钟老”。当时两位老先生已不给本科生上课，启先生会经常在一些学术场合出现，而钟老则是每天黄昏时夹着拐杖在校园里散步一周。
启先生到底姓什么？如此一问并非唐突，因为启先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这个“皇族”身份让他的姓氏变得扑朔迷离。雍正的第四子弘历，后来继承了皇位，是为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弘昼，与弘历是异母兄弟，被乾隆封为和亲王。启先生就是这位和亲王的后代。很多人都觉得启先生应该姓“爱新觉罗”，但启先生不这么认为，“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启先生言之凿凿，他在其《口述历史》中解释说，“觉罗”是满语jir的音译，最初是指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伯、叔、兄、弟的后裔，带有宗室的意思。后来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比如加到“爱新”后面，就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最近这些年来，“爱新觉罗”变得很金贵，似乎一爱新觉罗，就沾上了皇家的贵气。启先生说，“这实际很无聊”。在历史上，“爱新觉罗”也曾经变得很烫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满人都唯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又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荣，形势稍有缓和。1949年后，爱新觉罗又成了忌讳，特别是“文革”时期，“爱新觉罗”几乎成了“封建余孽”、“牛鬼蛇神”的代名词。“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总之，启先生认定自己“就叫启功，姓启名功”。
后来，启先生还被迫姓过一次“金”，原因是，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清室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启先生的祖父在临终前曾嘱咐他：“你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先生说，这不仅有违祖训，而且事关民族尊严，“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
启先生一生头衔多多，他自认为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是一个画家，最后才会提到书法。而先生以书法赢得大名声，却是不争的事实。先生的字飘若飞仙，清秀隽丽，内里却是钢筋铁骨，仿若他的为人，洒脱其表，执著于骨。先生爱开玩笑，比如说自己的书法得益于抄大字报，“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所以我对抄大字报情有独钟。后来总有人喜欢问我：‘你的书法算是什么体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大字报体’。”玩笑话，当不得真。事实上老先生有他狷介耿直的一面，臧否起人物来毫不隐晦。比如他谈到陈寅恪，就颇直言无忌：“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缘》——就是不念《再生缘》对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借题发挥，发什么挥？所以我觉得，寒柳堂啊，什么‘再生缘’、柳如是等等，对直接教学、对学生好像没有必要。”
先生是标准的传统文人，行为世范，一生淡泊名利，自视为平民，状若熊猫，和蔼可亲。先生一度书名大盛，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但老先生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给工友们题字，却经常让达官贵人吃闭门羹。某次，有京城巨贾逼他题字，他翻脸曰：“你备好笔墨纸砚我就得写，那你要是备好棺材我是不是就得往里跳？！”北师大是一所平民学校，读师范的孩子大多是穷人家出身。先生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拿了一些字画去香港，卖了一百多万，回来设了个励耘奖学金，用来奖励和资助穷学子。这励耘二字，正是他恩师陈垣大师的斋名。我在学校获得的唯一一项奖学金，就是励耘奖学金……
最后的贵族
张伯驹，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与红豆馆主溥侗、袁寒云、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民初，曾游走于军人幕，投身金融业，后致力于写诗填词。1949年后，更是担任了一大堆琴棋书画的理事、会长、委员、顾问之职。京昆名票，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张伯驹将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以求免灾。这些文物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见章诒和《君子之交》）皆非俗物，实在是了得！
章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记述了张伯驹一件好玩的事情。解放后，好玩又好古的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意欲得之，但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委员已非彼时的张公子，他虽担任了众多理事、委员之类的职务，但均系虚职，并无实惠。夫妻两人的工资应付日常开支和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亦难维持，再想拿出钱来收藏古玩，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败家子习气。“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好玩吧。这才是大家族里出来的真正的玩主。玩主是不管所玩的东西有用没用的，他也不管钱够不够。一说钱，那就俗了。在真正的玩主眼里，钱财以及与此有关的东西都应遭到鄙视。如《奢侈与资本主义》的作者维尔纳?桑巴特所说，考虑金钱问题和平衡收支都被视为庸俗的事情，而将它们留给管家。“在购物时考虑是否为自己的财力所能及，那是一种小店主作风”。对真正的大家族来说，即使是那些遗老遗少们，也对“小店主作风”充满了鄙视和不齿。当黎塞留元帅的孙子将黎塞留先前给他的一个装满钱的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他时，黎塞留元帅一把将它扔到了窗外。
说得讥诮点，张先生的行为算是一种高雅的爱好，人生的享受，贵族的格调，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不少好东西。珍宝藏在有钱人家里。若背性从习，委心逐物，利令智昏，则是一种奢侈，玩物，孟子所说的“失其本心”。用桑巴特的话说，奢侈就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哪些才是必要的呢？“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对穷人必要的，富人也许会弃之如敝屣。伊壁鸠鲁提倡极俭，他对人的饕餮之心充满警惕，“在消除了匮乏的痛苦之后，实际上清茶淡饭与丰盛宴席给人带来的快感是相同的。”而孟德斯鸠却说：“奢侈绝对有其必要，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多余，却很有必要。”这是伏尔泰的名言。
贵族是什么意思？那不仅仅是气质上的优雅、骨子里的优越和生活里的优裕，贵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贵族首先代表一种生而为人的尊严，任凭历史的洪流如何冲刷，真正的贵族不会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一贯的态度，“只向内心求生活”，能在洪流中树立起自己歪斜却从容的身影。贵族表达一种教养精神，一种传承的态度。《君子之交》中所描述的张伯驹背着双手徒步去吃西餐的情景一直让我动容。这个老派的贵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天生厌恶粗俗，乐于献身于一种“优雅趣味”。秉受一种优裕的传统教养，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离开那些老派贵族的作风与趣味太远。收藏，玩古，玩票，玩洋，他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玩法，且每玩一样，都要达到一个贵族的最高极致。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会降低，也不会取消早点和下午茶。他的姿态要么倨傲，要么厌倦，甘做一匹瘦死的骆驼，架子丝毫不倒。真正的贵族心中必有大爱，爱人，爱己，爱物，并“依靠那种已经融入某些物品和个人风格之中的爱来滋养自己”，爱的风向标指向内心。真正的贵族，常常能够超越具体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种天然的自由精神，而这恰恰是新式体制人物所缺乏的。
在时代面前，最后的贵族如恐龙般消失，贵族之不存久矣。在那个贵族苟延残喘的时代，人性恶被重新唤起，影响延续至今。不管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还是奢侈，“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桑巴特语），有一个价值观念是应该确立的：应该尊重他人选择生活的自由。有人觉得张伯驹一生活得很精彩，有人觉得他浑身充满了不良的遗老遗少的气息。而我们评判他人生活的权力又来自哪里？在我们大多数人心底，似乎都有一种隐秘的“仇富”心理，人之常情，但应学会理性行事。孔夫子阅人无数，也只是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者看不惯，说他们“难矣哉”。夫子爱人如己，敏事慎言，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郭小川的稿费
1955年8月，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跟郭小川说：“我们两人要调一个到作家协会去，还是你去吧！”此时，丁玲已被打倒，林默涵刚坐上丁玲曾经坐过的位子，前途远大。郭小川则是主管电影的副处长，他也表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位置，理由是“过去多年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没有认真搞过文艺，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原属热河省）一个贫穷教师家庭。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1941年到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共产党报刊宣传工作，1953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宣传处副处长，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此时的郭小川还只是党的一名宣传干部，作为诗人形象的郭小川要到几年后才能逐渐丰满起来。他似乎更愿意做一个诗人，换个位置也未尝不可。在宣传部时，他虽然还没有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诗作，但他的业余创作行为仍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过得已经很不愉快。但他对去作协也心存警惕，一是“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其实是怕陷入一个更大的政治旋涡，不仅创作搞不成，甚至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讲明了自己的态度。组织上当然没有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很想搞创作”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郭小川，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他在1957年的日记“一年小结”中写道：“这一年写了近6000行的诗，但尚有2500行未发表和改出——就是《一个和八个》和《昆仑山》。此外，还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这是丰收的一年。”
按当时的稿酬标准和城市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1957年底确是郭小川“丰收的一年”。不妨给他算个账：按一年发表3000行诗算，每10行15—20元，他的收入应在4000—6000元之间；还有几万字的文章，收入也应该上千元。再加上他行政级别不低的工资收入，郭小川在当时应该属于中高收入者。看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是那个时代一般民众所能享有的吗？举一个文化人的例子。1955年，画家叶浅予跟王人美结婚办酒席，请了十几位客人，办了两桌豪华酒宴，花掉了200元。新婚之夜，叶浅予跟王人美开玩笑说：这下我破产了。
当然，郭小川的稿费收入不能算是最高的，加之他又是一个诗人，与当时当红的小说家是没办法比的。1952年，16岁的北京通县小伙刘绍棠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一炮打响。1956年春，刘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间、厨厕和配房四间，还有十余棵老果树，也不过花了2000元。而他一部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集《夏天》，就收入了稿费8000元。
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的声誉日隆（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诗刊》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一开始，他还是感觉有些委屈的。他在1958年的一份“检讨书”中说：“四年以来，我搞创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为了搞创作和作写作上的准备，几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到了1959年，当“反右”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彻底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好处得来得如此简单，连批评也来得轻而易举。
郭小川因“个人主义”被批斗，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属于统治集团的一员，只是因其不彻底性，在一段时间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他曾是一名战士，并随同胜利的革命集体一道进了北京，分享胜利的果实。他是既得利益者，他从集体中觅食，得到特权和利益，他也就必须为之奉献一切。他不同于那些没有集体的人，他是有集体的。他不同于丁玲、艾青、冯雪峰等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有半个身子不属于革命，革命只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从文、戴望舒、张恨水等从另一个世界跨过来的文人，他们是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王富仁说，郭小川的“一切都是集体所有制的，一切都是复数第一人称的”，“这种集体主义的话语和话语方式在历史上是属于革命的，在现实社会是属于国家的，在性质上是属于政治的，在观念上是属于人民的，所以他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也整个的属于革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政治主义的和人民主义的”。他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话语，没有仅仅表达个人生活和思想情绪的话语形式。郭小川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并非某个人加害于他，而是统治集团的游戏规则使然。在集体面前，他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显眼，那么独异，那么不彻底。他必须“为党奉献一切”，“忘我”，这就是规则。一旦他有了自己的思考，便是“个人主义抬头”；一旦他不能与体制融合，就要受到压制，受到集体的排斥。读他那一沓厚厚的“检讨书”，看他时时在上司面前骂自己，向领袖不断请罪，让人心生怜悯，觉得中国的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境况竟是那么的卑微、可怜，没有一点人格的尊严??邵燕祥说：“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反右”之后，作家的稿酬收入在渐渐减少。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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