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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新史学》是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的代表作品。
1910年，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成立。从此，这一学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1920年，这部著作被引入中国，由何炳松先生翻译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风云一时。
1963年，在何氏译本的基础上，齐思和等人重新翻译出版。从此以后，这两个译本被多家出版社反复出版。由此可见，这本书旺盛的生命力。
不过，这两个译本在今天看来都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偶有纰漏、行文习惯以及人名翻译等问题。尤为严重的是，作为全书补充的重要的原文注释均未翻译。
本次翻译，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故可视为《新史学》一书在国内的首个全译本，相信会对国内学人更好地理解《新史学》以及“新史学派”的学术思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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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詹姆斯哈威鲁滨逊（1863年－1936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有《西欧史》、《欧洲近代史资料集》、《新史学》等。鲁滨逊于20世纪初期创立了“新史学派”，在当时的史学界掀起一股新史学研究的巨大风潮，对美国乃至全球的治史思想和史学研究范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袁宝龙（1980－），翻译，吉林白城人。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201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及文化史。目前，已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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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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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詹姆斯·哈威·鲁滨逊（1863－1936年），美国著名历史家、20世纪初“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青年时代的鲁滨逊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及德国弗赖堡大学求学，27岁获得史学博士学位，此后陆续在多所大学任教。从1895年至1919年，整整2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哥大也成为他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而正是在哥大工作期间，他的史学造诣渐臻圆熟，个人史学思想也渐成体系。与此同时，他的治史方式和风格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身边的学人。最终在鲁滨逊与诸多哥大学人的思想交融、碰撞之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形成了著名的“鲁滨逊学派”，由于发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故又称“哥伦比亚史学派”。多年以后，学界则多以“鲁滨逊新史学派”称之。
从上述的各种称谓中可见鲁滨逊本人对学派形成带来的直接影响，而整个学派表现出来的治史风格也处处表露着鲁滨逊思想的深刻印记。作为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无论对其本人抑或整个“鲁滨逊新史学派”来说，意义都极其重大，所以这本书堪称“新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具体来说，《新史学》一书有如下特点：
首先，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试图打破旧史学的深重枷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建历史学研究范式；其次，阐述了史学观念变迁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强调历史学与新兴学科之间的共同协作，从而提升各学科的研究水准；再次，强调平民琐事的历史意义，努力扭转重大事件的治史倾向；最后，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用，试使历史学的价值能够体现于当代的国家社会生活之中。
“鲁滨逊新史学派”异军突起之时，适逢近代中国学人破旧立新，努力向西方求索之际。故在1920年代，《新史学》出版不久，即在留洋华人中间产生了较大影响，考虑到当时国内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这本书日后在中国风行一时的结局已在此时注定。1917年，留美归来的何炳松先生赴北京大学任教，入职后即以英文版《新史学》作为北大史学课的重要教材，五年后何炳松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又过了两年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在何氏译本发行之前，国内已有多种选译本，但直到此度全译本正式出版，国内史学界始能窥其全豹，从此以后对于新史学思想的追逐成为一时潮流，也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强劲风潮。
1963年，经齐思和教授等人在何氏译本的基础上再次翻译，《新史学》也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从此以后，这两个版本在国内被不同的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直至今日。
这两个版本的重大意义自然毋庸赘述，不过由于受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时代视野所限，故其译文存在些许细微的问题，随着岁月流转，这种当初的无足介意的纤芥之疾在今日被凸现放大，故重译此书成为一种时代需求。
前述两个版本的问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首先，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读者的行文和阅读习惯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译法的译文与当今读者的阅读理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从何炳松先生所译的《新史学》正式出版算起，距今已经整整九十年，即使1963年版本也已经问世逾半个世纪，远远超过学术经典每隔二十年重译一次的常规周期。所以努力切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成为本次重译的重要宗旨之一。
其次，两个版本都存在一些细微的纰漏，遂成白璧微瑕。具体而言，有一些问题是在某些词句的翻译上不够精准，影响读者的理解效果；另外有一些问题则很大可能原因是由于译者一时疏忽导致，比如第一章第一节把亨利三世（Henry III）误译为亨利四世（Henry IV），第五章第二节把路易十四（Louis XIV）误译为路易十五（Louis XV），这固属细枝末节，不过由于两个版本不约而同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读者没有阅读原文，有很大可能会受到误导。
再次，关于注释问题。何氏译本与1963年译本在注释上都失之简略，在人名的处理上，何氏译本为保持原貌，直接在文中给出英文，形成了中外文混杂的格局；而1963年版本则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只给出中文译名。由于时代变迁或者翻译习惯的不同，单纯的汉语音译姓名极易使读者产生混乱。故本次翻译在人名的处理上双管齐下，一方面尽量采取了现行的主流译法进行音译，另一方面把英文原名也同时保留，便于读者识认，书中人名众多，除了部分人所共知或无足轻重的人物之外，本次翻译均给出了人物简介。除此之外，原文部分注释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故译者部分观点有待商榷，这一点尤以1963年版最为显著。比如第一章第一节，在解释“九月屠杀”事件时，译者称：“1792年9月，法国革命人民武装把监禁在巴黎各修道院的反革命分子处死一批，因而巩固了巴黎的后方。”这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时代特色的解读，显然有失公允。
最后，关于原书的注释问题。鲁滨逊原书中有大量注释，作为正文的有益补充，其中富含大量转引或原创的史学论述，包括英文、法文、拉丁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可是上述两个译本均未翻译原文注释，这极大地影响了著作的整体性。本次翻译首次把原文的全部注释译为中文，这将有利于读者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新史学》一书所蕴含的深厚史学内涵。
我第一次阅读《新史学》，选择了英文原版书，每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费解之处，就会不时找来上述两个中文版进行参考比对，借此揣测琢磨作者的本意，这种阅读方式令我获益匪浅。但在正式开始翻译工作后，我就完全与中文译本绝缘，以免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无法译出自己的特色与新意。而由于从未通读过中文译本，故在初译时，我基本未受到现有版本的干扰，完全按自己的理解完成初译工作。但在此后的多次校订审核中，每遇艰涩难懂之处，除了请教身边的师友，我也多会求助于中文译本，对于部分词句的翻译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原有译文，在此向此前两个译本的前辈深表感谢，若非他们的开拓之功，《新史学》以及“新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势必不会如此顺利。
学识水平所限，本书舛错谬误之处想难避免，在此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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