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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COMBE 美国经济学家，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研究员，The James Madi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前主席。2000年至2006年曾担任弗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经济委员会顾问。 目錄： 引言：奥地利学派的过去和现在 1 胡安·德·马里亚纳：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影响 2 理查德·坎蒂隆：经济理论的起源 3 A.R.J.杜尔哥：简洁清晰、才华横溢 4 让-巴迪斯特·萨伊：被忽视的自由放任拥护者 5 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介于法国革命和边际革命之间 6 卡尔·门格尔：奥地利学派的创立 7 菲利普·威克斯蒂德：一位英国奥地利学派学者 8 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利息与时间 9 法兰克·A.菲特：被遗忘的巨擘 10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 11 亨利·黑兹利特：人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 12 F.A.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及社会理论家 13 威廉·哈罗德·赫特：“古典”奥地利经济学家 14 威廉·勒普克：人文经济学家 15 穆瑞·N.罗斯巴德：经济学、科学与自由 內容試閱： 20世纪20年代的米塞斯：教师和导师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深受限制，他在学校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这样突出的追随者上过他的课，他手下却只有一名博士生——弗里茨·马赫卢普。马赫卢普还因为经济学教授中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而被拒绝授予任教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无法以私人讲师的身份教书。 米塞斯在他位于商务部的办公室里创办了一个私人研讨会，他作为老师和导师的巨大影响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从1920年到1934年他搬到日内瓦之间，每两周的周五晚上7点到大约10点（根据参与者的情况而定），米塞斯都会举办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他们会到意大利餐厅Anchora Verde享用集体晚餐。之后，大概在半夜左右，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会到Kiinstler，维也纳最受经济学家欢迎的咖啡厅继续聊天，直到凌晨1点甚至更晚才尽兴而归，这其中也包括米塞斯。米塞斯的研讨会不对参与者打分，也不授予任何大学或商务部的官方认证。尽管如此，米塞斯作为老师和导师的非凡品质很快就体现出来。他的私人研讨会成为了全欧洲最卓越的研讨会和论坛，参与者可以尽情讨论、研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话题。收到参与米塞斯研讨会的邀请函成了很光荣的事。不久，研讨会成了一个非官方但又非常关键的博士后研究中心。在参会者名单上的人，不管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在奥地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后来又以“米塞斯圈”而闻名。 大多数的维也纳人，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都抱着极度乐观的心态，觉得纳粹主义不可能在奥地利发生。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米塞斯就预见到了这场灾难，并催促他的朋友趁早移民。 比起其他同事，米塞斯对日益逼近的纳粹威胁更加警觉。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1934年接受了一份在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工作，方向是国际经济关系。因为一开始与日内瓦大学的合同只有一年，米塞斯还在商务部兼职，拿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米塞斯的合同每年都有续签，一直到他1940年离开日内瓦。尽管他为离开自己深爱的维也纳十分伤心，但在日内瓦的六年他过得非常开心。他在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付薪的学术职位上做得十分出色。不仅研究院宾客满堂，而且米塞斯身边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 米塞斯每周只需上周六早晨的一堂大课，而且不再需要履行商务部的政治和行政义务。他终于可以享受他的业余时间，着手准备完成他最伟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结合到一起，分析了市场以及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所有的这些研究都依赖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这本书最后于1940年以《国民经济学》的名字在日内瓦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后，米塞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带走了学校里许多非瑞士国籍的学生。另一方面，战争意味着像米塞斯这样的难民将愈发不被瑞士欢迎。当纳粹德国在1940年春天攻占法国后，米塞斯在妻子的鼓动下决定离开这个被轴心国包围的瑞士，作为暴政的受害者，前往心中的“麦加”美国避难。 米塞斯夫妇俩在1940年8月抵达纽约，由于缺乏就业的可能性，他们只能依靠多年积蓄维持生活，不断变换住所，入驻不同的酒店和临时公寓。这是米塞斯人生中的低谷。安顿下来没多久，米塞斯就开始撰写自己的传记。这本带着绝望，但又散发着知识分子心灵的炽热的书，于当年11月完成，但到他死后才被翻译并以《札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1978）的书名出版。这本忧伤的书的一大主题是绝望和消极。这是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导师都感同身受的。他们看到国家主义的日趋强势，并亲眼看见了20世纪的毁灭性战争。门格尔、庞巴维克、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奥匈帝国的鲁道夫大公、米塞斯的朋友兼同事威廉·卢森堡（Wilhelm Rosenberg）都在精神上备受打击，有些甚至被当时的政治热潮推向了死亡。米塞斯终其一生都试图克服在战斗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尽管这样的抗争可能最终没有希望。在解释为何身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绝望低头时，米塞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 长此以往，我陷进了这样毫无希望的悲观中。同样的感受，也给欧洲最聪明的人们施加了厚重的压力。悲观击垮了卡尔·门格尔，也给马克思·韦伯的人生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性格使然，得看个人如何在得知一个无法逃脱的大灾难后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高中，我选择将维吉尔（Virgil）的诗作为人生信条：不要向邪恶低头，而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 ito）。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候，我回想起这则格言。一次次，面临理性思考找不到出路的处境。但总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让我绝处逢生。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 米塞斯面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逆境，都以如此巨大的勇气来面对：对抗通胀、抵制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背井离乡。每一次，不管环境如何险恶，米塞斯都能持续抗争，继续自己对经济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科的贡献。 价值理论 这一章开始讨论价值问题，它如此令人为难，最终击败了古典经济学家。不幸的是，他们未能理解人们行动的目标是具体的数量的商品，而非是所有类别的商品，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中抛弃了使用价值的概念。但是由于门格尔坚持着眼于个体行动，很容易就认识到了边际单位（marginal unit）——与选择相关的商品数量——这个概念对整个经济理论的深远意义。 在其笔记中，门格尔比较了“类别价值”——抽象商品类别的价值和具体单位的某一商品的“单位价值”或“具体价值”。门格尔认为前者与真实世界的行动完全不相关，他论述道： 对于类别价值，我们是对不考虑其数量的商品属性和不考虑个体性的人的需求进行比较。……然而，在真实世界中，只有具体的商品和具体的欲望。 事实上，恰恰是行动的概念，才带来了特定数量的某一商品带来的不同满足之间的主观排序。正如门格尔解释的： 各个具体的欲望满足有不同的重要性，这对任何一个节俭的人的意识来说都不陌生。与人们的住处和所处的文明阶段无关，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经济人如何总体上衡量各种不同欲望得到满足的相对重要性，尤其是他们如何衡量单独的那些行动使得某一欲望或多或少被满足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通过比较这些活动的结果，最终指引着人们朝着尽最大可能满足其欲望的方向行动（也就是节约）。 通过思考节约或行动的本质，门格尔能够最终证明对任一商品的渴望，实际上是对特定单位数量商品的一系列的、重要程度不同的渴望，而稀缺约束着人们欲望的满足。同时，这意味着只有真实单位数量的商品才对人们的选择有意义：“‘节俭的人’拥有的不是事物的类别，而是具体的事物，因此，只有具体事物才属于商品，才是我们节俭和评估的对象。” 只有具体的欲望和特定单位数量的商品才对评估过程有意义，建立起这个关系后，门格尔接着给出价值的定义：价值就是单个商品或一定数量的商品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意识到通过对它们的支配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换句话说，“所有商品的价值仅仅是对经济商品满足我们欲望重要性的计算”。接着，对于门格尔而言，“商品的价值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本质上，商品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如果人们把他后面这一句话解释为激进的主观主义而不考虑外界客观实在，那他是错误的。因为，门格尔强调物品的价值和物品本身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作为厘清认知和客观存在的因果过程间牢固的本体论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个关系通过评估和节俭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商品的价值不是任意的，而是人类知识的必然结果。人类的知识使得我们认识到，维系生命、幸福或者人生没有那么重要的部分，而是需要控制某一商品或者一定数量的商品。 如果价值存在于人们对于“具体”事物满足“具体”欲望重要性的判断中，那么人们是如何得出该判断的呢？问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用来满足他欲望的特定物品的价值是什么呢？答案就在问题中，门格尔不仅解决了价值悖论，也为重建价格理论和整个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 门格尔机智地通过重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节俭的个体没有拥有他所需的特定的商品数量——也就是如果他只能支配有比所需数量少一个单位的商品数量，那么哪个欲望将得不到满足呢？”通过门格尔对节俭的讨论，显然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当他拥有所需的全部数量的商品时，那些能够获得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换句话说，与减少哪个特定的供给量无关，行动人节约（或有效利用），总会通过重新配置剩余的数量单位以满足他最重要的欲望，同时放弃那些供给充足时会得到满足但相对最不重要的欲望。因此，行动人支配一单位商品所能获得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决定着这一单位商品的价值。这个满足决定的价值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边际效用”。门格尔这样阐述边际效用定律： 所以，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个经济人所支配的商品数量决定着他能获得的所有满足，只有对他来说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才依赖于全部商品中特定部分的可得性。因此，相对于可得的全部商品，任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等于全部商品能给他带来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而且是等量的那部分商品才能实现）。 因此，通过应用边际效用定律，门格尔能够为价值悖论提供一个直接并且无可争议的解决方案。而价值悖论困扰着古典经济学，使它未能发展成一个全面的人的行动理论。门格尔的边际效用定律指出，因为钻石和黄金极其稀少，而水却大量存在：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人们不能够支配特定数量的饮用水，也不会有人的欲望会得不到满足。相反，对于钻石与黄金，即使总支配量能确保的各种欲望满足中的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于经济人来说仍具有相对非常高的重要性。因此，一定量的饮用水通常对经济人就没什么价值，而一定量的钻石和黄金则有很高的价值。 修复完古典经济学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裂痕，并把价格理论坚实地建立在消费者评价和选择的基础上后，门格尔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古典经济学家在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间，或者说消费品的定价和生产要素的定价之间的分歧。再一次，门格尔使用边际效用理论给出了一个绝对正确且普适的解决方案。同时，他彻底拒绝古典经济学宣称的，至少长期的情况下生产成本决定价格。 门格尔首先指出只有欲望的满足才对人类有直接的意义。因此，消费品或者第一等级的商品获得其价值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满足特定的欲望需要特定数量的这些商品。因此，欲望满足的重要性归算到满足欲望的这些商品上。较高等级的商品，那些用于共同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要素，与满足人们的欲望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通过生产过程的因果链条，它们能够间接影响欲望满足的过程。因此，特定数量消费品的价值归算到生产它的第二等级的商品上，因为尽管后者间接意义上满足欲望，但是它是满足欲望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消费品的存量。同样的价值递推分析应用于第三、第四和更高等级的商品价值。门格尔总结道： 因此，与第一等级的商品一样，欲望得到满足的重要性最终也决定着较高等级的商品价值。关于满足，我们意识到它依赖于可以获得的较高等级的商品，它们的价值正是我们所考虑的。但是由于商品间的因果关联，较高等级的商品价值不是直接由欲望满足的预期重要性衡量的，而是通过衡量相应的较低等级商品的预期价值。 如果“较高等级的商品价值依赖于它们所生产的较低等级商品的预期价值”，那么，正如门格尔所论述的，生产成本——即所支付的各种较高等级产品的价格总和——不可能决定消费品的价格，因为成本本身最终由消费品的价格决定。其次，正如门格尔所指出的，生产成本的价格决定理论不能解释土地和劳动提供服务的价格，因为它们是自然给定的，因此它们本身不存在生产成本。相比较而言，门格尔的价值递推理论很容易就能够解释它们价格，与解释其他类别的具体商品一样：大致源于较低等级商品的价值。如果它们本身是第一等级商品的话，直接依赖于它能带来的满足。 门格尔的分析成功地认识到消费者的评价是价值、消费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一般性原因，但是他仍没有解释单个要素的价格。原因是较低等级的商品只能通过相互“互补”的较高等级的多个商品来生产而成。因为门格尔意识到，生产本质上必须需要两种及以上的生产要素。因此，不可能把较低等级商品价值的一部分递推到用于生产它的较高等级的各种商品中。最后，门格尔精湛的分析能力，为使用边际效用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 门格尔指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较高等级的商品不一定像化学反应那样按照完全固定的比例进行组合。换句话说，如果部分或全部取消用来生产谷物的一种互补性要素，比如说肥料，将会导致谷物的产量减少而不是导致整个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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