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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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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一生著述甚丰，留下了大量涉及政治、教育、历史、文学等领域的论著，包括日记、回忆录、序跋、诗歌和译著等。本书以其早期的著述为主，比较完整地收录了他发表在《新潮》和《新青年》上的文章，侧重反映其早期思想的完整性，同时收录了其关于教育、文化、历史和民族问题的主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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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北京大学，与傅斯年、徐彦之等发起组建“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名重一时，并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学生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游学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攻读历史和哲学。曾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教育上颇有建树。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新疆监察使、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台湾“国史馆”馆长等职。
张晓京，女，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学术著作3部（主编或合著），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3项，北京市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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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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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青年学生（1918）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1919）
今日中国之新闻界（1919）
今日之世界新潮（1919）
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1919）
复易君左函释“今日之世界思潮”文义（1919）
今日中国之杂志界（1919）
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1919）
复杨钟健函——新潮社员此后自当极力从建设
方面切实筹画（1919）
五四运动宣言（1919）
“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
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1919）
欢迎我们的兄弟——“牛津大学的新潮”（1919）
古今中外派的学说（1919）
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1919）
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1919）
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1919
学术界的骗局1919
解放与改造1919
舆论的建设1920
批评的研究1920
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
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1920
哲学改造1921
精神破产之民族——我反对直接交涉的根本观念1922
科学与玄学（节录）1924
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军事训练的意义和使命1928
从树立学风到树立政风1931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1931
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1931
知难行易学说的科学基础1931
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1932
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1932
中央大学之使命1932
中央政治学校的当前重任造成共同建设的政治意识1933
在运动场上训练国民的政治道德（1933）
运动会的使命（为南京四校联合运动会而作）1933
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1934
历史的先见1934
现代青年修养的要素1935
“新民族”的前奏曲1938
建立新人生观1938
民族与民族性1938
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1938
民族与地理环境1938
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1938
知识的责任1938
恢复汉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1938
民族与人口1938
民族与种族1938
侠出于伟大的同情，侠气就是革命的精神1938
从完成责任到实现权利1938
民族与语言文字及文学1938—1939
学问与智慧（1938—1939）
目的与手段（1939）
荣誉与爱荣誉（1939）
纪念“五四”（1939）
信仰，理想，热忱（1941）
运动家的风度（1941）
《新人生观》自序（1942）
《文化教育与青年》自序（1942）
罗家伦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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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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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于江西南昌。四岁发蒙，就学家塾。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就读美国传教士所办英文夜校，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随父亲从江西返回祖籍浙江绍兴。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罗家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且热心社会活动，曾为《复旦》季刊的编辑，所撰《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曾被上海报纸转载。
1917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北大时期的罗家伦在学问方面“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常常“跨系选课”，并时常去胡适家中“请教受益”。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易卜生专号”出版，刊印了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著《娜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年夏，与傅斯年、徐彦之、俞平伯等筹组“新潮社”，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编辑发行专门刊物，倡导新文化运动。罗家伦提议将该杂志中文名称定名为《新潮》。“新潮社”成员基本为北大学生。成立之初有社员21人，最多时达三十余人。根据“新潮社”的组织章程，设编辑与干事两部，编辑部主任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为编辑。傅斯年出国留学后，罗家伦接手其工作，主持《新潮》的编辑事务。从1919年1月1日《新潮》出刊，到1920年秋罗家伦赴美国留学，杂志编辑易手为止，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论文、演说记录、评论、书评、诗歌、通信等各种体裁的文章36篇，是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位“主笔”。
1919年，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罗家伦和他的同学们由“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的书生议政，转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并因此成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秋，经蔡元培校长推荐，罗家伦获得穆藕初奖学金资助，与段锡朋、汪敬熙等人赴美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荣誉奖学金。1921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哲学及思想史。1923年冬赴德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月余即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总司令部参议、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时年32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3年2月，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巡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同年4月宣誓就任新疆监察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馆降旗撤馆，罗家伦即返回台湾。回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革命文献》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1969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
在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人们谈及罗家伦、研究罗家伦一般都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褒贬臧否，而恰恰由于作为一个政治人的罗家伦很早就投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为其统治服务终身，因此也就脱不掉“帮凶”的命运。及至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以学术研究的话语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家伦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依然不是大家感兴趣的“热点”或“焦点”。无论从事功抑或思想而言，在中国大陆罗家伦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读”的历史人物。
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生平，73年的生命历程，成长求学，步入政界，其政治生命与言论事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以自己的学术背景或文化人身份进入到“体制内”甚至是被“体制化”了，成为“专家型官僚”的典型，对于罗家伦政绩与思想主张的梳理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和以“教育救国”的愿景与实践为主体的文化观。
二
美国华裔学者张灏曾将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时间的中国称为转型时代，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张灏：《思想与时代》，1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并不多见，除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就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罗家伦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他的思想变迁也充分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起伏跌宕。1917年秋，罗家伦考入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他以《新潮》为阵地，热烈地拥抱新思潮，激烈地批判旧传统，倾心创造新文学。在爱国运动的狂飙中，他揭竿而起，投入争取国权的斗争，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群体中的一员。而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则成为罗家伦“立言”、“立功”的第一个大舞台和精神家园。正如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陶希圣所言，“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陶希圣：《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三卷第一期，10页。。
1917年秋，罗家伦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这个思想活跃，以“二十世纪新学生”相标榜的年轻人深受新思潮的鼓动，入学第一学期“便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918年元月号《新青年》还刊出了罗家伦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一文。同年6月，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刊出，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使用白话文。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出版。这份学生刊物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探讨中国社会“因革之方”，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与人格为责任。可以说，无论从《新潮》的创办者赋予它的基本精神，还是它所发表文章的基本倾向来看，《新潮》的旨趣与早期陈独秀的思想主张是十分契合的。罗家伦自己曾这样评价道：“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但比较而言，他认为“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76页，《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
综观罗家伦发表在《新潮》上的30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对封建传统道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无情抨击，他主张通过西方文化的推介与普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强调“文学革命”的本意并非仅仅在于普及“通俗教育”，而是要确立“人的文学”。他的文章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新潮》“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的编辑方针。首先，关于“批评的精神”。罗家伦将“批评”作为向旧世界宣战的有力武器。他认为，“批评这件东西，实在是改革思想、进促现状的妙品”，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书籍方面的批评可以祛除“顽固不合科学的思想”，“指导一般的国民”，免得青年人上当。当然，也可以看出，罗家伦对旧中国、旧文化的批评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同时，他对《新潮》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的，即这种批评尽管不乏火药味，但是是对“学问的讨论”和“真理的研究”，即使是批评社会现象，也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并希望所提的建议能够得到社会的“采择”。第二，关于“科学的思考”。罗家伦认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是思想可以上轨道的前提。科学的方法论是改中国人“糊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最后，关于“革新的文词”则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与身体力行。罗家伦不仅在《新潮》上发表文章，阐发“文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从事文学创作，诗歌与小说均有涉猎。
罗家伦不仅是一位热烈呼唤新思潮，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造的“弄潮儿”，也是一位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实际的人”。与他的好友傅斯年不同，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发起、组织和宣传的工作，“始终是主角之一”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199页，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在参与实际工作的同时，他也开始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进行分析和阐释。早在1919年5月26日，他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认为这三种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当然，罗家伦也敏锐地觉察到学生运动的严重局限性，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并不能达到青年学生们所追求的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目标，使中国走上文明、民主之路是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罗家伦“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基础”的信念。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者们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许纪霖：《无穷的困惑》，2版，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在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交锋尤其激烈。知识青年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面前，也表现出了他们选择的不确定性。北大时期的罗家伦从热烈地呼唤新思潮，讴歌十月革命到最终接受实验主义；从赞同社会主义，主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提倡“应用社会主义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志希：《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书报评论》，361页。到倾慕西方民主制度，主张为思想自由而作“真理的牺牲”；从激烈地反传统，抨击中国文学一无是处，到承认文学革命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西方文学也应“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东西文明融合论”，五四时期罗家伦的思想恰如时代潮流的变化一样，异彩纷呈，瑕瑜互现，卓见与局限并存，而其思想的最后转型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简单地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来关照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失之偏颇而难于重现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真实面貌。
三
著名学者欧阳哲生曾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和著名大学校长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知识领袖型，如蔡元培、胡适，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声望而获得人们的尊重，但于管理校务方面却采“无为而治”方针，行政能力似令人“不敢恭维”。二是学者官僚型，如朱家骅、蒋梦麟、罗家伦，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更有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国民党的党性色彩比较浓厚。三是职业干练型，以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最为典型，他们的党派色彩相对淡薄，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以教育为职守，属于比较纯粹的教育家。参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罗家伦学生时代的好友傅斯年曾经预言过他的《新潮》同仁们的职业取向，不出教育界与出版界，这个预言得到了相当的应验。罗家伦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服务于教育界，按时间顺序先后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1927年5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第二段，1928年8月21日到1931年1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第三段，1932年8月至1941年7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负时誉”的时期。他的学生也认为，罗家伦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但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于国民党最大的贡献即在教育方面。参加马星野：《悼罗志希先生》，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592页。
罗家伦关于教育问题的言论，大多数并不是来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是来自他对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演讲。这些演讲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理念的理解，特别是对国立大学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界定。最能代表罗家伦大学理念的两篇文献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时的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另一篇为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对全校教职员的演讲《中央大学之使命》。
正如著名哲学家，罗家伦到清华后最倚重的教授之一冯友兰曾经说过的那样，“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冯友兰：《冯友兰自述》，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因此，他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强调了这所学校对于新政权的“文化意义”，“这回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是国民革命力量澈底达到黄河流域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国民政府于收复旧京以后，首先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北方为国家添树一个新的文化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18~19页。很显然，罗家伦是从国家独立、文化平等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阐释大学的基本任务或曰大学的使命的。
对于什么是“学术独立”，罗家伦进一步阐述到，作为国立大学既要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同时又要充分接受西洋的科学文化，所不同的是，接受的方法“不是站在美国的方面，教中国的学生‘来学’……乃是站在中国的方面，请西方著名的，第一流的而不是第四五流的学者‘来教’。请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来扶助我们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不，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使他开花结果，枝干扶疏”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19页。。
恰恰是基于追求“学术独立”的考虑，改制后的清华大学不再走培养“他人的学术学徒”的路子，停止了全部毕业生留学美国的做法，改为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送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赴美留学，而学校则以培养本地人才为主，使清华大学正式入于国家的教育系统。
强调“学术独立”是罗家伦教育思想的起点，他的大学观或曰教育观是与他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罗家伦的大学理念是其文化观的反映。和相当一部分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同，罗家伦更多的是从民族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论述他对大学教育、大学使命的理解的。对“教育”的特殊界定，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性认识是罗家伦构建他的所谓“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而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概念的提出见诸他出任素有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之称的中央大学校长后所做的一系列演讲。这一理念继承此前他本人关于“学术独立”的思考，揭示了罗家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学使命的独到认识。
罗家伦把他的教育追求概括为“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正因为国立大学承担着“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为民族求生存，使国家学术得以永久发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发”罗家伦：《提高学术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232~234页。的伟大使命，所以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办学目标就是要使其成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243页。，他希望中央大学的师生时刻把民族的存亡这一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他认为，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地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民族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办理中央大学的十年，恰是中华民族国难深重的十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激发起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局面，正和昔日的德意志在普法战争失败之后的情形类似。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军压境，国内人心涣散的危急时刻，克服种种障碍，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篇演讲作为其《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续篇，说明德意志民族过去所处的那第三个历史时期，即恶贯满盈的状态，由于自私自利发展到了极点，已经自己毁灭了自己，德意志民族当时面临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崭新的民族教育体制，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公民，通过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即理性科学占支配地位的状态，在各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表率的作用。1808年5月中旬，《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出版，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费希特的这一演讲由于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公认为是一部“光辉的爱国主义篇章”而被载入史册。罗家伦十分欣赏费希特的这一做法，不仅多次在对学生的演讲中提到，而且身体力行。当中央大学在日军炮火轰炸下不得不迁至陪都重庆继续办学的时候，罗家伦在迁校后重庆沙坪坝校区每周向学生演讲一次，演讲词由杨希震及韩德培记录，经其亲自审阅修改后在《新民族》杂志上发表。1942年元旦，他将这些演讲词汇集成书，定名为《新人生观》公开出版。这本书“含有如费希特演讲以唤醒国人的用意”，同时也“含有铸成青年有共同意识以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意义”杨希震：《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1月31日。转引自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129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这些演讲不仅是罗家伦本人实践其“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大学理念的具体措施，从中也反映出他所主张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体现出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难怪有人认为《新人生观》是罗家伦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代表作。而对于青年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构成罗家伦大学教育理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抗战初期，基于“一群大学教书的人”对于“抗战建国”的责任，唤醒青年学生乃至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罗家伦曾就中国民族与民族性的问题在中央大学作过一系列的演讲。1938年2月，他主编了《新民族》周刊，并将其在中央大学的演讲整理刊出。出任新疆监察使后，又在公务之余将其重新写过合成《新民族观》一书于1946年2月在重庆出版。罗家伦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在系统考察中华民族历史演变和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民族起源、民族形成的要素、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类型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阐述。同此，他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罗家伦对民族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带有鲜明的现实性的。他主张通过这类带有“领导的”，而非“斗争的”思想工具唤起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族体认同和对“中华民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通过对中国民族性的解析和对民族精神的阐发，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从而实现“不但建立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中华民国’”，而且把“‘中华民国’建立为现代化的国家”罗家伦：《民族的国家》，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2册，93页。的政治目标。
四
罗家伦本人的著述，早期发表的见之于《新青年》、《新潮》、《南开日刊》、《每周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其后，陆续出版的译著、著作、诗集有《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科学与玄学》、《思想自由史》、《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黑云暴雨到明霞》、《新民族观》、《耕罢集》、《疾风》等，其参与撰写、编辑的《国父年谱》、《吴稚辉先生全集》、《革命文献》等资料在大陆均有收藏。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台湾“国史馆”与“党史会”共同编辑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12册，比较完整地汇集了罗家伦一生的著述文字；吕芳上、夏文俊编辑，并经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增订的《罗家伦先生大事年系》，勾画了罗家伦一生经历的基本轮廓。为纪念罗家伦百年诞辰，台湾“党史会”出版了《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师友函札》及刘维开编著的《罗家伦先生年谱》，而《近代中国》杂志所连载的罗家伦日记，则为深入研究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更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公司出版的《罗家伦先生传记资料》汇集整理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罗家伦生前友好、学生和同事的回忆及与罗家伦相关的评论、报道。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2009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多年来致力于父亲生平资料的编辑、整理。随着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她回忆父亲的文字也经常见诸内地报章。200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的问世，更为内地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尚未披露过的历史资料。2010年由罗久芳编著的《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一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百余封信函，其中多样而丰富的内容“呈现出一个特殊时代的人文精神”罗久芳：《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大陆对罗家伦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近年来转趋活跃。内地出版机构重印、出版的罗家伦著作、文集大致有《思想自由史》（岳麓书社1988年版）、《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科学与玄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199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五四风云人物文萃”，“傅斯年、罗家伦”作为合集出现，共收入罗家伦发表于《新潮》杂志上的八篇文章。199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散文》、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给青年——新人生观》、201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的品格》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选本，只是旧书重印而已。201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选择的领域只涉及史学与教育。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一部分，罗家伦卷的编辑工作并非易事。所幸有台湾“国史馆”与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12册《罗家伦先生文存》作为基础，编选工作不再似大海捞针般漫无目的。对于有兴趣进行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研究的人而言，这套书都不愧为研究的基本工具。但鉴于海峡两岸罗家伦著述编辑、整理工作的情况，以及本文库编选的时限、篇幅等具体要求，本卷在选文时比较侧重其早期思想言论的完整性，因此，罗家伦发表在《新青年》及《新潮》上的文章收录较全；在领域上比较侧重他关于教育文化、历史、民族问题的论述。由于罗家伦的一些著述如《新人生观》等在内地与台湾多次重版，选文均以最早版本为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罗家伦在经历了学生运动的领袖、留学归国青年、进入体制服务国家，最终成为“中国国民党最忠实的党员”、“书生报国”典型的一次次蜕变之后，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和阐述在不同时期也各有侧重。若要完整全面地把握罗家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既要从1919年五四运动当日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1919年5月26日的《“五四运动”的精神》、1920年《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31年《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1937年《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感想及青年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1939年《纪念“五四”》、《五四纪念与谒见导师典礼重要意义》、1941年《青年的觉醒》、1943年《五四纪念与全国青年第三次大团结》这些大陆时期的文本入手，也同样不能忽略了他1950年以后感慨于“行险侥幸的人一向利用五四的名义，胆怯守旧的人多年来听到五四两字就要提防”，“五四”“何幸而被重视至此！何不幸而被人误解至此”的现状发表的《五四的真精神》（1950年）、《愤慨和感慨》（1951年）、《北京大学的精神》（1953年）、《五四运动与匪党简直风马牛》（1955年）、《话五四当年》（1958年）、《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以及影响》（1962年）、《五四运动的起因和后果》（1962年）、《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1967年）等一系列文章，由于选文时间的要求，上述文章没能全部收入本卷，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台湾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
《罗家伦卷》所选篇目，以首次发表为准，按时间先后排序。有些篇目并非录自首次发表，其出处均在注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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