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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M.盖茨 1943年出生。他被誉为“改变五角大楼的八朝元老”、冷战后美国军政界“活化石”、美国政坛“不倒翁”。1966年，他加入中情局，成为一名苏联问题分析师。1974-1979年，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先后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执政。1979年之后盖茨回到中情局，得到当时的局长凯西的提拔重用，历掌要职。1991年11月，老布什总统提名他接掌中情局，1993年1月，随着老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盖茨卸去中情局局长职务。卸任后，他曾在2002年担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2006年，在伊拉克局势面临失控、阿富汗战争局势持续恶化等大背景下，盖茨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国防部长。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盖茨继续留任执掌五角大楼，2011年离任，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任期跨越总统换届并同时跨越两党的元老。 目錄： 引 言 第一部分 缓和——烟幕与假象（1969—1974） 第1章 1969年：华盛顿与莫斯科 第2章 难道这就是“缓和”？ 第二部分 苏联优势之面具（1975—1980） 第3章 美国的麻痹 第4章 第三世界大战 第5章 播撒致命的种子 第6章 MUTS，间谍和持不同政见者 第7章 防御与军备控制：苏联的优势 第8章 1979年：冷战，热战——东方战争，西方战争 第9章 卡特转向CIA 第10章 苏联的优势面具和脆弱现实 第三部分 西方的醒悟（1981—1986） 第11章 再次觉醒 第12章 里根手中的利剑：CIA的凯西 第13章 扭转时局 第14章 1983年：最危险的一年 第15章 1983年：华盛顿的战争——舒尔茨的绥靖政策 第16章 1983—1984年：中美洲——我们最糟糕的敌人 第17章 过渡：苏联保守派最后的喘息 第18章 1985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最佳对手 第19章 1985—1986年：第三世界竞争——华盛顿乘胜前进 第20章 情报战 第四部分 解放和历史的垃圾箱（1986—1991） 第21章 戈尔巴乔夫不确定的胜利（1986—1987年） 第22章 改弦易辙 第23章 从日内瓦到华盛顿 第24章 结束“第三世界”战争 第25章 戈尔巴乔夫：摧毁苏联制度 第26章 1989年：“天鹅绒革命”——雪崩式解放 第27章 最后的团聚：布什与戈尔巴乔夫 第28章 帝国的毁灭 第29章 没有欢乐的胜利 第30章 反 思 內容試閱： 引言 现在回想起来，苏联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苏联政治制度的解体、东欧的解放和德国的统一，似乎看上去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毫无痛苦，甚至不可避免。经过45年的僵持，热战和冷战，核子毁灭，1988年后历史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发生了剧变——东欧仅仅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便得到解放，苏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分崩离析——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猝不及防，甚至不可思议。 然而，之前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些革命性事件会在20世纪发生。而且，根本没有人预见到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于是，人们不禁开始思考这些剧变的过程与理由。 第一步是回答“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将促使我们回顾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第二步是回答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本书中，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这两个问题，描述冷战的后半段历史，包括越战和苏联的解体。我的这些经历包括在CIA的长期工作，在四位总统执政白宫期间近九年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历，等等。 借助我在CIA和白宫的个人经历，以及对CIA过去未公开或未解密文件与活动的了解，我希望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人民以及领导人的真实感受——包括危险、恐惧、冲突和错误估计；双方阵营领导层和他们的勇气；包括世界为争取自由做出的牺牲，当然也包括苏联在内；智慧与愚蠢；目的明确的策略与政策，大量意外结果；爱国者、无赖以及爱国的无赖；无与伦比的自负。我希望挑战神秘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宣传，挑战针对这一时期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传统观念。 本书对1969—1991年的历史进行了全程跟踪，在此期间我一直都是一名亲历者。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有的已经写了回忆录，有的正在撰写，相信不久便会发表。不过，他们都是根据4年或8年（甚至更少）经历的事件所编写的。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通常都有需要辩护的经历和内心的企图，更多时候是有老账要算。这些作者都没有超越党派意识，都不是全程亲历这一历史时期的高级职业官员，都没有认识并观察所有高级决策者，都不能像我一样可以借助白宫和CIA的工作经历以及后苏联时期的历史现状进行阐述。 怀着一种不太舒服的心情，我还想写一本关于CIA内幕的著作，从职业角度描述它的活动和文化，打开这个特殊而又封闭社会的大门，让公众深入了解它——包括它的运行机制、内部的秘密活动、评估分析，它的官僚政治和领导人——或许，这是最让人感兴趣的。现在，我们应该让些许阳光透入CIA内部，让世人明白CIA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名从最基层一直晋升到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我相信我可以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重新回顾这段历史。 我想，本书的大多数读者可能都对真实的CIA感兴趣，其中肯定包括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从1985年到1994年，他一直潜伏在CIA内部，为苏联工作。通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CIA的官僚作风和组织文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埃姆斯能够长期潜伏不被发现的原因。这些内容是在埃姆斯被捕之后写成的，不过大部分依据都是他被判之前的事件和文件。 虽然埃姆斯在我讲述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中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不过由于公众对他的案件非常关注，我想还是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然后，读者在阅读这段非同一般的历史时，可以将有关信息融入具体环境加深理解。此外，我想一开始便明确一个事实：在写作苏联最后几年的历史时，我非常清楚埃姆斯的所作所为。 毫无疑问，冷战后半期，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工作中最大的败笔，或者说运作中最大的败笔，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叛变，以及他作为一名苏联特工在CIA的心脏潜伏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摧毁了CIA针对苏联的人工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泄露了在苏联潜伏的大量美国特工身份，至少造成九人死亡。他向克格勃泄露了大量美国特工和技术情报信息，使克格勃的众多双重间谍得以顺利开展针对我们的工作。克格勃控制了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特工人员，并通过这些特工传递有效的或误导性信息。简而言之，在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CIA特工在苏联境内开展的相当一部分活动都为克格勃知晓，甚至常常处于它的掌控之中。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冷战即将结束时一个极为悲惨和痛苦的时期。正如读者即将看到的，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们才获取了大量苏军重要情报，并借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它施加压力，我们的情报系统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5年，对埃姆斯背叛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因他推动的苏联双重间谍活动是否影响了1985—1991年间美国政府的认识与决策。过去十年中，我们已经确认35份秘密报告是由双重间谍提供的（还有60份是由双重间谍“嫌疑人”提供的），这些报告是否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过程。大多数双重间谍提供的报告都与苏联武器系统的技术性能有关，所以美国国防部可能成为受影响的首选目标。然而，1995年12月官方公布的埃姆斯事件“损失评估”概要称，这些报告对国防采购决策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或者“可以忽略”的。“明确影响”国防研发活动和采购计划的“可能仅限于少数几个案例”。没有发现报告对美国军备控制立场或谈判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总之，原来大肆宣扬的所谓双重间谍报告导致国防部浪费大笔资金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具体损失非常有限——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决策过程还可以重新构建。 然而，该案对一个领域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这些年，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DO）已经失去了CIA、国防部分析师以及美国决策者的信任，因为在很多事件中他们都未能提醒上述机构或人员收到的秘密报告来源受到了控制。然而，要想重新树立威信，行动处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 1995年损失评估报告引发的一个影响范围更大、更具政治色彩的问题是，双重间谍的报告和苏联“认识管理”的努力，是否如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迫使美国高估了苏联的军事能力。我深信并非如此。最重要的理由是——不久，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到1987—1989年为止（此时，大部分此类报告已经提交到了华盛顿），CIA对苏联未来军事能力的评估主要受其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影响，我将证明当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对这一危机进行了充分记录。 双重间谍在这一时期提供的报告有可能误导美国，对苏联的几项具体军事计划做出过高估计。然而，那种认为仅凭七年之中提供的几十份机密报告——只占来自苏联全部机密报告的一小部分——就能误导美国情报部门过高估计苏联军事能力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情报部门已经了解到1986—1987年之后苏联的整体实力正在不断下降，而且情报分析基于多方信息来源的特点。而且，这种观点也忽视了CIA和情报部门当时表达的实际意见。最后，这种认为十年间不足100份的报告便能改变或者影响高级政策官员观点的说法，说明他们并不了解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高级官员如何解读、使用和应对孤立的原始情报信息——多年来，这些都是我在白宫中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总之，1995年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埃姆斯的叛变，苏联通过双重间谍的误导报告就能影响美国国防部的决策和美国高层决策者的观点，这是相当错误的。 在本书开始时，读者就应该明白，虽然CIA在十年间未能发现埃姆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惨痛损失，但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美国情报部门，尤其是CIA本身、CIA的特工和情报活动。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都未能发现埃姆斯叛变，甚至在他表现出错误和明显的个人弱点以后仍未引起重视，不仅给CIA反情报工作带来了严重问题，而且对CIA行动处乃至整个CIA指挥系统的管理和文化都造成了严重冲击。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问题迫使CIA进行了内部大清查，同时它也承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舆论要求它进行彻底改革——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本书明确指出，早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背叛同事和国家之前，CIA已经发现了上述问题，并认为CIA需要进行一场内部文化革命。本书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改革未能最终成功实施的原因。 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到乔治·布什（George Bush），我为六位总统工作过，同时我所在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换过六个人。四分之一世纪里，在四位总统执掌白宫过程中，我在他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工作过。他们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我是CIA情报分析负责人（情报副局长）和副局长（近六个月担任代理局长）。乔治·布什执政期间，我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后来又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此期间，没人像我这样长时间不间断地担任国家安全方面的高级职位和重要工作。由于这些职位所带来的机会，我有能力认识和观察了美国和苏联国家安全系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我一直身居幕后，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在大部分政府秘密会议上，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倾听、观察、关注20世纪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 1965年秋天，一位CIA工作人员到印第安纳州大学校园招聘，与他的那次会面开启了我的这一人生经历。那时，CIA工作人员到大学校园招聘时很受欢迎，像印第安纳州这种保守的地方更加明显。当时，我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面试的，因为我想我可以趁机去一趟华盛顿。去华盛顿接受测试、调查和测谎分析六个月以后，我收到了CIA发来的录取通知。1966年8月，我前去报到——我知道CIA严禁迟到——几周以后，在CIA的资助下，我将加入美国空军。 CIA总部位于弗吉尼亚郊区，由高大的树木和铁丝网围墙包围。高大的灰色水泥建筑，屋顶上布满了天线，对于一个刚刚被录用前来报到的新特工来说，这幅景象足以让他感到几分畏惧。当我乘坐的中央情报局班车驶入大门时，我想，嗯，这里就是政变阴谋的诞生地。特工从这里被派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技术装备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将情报收集起来，接着又像詹姆斯·邦德那样挫败狡猾的共产主义阴谋。所以，它完全可以被称作美国的“秘密政府”。这可能是我当时的想象，也可能是听别人说的。我只有23岁，还要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从表面看上去，建筑内部平淡无奇。狭长未经装饰的大厅通道，小得可怜的工作间，油毡地面，政府统一配发的金属家具，外观和一家庞大的保险公司几乎没有区别。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每张办公桌都配有一个保险箱。每一间办公室都有一排保险箱和排列得像一道彩虹似的电话——红色、黑色、绿色、灰色，而且每台电话都有具体的保护等级。工作人员离开时，所有公文包和皮包都要接受检查。如果有人希望将文件拿回家继续工作，只会自取其辱——这样做违反了安全规定。 那时，情报分析处和行动处由全副武装的警卫和十字转门分开，如果你的安全徽章上没有特殊标志，便不能来回自由走动。一位朋友带着我在建筑内部转了一圈，然后悄悄走进第七层大厅，局长和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在这里办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并一直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从一直紧闭的房门后走出来，盘问我们到高级办公区来干什么。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到这里的任何一个房间办公，更别说局长办公室了。 1966年10月，在CIA的帮助下，我进入得克萨斯州空军军官训练学校学习。1967年1月，试用期开始后，我在短暂休假期间举行了婚礼，然后便前往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报到——这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情报办公室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我们向基地人员简要介绍了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然而，他们对介绍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对于一个极度缺乏经验的少尉来说，我有很多机会与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交谈，因为在基地我是唯一一个可以介绍我们工作目标的人。至今，这里仍然是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的战略空军指挥部。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向第八空军中将司令做情况说明。我向他简要介绍了我们的工作目标，包括我们全部150枚弹道导弹中有120枚对准苏联的ICBM1这一事实。听到这里，这位崇拜勒梅且吸着一支大雪茄的将军突然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暴跳起来。他又蹦又跳地吼叫说，我们对准的目标战时都会变成空空如也的导弹发射井，这是“应受天谴的暴行”。他要求我——一位年轻的少尉——修改导弹部署，并声称“当这些气球升入空中以后，我希望它们杀死一些可恶的苏联人，而不是仅仅炸出一些弹坑”。虽然他不是一位非常老练的听众，但的确是令我最难忘的。 我对越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在导弹基地经历的影响。在那里，我目睹了越战对美国总体战略力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令人沮丧的。由于大批资源被投放到了越南战场，资金极度短缺；我们还亲眼见证了飞行员在战争中大量减员以后，一些头发花白的中校从基地抽调出去赶赴东南亚战场，这让我们的士气备感低落。于是，我们知道，美国不会赢得这场战争。1968年1月，在美国洲际导弹瞄准苏联目标一年以后，我满怀热情地返回华盛顿，开始自己的CIA生涯。我的工作目标没有改变，只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和妻子赶到华盛顿以后，便马上参加了CIA的职业训练计划。这意味着，我要利用六个月时间了解情报工作，完全忘掉时髦的赛车、轻浮的女人和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学习了如何撰写情报，如何与特工和秘密联络站进行联系，分析了苏联，学习了谍报专业技能，熟悉了卫星情报收集系统、情报系统组织结构，进行了监控训练。（我从未意识到早晨八点弗吉尼亚里士满的大街上行人非常稀少。我们小组监控的目标代号叫“兔子”，是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女士。里士满的一位好市民向警方报警说，几个面目可疑的男人正在跟踪这位女士。于是，我马上与“兔子”失去了联系——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不过，从职业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我也没赶上我的同事们与本地警察的冲突。对于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种开始无论如何都不算顺利。） 那段时间，参与职业培训计划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保护”之中——这是因为，你可能到国外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你的身份或者不知道你在为CIA工作。因此，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虚假故事或“传说”，以另外一个政府机构或行业为掩护执行任务。我的身份是在国防部工作。当时，中央情报局对大部分新职员的秘密训练并不是特别严格，结果我不得不又接受了另外一项测试，以评估我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一天，当我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一位男子走过来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含糊其词地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华盛顿说这种话，无异于明确告诉对方你在CIA工作）。接着，他追问我在什么政府部门工作，我答道：“国防部。”突然，他面露喜色地说，他也在那里工作。他又问我具体工作地点。我说：“宪法大道海军装备大楼。”他说：“我也在那里工作——你具体在哪个部门？”我说出了上级分配给我的办公室号码。他停顿了一下，皱了皱眉说：“两个月以前，那里就被拆掉了。”我一点儿尴尬都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演技估计肖恩·康纳利2都望尘莫及。这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我咕哝了一句：“哦，我不太去办公室。”然后，匆忙结束了谈话。 虽然我们几个新人对情报工作非常陌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醒训导员，在做某些事情时还有更好的方式。毫不奇怪地，来自维也纳、柏林、刚果和越南的那些老兵——那些地方都是冷战时期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对于我们提出的新点子根本不感兴趣，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的那些点子或许并非真的很出色。但是，敢于直言和对传统工作方式表示不满，这些特点在我和我的朋友们身上很早就体现了出来。幸好，仰仗中央情报局的面子，我们并没有马上被炒鱿鱼。我很快就发现，我天生不是做特工的料，而且我确信所有训导员都有这种看法。于是，从1968年8月开始，我便成为了一名苏联情报分析员。 曾几何时，我们被告知一定要记住1968年，但是时光冲淡了这些记忆。感谢时间，因为我认为这一年是美国现代史上最糟糕的一年。1968年1月，北朝鲜人扣留了Pueblo号轮船，它是美国人放在国际海域用来收集情报信号的。同月，美国海军一级准尉约翰·沃克（John Walker）与华盛顿的克格勃特工取得联系，主动提出要为对方服务。据我们所知，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克格勃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直到中央情报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主动背叛祖国。根据克格勃一位高级叛逃特工的供述，沃克提供的美国加密设备情报帮助苏联解密了将近一百万条美国军方信息。就在沃克叛变前几天，另外一位极为重要的信号情报特工，英国公民杰弗里·普莱姆也主动要求为KGB服务。 越南战场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也发生在1月份。林登·约翰逊总统希望取得进展与缓和的梦想在国内彻底破灭。3月31日，他被迫宣布自己不再谋求竞选连任。四天以后，小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r.）遭到暗杀，随后发生的暴乱使无数美国城市陷入火海之中，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6月6日，即这次惨案发生几周之后，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也被人杀害。在7月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发生了暴力事件。在芝加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大厅外，无数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来，人们普遍指责警察使用暴力，从而导致了更多街头恐怖事件和流血事件。11月，理查德·尼克松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毕生理想。他赢得总统选举，担负起将美国从一场代价高昂、无法获胜和肮脏不堪的战争中解脱出来的责任。当时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种族分化和时代分化，仇恨和野蛮攻击成为政治对话的主流。由于越战影响，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刚刚加入的中央情报局更是人们攻击的焦点。 1968年，苏联领导人肯定在满意地注视着美国面临的混乱局面。的确，他们还看到代际冲突在西方其他地方导致的危机，尤其是西德和法国。不过，苏联人可以将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当成一种警示，避免自己国内出现类似危机。苏联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是从1968年1月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危机。当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取代执行斯大林路线的安托宁·诺沃特尼（Antonin Novotny）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并试图改善和改革国内制度。后来，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开始质疑国家的制度基础。 1968年8月20—21日晚上，除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外，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出动军队和武装力量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了入侵。入侵发生的时间正好是我开始做情报分析员的第二天。仅仅数天时间，我便学到了很多有关情报工作、危机管理和苏联的知识，以及看到了虚假或无事实根据的情报带来的危险。总之，对于我的新职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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