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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下意识地要称他们为青年作家，仔细一想，不对了，乔叶、魏微、张楚和弋舟，这四位，都是七零后，早已是中年人了。
从作品到人，他们都是我真心喜欢的类型。他们已经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杰作，但公众太忙，未予接收。他们已经来到了文学的名利场，但始终站在门槛上，前面的长辈太多了，挤成一团，他们普遍不愿推搡长辈，后面的弟弟妹妹则多动，又兼机智灵活，一猫腰就从他们的腋下钻出去了，他们不动，因此成为门槛上的一代人。
我对他们的喜欢，不是对委屈的安慰，是对一种沉默的敬意，是对一种尊严的理解。毫无疑问，我对他们的希望，也绝不是对门槛的希望，而是对时间的希望。
我不能告诉读者，他们的随笔散文有多好，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是时候了，让我们多读一些七零后吧。
——苏童
当小说过分地陷于叙事，诗歌过分地陷于语词，于是，一个散文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阔地带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文体，语感，事物肌理的描绘与刻画，随物赋形的情感抒发和思想的深度开掘，赞颂、质疑、辩诘，那么多的可能性，因为领域宽广而有充分表达的自由。中国文字与文学的传统早早便决定了：任何一个小说家，任何一个诗人，都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散文家。
现在，小说家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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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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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交车的人》是小说家魏微的一本散文集，收录了“文学纪”“年代祭”“人物记”3辑共32篇文章。本书回顾了作者走过的文学道路，并对文学、对写作提出了匠心独具的见解；记录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并对作为成长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做了提纲挈领的描述；回忆了作者的家人朋友，并对亲情、友情进行了基于个人视角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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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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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1970年生，江苏人。1994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作品曾登1998、2001、2003、2005、2006、2010、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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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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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文学纪
通往文学之路
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
算了吧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第三河岸
2008年的枕边书
关于中日当代文学的几点看法
我看“宏大叙事”
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
闲话短篇小说
都市、小城、乡村
我这七年
生活美如斯
第二辑 年代祭
小城
成长1984
《读者文摘》的气味
1988年的背景音乐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
我看“七十年代”
我与广州的前世今生
第三辑 人物记
坐公交车的人
跟踪
妹妹的成长
老少咸宜的人
永远的少年
吴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
谢海与我们
日常徐坤
三个草原人
宋唯唯成长记
娜彧的腔调
杨军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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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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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吧
这是卡夫卡的一篇随笔，只有几百字，我把它摘抄下来，然后说自己的话。
清晨，街道清洁而空旷，我正赶往火车站。我与塔楼上的大钟对了一下表，发现时间比我想象得要晚得多。这个发现使我惊慌，以至于我快要迷路了，因为我对这个城市还不太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走近他。他微笑着说：“你想问我该怎么走？”我说：“是的，因为我找不到路了。”他说：“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他说着一个急转身就走了，就像那些想独自发笑的人们一样。
这段文字让我着迷。就像一切好的事物，我知道它是好的，可是说不出来，也无法做具体的分析。我不是职业评论家，面对任何文字都可以滔滔不绝。
我只是一遍遍地看着，一个字也不漏过，以期从它的语感里再发现一些新东西。差不多快能背诵了，我抬起头来，静默了。
一切好的事物，都让我感到言语和解释是那样的无力。在那出其不意的一瞬间，那个警察突然一个急转身，他说：算了吧，我看还是算了吧。他差不多要捂着嘴笑了。
卡夫卡要告诉我们什么？荒凉，困境，城堡式的寓言……我不喜欢这解释。我只是看见了一幅图景：清晨，街道，人迹稀少，空气清凉得有点刺鼻，一个慌张的行人，他迷路了；警察在路边巡逻，也许他是个高大结实的中年汉子，有着欧洲人常见的啤酒肚和络腮胡，腰带上挂着手枪和警棍，那天清晨他有些无聊。
他知道通往火车站的路，可是他不想说。他说：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他转过身去，就像一个幽默。
如此简单的场景，也生动。打动我的，是在场景之外，有一种完全不合逻辑、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稍稍有些吃惊。警察一个转身，一切戛然而止。
就是我们熟悉的卡夫卡，简单的几个字，制造了一个神秘、无从解释的氛围。“现代性”这个词，在卡夫卡笔下，是如此生动、微妙，那拐弯抹角的地方，一举手，一投足，自己不能控制的莫名其妙的小动作……我们沉迷于其中，为它们所困扰，嘈杂微小的思绪和烦恼，一天天地长大，大于人。
戏剧性，大喜大悲，激烈的情感冲突，生与死……我们只会在托尔斯泰式的古典作品里才能找到。可是卡夫卡描述的是街景，片断式的、没头没尾。我读卡氏的小说，即便是长篇，也是把它分解成碎片来读；随便拈来一段，读下去，就会遇见我熟悉的场景和情绪，我完全能够懂得，那里的喜悦不成为喜悦，那里的悲哀也不是悲哀。
一切都是混沌的，不明朗，让人想起阴天，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开着。人坐在屋子里，太平地说着话，可是无端地感到紧张，受压抑，忘了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笑着，也忘了自己是为什么笑的，有一种汗渍淋漓、气喘吁吁的感觉。
卡氏小说是恐怖的，那里头没有凶杀和碎尸，我看见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场景。人在阳光底下走着，笑着，说着话；即便在夜晚，也没有蒙面大盗出现。这是个太平的世界，我们活着，勉为其难。
卡夫卡的恐怖是骨子里的，只有现代人才能懂：那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貌似漫不经心的谈话和审问，突然间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推开一扇扇门，可是里面没有人；父亲说着话，突然跳到床上，完全是无意识的，他生气了，他对儿子说，你去死吧——轻轻地说着这话，可是很威严。
我不以为卡氏的小说是荒诞的，于我，它很真实，真实到不能解释的地步。那暧昧的父子关系，狂热的献身精神，对某种力量的绝对服从……全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像警察对问路人说：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他轻轻转过身去，想独自发笑——全是在一转念之间，它存在着，极偶然地成了现实。
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
其实，我对“日常写作”这个概念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喜欢日常，可能因为我是女性，我特别容易关注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日常”。
“日常”通常被认为是小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而且“小说”单从字面理解，也是要求我们从“小”处说起，但在文学界，往往有一种声音要求我们去写大题材，写战争，写历史，写时代。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压力，也是普遍的压力，这个压力既来自评论界，也来自官方，还来自民间，来自很多很多的读者，甚至很多写作者自己，也不屑于写日常，认为它们是小事儿。
起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后来知道不是，世界各国的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在日本，在土耳其，一些年轻作家经常被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去写战争，写历史？我听了非常困惑。泛泛而言，人们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写过《战争与和平》这样一类作品，但卡夫卡未必是，哪怕他是公认的现代派鼻祖，他开创了一个世纪的写作之风，把他列入“伟大作家”的行列，恐怕仍会引起争议。
我的理解是，这跟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有关系，“伟大”不单是一个能力问题，它更是一个时代问题，跟这个时代的精神、整个道德风尚、审美趣味有直接的关联。普遍来说，20世纪是个与“伟大”一词毫不搭界的时代，它直接走向了伟大的反面，那就是混乱、卑微、猥琐、怀疑，就是内心摇摆不定，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完全没有意义，只是徒增自己的茫然和痛苦，徒增生命的无聊感和失重感。
我认为这就是 20世纪的精神内核，那种正大庄重的、崇高的、悲剧性的情感看不见了，这个情感在托尔斯泰时代是有的。你看《战争与和平》，看《静静的顿河》，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还是士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高尚的、很正派的、很朴素的情感，这个情感非常大，可以称之为情怀，他们也有痛苦，那是一种很结实的、人生的痛苦，就像一拳打在胸口，你知道疼在哪里，很肯定。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肯定的，人如果不能称为高大，至少也算个人，因为有尊严。生命是宝贵的，比生命更宝贵的是理想、信念、真理、自由、责任心、荣誉感。《战争与和平》里，有大量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很惨烈，也很悲壮，悲壮更上一层，就变成了美，这大概是美的最高境界了。支撑这种壮美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情怀。总之，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一些东西，比如正义。正义是什么，今天看来当然是可疑的、虚妄的，需要重新界定的，更何况是“正义的战争”，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相信的。
同样是战争，你看 20世纪的描写，最著名的便是《二十二条军规》。开篇便是当逃兵，跟护士调情，为一些不相干的事大动肝火，战友之间互相憎恨，恨不得杀了对方，但又离不开对方……全是不上台面的事，这些人是太绝望了，又怕死，又看不到明天，只能及时行乐，苟且偷生。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更喜欢《二十二条军规》，因为心理上没有距离，觉得很亲近。《战争与和平》当然是更伟大的作品，伟大得让我敬重，只好远离，就是心灵上没法对接，他们是形而上的、崇高的，我是形而下的、琐屑的。
我觉得自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审美趣味上，都是典型的 20世纪人。就是没有那种阔大的心灵，没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气象，非常敏感，有时不自信，总是怀疑自己，也怀疑一切，也很自私，也很善良，但这善良背后因为缺少一个大的、精神或者理想的支撑，所以还是一种自顾自的小善良，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在 20世纪，你会发现，人的形象变小了，没有十八九世纪的人高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总是精神萎靡，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不再有英雄主义情结，也不会奢望天才的出现，每个人都是凡人，沉堕于日常生活里，直到被它淹没。这就是《尤利西斯》的主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也有感情，但这是一种不肯定的感情，模棱两可，怎么样都行，就是大家都成熟得要命，男女之间有小喜悦、小欢喜，却很少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爱情的碰撞，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会产生悲剧。悲剧是大的、英雄主义的、接近神性的，主人公站在舞台上，张开双臂，他要拥抱世界，叩问上苍，我们这代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我们一般都是缩着身子，好像很冷的样子；要不就是快速奔跑，怕迟到了公司会扣奖金。要是失恋了，当然也会很痛苦，但也不至于捶胸顿足，至多找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舔舔伤口，或者闷头睡几天就好了。所以这种痛苦还是小痛苦。
那天听一位 50年代出生的前辈作家的讲座，他说过一句话：高产的作家不一定是伟大的，但伟大的作家一定是高产的。这位作家并没有说，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我知
道，他们那代人是有这种情结的，就是对“伟大”情有独钟。
都说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觉得未必。我们和前辈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士兵，他们想当元帅，而我们只想当士兵。他们是更有梦想的一代，对“伟大”怀有一种单相思，向往于以一己之力创造一个博大的、完整的世界，他们是读苏俄文学长大的一代。而我们这代人早已放弃了这梦想，对伟大避而远之，因为我们是读卡夫卡长大的一代。
卡夫卡在文学上并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他为自己的痛苦而写，他自卑极了，心里爬满了无数的幽暗的小虫子，有点神经质，又是多病多愁身，女朋友长得也不漂亮，不停地订婚，毁婚，再订婚，结果到死也没有结成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无意间开创了一个写作的新纪元，他使文学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不能肯定的人的内心，他是典型的经验写作。他没有经历过战争，却预言了一个世纪的精神上的灰飞烟灭，他能不能上“伟大作家”的排行榜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经有人跟我谈过“经验写作”，经验写作当然有它的问题，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可能正来自于“经验写作”，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这个时代太庞杂了，靠个人力量根本没法把握，我们各写各的，只要诚实一点，朴素一点，把姿态放低一点，就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大家合力还是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的。
总的来说，我们这代人对“伟大”已经没有心理诉求了，我们这代人对写作如果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在我是，我希望自己能写一点漂亮文字，写出我对人生最切肤的感受，这感受既是我个人的，也是一群人的。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一句话，后来一直牢记这句话，把它贯穿于我的写作，就是“小说是人生的艺术”。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句话，忘了小说首先是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关于人生、人性的艺术。我又想起另一句话，“文学是人学”，谁都知道文学是人学，但人在哪儿？我的回答是：人在“日常”里，与日常休戚相关。哪怕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天灾人祸，人也有最基本的诉求，就是穿衣吃饭；有最基本的情感，痛苦或者欢乐。无论我们写什么，都是在写人，哪怕是写战争，为的还是写战争底下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我真的非常困惑，我们现在所看重的、所强调的，恰恰是与文学本体、文学精神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是一些细枝末节，是本末倒置。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学以外的东西，强调它的社会承载功能、批判功能，强调题材的大与小，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实写什么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问题，对于一切文艺来说，怎么写才是大问题。
我的困惑就在于，我们的文学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就是“写什么”的压力，也是“宏大叙事”的压力，到了 80年代中期，由马原他们作了纠正，好像是回到了文学本身，但是十几年以后的今天，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又回来了。
我不是说“宏大叙事”不能写，一切题材在我看来都是等值的，我关心的是，宏大叙事“怎么写”。我前阵子读黄仁宇的书，名字忘了，是抗战时期，他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副官，在缅甸和印度战场，为《大公报》写的一组战地通讯。黄仁宇太了不起了，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个作家，后来也没有成为“作家”，他那时连记者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普通军官……可你看他是怎么写战争的，他写了阳光，写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尸体，他身上的护身符和一封家书，他还写了硝烟中遍地的尸体，但是他没有去写尸体，他写了一棵小草，手一掐，指尖上留下了青草的汁儿……我觉得是太有力量了，这力量胜过千军万马的厮杀，我觉得这就是大与小的辩证，日常与宏大叙事的辩证。“小”常常比“大”更有力、更动人。
《红楼梦》算得上是“伟大作品了”，但《红楼梦》的伟大并不因为它是“宏大叙事”，它本身的题材并不大，一个富贵人家的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红楼梦》的伟大是，它写了最实在、最琐屑的日常，却指向大的人生的虚空。《红楼梦》是我读过的把“日常”和“伟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它做到了极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差不多全是对话组成的，宝玉怎么说，黛玉怎么说，两个人如何斗气，全是小儿女情态。黛玉穿什么，宝钗穿什么，全是日常小事，一字不落大处，但《红楼梦》的魔力就在这儿，它写的是大东西，却不直接写，它去写小东西。
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应该是“日常写作”，我们不写日常写什么？我们就住在里头啊，每天肌肤相亲。但是我对当代“日常写作”也不满意，比很多评论家还要不满意，评论家指责日常写作，而我却指责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没有心，没有痛，他们没有活在人生里，而是活在所谓的“写作”里，他们是为写而写，为琐屑而琐屑，他们糟蹋了日常。如果日常没有精神笼罩，它就是一块破抹布。
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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