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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是“世界大历史”系列丛书的第四本。时间跨度为整个19世纪(1799—1900)。
拿破仑·波拿巴的横空出世,拉开了19世纪历史舞台的帷幕。这位杰出的法国皇帝在执政期内,给现代世界造成了深远影响——政治上,他完善了现代世界的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军事上,他沉重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不过由于他的野心超出了法国的能力,最后导致功败垂成。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商讨战后事宜,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大力推动下,深受战争之害的各国建立了同盟体系,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稳定。然而,随着欧洲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封建统治体系已然不合时宜,1848年革命因此爆发。这场革命席卷了欧洲,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播撒到了人民的心中。但由于革命者过分依靠演讲和多数人的决议,军队仍然掌握在君主手中,因此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吸取了教训,推行铁血政策,利用强悍的政治手腕周旋于欧洲各国,于1871年促成了德意志统一,实现了革命者当年的夙愿。
在欧洲各国蓬勃发展时,俄国仍沉迷于击败拿破仑的荣耀之中。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让止步不前的俄国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领导下,俄国解放了农奴,建立了现代军队,开始奋起直追。同样猛然惊醒的还有闭关锁国的日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日本人无法容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明治天皇以“和魂洋才”为口号,在全国推行彻底的维新政策,使得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工业革命后,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连带着自然科学也逐渐成形。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最具轰动性的理论非达尔文的进化论莫属,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而1851年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在展现工业革命成果,促进设计理论发展的同时,还引领了借助展品宣扬国力的风气。工业国家开始全面探索世界的每个角落,可另一方面进化论与民族主义使他们逐渐产生“白种人的负担”这种优越感。这为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也为20世纪前半叶的种族屠杀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清朝统治的中国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运动皆告失败。然而在万马齐喑之中,真正的变革力量即将到来。
關於作者:
主编简介:
弗兰克·萨克雷,1977
年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波兰富布莱特学者,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俄国与波兰关系史,研究成果有专著《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议会王国》(1980)、编著《1855 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此外,他还是《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的联合主编。
约翰·芬德林,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世界博览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近30 年,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近年研究成果有与罗伯特·伦代尔和金伯利·佩尔合著《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佩尔合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
和《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约翰·E.芬德林退休后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克莱特斯坦普有限公司(Collectors’ Stamps
Ltd.)从事邮票和旧版名信片的销售管理工作。
丛书部分撰稿人:
乔治·M.威尔森,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名誉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日本的爱国者与救世主: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992)。
马力索路派克,现任教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院,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改变世界的政治家们》。
格里特蒂娜·依内克·贾斯蒂兹,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发表有数篇新教改革时期德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史方面的研究论文。
孙隆基,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从民族使命到个人主义》(2002)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里克·肯尼迪,波因特洛马拿撒勒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理性的历史:思考艺术中的证据与权威》(2004 )。曾为《美国文化和思想史百科全书》撰稿。
M.B.毕斯库斯基,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波兰和波兰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主任及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波兰史》(2000)及《好莱坞与波兰的战争,1939—1945》(2010),后者曾获图书大奖。
沈于,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历史学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是中美关系,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
弗朗斯库切,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与玛丽莲 希文 库切共同编著《权威、身份与一战的社会历史》和《水深火热的世界:二战参考书》(2010)。
马雨欣(Yuxin Ma),路易斯维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作有《女记者和中国的女权主义,1898—1937》(2010)。现致力于研究日本侵华期间(1931—1945)中国主流媒体对性别问题的报道。
华志坚,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21世纪的中国》和《1850—2010,国际大都市上海》(2008)。
托马斯费立夫沃尔夫,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荣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英国政治集团通讯》主编,《罗斯福总统和议会》(2001)联合主编。
目錄 :
第1章 拿破仑时代
第2章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第3章 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
第4章 《1832年改革法案》
第5章 欧洲革命
第6章 水晶宫世界博览会
第7章 达尔文革命
第8章 俄国农奴解放
第9章 明治维新
第10章 德意志统一
第11章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12章帝国主义
內容試閱 :
人们普遍认为,水晶宫博览会第一次让英国公众见识到了工业化的进程。1851 年,英国只是完成了部分工业化,不过其第一阶段 :1800 年左右因
为蒸汽机诞生从而导致的生产机械化已经实现。未来在工业化和机械化范围 上的扩大,基本只是水到渠成之事。博览会的组织者们尤其注重于让公众了 解未来,同时也在设法缓和新的工业化经济产生的社会矛盾。19 世纪 40 年 代,对英国来说是国内冲突不断的时期。日益不满的工人和陷入激进的宪章
运动,使得英国的政治局势极为紧张。欧洲大陆 1848 年革命的浪潮就是工业化国家社会不稳的证明。对于上层社会和中层社会的观察家而言,社会动荡的迹象比比皆是。在英国,工业化造成了城镇人口飙升,这导致了一个悖论
:传统的社会学说认为,城镇人口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对于国家安全存在威胁,而新兴的工业城市恰恰正在创造这群人——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感受到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年轻的德国制造工人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在 1844 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对这些城镇工人的糟糕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1848 年,卡尔 · 马克思出版《共产党宣言》,在书中,他鼓励工人们联合起来,与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抗争。而上层阶级、工厂主以及新兴的中产阶级相信这些社会变革中存在着让他们恐惧的东西。
水晶宫博览会的目的就是要应对这些恐惧。用阿尔伯特亲王的话来说, 博览会要成为"科学、艺术和工业的学校,培养全世界人民的手足情谊"。
博览会的组织者紧紧抓住这一目标,向公众传达工业发展和新的机械加工方式带来的好处。这就意味着要尽可能多地让观众参与进来,而组织者制定的入场票价也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念
:在 144 个开放日中,有 80 天的票价被定为 1 先令,让工人阶级也能进入参观。尽管这一价格依旧不是赤贫阶级能够支付的,但毫无疑问在举办公众活动上,组织者走出了具有创新性的一步,让参观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尽管批评者担心这些游客可能行为不端、举止粗俗、不守秩序,但最终证明他们多虑了。在相当于英国人口数五分之一的总共 600 万名游客中,有 400 万都是在票价为 1 先水晶宫博览会平息了贵族和中层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的行为举止的担忧。
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交流和合作,培养了所谓的"手足情谊"。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阶级结构壁垒分明,水晶宫博览会第一次让大量来自不同阶级的人群面对面地出现在无差别对待的公共场所。上层和中层阶级通常会聚集在水晶宫的中央位置,但在那些票价 1 先令的时间段,他们只能和工人阶级共享这片区域。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关于"英镑和先令"(上产阶级和中层阶级的游客的门票费更昂贵)会面的评论。不过出乎中产阶级的游客意料,他们没有看到"肮脏粗鲁、大声说话、满嘴酒气的野兽",而是"干净整洁、遵守秩序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这次展会,各阶级之间的紧张情绪得以缓和。
水晶宫博览会声称的"手足情谊",还史无前例地在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上有所体现。工厂主愿意付钱让工人去观看展览,而工人们也制定了储蓄计划,从每周工资中节省出一部分用作参加展会。这导致了另一个悖论的产生
:工厂主希望工人们通过展会了解到工业生产的巨大潜力,而工人们参加了展会以后,却逐渐意识到他们自身处在一个怎样的不利处境中。1864 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即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成立,正是在 1862 年伦敦世博会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1851 年水晶宫博览会之后的世博会浪潮,催生了部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
水晶宫博览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料,还改变了全国对于博览会、展览以及公共教育的看法。这次博览会最重要的教育遗产便是 1857 年建立的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目的是为了继续向公众介绍工业化的生产过程。同水晶宫博览会一样,南肯辛顿博物馆也是一个无差别对待的公共场所,鼓励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汇聚一堂。博物馆从此慢慢成为了推行公共教育的场馆。这家博物馆并非英国的首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及其他几家重要的博物馆早在 1857 年之前便已存在,但它对公众开放的方式却是全新的。在19 世纪 50 年代,想参观英国国家博物馆的游客需要事先写好申请,经过批准方可参观。这种流程有效限制了公众的参与度。此外,英国国家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也十分有限,相关领导拒绝在馆内安装煤气灯来延长开放时间。相比之下,南肯辛顿博物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创新,馆内有一家餐厅,还在晚上(通过煤气灯)对工人阶级开放。历史学家托尼
· 本内特(Tony Bennett)认为,这种于 1851 年以后出现,将教育、展示和公众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方式,实际上是国家用来管理公众的全新机制。与远离人们视线的惩戒机制(监狱等设施都设置在公众视线之外)不同,这种全新机制体现了更加柔和的控制——并非向公众展现国家力量,而是通过向公众展示知识,从而"赢得他们的心"。
水晶宫博览会之后,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欧洲大陆以及美国,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与工业博物馆(Museum for Art and Industry,1863)和德国柏林的应用艺术博物馆(Applied Arts Museum, 1875)等一系列新的博物馆都是以南肯辛顿博物馆为模版建立的。而在其他一些博物馆中,亲王和贵族的收藏逐渐被放到了公众的目光下,比如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Imperial Art History Museum)。这一股兴建博物馆的风潮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国家在其中扮演了创造公众展示环境、制造知识的角色。随着博物馆拔地而起,许多新学科(比如艺术史和人类学)也逐渐诞生。而公众对于展品的渴望,与国家作为知识的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交织在一起。博物馆成为了一个征服世界,并将珍奇物品带回本国的理由
;国家是否强盛,能否让自己的国民了解世界,则可以在博物馆中得以体现。这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公众教育的方式。
在促进教育和手足情谊的同时,水晶宫博览会还让劳动人民看到了未来的繁荣前景。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通过展览,认识到了新型的消费方式。博览会的教育目的非常明显——让工人阶级接受维多利亚工业社会的全新价值观
:工作、自律、帝国主义和消费主义。博览会上展品的分类——原产品、机械和制成品——使公众意识到了工业制造的能力与潜力,而制成品占大多数,也预示着将来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消费品。所有来到水晶宫的客人都为那里品种繁多的展品惊叹不已,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都把水晶宫称作展品的"乐园"。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将如此多展品向公众展现的先例。从用于制造的机械到大批量生产的鞋子和披肩,水晶宫中充满了各种工业时代的新事物。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游客而言,琳琅满目的展品带给他们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尽管这些展品并未标价(到 1855 年才首次给展品标价),但消费观念却是水晶宫博览会所宣扬的。因此,水晶宫实际上是现代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的前身,其中弥漫着对物质的渴望。博览会对各个阶层的人而言都是公平的,与此同时,它还在所有人心中植入了消费者的标识。
水晶宫的展品的"乐园"创造了一种消费现象,卡尔 · 马克思将其称为"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工业体系中诞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其标志之一即是商品的创造——通过客观的工业过程产出,并在客观市场销售的产品。当某物品(比如一双鞋)进入市场,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这双鞋如今是一件商品了。但商品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其实用性,在某些情况下,商品具有象征价值,即鞋不仅是用来穿的,它还具有其他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拜物"即是让一件商品有了一定的象征价值。在一个由工业过程创造的世界中,消费者如果为某一物品深深迷住,不再考虑那些通常非人道的生产过程,而去购买它,这种心理状态即是商品拜物教。我们很少会去考虑位于那些偏远地区的鞋类工厂,我们很多时候购买商品也不仅仅是出于需要它的动机(还可能是因为其附带的社会象征、品牌名称或商标)。
在水晶宫的工人游客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劳动力已经通过机械转化为了消费品。实际上,"乐园"的幕后是工人们遭遇的不公和剥削。水晶宫"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神庙,社会发展的信徒和奴隶在这里汇聚一堂,共同参拜"。来到这里参观的英国工人期待着未来会变得更好,能够享受到一定的物质好处,这最终抑制了他们的革命潜能。随后的博览会则成为了消费主义的朝圣之行,通过购物带来的无以伦比的满足感最终对 20 世纪的工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