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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精心修订译本，首次无删节完整呈现
★ 这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伟大诗人宽广辽阔的生命历程
★ 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这些历久弥香的文字中
★ 诗人所有的生活和智慧，那些欢喜和悲伤，那些执着和信念，从智利的大森林中，从大海的涛声中，从辽远的星空下，从绿色的墨水中，第一次完整而真实地朝我们走来。
★ 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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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内容简介：聂鲁达，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周游世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他是历尽沧桑却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孩子。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是聂鲁达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他随意而自然地把一个个生活的片段，随着他生命走过的踪迹，缓缓地铺陈拼合成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映照出一段举足轻重的历史。这里记录的故事，那些欢喜和悲伤，都是第一次说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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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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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1973）：1904年生于智利帕拉尔。13岁发表诗作，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岁享誉全国。著有数十部诗集，被誉为“人民的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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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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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一 年轻的乡巴佬
二 浪迹城市
三 走向世界之路
四 灿烂的孤独
五 西班牙在我心中
六 出发寻找阵亡者
七 多花又多刺的墨西哥
八 黑暗中的祖国
九 流亡始末
十 归航
十一 写诗是一门手艺
十二 亲切又冷酷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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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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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第一首诗
现在，我向诸位说一个关于禽鸟的故事。布迪湖上，有人用很残暴的方法捕捉天鹅；他们坐小舟悄悄接近天鹅，然后拼命加快划桨……天鹅跟信天翁一样，起飞很困难，必须在水面滑行着奔跑，再展开大翅膀艰难地起飞。捕猎人追上天鹅，用棍棒将其活活击毙。
有人带给我一只奄奄一息的天鹅。这是一只美丽绝伦的鸟，一只黑颈天鹅，这么美的鸟我在世上再也没有见到。它犹如一只雪白的小船，那细长的脖子像是套在一条拉紧的黑丝袜里。它的嘴是橙黄的，眼睛是红的。
这件事发生在靠近大海的地方，在南方因佩里亚尔的萨阿韦德拉港。
他们把垂死的天鹅送给我。我为它洗涤了伤口，拿来些小面包块和鱼塞进它的喉咙。它全都吐了。不过，它的伤口倒是愈合了，开始明白我是它的朋友；我也渐渐明白，折磨它的是乡愁。于是，我抱着这只沉重的鸟走过大街小巷，把它带到河边。它在我身旁游了一会儿。我要它去捉鱼，给它指点河底的小石子，指点沙砾，南方闪着银光的鱼从上面滑行而过。但是，它那忧伤的眼睛却望着远方。
我每天都带它到河边，然后再带它回家，这样过了二十多天。这只天鹅大小同我差不多。一天傍晚，它更加陷于沉思，就在我身边游，对于我指点它去捕捉的小动物丝毫不感兴趣。它十分安静，我于是抱起它准备带回家去。可是，当我把它抱到胸前时，我觉得有一根带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像只黑手臂那样擦过我的脸。是它那细长柔软的脖子耷拉了下来。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歌唱的。
考廷的夏天酷热难当；天空和麦田都烤焦了。大地想从昏睡中复苏。各家各户的房屋既不适于度夏，也不适于过冬。我漫步到田野上去，不停地往前走。我在涅洛尔山上迷路了。我独自一人，口袋里装满金龟子，身上带的一个盒子里有新捉到的一只毛烘烘的蜘蛛。头顶看不见天空。大森林永远是潮湿的，我滑了一跤；有只鸟儿突然叫起来，那是丘考鸟幽魂般的啼鸣。一种令人惊怖的警示出现在我脚边；我勉强才辨认出来，那是血滴般星星点点的喇叭藤花。在高大的蕨类植物下面，我只是个小矮人。一只野鸽从我嘴边飞过，翅膀发出干涩的声响。在更高的地方，另一些鸟沙哑地笑着嘲讽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但天色已晚。
我父亲尚未到家。他要凌晨三四点才能到。我上楼去自己房间读萨尔加里写的书。大雨如注，顷刻间黑夜和大雨把整个世界笼罩住了。在房间里，我独自在自己的算术本上写诗。第二天，我一早就起床。那时李子还是青的，我带了一小包盐直奔上山。我爬上一棵李树，舒舒服服地待在树上，小心地咬下一小块李子，蘸点儿盐吃下。就这样我吃了上百颗李子。我知道，我吃得太多了。
我们原有的房子已被大火焚毁，这幢新房子显得很神秘。我攀上围墙，朝邻舍望去，一个人也没有。我拨开几根树枝，除了几只可怜的小蜘蛛，别无其他。在那里的背静处有个厕所，厕所旁的几棵树上有毛虫。杏树上挂满白茸茸的果实。我知道怎样用手帕逮野蜂，又不至于弄伤它们。过一会儿，我就把逮住的野蜂放到耳边；那嗡嗡声多好听哟！
在这辽阔而可怖的边境地区，一个身穿黑衣的不起眼的少年诗人感到何等孤独。生活和书逐渐使我瞥见了各种难以抗拒的奥秘。
我忘不了前一天夜间读过的故事：在遥远的马来西亚，面包果拯救了桑多坎和他的伙伴们。
我不喜欢水牛比尔，因为他杀害印第安人。但是，他是个多么出色的牧马人！大草原和锥形红皮帐篷何等美丽！
人们多次问我，我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写诗的灵感又产生于何时。
我要尽力回想。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刚开始学写字，有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随性写下几行类似诗的韵文，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话不一样。我不由得忧心忡忡，这是直到那时我还不明所以的情绪，是一种痛苦和忧伤,于是我把这些词句抄在一张纸上。那是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是献给我所认识的那位天使般的继母的：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我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他们都在饭厅里，正在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谈话比一条河更无情地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我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缪斯的第一次造访而颤抖。我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又漫不经心地还给我，说：
“你这是哪儿抄来的？”
说完继续低声同我母亲谈他们那重要而遥远的事情去了。
我仿佛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也是这样第一次收获漫不经心的文学评论。
与此同时，我像个孤独的航行者，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杂乱书籍的河流上前进。我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埋头阅读。在那个海滨地带，在那个小小的萨阿韦德拉港，我找到一个市立图书馆，还遇到一位老诗人堂奥古斯托·温特，他对我如饥似渴的文学爱好感到惊奇。“这几本书你都读过了？”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本巴尔加斯·比拉①的新作、一本易卜生和一本罗康博尔②。我像只鸵鸟，一视同仁地把这几本书大口吞下。
那时一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到特木科，她身穿长长的衣裙，脚下是一双低跟鞋。她是女子中学的新校长，来自我们南方城市，来自白雪皑皑的麦哲伦地区。她名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我看见她身穿长及脚跟的衣裙从我们村子的街道上走过，对她感到畏惧。不过，当有人带我去见她时，我发现她是个很和气的女人。她黝黑的脸同美丽的阿劳科陶罐一样透着明显的印第安风格，她爽朗地开怀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那时太年轻，又太胆怯、太自负，不可能成为她的朋友。我很少见到她，但每次见到，她都拿几本书送我，这就够了。她给的书总是几本俄国小说，是她所认为的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作品。我可以断言，是加夫列拉把我带进了俄国小说家们严肃而可怕的世界，使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从此，他们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
鳏夫的探戈
我的私生活出了麻烦。温柔的乔丝·布莉斯爱得钟情而且热烈，终于患了忌妒的毛病。若没有这种毛病，我也许会长久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喜爱她的裸足，喜爱插在她黑色秀发上的粲然的白花。但是，她的性情总是驱使她突然变得野蛮起来。她对远方给我的来信又忌妒又反感；给我的电报，她不开封就藏起来；连我呼吸的空气，她都要恨恨地加以监视。
有时我被一道闪光惊醒，蚊帐外面有个幽灵在移动。那就是她，身穿白衣，挥舞着当地锋利的长刀。她整整几个小时在我睡的床周围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心杀死我。她对我说：“你一死，我就不担心了。”第二天，她举行了神秘的宗教仪式，以确保我不变心。
她也许终究会杀死我。幸亏我收到一封公函，通知把我调往锡兰①，我暗暗做旅行准备，一天我扔下衣服和书，像平常一样离家，登上那艘把我带往远方的船。
我非常痛苦地扔下了乔丝·布莉斯这头缅甸母豹。轮船刚刚开始在孟加拉湾的风浪里颠簸，我就动笔写《鳏夫的探戈》了。我那篇长诗的悲剧段落，写给那个我失去了的女人—她也失去了我，因为在她汩汩流动的血液里，愤怒的火山是不会止息的。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鸦片
……有几条全是做鸦片买卖的街……鸦片烟客躺在低矮的木板台子上……这是印度真正虔诚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奢侈品，既没有壁毯，也没有锦缎靠垫……未上漆的木板、竹烟枪和中国瓷枕，就是全部物品……浮动着寺院内所没有的庄严和简朴的气息……昏昏欲睡的男人不动也不出声……我抽了一泡烟……没有任何感觉……那朦胧的烟是温暖的、乳白色的……我抽了四泡烟，生了五天病，一种恶心感从脊髓中升起，从脑袋里降下……还产生一种对阳光和生存的反感……这是鸦片的折磨……不过，这并不是全部感受……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在海关里把大大小小的手提箱翻了又翻，力图搜获毒品，这种著名的神圣毒品……我必须克服恶心……我必须熟悉鸦片，深入了解鸦片，以便提出我的证词……我抽了许多泡鸦片，直到我熟悉它……没有产生梦幻，没有出现幻象，也没有突然的发作……只有气力逐渐减弱，像无限柔和的音乐旋律在大气中蔓延……内心深处一片昏昏沉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肘部和脖子轻微动弹，远处传来的车轮滚动声、汽笛声和街道上的叫喊声，渐渐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一种静止的愉快……我明白了种植园的壮工、临时工、整天不停拉车的人力车夫，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昏昏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到那里去……鸦片并不像有人向我描绘的那样，是爱好异国情调的人的天堂，而是被剥削者逃离痛苦的避难所……所有那些鸦片烟客都是可怜鬼……那里没有带花边的靠垫，没有一丝财富的痕迹……那地方，甚至那些鸦片烟客半睁半闭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闪光的东西……他们休息了吗？睡着了吗？我永远也无法知道……没有人说话……永远没有人说话……那里没有家具、地毯，什么都没有……破旧的木板台子经人反复触摸而显得十分光滑，上面看得见几个小木枕……除了寂静和极其令人反感的、浓烈的鸦片烟味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有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商业巨头的鸦片，殖民主义者的鸦片，是供被殖民者使用的……鸦片烟馆门口挂着他们标有法定供应量和号码的执照……烟馆内笼罩着阴沉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能缓和不幸、消除疲乏的静止不动……一种朦朦胧胧的寂静，无数破碎的梦的残片在这里找到了平静的安身之所……那些眯缝着眼睛进入梦乡的人只要沉浸在海底一个小时，便会一整夜生活在山冈上，为美妙、愉快的休息而心情舒畅……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去鸦片烟馆……我已经深入了解了……我已经熟悉了……我已经体会到远远隐藏在鸦片烟雾后边的……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世上的精英都曾云集在墨西哥。当早已占领法国、意大利的希特勒军队连连取胜，战争在欧洲形成长期迁延之势时，各国流亡作家都集合到墨西哥的自由旗帜下边来。他们中间有安娜·西格斯和现已失踪的捷克幽默大师埃贡·埃尔温·基施①。基施留下几本使人着迷的书，我非常赞赏他的杰出才能、孩子般的好奇心和变戏法的本领。他一走进我家，就从耳朵里掏出一个鸡蛋，或是一枚接一枚地吞下七枚之多的硬币，这些硬币是这位一贫如洗的流亡大作家所相当需要的。我们早在西班牙时就已相识，他对我为什么使用聂鲁达这个并非生而有之的姓氏，表现出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对他开玩笑说：
“了不起的基施，你发现过雷德尔上校的秘密（一九一四年发生在奥地利的著名间谍案），但你永远也别想弄清我的姓氏之谜。”
事情果真如此。他大概死于布拉格，享有他解放了的祖国所能给予他的全部荣誉，但是这位爱管闲事的专家却永远查不出聂鲁达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答案十分简单，而且毫无惊人之处，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我十四岁时，我父亲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他完全找不到线索的姓氏。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捷克名字，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一位受整个民族爱戴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名字；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马拉·斯特拉纳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去他那留着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珍珠港事件前夕
萨拉曼卡来的文塞斯劳·罗塞斯，毛拉公爵的亲戚、共和党人士、美国畅销书《在光辉的地方》的作者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诗人莱昂·费利佩、胡安·雷哈诺、莫雷诺·比利亚、埃雷拉·彼得雷，画家米格尔·普列托、罗德里格斯·卢纳等人常到我家来。他们全是西班牙人。以第五团卡洛斯少校知名的维托里奥·维达莱和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意大利流亡者，满脑子都是回忆和惊人的故事，而且掌握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雅克·苏斯戴尔和吉尔贝·梅迪奥尼也常来；他们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自由法兰西的代表人物。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来的自愿或被迫的流亡者也都云集墨西哥，使之充满一种多国情趣，有时我的家—位于圣安赫尔区的一幢旧别墅—仿佛跳动着世界的心脏。
那位苏斯戴尔当时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多年后成为阿尔及利亚政变者的政治首领，给戴高乐总统惹了不少麻烦。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件事我得说一说。
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纳粹已经围困了列宁格勒，并长驱直入苏联领土。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预感到一旦德国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就有丢失参战应得的那份利益的危险。世界上流传着各种谣言。到了关键时刻，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就将在远东动手，而这个时刻正在暗暗逼近。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个和平使节团正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大献殷勤。不容置疑，日本人必将发动一场快速的突然进攻，因为“闪电战”已成为当时血淋淋的时尚。
为了让读者听明白我说的事，我必须提到，早就有一条日本轮船航线连接日本和智利。我曾多次乘坐这条航线上的船，因而非常了解它们。这些轮船停靠在我们的港口，它们的船长花时间购买旧铁器并进行摄影。这些轮船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的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甚至远达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从该港掉转船头越过太平洋，开往横滨。
于是有一天—当时我还是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我接待了七个来访的日本人，他们急于得到前往智利的签证。他们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和其他港口。他们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色。他们衣着考究，证件齐备，个个都像工程师或企业管理人员。
我当然问他们，他们刚刚到达墨西哥，为什么就要乘最近的一趟班机去智利。他们答道，他们想乘坐停泊在智利北部装卸硝石的托科皮利亚港的一艘日本轮船。我反驳说，为此没有必要到本大陆另一端的智利去，因为那些日本轮船也要在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步行前去，准能及时到达。
他们对看一眼，尴尬地笑了，又用日语交谈了一阵儿。他们同陪伴他们的日本大使秘书商量。
这个秘书决定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道：
“您看，同行，这艘船凑巧改变了航线，不再在曼萨尼略港停靠。所以，这些优秀的专家必须在智利港口乘船。”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我遇上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了。我要了他们的护照、相片、在美国的工作资料等等，并叫他们第二天再来。
他们不同意。他们必须立刻得到签证，为此要付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我力图争取时间，便对他们郑重表明，我无权立即发签证，我们第二天再商谈。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在脑子里把这件费解的事反复思索一番。他们为什么仓皇逃出美国，又如此急切地要得到签证？日本轮船为什么三十年来第一次改变航线？这意味着什么？
我豁然开朗。不用说，这是一群消息灵通的要人。身为日本间谍的他们，要赶在某一严重事件发生之前安全地从美国溜走。而这一事件只能是日本要有所行动。我说到的这几个日本人一定知道内情。
我得出的结论，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能有什么作为？
同盟国驻墨西哥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我都不认识。我仅仅和官方委派的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们有直接联系，他们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接触。
我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对他们说明局势。我们手里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和有关资料。如果法国决定干预，日本人准会落入我们手中。我在戴高乐的代表们面前先是热心地争辩，后来也就不耐烦了。
我对他们说：“年轻的外交官们，揭露那几个日本间谍的秘密，你们是会获得荣誉的。至于我，我将不给他们签证。但你们得立刻做出决定。”
这种软硬兼施的交涉持续了两天多。苏斯特尔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而我，仅仅是个智利领事，不可能有更多作为。由于我拒绝给予签证，日本人迅速办好外交护照赶到智利大使馆，并及时抵达托科皮利亚港登船。
一周以后，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把全世界惊醒了。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中国当时的副总理兼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同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中国。踏进这趟传奇式的列车，就像登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全是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肢体。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小城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色彩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轻蔑地向我谈论了那个时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有史以来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位。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比利时军械师为拿破仑·波拿巴制造的一支步枪和一六五○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雨和血留下的污痕。
爱伦堡把拿破仑的那支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装饰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称这首诗为“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刊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拥护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向我展示的许多东西，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消失归于持不同意见的、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绺绺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带着忧郁的微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某些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没有什么异议。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严重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兴冲冲地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溢出盘子流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超现实主义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乘警。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士兵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起劲地打着鸡蛋。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大吃一惊。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走向车站，走向小城的大街小巷。
我难过地想到，一个不幸的印度醉汉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机键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仅仅偶尔写下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这是我为玛蒂尔德①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方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被称为通向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两千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问科学家们我可不可以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此地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凉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会打破它的孤寂，却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对了，我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仍会浑身打战。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它们中间，如同生活在它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时光，吟味着每一个音节。我希望，我死后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某个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这样它的音节便能在我海边的骨骼上方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笑，他们是给予我们尊贵款待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全都埋没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授予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获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敬酒迫使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招引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我们为之授勋的非凡女士，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另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保存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物件，镶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看了看，又赞美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她马上忘了归还烟盒的事，当我们起身离席时，她转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请问，我的烟盒呢？”
我肯定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然而还是尽力在桌上桌下寻找一番，却没有找到。孙逸仙的夫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两只黑眼睛，对我射出两道严厉的寒光。这件圣物哪儿都找不到，我开始荒谬地觉得，自己对它的遗失负有责任。那两道黑色的寒光几乎使我相信，我就是个偷窃珠宝的贼。
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不分男女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遭遇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都会变成国家大事。中国同志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酒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的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十五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同时十分坚决地决定，绝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恼火。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酒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而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酒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的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
“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辞起了作用。四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五百年历史。那是一道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足三百米。
我家里的一只羊羔
我有个当参议员的亲戚，在新近几次选举获胜后，都来我在黑岛的家盘桓数日。羊羔的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
于是，特别热心支持这位参议员竞选的人纷纷前来道贺。庆贺活动的第一天下午，在空地上生起一个大火堆，把整只羊羔穿在一根烤肉棍上，按智利乡间方式烤羊。这叫“木棍烤羊羔”，庆贺时还要喝许多酒，并由如怨如诉的克里奥尔吉他伴奏。
另一只羊羔留作第二天庆贺之用。就在它命数将尽之际，有人把它拴在我窗下。它整夜呻吟、哭泣、咩咩叫，为它的孤独哀怨。羊羔忽高忽低的怨诉，听了令人心碎。我当即决定天一亮就起床，把它劫走。
我把羊羔塞进汽车，带它到一百五十公里外我在圣地亚哥的家，在那里屠刀就够不着它了。它一进门，就贪婪地吃起我花园里最美花木的嫩叶来了。它最喜欢的是郁金香，吃得一株不剩。玫瑰有刺，它不敢碰，却兴高采烈地把紫罗兰和百合吃得精光。我只好再把它拴住。它立刻又咩咩叫起来，显然是想像先前那样感动我。我很烦恼。
现在，华尼托的故事将要和那只羊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了。当时智利南方发生了一次农民罢工。那个地区的大庄园主们每天只付给佃农二十分工钱，他们要用棍棒和判处入狱的办法解决那次罢工。
一个乡下小伙子非常害怕，马上爬上一辆火车。这小伙子名叫华尼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不谙世事。列车员查旅客票时，他说他没有车票，他要去圣地亚哥，以为火车是给人坐的，谁要旅行就可以上车。列车员当然要他下车。不过，三等车的乘客—他们是老百姓，一向慷慨—凑钱为他付了车票款。
华尼托腋下夹一包衣服，彳亍在首都街头和广场。他谁也不认识，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在乡下听说圣地亚哥盗贼比居民还多，他怕腋下夹着的包在报纸里的衬衣和麻鞋被偷走。白天他在最繁忙的街上闲荡，这种地方人们总是来去匆匆，总是把这个从其他星球落下的卡斯帕尔·豪瑟尔撞到一边去。夜间他又找到人多热闹的街区，但是这种地方都是载歌载舞过夜生活的大街，他出现在这里—脸色苍白的牧羊人在宵小堆里迷了路—就更显得古怪了。他身无分文，吃不上饭，所以有一天终于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一群好奇的人团团围住这个晕倒街头的小伙子。他正好倒在一家小餐馆门前，人们把他抬进餐馆，放在地板上。有些人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了。”另一些人说：“他是肝昏迷。”餐馆老板走近一看，便说：“他是饿的。”刚吃上几口东西，这个昏死的人就活过来了。餐馆老板让他洗碗盘，还对他极有好感。这自有道理。这个乡下小伙子总是笑眯眯地洗涮堆积如山的碗盘。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比起乡下来，他有更多东西吃。
城市的魔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这个牧羊人和那只羊羔很偶然地聚集到我家来了。
牧羊人忽然想去城里看看，便迈步离开堆积如山的餐具，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热切地走上一条街，穿过一个广场，一切都使他着迷。可是，到他想回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他因为不会写字，没有记下餐馆的地址；他徒劳地寻找那个接纳过他的好客的大门。他再也找不到了。
一位过路人同情他的窘困处境，对他说他应该来找我，找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给他出这个主意。可能因为智利人有一种癖好：脑子里一有什么离奇想法，就让我来承担；之后出了什么事，就把过错推给我。这是很奇怪的民族习性。
这小子有一天就这样真的到我家来，并认识了那只被拴起来的羊羔。我既然照管了那只谁也不需要的羊羔，再增加一份照管这个牧羊人的负担，并不困难。我派他专门看管那只美食家羊羔，不让它只吃我的花，也要不时让它用我花园里的草填肚子。
他们一见如故。开头几天，他举行仪式似的拿一根绳子套在羊羔脖子上—看着就像绶带，牵着它到处走。羊羔不停地吃，牧羊人也是如此。他们俩走遍整座宅子，也走进我的房间。他们彼此情投意合，简直像是由一根大地母亲的脐带连在一起，像是由人的权威指令连在一起。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牧羊人和羊羔的体形都变圆了，尤其是那只羊，它的个头都快赶上它那胖墩墩的牧羊人了。他们有时不慌不忙地走进我的房间，无动于衷地看看我就又走了，在地板上给我留下一串黑色小念珠。
当这个乡下小伙子害思乡病，告诉我他要返回遥远的故乡时，一切便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刻做出的决定。他必须去向本村的圣母还愿。他没法带走那只羊羔。他们情意绵绵地告别。牧羊人上了火车，这次手里拿着车票。这场离别是令人伤感的。
留在我花园里的不是一只羊羔，而是一个严重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肥胖的问题。怎么处理这只羊才好？现在谁能照料它？让我心烦的政治问题太多了。我因为写战斗诗篇招致迫害之后，我家里乱成一团。那只羊羔又如怨如诉地咩咩叫起来。
我闭上眼睛，要我妹妹把它带走。唉！这次我敢肯定，它是逃不脱烤肉棍了。
亚美尼亚
我们正飞往一片勤劳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我们抵达亚美尼亚。在遥远的南方，阿拉拉特山雪峰俯视着亚美尼亚的历史进程。据《圣经》记载，这里是挪亚方舟停靠的地方，以便重新在陆地上垦殖。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因为亚美尼亚多石，而且有火山。亚美尼亚人为耕种这块土地做出了无法描述的牺牲，还把他们的民族文化提高到古代世界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社会使这个历尽苦难的优秀民族取得惊人的发展和繁荣。土耳其侵略者屠杀并奴役亚美尼亚人达数世纪之久。荒野上的每一块石头、修道院里的每一块石板，都洒有一滴亚美尼亚人的鲜血。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是个奇迹，也有力地戳穿了所谓苏维埃帝国主义的恶意谎言。我参观过有五千工人的亚美尼亚纺纱厂、巨大的水利和电力工程，以及其他规模宏大的产业。我走遍了城市和乡野牧场，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男人和女人。我只遇见过一个俄罗斯人，皮肤黝黑的人的千万双黑眼睛中间单独一个蓝眼睛的工程师。这位俄罗斯人在管理塞凡湖的一座水电站。这个湖仅由一条河道排水，湖面相当开阔。缺水的亚美尼亚无法把这一资源集聚起来加以利用，宝贵的水就这样蒸发了。为了延缓蒸发速度，那条河被拓宽了。这么一来，湖的水位降低了，同时，随着河流水量增加，将建设八座水电站，几个新的工业企业、巨型铝厂，供应全国的电力和灌溉系统。我永远不会忘记参观过的那座耸立在湖畔的水电站，那里无比清澈的湖水映照出亚美尼亚令人难忘的蓝天。当新闻记者们问我对亚美尼亚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印象时，我夸张地答道：
“我最喜欢的教堂是那座水电站—立在湖边的那座庙宇。”
我在亚美尼亚观看了许多东西。我认为，用火山凝灰岩建造的、像一朵红玫瑰那么和谐悦目的埃里温，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参观比纳坎天文台是难忘的经历，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星星的文字。天体发出的颤动的光被接收了；极精确的机械正在记下宇宙中星体的搏动，像是一种天空心电图。在那些图表上，我观察到每颗星都各有不同的、迷人的、搏动的字形，虽然我这个尘世诗人的肉眼看了莫名其妙。
在埃里温动物园，我直奔南美神鹰的笼子，可是我的老乡并不认识我。这只绝望的神鹰，这只思念故乡山峦的大鸟，停在笼子的一个角落，头秃着，两眼带着疑虑重重的绝望神色。我伤感地看着它，因为我就要返回祖国了，而它却要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
我和貘的奇遇则是另一回事。埃里温动物园是少数拥有一只亚马孙貘的动物园之一；这种奇怪的动物身躯像牛，脸上鼻子很长，眼睛很小。我应该承认，貘长得很像我。这不是什么秘密。
埃里温那只貘睡在它紧挨池塘的圈里。它一见到我，就向我投来理解的一瞥，也许我们在巴西曾有一面之缘。动物园园长问我想不想看它游水，我答道，我走遍世界就因为喜欢看貘游水。他们给貘打开一扇小门；它高兴地看我一眼，就跳进水里去，像海马又像长毛的蝾螈那样吁吁喘气。它把整个身体浮出水面；它猛地潜入水中，掀起一阵激浪；它浮出水面，高兴得如醉如痴，喷着响鼻，喘着粗气，随后就以飞快的速度表演起它那不可思议的游泳特技来了。
动物园园长对我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它这么高兴。”
中午，在作家协会宴请的午餐席上，我在致感谢词时对他们说到亚马孙貘的绝技，还告诉他们我对动物的热爱。我从不放弃参观动物园。
亚美尼亚作家协会主席在答词中说：
“聂鲁达有必要参观我们的动物园吗？他只要到作家协会来，各种动物就都能见到了。我们这里有狮子和老虎、狐和海豹、鹰和蛇、骆驼和鹦鹉。”
诗
……有多少艺术品……世上已经容纳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到房间外边……有多少书籍……有多少小册子……谁能把书全读完？……如果书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欲大振之时，我们就拿它们拌沙拉，把它们切碎，调上佐料……我们再也吃不下了……我们吃腻了……世界淹没在如潮的书里……勒韦迪①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别把书送来。我没法把寄来的书打开了，没有空地方。它们挨着墙往上爬，我怕出事，会砸到我头上。”……大家都知道艾略特②……他在成为画家、领导剧院、写出富有文采的评论以前，读过我的诗……我很高兴……没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诗了……直到有一天，他对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跑开并反对道：“别给我念这些诗，快别念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着门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我感到非常悲伤……苏格兰诗人弗雷泽①当时在场……他指责我说：“你干吗这么对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连我诗里的皱纹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他会画画……他会写散文……可是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他，像对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弗雷泽，你是理解我的。”……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诗人们将只向别的诗人公开自己的诗……每个诗人将拿出自己的诗集塞进另外一个诗人的口袋……他的诗……他将把它留在另外一个诗人的盘子上……克维多有一天曾把诗放在国王的餐巾底下……这确是值得的……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诗扔在广场上……或者让书在人们的手指间磨损，碎成片……但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公开自己的诗这种情况并不吸引我，并不使我入迷，并不使我受到激励，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对一块岩石和一朵浪花，远离出版社，远离书页……诗已经远离读者，与之失去联系……必须使这种状况复原……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行进，去与男人的心灵、女人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一行……我们走过的路、读过的东西和学会的知识，通通源自这种对新奇事物的探寻……只有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他们有朝一日才会从大街上，从沙地上，从千年来落在同一片森林里的树叶上，捡起我们的东西……并且轻柔地捧着我们的作品……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是真正的诗人……在这样的作品中，诗将生存下去。
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马尔多罗之歌》实质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连载小说。可别忘记，伊西多尔·杜卡斯的笔名洛特雷阿蒙，取自连载小说家欧仁·苏的一部一八七三年写于沙特奈①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洛特雷阿蒙，比小说中的洛特雷阿蒙走得远出千百倍。他入地，欲为地狱的恶魔；他上天，欲为堕落的天使长。马尔多罗在极度不幸中庆贺“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愤怒、颂扬和极端痛苦汇成杜卡斯滚滚波涛般扫荡一切的诗风。马尔多罗的含义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阿蒙曾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抛弃了自己的阴郁风格，还写序鼓吹一种新的乐观主义诗歌，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诗。在巴黎，死神带走了这位乌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没有兑现的改变诗风的诺言，以及没有完成的向着善与健康的转变，却招来许多批评。他的痛苦受到称赞，而他向欢乐的转变却遭到谴责。诗人必须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须在绝望中生活，必须继续写绝望的歌。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见解，一个阶级的见解。许多人服从这一金科玉律，这些人一贯屈从于那些不成文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规范所强加的痛苦。这些无形的裁决判定诗人命该居陋室、穿破鞋，最后进入医院和陈尸房。这样人人皆大欢喜，因为不用付出多少眼泪，欢乐便可继续下去。
事随境迁。我们这些诗人突然领头为欢乐而造反，时运不济的作家、受磨难的作家，成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幸福仪式的组成部分。以往人们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赞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创造力的催化剂。不道德行为和苦难被认为是有益于诗歌创作的灵丹妙药。荷尔德林有精神病且命途多舛，兰波一直漂泊不定，满腹苦涩；热拉尔·德内瓦尔自缢于穷巷的一根路灯杆上。在那个世纪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激发了美，还开辟了痛苦的道路。他们的信条就是，这条荆棘之路应当成为精神生产的固有条件。
迪伦·托马斯②是殉难者名单上的最后一名牺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作祟。这些人不在鼻子上给世界把脉—理应这样把脉才对，因为世界的鼻子能闻到未来。
有些评论家像葫芦科攀缘植物，伸出茎和卷须寻找最时髦的气息，生怕失去它。但是，他们的根仍然浸泡在过去的时光里。
我们诗人只要紧紧地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为人民争取幸福的斗争，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巴勃罗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巴勃罗就是我，爱伦堡一点儿也没说错。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随笔作家为我舒适的物质生活而担忧，我并不觉得奇怪，虽然我个人的事不应成为评论的主题。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许多人不悦。可事实是，我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问心无愧，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总嫌贫乏的智慧。
对于那些看来对诗人的小康生活愤愤不平的评论家，我倒要请他们为诗作的印制、销售，为诗作完成让评论界有所关注这一使命而感到骄傲；他们应该感到高兴的是，著作权使作家得到稿酬，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神圣的劳动度日。评论家应宣扬这种自豪感，而不要从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当我看到一个神职人员般的杰出的青年评论家为我写的几段文章时，我觉得他的华丽文笔也未能稍稍遮掩他的谬误。
据他看来，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诗。他给我开的药方是痛苦。根据这种见解，患阑尾炎准能写出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许会吟出绝妙好诗。
我要继续以我所拥有的素材和我之所以为我的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许多年间，我都被提名为候选人，但都毫无结果。
到一九六三年，这件事显得认真起来了。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说，在斯德哥尔摩，我的提名在争论中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我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于是，玛蒂尔德和我便把保卫家庭的第三号方案付诸实行。我们准备了食物和红葡萄酒，并在黑岛家的旧大门上挂上一把大挂锁。看到这种要过隐居生活的前景，我添了几本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新闻记者很快就来了，我们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进不了那扇用又漂亮又牢固的大铜锁锁住的大门。他们老虎一般在墙外转来转去。他们打算干什么？对于世界另一边只有瑞典文学院院士参加的争论，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新闻记者们毫不掩饰他们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意图。
在南太平洋沿岸，春天姗姗来迟。那些孤独的日子使我得以亲近这海边的春天，它虽然迟到，却为自己孤寂的节日披上盛装。夏天没下一滴雨，地是黏土质的，坚硬而且多石，几乎看不见一丝绿意。冬季里，海风怒号，掀起巨浪、盐和浪花，这时大自然显得沉痛忧伤，像是那种可怕力量的牺牲品。
春天开始于一项庞大的黄色工程。无数小黄花覆盖了一切；这种细小、生机盎然的植物铺在山坡上，环住岩石，一直推进到海边，还从我们每天走的路当中冒出来，仿佛在向我们挑战，向我们证明它的存在。这些花被迫忍受隐形的生命已如此之久，这片贫瘠土地的排斥遗弃使它们惶惑了如此之久，现在它们终于满世界黄灿灿地盛开。
后来，浅色的小花消失，到处又布满了盛开的紫色花朵。春天的心由黄色转为蓝色，然后又转为红色。无数不知名的小花是怎样由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呢？风抖落一种颜色，第二天又抖落另一种颜色，像是在荒凉的山冈间更换着春天的国旗，像是不同的共和国在炫耀它们入侵的旗帜。
这时节，海岸上盛开仙人掌花。在远离这个地区的安第斯山山梁上，布满凹纹和尖刺的仙人掌巨人般挺立着，如同一根根充满敌意的柱子。海岸上的仙人掌却又小又圆。早先我看见它们顶端挤着二十个绯红的花苞，仿佛一只手献出滴滴血珠作为热情的致敬。转眼之间花苞盛放。千百棵仙人掌面对翻腾着滚滚白色泡沫的大海，被怒放的花朵烧得一片火红。
我家那棵老龙舌兰，曾从它体内深处开放出自杀性的花朵。这棵蓝黄相间的植物，高大又肉质，在我家大门旁已生长了十多年，长得比我还高。这种植物一旦开花便会死去。它曾举起一枝坚挺的绿色长矛，伸至七米之高，每隔一段便是干巴巴的花序，上面薄薄地覆着一层金粉。后来，这棵美洲龙舌兰的大叶片突然全部凋落，枯死了。
在这株高大的死花近旁，另一种巨大的花生长起来。在我国以外，没有人认识它；它只长在这南极区的海滨。它叫智利铁兰。这种历史悠久的树受阿劳科人崇拜。古代的阿劳科人已不存在。鲜血、死亡、时间和后来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写的史诗，结束了一个黏土部落的古老历史，这个部落突然从千百年的酣梦中惊醒，奋起保卫自己被侵略的祖国。当看见它的花再次出现在几个世纪色泽暗淡的累累尸骨之上，在血迹斑斑的被遗忘的地层之上，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只有大地长存不息，不改它的本质。
但是，我忘了描述这种花。
这是一种有锯齿尖叶的凤梨科植物。它像一堆绿火在道路上冒出来，像插满神秘的翡翠色宝剑的武器架。然而，从它腰部突兀地长出单独一枝总状花序的大花，像一朵巨大的、足有一人高的绿玫瑰。这枝孤零零的花由许多小花攒集在一起，聚成一座绿色的大教堂，顶上是金色的花粉，在大海的辉映下闪烁。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种绿色巨花，是孤独的海浪纪念碑。
我国的农民和渔夫早就忘记了那些小植物的名字，也忘记了那些至今没有名字的小花。他们渐渐忘记这些花，这些花也慢慢失去自豪感。它们缠结在一起，颜色晦暗，如同河流从安第斯山的白雪中带到陌生的沿海地区的那些石头。农民和渔夫、矿工和走私犯，仍然致力于他们艰难的生活，生死相继，履行着他们的责任，承受着挫折。未被发现的土地上的英雄是默默无闻的；事实上，在这些土地上，在它们的歌声中，闪射光芒的无不是无名者的鲜血和不知名的花朵。
在这些花中，有一种已挤满了我的房子。这种开蓝花的植物有一根骄傲的、有光泽的、结实的长茎。茎顶端有许多淡蓝和深蓝的小花在摆动。我不知道是否所有人都欣赏它那极高雅的蓝色。或许它只向某些人展示？或许由于某个蓝色神灵的禁止，而对其他人保持隐蔽的、目不得见的状态？又或许只是我在孤寂中傲视一切而自得其乐，因在这被人遗忘的春光中邂逅了这样的蓝、这样的蓝色浪潮、这样的蓝色星光？
最后，我要谈谈智利日中花。不知道别处有没有这种植物，它们铺天盖地，用它们的三角形手指扒住沙地。春天给这些绿手戴满不常见的紫红指环。智利日中花有个希腊名字：aizoaceae。在这迟来的春日，黑岛的胜景就是那遍地的aizoaceae，它们四处蔓延，如同海潮登陆，如同从大海这绿色洞穴中喷涌而出，如同远方的海神贮藏在酒窖里的一串串紫红色葡萄的汁液。
恰在这时，无线电向我们宣告，希腊的一位杰出诗人获得了这一著名奖项。新闻记者们走了。玛蒂尔德和我终于清静了。我们郑重地从旧大门上摘下那把大锁，好让大家像春天那样，仍然不叫门、不通报就可以走进我的家。
瑞典大使夫妇当天下午来看我。他们带来一只装着酒和熟食的篮子。他们原以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准备下这一篮子酒食用来祝贺。我们并不伤心，我们为获得该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①干杯。大使在告别时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新闻界肯定要来采访，我对塞菲里斯一点儿也不了解。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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